摘要：此时的郑天挺正沉浸于明清史研究，案头《清史探微》的初稿墨迹未干。但当他看到联大教授因宿舍分配争吵，学生因缺粮停课的乱象，最终接下了这个 “烫手山芋”。

1940 年，西南联大总务长沈履离职，清华校长梅贻琦亲自登门：“毅生，联大不能没有你。”

此时的郑天挺正沉浸于明清史研究，案头《清史探微》的初稿墨迹未干。但当他看到联大教授因宿舍分配争吵，学生因缺粮停课的乱象，最终接下了这个 “烫手山芋”。

后来，闻一多与朱自清为争夺一名历史学尖子生闹得不可开交，郑天挺连夜查阅学生档案，发现该生对考古与文学均有兴趣，次日便促成两人合作指导。

这样的事例在他的日记中比比皆是：“闻先生欲增历史系课时，朱先生以国文课时不足为由反对。” 他总是先倾听各方诉求，再提出折中方案，用 “各让半步” 的智慧维护学术生态。

而在他接手西南联大前，他是北大的秘书长，是日本人点名要抓的人。他也是在目送北大师安全离校后，才背起行囊，把子女托付给亲戚，跟着流亡学生的足迹，赶去了西南联大。

郑天挺，知道他的人可能不太多，但是所有从西南联大走出来的老师与学生，都会为其竖起大拇指。没有这个智慧豁达的“后勤部长”，也许就会有很多遗憾发生在那所校园里。

战火中的骨肉分离：万里孤征，频年多梦

1937年北平沦陷后，郑天挺独撑北大残局，护送师生南下，却被迫将五个年幼子女留在北平。

临行前，他叮嘱长女郑晏每月至友人处领取生活费，含泪写下“万里孤征心许国，频年多梦意怜儿”。

南下途中险象环生，火车站内日寇盘查，他镇定自若，却在日记中屡次流露对子女的愧疚：“苦矣吾儿”“九年中所怀念，惟儿辈耳”。

抗战期间，他孤身辗转昆明，与子女通信困难，常因汇款延迟忧心如焚。子女在北平由弟弟照料，生活拮据，却始终谨记父亲“无论如何要读书”的嘱托。

这段分离长达九年，直至1946年复员返平，方得团聚。郑天挺的“家国两难”，既是对子女的亏欠，亦是对民族大义的抉择。

西南联大的“学术舵手”：行政与学问的双重苦行

在西南联大，郑天挺身兼北大秘书长、联大总务长、文科研究所副所长三职，成为“最忙碌的教授”。

他每日处理校舍租赁、经费筹措、师生纠纷等庶务，甚至需调解教授争执、处理学生斗殴。面对日军空袭，他冒死保护校产；物价飞涨时，他奔波银行借贷，确保师生温饱。

然而，行政重担挤压学术时间，他在日记中自嘲“读书学剑两无成”，却仍坚持深夜挑灯研读《明实录》，撰成《发羌之地望与对音》等边疆史名篇。

1938年蒙自的短暂安宁，成为他学术的“黄金时段”。他深入西南史地研究，结合田野见闻与文献考据，辨析“苗人”族属，开创边疆民族研究新范式。

与陈寅恪、罗常培等学者郊游论学，黑龙潭雨中漫步、菘岛茶话会等场景，为战乱中的学术生涯添上一抹诗意。

担任总务长期间，他既要应对三校经费之争，又需直面人性之恶：教授虚报人口骗取米贴、学生强索搬迁费、同僚为职称勾心斗角。

他秉持“忠厚诚笃”之道，以清廉自守化解矛盾，甚至拒绝政府特别办公费，甘愿负债维持生计。尽管身心俱疲，他仍以“事愈乱而意愈定”自勉，被师生誉为“联大舵手”。

至死不渝的深情：与周稚眉的生死相守

郑天挺对妻子周稚眉的专一，是乱世中感人至深的情感注脚。两人虽为旧式婚姻，却以“娃娃亲”为起点，携手十六载，育有五名子女。

周稚眉出身泰州盐商世家，虽文化不高却温婉贤淑，以传统女性的坚韧支撑家庭，成为郑天挺学术与生活的精神支柱。

1937年除夕夜，周稚眉因突发急病入院，因医疗事故不幸离世。手术中医生误将器械遗落其腹腔，二次手术导致失血过多，年仅40岁。

面对骤然的生离死别，郑天挺选择以沉默承受痛苦。他拒绝与医院对簿公堂，直言“若打官司能将人活过来，我便打，否则何用？”。

此后余生，他未再续弦，唯恐子女受委屈。每年忌日，他在日记中倾注无尽思念：“每梦亡室，多一恸而觉……亡室没于正月初七日，诸友多来相伴”。

甚至偶见梅花或尝到妻子拿手的十香菜，亦会触景伤怀，诗作中“夜夜常留半被，待君魂梦归来”道尽孤寂。

这种深情，既是传统文人的风骨，亦是乱世中坚守人性温情的见证。

情怀的底色：家国同构的士人精神

1952 年，郑天挺调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他将北大的 “求真、求新、求用” 学风带到南开，亲自为本科生讲授中国通史，开设十余门选修课。晚年主持明清史进修班时，他坚持 “深、广、新、严、通” 的治学理念，培养出一批顶尖史学家。

1978 年，79 岁的郑天挺恢复职务。他不顾医生劝阻，连续三年招收明清史研究生，开设七八门课程。

1980 年，他主持首届明清史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 126 名海外学者参会，重启中国与世界的学术对话。临终前，他仍在修改《中国历史大辞典》条目，枕边放着未完成的《清史稿校注》。

1981 年 12 月 20 日，郑天挺在天津逝世。临终前，他对儿子郑克晟说：“我这辈子，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学生，对得起你母亲。”

他的骨灰撒入渤海，正如他生前所愿：“做一粒文明的种子，随时代的浪潮前行。”

郑天挺的一生，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家国情怀的缩影。他以学术为剑，驳斥日本“满洲独立论”，守护文化根脉；以行政为舟，在动荡中维系教育火种。

他对妻子的专一、对子女的牵挂、对学术的执着、对责任的担当，皆源于传统儒家的济世理想与现代知识分子的民族使命感。

正如南开大学所评：“真正的学者，既能于书斋中穷究天人之际，亦能在时代洪流中挺立脊梁”。

郑天挺的日记中，既有深夜研史的孤灯剪影，亦有“为房东所苦”的无奈叹息，更不乏“频年多梦意怜儿”的柔肠百转。

他的故事，超越了学术与行政的二分法，展现了一个在烽火中坚守人性温度、在困顿中书写大义的学者形象。

这种情怀，既是个人品格的升华，更是中华民族危难时精神力量的凝聚。

来源：夜半人物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