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九月三日，长安大明宫之别殿内，一声婴儿啼哭划破静谧。唐玄宗李隆基第三子降生，母为时任太子良娣的杨氏（后追尊元献皇后）。彼时，李隆基刚通过先天政变诛灭太平公主势力，皇权初稳，这位皇子的到来，被视为大唐国运延续的吉兆。初名李嗣升的他，或许
唐肃宗李亨传：乱世临危主，盛衰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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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潜龙在渊：储君生涯的隐忍与暗流（711-755）
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九月三日，长安大明宫之别殿内，一声婴儿啼哭划破静谧。唐玄宗李隆基第三子降生，母为时任太子良娣的杨氏（后追尊元献皇后）。彼时，李隆基刚通过先天政变诛灭太平公主势力，皇权初稳，这位皇子的到来，被视为大唐国运延续的吉兆。初名李嗣升的他，或许未曾想到，自己的一生将与王朝由盛转衰的剧烈动荡紧密交织，成为安史之乱中力挽狂澜却又难阻颓势的关键君主。
（一）幼年境遇：皇室夹缝中的成长
李亨的幼年，恰逢大唐政局从动荡走向稳定的过渡阶段。唐玄宗即位后，励精图治，开创开元盛世，但对皇子的管控却愈发严苛。按照唐代皇室制度，皇子长至一定年龄需出宫就藩，远离政治中心。李亨两岁时，便被封为陕王，开府置官属，却因年幼留居宫中。此时，唐玄宗对长子李瑛寄予厚望，开元三年（715年）便立其为太子，李亨作为庶出第三子，在皇位继承序列中并不占优，早期生涯相对低调。
幼年的李亨聪慧好学，尤擅书法，《旧唐书》载其“聪敏强记，属文典丽”，曾师从名儒贺知章、韩休等，接受系统的儒家经典教育。但皇室内部的权力倾轧，早早在他心中埋下阴影。开元十二年（724年），李亨生母杨氏去世，年仅13岁的他被过继给无子的王皇后抚养。王皇后出身将门，却因无子失宠，与唐玄宗关系日益疏远，最终在开元十三年（725年）被废黜，不久后病逝。寄养母亲的失势，让李亨深刻体会到皇室亲情的脆弱与权力的残酷，也造就了他隐忍、谨慎的性格特质。
此后，李亨的封号历经数次变更：开元十五年（727年）改封忠王，赐名李浚；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又改名为李玙，加开府仪同三司兼朔方大使、单于大都护。这些封号的变动，看似是皇室对他的重视，实则反映出唐玄宗对皇子们的平衡之术——既给予一定的政治地位，又避免某一皇子势力过于膨胀。在这一时期，李亨始终保持低调，极少参与朝堂纷争，专注于研习经史与军事典籍，为日后应对乱世积累了知识储备。
（二）储位风波：“三庶人事件”后的意外机遇
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大唐皇室爆发了震惊朝野的“三庶人事件”，成为李亨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当时，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因生母失宠，对唐玄宗宠妃武惠妃及其子寿王李瑁心怀不满，时常私下议论。武惠妃借机诬陷三人“结党营私，意图谋反”，并买通朝臣向唐玄宗进谗言。唐玄宗晚年多疑，在未加详细核查的情况下，下令将三子废为庶人，不久后又赐死狱中。
“三庶人事件”是唐代皇室继玄武门之变后最为惨烈的权力斗争，不仅导致三位皇子惨死，更让储位悬空，引发朝堂上下对皇位继承的热议。此时，朝中形成两大派系：以宰相李林甫为首的势力，力主立寿王李瑁为太子，因其是武惠妃之子，且与李林甫关系密切；而另一派大臣则认为，李亨年长且品行端正，更符合“立长不立幼”的传统礼制。
唐玄宗在储位选择上犹豫不决。他虽宠爱武惠妃与李瑁，但“三庶人事件”已引发朝野非议，若再立李瑁，恐被指责为“因宠废长”；而李亨虽非嫡长子，却在诸皇子中年龄最长，且无明显过错，更重要的是，李亨长期低调，从未参与党争，不会对皇权构成直接威胁。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六月，唐玄宗最终下诏，立忠王李玙（次年改名为李亨）为皇太子，此时的李亨已27岁，正式步入大唐政治权力的核心圈层。
（三）储君困境：权臣打压下的18年隐忍
成为太子的李亨，并未迎来权力的安稳，反而陷入了长达18年的政治困境。宰相李林甫因未能拥立李瑁，对李亨心怀不满，担心其日后即位会清算自己，于是联合党羽，多次设计构陷李亨，试图动摇其储君之位。
李林甫的打压首先从李亨的亲信入手。开元二十七年（739年），李亨的好友、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入京朝见，因曾批评李林甫专权，被李林甫诬陷“与太子结党，意图谋反”。唐玄宗虽未治李亨的罪，但将皇甫惟明贬为播川太守，同时下令李亨与太子妃韦氏离婚，理由是韦氏之兄韦坚与皇甫惟明有往来。李亨为自保，不得不忍痛与发妻断绝关系，这是他成为太子后第一次重大妥协。
天宝五载（746年），李林甫再次发难，制造“杜有邻案”。杜有邻是李亨侧妃杜良娣的父亲，时任赞善大夫，因与女婿柳勣不和，被柳勣诬告“勾结太子，诽谤朝政”。李林甫借此机会，下令将杜有邻下狱审讯，并牵连出一大批与李亨有牵连的官员。最终，杜有邻被赐死，杜良娣被废为庶人，李亨再次被迫与亲属划清界限。两次事件让李亨深刻认识到，储君之位如同“烫手山芋”，稍有不慎便会身败名裂，此后他更加谨慎，对李林甫的打压始终采取隐忍态度，甚至在朝堂上刻意回避与大臣的私下往来。
天宝十一载（752年），李林甫病逝，杨国忠凭借杨贵妃的裙带关系，升任宰相，掌控朝政。杨国忠虽与李林甫为政敌，但在打压太子李亨这一点上却高度一致。他利用手中权力，不断排挤李亨的势力，甚至在边疆战事中故意陷害李亨的亲信将领。例如，天宝十四载（755年），安禄山谋反的迹象已十分明显，杨国忠却故意向唐玄宗隐瞒实情，同时暗示李亨与安禄山有私交，试图将“纵容叛乱”的罪名嫁祸给李亨。在杨国忠的步步紧逼下，李亨的储君地位再次岌岌可危，只能在唐玄宗的猜忌与权臣的打压中艰难维系。
18年的储君生涯，让李亨养成了多疑、谨慎甚至有些怯懦的性格。他既无唐玄宗早年的雄才大略，也缺乏决断力，但长期的政治斗争也让他学会了审时度势、隐忍待发。当安史之乱爆发，大唐王朝面临生死存亡之际，这位长期被压抑的太子，终于迎来了改写命运的机会。
二、乱世登基：马嵬坡之变与灵武定鼎（755-756）
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九日，范阳节度使安禄山以“忧国之危，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为名，在范阳（今北京）起兵反叛。叛军以奚、契丹等少数民族士兵为主力，共计15万人，号称20万，一路势如破竹，仅用一个月便攻占了河北重镇蓟州（今天津蓟州）、沧州（今河北沧州）等地，十二月下旬，叛军渡过黄河，兵锋直指东都洛阳。
（一）潼关失守：长安危急与皇室出逃
安禄山叛乱的消息传到长安时，唐玄宗起初不以为意，认为是谣言，直到叛军逼近洛阳，才仓促组织防御。他任命安西节度使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前往洛阳募兵抵抗；又任命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河东节度使，率领禁军东征。但封常清招募的士兵多为市井流民，缺乏训练，在叛军的猛烈攻势下节节败退，洛阳很快失守。封常清、高仙芝被迫退守潼关，凭借潼关天险抵御叛军。
潼关是长安的东部门户，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只要坚守不出，叛军便无法西进。然而，宰相杨国忠却因与高仙芝、封常清有矛盾，向唐玄宗进谗言，诬陷二人“畏敌避战，克扣军粮”。唐玄宗听信谗言，下令将封常清、高仙芝处死，任命病废在家的哥舒翰为兵马副元帅，率领20万大军驻守潼关。哥舒翰深知潼关的战略重要性，主张坚守待援，等待各地勤王军队集结后再与叛军决战。但杨国忠担心哥舒翰拥兵自重，不断催促唐玄宗下令哥舒翰出战。唐玄宗晚年昏聩，不顾哥舒翰的再三劝阻，强令其率军出关。
天宝十五载（756年）六月四日，哥舒翰被迫率军出关，在灵宝西原（今河南灵宝西南）遭遇叛军埋伏。叛军利用地形优势，以滚木、礌石堵塞道路，又纵火焚烧唐军粮草，唐军大乱，自相践踏，死伤惨重。哥舒翰本人被俘，20万大军全军覆没，潼关失守。潼关陷落的消息传到长安，唐玄宗惊慌失措，意识到长安已无险可守，于是决定放弃长安，逃往蜀地。
六月十三日凌晨，唐玄宗带着杨贵妃、杨国忠、太子李亨、皇子皇孙及少数亲信大臣、宦官，从长安延秋门出逃，随行的禁军仅有3000人。为了掩人耳目，唐玄宗还下令将皇宫内的珠宝财物封存，甚至将一些宫女、宦官留在宫中，制造皇室仍在长安的假象。出逃队伍行至咸阳望贤宫时，因事先未通知地方官员，无人供应膳食，唐玄宗与皇室成员只能忍饥挨饿，随行的禁军将士更是怨气冲天，一场更大的危机正在酝酿。
（二）马嵬坡之变：权力洗牌与父子分道
六月十四日，出逃队伍行至马嵬坡（今陕西兴平西）时，随行的禁军将士因长期奔波、粮草匮乏，终于爆发兵变。禁军将领陈玄礼认为，安禄山叛乱的根源在于杨国忠专权，于是对将士们说：“今天下大乱，社稷危亡，皆由杨国忠所致，若不诛之，何以谢天下！”将士们群情激愤，纷纷响应。
此时，杨国忠正好骑马经过，禁军将士一拥而上，将其杀死，并割下首级示众。随后，将士们又包围了唐玄宗的行宫，要求唐玄宗处死杨贵妃，理由是“杨国忠谋反，杨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唐玄宗见将士们情绪激动，深知若不答应，自己也可能遭遇不测，只得在万般无奈之下，命高力士将杨贵妃缢死于马嵬坡佛堂。杨贵妃死后，禁军将士才逐渐平静下来，继续护送唐玄宗西行。
马嵬坡之变是安史之乱中的重要转折点，它不仅诛杀了祸国殃民的杨国忠，结束了杨贵妃的专宠时代，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太子李亨的命运。在兵变过程中，陈玄礼曾暗中与李亨联系，寻求其支持，李亨虽未明确表态，但也未阻止兵变，实际上默许了将士们的行动。兵变结束后，唐玄宗继续逃往蜀地，而李亨则面临着人生的重大抉择：是追随唐玄宗前往蜀地，继续做一个受制于人的太子，还是留在北方，扛起平叛的大旗？
此时，李亨身边的亲信宦官李辅国、杜鸿渐等人纷纷进言，劝其留下。李辅国对李亨说：“今陛下已往蜀川，若殿下亦随之而去，中原之地将无主矣！叛军一旦占据关中，天下必乱，不如留此，召集西北边兵，徐图收复。”杜鸿渐也认为，西北边疆是大唐的军事重镇，拥有大量精锐部队，且与回纥等少数民族政权接壤，若能在此立足，必能重整旗鼓。李亨深知，若追随唐玄宗前往蜀地，不仅会丧失平叛的主动权，还可能被叛军彻底击溃，于是决定与唐玄宗分道扬镳。
六月十六日，李亨率领部分禁军将士，从马嵬坡北上，前往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南）。唐玄宗得知李亨的决定后，虽有不满，但也无可奈何，只能派遣宦官前往慰问，并将自己的飞龙厩马匹赐予李亨，以示支持。父子二人在马嵬坡分道扬镳，标志着大唐王朝的权力中心开始从唐玄宗向李亨转移，也为李亨日后登基奠定了基础。
（三）灵武即位：临危受命与王朝新局
李亨北上途中，遭遇了诸多困难。由于叛军已占据关中东部，北上道路被切断，李亨不得不绕道而行，经过新平（今陕西彬州）、安定（今甘肃泾川）等地时，又遭遇叛军袭击，随行的禁军将士死伤惨重。直到七月初，李亨才抵达灵武。
灵武是唐代西北边疆的军事重镇，当时驻守此地的是朔方节度使杜鸿渐、行军司马裴冕等人。杜鸿渐、裴冕深知李亨的到来意味着新的政治机遇，于是联合朔方军将领，多次上书劝进，请求李亨登基称帝，以稳定军心民心。李亨起初假意推辞，认为“上皇（唐玄宗）尚在，吾何敢僭越！”但在杜鸿渐、裴冕等人的再三劝说下，最终同意即位。
天宝十五载（756年）七月十二日，李亨在灵武城南楼举行登基仪式，改元至德，是为唐肃宗。他遥尊唐玄宗为“上皇天帝”，并派遣使者前往蜀地，向唐玄宗通报即位之事。唐玄宗得知李亨即位的消息后，虽感失落，但也明白此时大唐需要一个新的政治核心来领导平叛，于是下诏承认李亨的皇位，并将传国玉玺送往灵武，正式完成了权力交接。
灵武即位，是李亨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也是大唐王朝在安史之乱中的一次重要战略调整。此前，大唐王朝因唐玄宗的昏聩决策，在平叛战争中节节败退，人心涣散；而李亨在灵武即位后，为各地的勤王军队提供了统一的指挥核心，也为天下百姓树立了抵抗叛军的信心。此后，郭子仪、李光弼等名将纷纷率领军队前往灵武，回纥等少数民族政权也表示愿意出兵援助，大唐王朝的平叛战争逐渐步入正轨。
三、临危施政：内整朝纲与外谋平叛（756-757）
唐肃宗即位之初，灵武的形势极为艰难。当时，叛军已占据长安、洛阳等中原核心地区，大唐的精锐部队在潼关之战中损失殆尽，灵武周边兵力薄弱，物资匮乏，甚至连肃宗本人的膳食都难以保证。面对如此困境，唐肃宗深知，若想打赢平叛战争，必须先整合内部力量，稳定统治秩序，同时积极争取外部支持，制定科学的平叛策略。
（一）整合军事：重用名将与重建军力
唐肃宗即位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整合军事力量。他深知，平叛战争的关键在于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而郭子仪、李光弼等名将是大唐军事力量的核心。郭子仪时任朔方节度使，在西北边疆拥有丰富的作战经验，且深得军心；李光弼时任河东节度使，善于用兵，曾多次击败叛军。唐肃宗即位后，立即任命郭子仪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兼朔方节度使，让其负责招募士兵、训练军队；又任命李光弼为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河东节度使，让其率领河东军与郭子仪配合，共同抗击叛军。
为了扩充军力，唐肃宗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1. 招募士兵：下令在西北边疆及中原未被叛军占领的地区招募士兵，凡参军者，均给予丰厚的赏赐，并免除其家庭的赋税徭役。这一措施吸引了大量流民、农民及少数民族子弟参军，短期内为唐军补充了大量兵力。
2. 整编军队：对各地前来勤王的军队进行整编，统一编制、统一指挥，避免因将领不和、指挥混乱而影响战斗力。同时，加强对军队的训练，提高士兵的作战能力。
3. 安抚降兵：对投降的叛军士兵，采取“既往不咎”的政策，凡愿意归降唐军者，均给予妥善安置，或编入唐军，或遣送回家。这一措施不仅削弱了叛军的力量，也为唐军争取了更多的兵源。
在唐肃宗的努力下，唐军的军力逐渐恢复。至德元载（756年）十月，郭子仪率领朔方军击败叛军将领阿史那从礼，收复了灵武周边的失地，解除了灵武的后顾之忧；同年十二月，李光弼率领河东军在常山（今河北正定）击败叛军，收复了河北部分地区，为唐军后续的反攻奠定了基础。
（二）调整政治：任贤纳谏与稳定朝局
除了整合军事力量，唐肃宗还注重调整政治格局，稳定朝局。他深知，要想赢得平叛战争的胜利，必须得到朝中大臣的支持，因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任贤纳谏：
1. 重用贤才：任命房琯、张镐、李岘等有才能、有威望的大臣为宰相，让他们参与朝政，制定平叛策略。房琯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曾多次向唐肃宗进言，提出“收复两京，还于旧都”的战略目标；张镐为人正直，善于谋划，曾多次在关键时刻为唐肃宗出谋划策；李岘则以敢于直言进谏著称，曾多次弹劾宦官专权，维护朝纲。
2. 广开言路：下令在朝堂上设立“进谏鼓”和“诽谤木*
唐肃宗李亨传：乱世临危主，盛衰转折点
2. 广开言路：下令在朝堂上设立“进谏鼓”和“诽谤木”，鼓励文武百官直言进谏，凡对平叛策略、朝政得失有见解者，均可随时上书。唐肃宗还时常在便殿召见大臣，听取他们对国事的意见，对合理的建议往往予以采纳。例如，大臣李泌曾建议唐肃宗“以逸待劳，消耗叛军实力”，避免过早与叛军主力决战，唐肃宗虽未完全采纳，但也对这一策略予以重视，在后续的平叛战争中适当调整了军事部署。
3. 整顿吏治：针对安史之乱爆发后地方官员贪污腐败、政令不通的问题，唐肃宗下令整顿吏治，严惩贪官污吏。他派遣御史前往各地巡查，对欺压百姓、搜刮民财的官员予以严惩，同时提拔了一批清正廉洁、有能力的官员到重要岗位任职。这一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地方治理，缓解了百姓的不满情绪，为平叛战争赢得了民心支持。
然而，唐肃宗在政治调整过程中也存在明显不足。由于他长期处于储君时期的压抑环境，对权力的掌控欲极强，且缺乏足够的政治魄力，导致在用人上存在“任人唯亲”的倾向。例如，他对宦官李辅国极为信任，将禁军兵权交给李辅国掌管，使得李辅国的权力逐渐膨胀，开始干预朝政。此外，唐肃宗在处理大臣之间的矛盾时，往往采取“和稀泥”的方式，未能及时化解朝堂内部的派系纷争，为后续的宦官专权和朝堂动荡埋下了隐患。
（三）争取外援：联合回纥与稳定边疆
为了增强平叛力量，唐肃宗还积极争取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支持，其中与回纥的结盟最为关键。回纥是唐代西北边疆的强大少数民族政权，拥有精锐的骑兵部队，战斗力极强。安史之乱爆发后，回纥可汗曾派遣使者前往长安，表示愿意出兵援助大唐，但因唐玄宗出逃蜀地，此事暂时搁置。
唐肃宗在灵武即位后，立即派遣使者前往回纥，向回纥可汗表达结盟的意愿，并提出“收复长安后，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归回纥”的条件。回纥可汗见大唐仍有恢复之势，且结盟条件优厚，于是答应出兵援助。至德二载（757年）正月，回纥派遣葛逻支率领数千精锐骑兵抵达灵武，与唐军会师。回纥骑兵的加入，极大地增强了唐军的战斗力，为后续的收复两京之战提供了重要保障。
除了联合回纥，唐肃宗还注重稳定其他边疆地区。当时，吐蕃、党项等少数民族政权趁大唐内乱之机，多次入侵西北边疆，掠夺财物、侵占土地。唐肃宗任命郭子仪兼任河西、陇右节度使，负责抵御吐蕃、党项的入侵；同时派遣使者前往西域，安抚西域诸国，确保丝绸之路的畅通。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边疆局势，避免了大唐陷入“内有叛军、外有外患”的双重困境。
（四）恢复经济：保障军需与安抚民生
安史之乱对大唐的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几乎停滞，粮食短缺、物价飞涨成为普遍现象。为了保障军队的粮草供应和安抚百姓，唐肃宗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经济的措施：
1. 整顿漕运：漕运是大唐粮食运输的重要通道，安史之乱爆发后，漕运线路被叛军切断，江南地区的粮食无法运往北方。唐肃宗任命第五琦为监察御史、江淮租庸使，负责整顿漕运。第五琦采取“转漕法”，将江南地区的粮食通过淮河、汴河转运至洛阳，再由洛阳运往灵武等地，有效解决了军队的粮草供应问题。
2. 改革赋税：针对当时赋税制度混乱、百姓负担过重的问题，唐肃宗下令改革赋税制度，实行“租庸调制”与“青苗钱”并行的赋税政策。“租庸调制”主要征收粮食、布匹和劳役，“青苗钱”则是在粮食播种季节向农民征收的附加税，用于补贴军队开支。这一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赋税征收，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同时也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
3. 鼓励垦荒：下令鼓励农民开垦荒地，凡开垦荒地者，均可享受三年免征赋税的优惠政策。同时，政府还向农民提供种子、农具等生产资料，帮助农民恢复农业生产。这一措施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逐渐得到恢复，为大唐经济的复苏奠定了基础。
四、两京光复：平叛战争的巅峰与转折（757-758）
至德二载（757年）是安史之乱的关键一年，也是唐肃宗平叛事业的巅峰时期。这一年，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所杀，叛军内部陷入分裂；唐军则在郭子仪、李光弼等名将的率领下，联合回纥援军，先后收复了长安、洛阳两京，极大地扭转了平叛战争的局势。
（一）安禄山之死：叛军内乱与战机出现
安禄山自天宝十五载（756年）在洛阳称帝后，便日益骄纵残暴，不仅对部下肆意打骂，甚至对自己的儿子也毫不留情。安禄山晚年身体肥胖，患有眼疾，视力逐渐下降，最终失明。失明后的安禄山性情更加暴躁，经常因小事鞭打宦官和亲信，其中最受其信任的宦官李猪儿更是多次遭到毒打。
安庆绪是安禄山的次子，因长子安庆宗在长安被唐玄宗处死，安庆绪成为安禄山的法定继承人。但安禄山晚年宠爱段夫人，想立段夫人所生的儿子安庆恩为太子，这让安庆绪深感不安。于是，安庆绪与李猪儿、谋臣严庄密谋，决定杀死安禄山。
至德二载（757年）正月五日深夜，李猪儿趁安禄山熟睡之际，手持大刀闯入安禄山的卧室，将安禄山砍死。随后，安庆绪、严庄等人将安禄山的尸体埋在卧室的床下，对外谎称安禄山病重，由安庆绪代理朝政。不久后，安庆绪正式即位，成为“大燕”皇帝。
安禄山的死，给叛军带来了沉重打击。叛军内部因权力继承问题陷入分裂，一些将领不服安庆绪的统治，开始拥兵自重；同时，唐军也抓住这一有利时机，调整了平叛策略，决定先收复长安，再攻克洛阳。
（二）收复长安：香积寺之战与唐军反攻
至德二载（757年）九月，唐肃宗任命广平王李豫（李亨长子）为天下兵马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率领唐军与回纥援军组成联军，共计十五万人，兵分三路，向长安进发。联军的具体部署如下：
- 中路军：由郭子仪率领，从凤翔出发，经咸阳向长安进军，担任主攻任务；
- 西路军：由李嗣业率领，从武功出发，经盩厔（今陕西周至）向长安西南方向进军，负责牵制叛军兵力；
- 东路军：由仆固怀恩率领，从冯翊（今陕西大荔）出发，经渭南向长安东北方向进军，负责切断叛军的退路。
九月二十七日，联军抵达长安城南的香积寺（今陕西长安南），与叛军将领安守忠、李归仁率领的十万叛军相遇。香积寺位于沣水之畔，地势平坦，适合大兵团作战。叛军首先发起进攻，李归仁率领精锐骑兵向唐军中路军发起冲击，唐军阵脚大乱，纷纷后退。关键时刻，李嗣业率领西路军的陌刀队挺身而出。陌刀队是唐军的精锐部队，士兵手持长达一丈的陌刀，作战勇猛，战斗力极强。李嗣业大喊：“今日不战，更待何时！”率领陌刀队向叛军发起反击，叛军骑兵纷纷被陌刀砍杀，死伤惨重。
随后，郭子仪率领中路军发起反攻，仆固怀恩率领东路军也从叛军侧面发起突袭。叛军腹背受敌，顿时大乱，纷纷溃逃。唐军乘胜追击，斩杀叛军六万余人，俘虏二万余人，叛军残部逃往洛阳。九月二十八日，唐军收复长安，沦陷一年多的大唐都城终于回到了大唐王朝的手中。
长安光复后，唐肃宗从灵武返回长安，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长安百姓纷纷涌上街头，欢迎唐军凯旋，场面十分热烈。唐肃宗在入城仪式上发表讲话，承诺将继续推进平叛战争，收复洛阳，平定安史之乱，让百姓重新过上安定的生活。
（三）攻克洛阳：新店之战与两京光复
长安收复后，唐军继续东进，目标直指洛阳。安庆绪得知长安失守的消息后，急忙派遣大将严庄率领十五万大军驻守洛阳以东的新店（今河南陕县西），抵御唐军。新店位于崤山山脉之间，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严庄在此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准备与唐军决战。
十月十五日，郭子仪率领唐军与回纥援军抵达新店，与叛军相遇。唐军首先发起进攻，叛军凭借有利地形，顽强抵抗，唐军多次进攻均未能突破叛军防线，反而损失惨重。郭子仪见状，决定改变战术，派仆固怀恩率领回纥骑兵绕到叛军后方，发动突袭。
仆固怀恩率领回纥骑兵，沿着山间小道，悄悄绕到叛军后方。十月十六日凌晨，回纥骑兵突然向叛军发起进攻，叛军以为唐军主力到来，惊慌失措，纷纷溃逃。郭子仪率领唐军主力趁机发起猛攻，叛军全线崩溃，严庄率领残部逃往洛阳。十月十七日，唐军攻克洛阳，沦陷近两年的洛阳终于回到了大唐王朝的手中。
洛阳的收复，标志着唐军在平叛战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至此，安史之乱的主战场从关中、中原地区转移到了河北、山东等地，大唐王朝的统治秩序得到了初步恢复。两京光复后，唐肃宗在洛阳举行了庆功大典，表彰了郭子仪、李光弼、李嗣业、仆固怀恩等立下赫赫战功的将领，同时对回纥援军的帮助表示感谢。
然而，唐军在收复洛阳后也面临着新的问题。按照唐肃宗与回纥的约定，唐军收复洛阳后，回纥军队可以在洛阳城内大肆抢掠三天。回纥军队进入洛阳后，果然对洛阳百姓进行了残酷的抢掠，洛阳百姓深受其害。唐肃宗得知此事后，虽派人前往劝阻，但回纥可汗以“遵守约定”为由，拒绝停止抢掠。最终，唐肃宗不得不拿出大量金帛送给回纥，才让回纥军队停止抢掠。此事不仅给洛阳百姓带来了沉重灾难，也让唐肃宗的声誉受到了一定影响。
五、权力博弈：宦官专权与朝堂纷争（758-761）
随着两京的光复，大唐王朝的局势逐渐稳定，但唐肃宗统治时期的内部矛盾却日益凸显。其中，最为严重的问题便是宦官专权与朝堂纷争。这些内部矛盾不仅削弱了大唐王朝的统治力量，也为后续的藩镇割据和宦官乱政埋下了隐患。
（一）李辅国专权：宦官势力的崛起与膨胀
李辅国是唐肃宗时期最有权势的宦官，他原本只是一个普通的宦官，因在马嵬坡之变和灵武即位中为李亨出谋划策，深得李亨的器重。唐肃宗即位后，任命李辅国为太子家令，判元帅府行军司马事，让他掌握了禁军的兵权。此后，李辅国的权力不断膨胀，逐渐成为唐肃宗统治时期的实际掌权者。
李辅国专权的表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掌控禁军：李辅国担任元帅府行军司马事后，全面掌控了禁军的兵权。他不仅亲自挑选禁军将领，还对禁军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编，将忠于自己的宦官和士兵安插到禁军中，使得禁军成为他专权的重要工具。
2. 干预朝政：李辅国凭借手中的兵权，不断干预朝政。他不仅可以随意任免官员，还可以直接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例如，他曾多次阻止唐肃宗重用有才能的大臣，而将自己的亲信安插到重要岗位任职；他还曾建议唐肃宗实行“宰相轮流执政”的制度，以削弱宰相的权力，加强自己的影响力。
3. 控制舆论：李辅国为了维护自己的专权地位，还控制了朝廷的舆论。他派遣亲信宦官监视文武百官的言行，凡对他不满或敢于直言进谏的大臣，都会遭到他的打击报复。例如，大臣张镐因多次弹劾李辅国专权，被李辅国诬陷为“勾结叛军”，最终被唐肃宗贬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
唐肃宗对李辅国的专权并非一无所知，但由于他长期依赖李辅国的支持，且缺乏足够的政治魄力，无法对李辅国采取有效的制约措施。相反，唐肃宗还不断给予李辅国更高的官职和更大的权力，甚至在至德二载（757年）封李辅国为郕国公，让他成为唐代历史上第一个被封王的宦官。
（二）程元振崛起：宦官集团的内斗与联合
程元振是唐肃宗时期另一位权势显赫的宦官，他早年曾侍奉李亨，在李亨即位后，因功被封为镇军大将军、右监门卫大将军。程元振与李辅国原本是盟友，两人共同把持朝政，打压异己。但随着权力的膨胀，两人之间的矛盾也逐渐激化。
程元振崛起的主要原因是他善于揣摩唐肃宗的心思，且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能够为唐肃宗提供帮助。例如，在唐玄宗被软禁于太极宫甘露殿后，程元振曾多次向唐肃宗汇报唐玄宗的言行，让唐肃宗放心；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程元振也曾多次为唐军提供情报支持，帮助唐军取得胜利。
程元振与李辅国的矛盾主要集中在权力分配上。李辅国掌控禁军和朝政大权，程元振则希望能够分得更多的权力。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程元振开始暗中培养自己的势力，并不断在唐肃宗面前诋毁李辅国。唐肃宗对李辅国的专权也日益不满，于是开始扶持程元振，希望能够利用程元振制约李辅国。
在唐肃宗的支持下，程元振的权力逐渐超过李辅国。宝应元年（762年），程元振联合唐代宗李豫（当时还是广平王），发动政变，杀死了李辅国，夺取了禁军的兵权。此后，程元振成为唐肃宗后期最有权势的宦官，继续专权乱政。
（三）朝堂派系纷争：文臣与武将的矛盾
除了宦官专权，唐肃宗统治时期的朝堂内部还存在着文臣与武将之间的矛盾。以郭子仪、李光弼为代表的武将集团，因在平叛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拥有较高的威望和实力，成为朝中不可忽视的力量；而以房琯、张镐、李岘为代表的文臣集团，则认为武将权力过大，会威胁到中央集权，于是不断向唐肃宗进言，要求削弱武将的权力。
文臣与武将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军事决策之争：文臣集团主张采取“稳扎稳打”的平叛策略，反对武将集团提出的“主动进攻”策略。例如，房琯曾建议唐肃宗让他率领大军收复长安，采用古代的车战之法与叛军作战，结果在陈涛斜之战中惨败，唐军损失惨重。郭子仪、李光弼等武将对此极为不满，认为房琯不懂军事，瞎指挥，要求唐肃宗严惩房琯。
2. 权力分配之争：文臣集团认为武将权力过大，会威胁到中央集权，于是不断向唐肃宗进言，要求削弱武将的兵权。例如，李岘曾多次向唐肃宗弹劾郭子仪、李光弼等武将“拥兵自重”，要求唐肃宗将他们的兵权收回中央。郭子仪、李光弼等武将则认为自己在平叛战争中立下大功，理应获得相应的权力和地位，对文臣集团的弹劾极为不满。
3. 利益之争：文臣集团与武将集团在利益分配上也存在着矛盾。文臣集团控制着中央政府的财政和行政权力，武将集团则控制着地方的军事和行政权力。双方为了争夺更多的利益，经常发生冲突。例如，在粮草分配问题上，文臣集团往往优先保障中央政府的需求，而忽视武将集团的粮草供应，导致武将集团多次因粮草短缺而影响作战。
唐肃宗在处理文臣与武将之间的矛盾时，往往采取“和稀泥”的方式，未能及时化解双方的矛盾。这不仅削弱了大唐王朝的统治力量，也为后续的藩镇割据埋下了隐患。例如，郭子仪曾因受到文臣集团的排挤，被剥夺了兵权，闲置在家；李光弼也因与文臣集团产生矛盾，逐渐被边缘化。这些有才能的武将被排挤，使得唐军的战斗力受到了严重影响，也让叛军获得了喘息的机会。
（四）父子关系恶化：唐玄宗的软禁与唐肃宗的猜忌
唐肃宗与唐玄宗之间的关系也随着局势的稳定而逐渐恶化。唐玄宗被尊为“上皇天帝”后，居住在兴庆宫，虽然失去了实际权力，但仍有一定的影响力。一些大臣和宦官为了自身利益，不断在唐肃宗面前挑拨离间，制造唐玄宗与唐肃宗之间的矛盾。
唐肃宗对唐玄宗的猜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担心唐玄宗复辟：唐肃宗担心唐玄宗会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联合一些大臣和武将，发动政变，夺回皇位。因此，唐肃宗对唐玄宗的言行进行了严格的监视，限制唐玄宗与外界的联系。例如，唐肃宗下令禁止唐玄宗与大臣和武将私下见面，凡要见唐玄宗的人，必须经过唐肃宗
唐肃宗李亨传：乱世临危主，盛衰转折点
的批准。唐玄宗原本喜欢在兴庆宫的勤政楼设宴款待大臣，与百姓见面，唐肃宗得知后，以“上皇年事已高，需静养”为由，禁止唐玄宗再举行此类活动。
2. 削弱唐玄宗的亲信势力：唐玄宗身边仍有一些亲信宦官和大臣，如高力士、陈玄礼等，这些人跟随唐玄宗多年，对唐玄宗忠心耿耿。唐肃宗担心这些人会帮助唐玄宗复辟，于是开始逐步削弱他们的势力。至德二载（757年），唐肃宗将高力士贬为巫州（今湖南黔阳）长史，将陈玄礼调离长安，前往地方任职。这些措施让唐玄宗失去了与外界联系的重要渠道，彻底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3. 迁移唐玄宗的居所：上元元年（760年），李辅国向唐肃宗进谗言，声称“上皇在兴庆宫与外人交往密切，恐有复辟之谋”，建议唐肃宗将唐玄宗迁往太极宫甘露殿居住，以便更好地控制。唐肃宗虽然心中不忍，但在李辅国的再三劝说下，最终同意了这一建议。同年七月，李辅国率领禁军强行将唐玄宗从兴庆宫迁往太极宫甘露殿，并派人严加看管，实际上将唐玄宗软禁了起来。唐玄宗的亲信宫女、宦官被大量撤走，身边仅留下少数人伺候，生活极为凄凉。
唐玄宗被软禁后，心情抑郁，身体状况日益恶化。他常常独自坐在甘露殿中，回忆开元、天宝年间的盛世景象，对比如今的落魄境遇，不禁潸然泪下。唐肃宗虽然偶尔会前往太极宫探望唐玄宗，但两人之间早已没有了往日的父子亲情，只剩下冰冷的权力隔阂。唐玄宗的遭遇，不仅反映了皇室内部的权力斗争，也让唐肃宗的统治蒙上了一层阴影，受到了朝中一些正直大臣的非议。
六、平叛受挫：战局反复与统治危机（761-762）
两京光复后，唐肃宗本以为平叛战争即将结束，大唐王朝可以迎来喘息之机。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安史之乱的残余势力依然强大，叛军将领史思明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继续与唐军对抗，使得平叛战争陷入了反复拉锯的局面。同时，唐肃宗统治后期的内部矛盾也日益激化，宦官专权、朝堂纷争不断，大唐王朝再次面临严重的统治危机。
（一）史思明的崛起与洛阳再失
安庆绪在洛阳失守后，率领残部逃往邺城（今河北临漳），并在邺城称帝，继续与唐军对抗。唐肃宗为了彻底平定叛乱，任命郭子仪、李光弼、王思礼等九位节度使率领二十万大军，围攻邺城。然而，唐肃宗担心将领权力过大，会威胁到中央集权，于是没有任命主帅，而是让宦官鱼朝恩担任“观军容宣慰处置使”，负责监督各路唐军。
鱼朝恩不懂军事，却胡乱指挥，导致各路唐军之间缺乏统一协调，各自为战。同时，唐军围攻邺城数月，却始终未能攻克，军队士气日益低落。乾元二年（759年）三月，史思明率领十三万大军前来救援邺城。史思明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先派少量军队牵制唐军主力，然后亲自率领精锐部队突袭唐军的粮草营地，烧毁了唐军的大量粮草。唐军因粮草短缺，军心大乱，史思明趁机率领大军发起猛攻，唐军全线崩溃，九节度使率领残部各自溃逃。
邺城之战的惨败，让唐军损失惨重，平叛战争陷入了被动局面。史思明在击败唐军后，杀死了安庆绪，吞并了安庆绪的军队，自立为“大燕”皇帝，定都范阳。随后，史思明率领大军南下，再次攻占了洛阳，并派兵攻略河南、河北等地，大唐王朝的统治再次面临严峻挑战。
（二）李光弼的困境与唐军的溃败
邺城之战后，唐肃宗任命李光弼为天下兵马副元帅，负责抵御史思明的进攻。李光弼是唐代著名的军事家，善于用兵，曾多次击败叛军。然而，在唐肃宗统治后期，由于宦官专权、朝堂纷争不断，李光弼的军事行动受到了严重制约。
首先，宦官鱼朝恩因与李光弼有矛盾，多次在唐肃宗面前诋毁李光弼，说李光弼“拥兵自重，意图谋反”。唐肃宗对李光弼产生了猜忌，多次下令李光弼主动进攻叛军，限制了李光弼的军事指挥权。其次，唐军内部将领之间矛盾重重，一些将领因嫉妒李光弼的战功，不听从李光弼的指挥，导致唐军在作战中多次失利。
上元二年（761年）正月，史思明率领大军进攻洛阳附近的邙山（今河南洛阳北）。李光弼认为邙山地势险要，不利于唐军骑兵作战，主张坚守不出，等待战机。但鱼朝恩却坚持要求李光弼主动进攻，并向唐肃宗进谗言，迫使李光弼出兵。李光弼无奈之下，只得率领唐军与史思明在邙山展开决战。结果，唐军因地形不利、指挥失当，被史思明击败，损失惨重。李光弼率领残部逃往闻喜（今山西闻喜），洛阳再次被叛军占领。
邙山之战的溃败，是唐军在平叛战争中的又一次重大挫折。此后，唐军士气低落，叛军趁机扩大战果，攻占了河南、河北的大片土地，大唐王朝的统治岌岌可危。
（三）唐肃宗的病重与权力真空
连续的军事失利和内部矛盾的激化，让唐肃宗的身体状况日益恶化。唐肃宗本就患有风疾（一种脑血管疾病），在长期的操劳和精神压力下，病情逐渐加重。上元二年（761年）末，唐肃宗的风疾再次发作，卧床不起，无法亲自处理朝政。
唐肃宗病重后，朝中大权逐渐落入宦官李辅国、程元振和张皇后手中。张皇后是唐肃宗的第二任皇后，为人野心勃勃，想效仿武则天、韦皇后，干预朝政，甚至想在唐肃宗死后立自己的儿子越王李系为帝。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张皇后与李辅国、程元振展开了激烈的权力斗争。
张皇后首先试图拉拢程元振，共同对付李辅国。程元振起初答应了张皇后的请求，但后来看到李辅国的势力更加强大，便转而投靠了李辅国。张皇后见拉拢程元振不成，便与越王李系密谋，计划在唐肃宗死后发动政变，杀死李辅国、程元振，拥立李系为帝。然而，张皇后的密谋被程元振察觉，程元振立即向李辅国报告。
宝应元年（762年）四月，李辅国、程元振率领禁军闯入皇宫，逮捕了张皇后和越王李系，并将他们囚禁起来。此时的唐肃宗已处于弥留之际，得知宫变的消息后，病情急剧恶化，不久便在长安大明宫长生殿病逝，享年52岁。唐肃宗的去世，使得大唐王朝陷入了权力真空，为后续的宫廷政变和政治动荡埋下了隐患。
七、历史功过：唐肃宗统治的影响与评价
唐肃宗李亨作为安史之乱时期的大唐皇帝，他的统治虽然只有短短六年（756-762年），却对大唐王朝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在乱世中临危受命，扛起了平叛的大旗，为大唐王朝的延续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他在统治期间也存在诸多过错，加速了大唐王朝的衰落。
（一）历史功绩：力挽狂澜，延续唐祚
1. 灵武即位，稳定人心：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逃往蜀地，大唐王朝陷入了群龙无首的境地。唐肃宗在灵武即位，为天下百姓树立了抵抗叛军的信心，也为各地的勤王军队提供了统一的指挥核心。他的这一举措，避免了大唐王朝的分崩离析，为后续的平叛战争奠定了基础。
2. 重用名将，收复两京：唐肃宗即位后，重用郭子仪、李光弼等名将，让他们率领唐军抗击叛军。在唐肃宗的支持下，郭子仪、李光弼等将领先后收复了长安、洛阳两京，极大地扭转了平叛战争的局势。两京的光复，不仅恢复了大唐王朝的统治秩序，也让天下百姓看到了平定叛乱的希望。
3. 联合外援，增强实力：唐肃宗深知，仅凭大唐自身的力量难以迅速平定安史之乱，于是积极联合回纥等少数民族政权，争取他们的支持。回纥军队的加入，极大地增强了唐军的战斗力，为收复两京、打击叛军主力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唐肃宗还采取措施稳定边疆，避免了大唐陷入“内有叛军、外有外患”的双重困境。
4. 恢复经济，安抚民生：安史之乱对大唐的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百姓流离失所，生活困苦。唐肃宗采取了整顿漕运、改革赋税、鼓励垦荒等措施，恢复了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保障了军队的粮草供应，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百姓的生活压力。这些措施为大唐经济的复苏奠定了基础，也为平叛战争的持续进行提供了物质保障。
（二）统治过错：用人不当，埋下隐患
1. 纵容宦官专权：唐肃宗在即位过程中，得到了宦官李辅国、程元振等人的支持，因此对他们极为信任，将禁军兵权和朝政大权交给了他们。李辅国、程元振等人利用手中的权力，干预朝政，任免官员，打压异己，甚至软禁唐玄宗，严重破坏了唐朝的政治制度和统治秩序。宦官专权的局面，不仅削弱了大唐王朝的统治力量，也为后续的宦官乱政埋下了隐患。
2. 军事决策失误：在平叛战争中，唐肃宗多次做出错误的军事决策。例如，他轻信房琯的建议，让房琯率领大军收复长安，结果在陈涛斜之战中惨败，损失了大量兵力；他在邺城之战中，不任命主帅，而是让宦官鱼朝恩监督各路唐军，导致唐军指挥混乱，最终惨败。这些错误的军事决策，不仅延误了平叛进程，也让唐军遭受了重大损失。
3. 处理父子关系不当：唐肃宗在即位后，对唐玄宗心存猜忌，不仅限制唐玄宗的行动自由，还削弱唐玄宗的亲信势力，最终将唐玄宗软禁在太极宫甘露殿。唐肃宗的这一做法，不仅违背了孝道，也让天下百姓对他产生了不满，损害了他的统治威望。同时，父子之间的矛盾也加剧了朝中的政治动荡，不利于平叛战争的顺利进行。
4. 未能化解朝堂矛盾：唐肃宗统治时期，朝堂内部存在着文臣与武将、宦官与大臣之间的尖锐矛盾。唐肃宗在处理这些矛盾时，往往采取“和稀泥”的方式，未能及时化解双方的分歧。这不仅削弱了大唐王朝的统治力量，也为后续的藩镇割据埋下了隐患。例如，郭子仪、李光弼等名将因受到文臣和宦官的排挤，逐渐被边缘化，使得唐军的战斗力受到了严重影响。
（三）历史影响与评价
唐肃宗李亨是一位典型的“乱世君主”，他的统治时期是大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关键转折点。他在安史之乱的危难之际，挺身而出，为大唐王朝的延续做出了重要贡献，堪称“力挽狂澜”之功；但他在统治过程中也存在诸多过错，尤其是纵容宦官专权，为大唐王朝的衰落埋下了深深的隐患。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唐肃宗的统治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他的积极举措，让大唐王朝在安史之乱的沉重打击下得以延续，为后续的“元和中兴”“会昌中兴”保留了希望；而他的消极做法，则加速了大唐王朝的衰落，使得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等问题日益严重，最终导致了大唐王朝的灭亡。
总的来说，唐肃宗李亨是一位功过参半的皇帝。他的功绩在于在乱世中稳定了大唐王朝的统治，为平叛战争奠定了基础；他的过错在于用人不当、决策失误，未能解决大唐王朝内部的深层次矛盾。他的统治经历，不仅是大唐王朝由盛转衰的缩影，也为后世统治者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教训：在面对危机时，既要具备临危不乱的勇气和决心，也要善于用人、勇于纳谏，及时化解内部矛盾，才能维护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来源：雁飘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