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家对门住着李婶,六十出头的年纪,腰板却直得很。她家门前种着一排矮矮的迎春花,花盆是拿废旧轮胎锯开做的,黑色的橡胶上沾着泥土和几片落叶。
我家对门住着李婶,六十出头的年纪,腰板却直得很。她家门前种着一排矮矮的迎春花,花盆是拿废旧轮胎锯开做的,黑色的橡胶上沾着泥土和几片落叶。
村里人都叫她”不出门李婶”。
一早起来,我就听见对门有动静。李婶家门口停了两辆车,黑色的那辆车身干净得发亮,车尾贴着红色的”双喜”字样。另一辆灰色面包车看着有些旧,车前挂着柳树枝,车顶上落了几片杨絮,浮尘里印着几个手指头的痕迹,像是谁随手擦了一下。
“怎么回事?”我问倚在院门口看热闹的张大爷。
张大爷用卷烟杆指了指李婶家:“镇上来人了,好像是请李婶出山。”他说完,又把烟杆捅进烟袋锅里使劲按了按,火星子噼啪作响。
“出啥山啊,李婶都二十多年没出过咱们这个村了。”
“嗯,二十二年零八个月。”张大爷掰着指头算得精确,“从她男人走那天起,到现在。”
李婶的男人姓赵,村里人都叫他赵师傅。那时候他是公社里唯一会修拖拉机的人,手艺好得出了名。后来沉迷赌博,欠了一屁股债,一个雨夜摔下山崖,人就没了。有人说是意外,也有人说是躲债。李婶从那以后就再没踏出过村子半步。
这天来的人阵仗不小,一个穿灰西装的戴眼镜,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还有个穿藏蓝色中山装的,肚子微微鼓起,走路带风,一看就是领导。还跟着两个年轻人,不停地拿手机拍照。
我凑近了些,听见院子里传来说话声。
“李师傅,这次真的麻烦您了。实在是没办法,老手艺人都凋零了,您是最后一个。”西装男子的声音很客气。
李婶没吭声。
“乡村非遗振兴计划是省里重点项目,上面很重视。”肚子微鼓的中山装领导说话声音洪亮,“您看,这是邀请函,请您去市里参加’手艺人大会’。”
李婶的声音终于传出来,低沉沙哑:“不去。”
我和张大爷对视了一眼。李婶自从守寡,说话就特别少,一天能说出十句话就算多的。村里隔三差五有人上门请她去做手艺,她都是摆摆手,有时连话都懒得回一句。
现在村里的老一辈都知道李婶年轻时是能人,会一手绝活——织花布。不是普通的纺织,是那种复杂图案的,能把山水、飞鸟、人物都织到布上去。据说她织的布匹细腻得像画一样,曾经在县里拿过奖。但这么多年过去,村里人早忘了,年轻人更是不知道,只当她是个怪脾气的老寡妇。
院子里安静了一会儿,我猜是那些人在想办法如何说服李婶。
过了一会儿,我看见中山装领导叹了口气走出来,对身后的人说:“你们先上车等着。”
门口的年轻人小声嘀咕:“什么老古董,架子这么大。”
中山装领导回头瞪了他一眼,年轻人立刻闭了嘴。
我本以为这事就这么黄了,谁知道过了半小时,李婶家大门忽然打开,她居然拎着个褪了色的蓝布包走了出来。村里几个闲着没事的老头老太太立马围了过去。
“李婶,你这是要去哪啊?”
李婶没说话,只是摆摆手,慢慢走向那辆黑色轿车。中山装领导赶紧迎上去,做了个”请”的手势。
车门关上前,李婶的目光扫过围观的人群,在我身上停留了一瞬,然后微微点了点头。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只好也点头回应。
车开走了,院子里只剩下几个说话的邻居和一股淡淡的霉味,那是李婶家长年不开窗的味道,混着一点艾草香。
晚上回家路过李婶家时,我发现她家门口的那盆长得歪歪扭扭的绿萝倒了,泥土撒了一地。旁边放着个旧脸盆,里面泡着几件深色的衣服,水面上飘着一层薄薄的灰。
“李婶啥时候回来?”我问坐在门口纳鞋底的王奶奶。
“听说要去一个礼拜呢。”王奶奶的眼镜腿上缠着胶布,“这是她头一回出村子,我都怕她路上认不得方向。”
我决定帮李婶收拾一下,把倒掉的花盆扶正,又把泥土捡回去。地上有个旧日历本,翻开一看,是2002年的,最后一页停在了赵师傅去世那天,被人用红笔画了个圈。
李婶家门没锁,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没进去。转身时看见门框上钉着一块褪了色的木牌,刻着”赵氏织坊”四个字。
这天晚上我做了个奇怪的梦,梦见满天的布匹像彩云一样飘在空中,李婶站在布匹中间,她好年轻,头发乌黑,手里拿着一把梭子,快得像飞燕一样穿梭。我想看清她织的是什么图案,却怎么也看不清楚。
第二天一早,村里就炸开了锅——李婶上电视了!
村委会的大屏幕上正播放着新闻,李婶穿着一身灰布衣服,坐在一台老式织布机前,手指灵活地穿梭着。镜头给了个特写,只见一匹色彩斑斓的布料从机器里缓缓展开,上面是一片山水,云雾缭绕间,有小桥流水,还有几只形态各异的仙鹤。
“这是咱李婶织的?”村长的烟灰掉在裤子上,他顾不上拍。
新闻里解说员激动的声音传来:“…这种失传多年的’赵氏彩锦’技艺终于重见天日,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发现…”
我这才知道,李婶不仅仅是会织花布,她是一项快要失传的古老技艺的最后传承人。那不是普通的织布,而是一种特殊的提花技艺,能在布上织出媲美国画的图案来。
“我早就知道李婶不简单。”村长猛抽了一口烟,“当年她家织的布可是能卖到外国去的。”
“那她为啥不织了?”有人问。
村长摇摇头:“谁知道呢,自从赵师傅走了,她就把织布机锁起来了,再没碰过。”
电视上镜头一转,李婶在接受采访。主持人问她为什么二十多年不出村,也不再织布。李婶沉默了一会,眼神望向远方,只说了一句:“答应过一个人。”
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却让我心里一颤。
等李婶回村那天,村口站了不少人。她还是那身灰布衣服,只是衣角上多了一朵绣着的小花,蓝色的,像是矢车菊。
中山装领导亲自送她回来,还说要给村里注资建一个”赵氏彩锦传习所”,由李婶担任首席传习人。
“不用那么麻烦。”李婶摆摆手,“有个干净屋子就成。”
晚上,我提着几个刚从地里摘的茄子去看李婶。她正在收拾东西,院子里堆着几个纸箱,有个掉了一角,露出里面的紫砂壶。壶嘴有点儿磕碰,瓷面上隐约有茶垢。
“李婶,上市里感觉咋样?”我问。
她摆弄着手里的茶叶罐,没说话。
我不知怎么接话,看见院子角落有个布罩着的东西,像是一台机器。
李婶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难得地开口:“织布机。赵家祖传的。”
“您这么多年都没用过?”
李婶放下茶叶罐,走到那台机器前,掀开了盖布。灰尘在夕阳里飞舞,像是金色的雨。织布机很大,木头已经有些发黑,上面的线轴却意外地新,像是经常有人保养。
“他走的时候,我答应过不再织布。”李婶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自言自语。
“为啥呢?”我小心翼翼地问。
李婶没回答我的问题,反而问:“你知道我为啥这么多年不出村吗?”
我摇摇头。
“因为出了这个村,就没人记得赵师傅了。”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泛黄的照片,是个中年男人,皮肤黝黑,笑容憨厚。
“这是我男人,你们都叫他赵师傅。”她的手指轻轻抚过照片,“他不光会修拖拉机,还会做织布机。咱们村的织布机,都是他一手做的。”
我这才明白,原来赵师傅是个木匠,而且是织布机的专业制作人。
“那您为啥答应他不织布了呢?”
李婶的目光变得悠远:“我织的布越来越有名,有人出高价买,有人请我去城里设厂。他怕我太忙,没时间陪他,就让我答应,如果有一天他不在了,我就别织了。”她苦笑一下,“当时我以为他是说笑的。”
原来如此。我心里一阵酸楚。
“那这次您为啥又去了?”
李婶慢慢地揉着手腕,那里有一圈浅浅的茧子:“织布的人越来越少了。这手艺要是断了,就真没了。”
她忽然问我:“你知道我织的那匹布,上面的图案是什么吗?”
我想起电视上看到的山水画和仙鹤,刚要回答,她已经自己说了:“是咱们村。后山的岭,前面的河,还有…那条他出事的路。”
晚霞的光透过窗户照在织布机上,给深色的木头镀上一层金边。
“你不懂,这织布啊,就是在织命。”李婶轻声说,“一根线一根线地织,就像一天一天地过。断了,就再接上。乱了,就重来。”她的手指在空中比划着,“日子就是这么过的。”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敬意和心疼。
第二天,村委会贴出公告,说要建”赵氏彩锦传习所”,地点就选在李婶家旁边的那块空地上。村里人都很兴奋,毕竟这是能让村子出名的大事。只有李婶还是那副淡然的样子,每天定时浇她那些歪歪扭扭的花,喂院子里那只瘸腿的老黄狗。
一个月后,传习所开工了。李婶站在工地边上,看着工人们打地基。忽然她弯下腰,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擦了擦,放进口袋。
“好石头?”我问。
“嗯,和他的墓碑是一样的。”她说。
到了秋天,传习所建好了,一栋仿古的二层小楼,门口挂着”赵氏彩锦传习所”的牌子。开业那天,县电视台又来了,市里还来了好几个领导,热闹非凡。
李婶穿了件新衣服,还是灰色的,但领口绣了朵小花,和她之前衣服上的那朵很像。我这才注意到,她所有衣服上都绣着同样的花。
领导讲完话,该李婶剪彩了。她站在红绸带前,手里拿着剪刀,忽然愣住了。
“怎么了,李师傅?”中山装领导关切地问。
李婶看着眼前的红绸带,目光有些恍惚:“这颜色…和我结婚那天门上挂的一样。”
剪彩完成后,李婶作为首席传习人要给大家演示织布技艺。她坐在崭新的织布机前(那是按照她家老织布机的样子特制的),手指灵活地穿梭着,一匹布料缓缓成形。
我盯着那匹布看了好久,想看出上面织的是什么图案,却只看到一片模糊的色彩。
“这是什么图案啊,李婶?”我忍不住问。
李婶停下手,看了我一眼:“现在还看不出来,等织完你就知道了。”
晚上,大家都散了,我帮李婶收拾传习所。她坐在织布机前,静静地看着那匹还没完成的布。
“李婶,您说您织布是在织命,那您这匹布上织的是谁的命呢?”我随口问道。
李婶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回答了。忽然她说:“是我和他的命。”
我一下子明白了,她织的是她和赵师傅的故事。
“您不是答应过他不织布了吗?”
“嗯。”李婶点点头,“但现在不一样了。”
“哪里不一样?”
“我想通了,”她抬起头,眼里有光,“他不是不想让我织布,是怕我太辛苦。现在我不辛苦了,我是在织我们的故事。”
第二天一早,我去传习所找李婶,却看见她站在村口,看着远方。
“李婶,您这是…”
“我想出去走走。”她说。
“出村?”我有些惊讶。
“嗯,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她微微笑了,“他走得那么急,连外面的世界都没来得及带我去看看。”
我陪她走到村口的那棵老槐树下,树上的蝉鸣声此起彼伏。
“其实,”她忽然开口,“那天他不是意外。”
我心头一震,不知该如何接话。
“他欠了很多钱,都是赌债。那天下雨,路滑。他…是自己跳下去的。”李婶的声音很平静,仿佛在讲别人的事,“他临走前来见我,说他对不起我,让我答应他不织布了,好好过日子。”
“所以您才…”
“嗯,我答应他了。也答应他不出这个村,就在这里好好过日子。”她的手指无意识地抚摸着衣领上的小花,“这二十多年,我每天都在想,如果当初我没那么忙着织布,多陪陪他,他会不会…”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轻轻拍拍她的肩膀。
“这次出去,我才知道,原来世界已经变了这么多。”李婶望着远方,“他若是在,该多高兴啊。”
风吹动她花白的头发,她笑了笑:“该回去织布了。”
转身时,我注意到她的背影不再佝偻,腰板挺得更直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传习所渐渐有了名气,常有人来学织布。李婶很有耐心地教,虽然话还是不多。我经常去看她织那匹布,图案渐渐清晰起来——是一对男女,站在山崖边,风吹动着女子的裙子,男子伸手想要抓住,却似乎永远差那么一点点。
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出去打工了,对织布不感兴趣。李婶也不强求,只是每天按时开门,按时关门,就像过去二十多年那样。唯一不同的是,她现在会定期出村去市里采购材料,偶尔还会去赵师傅的墓地坐坐。
一年后的一天,我去传习所,发现门锁着。李婶家也没人。村长告诉我,李婶去市里了,这次是受邀去做织布展示,要去一个多月。
“这才几年功夫,我们村都出了个’国宝级传承人’,”村长自豪地说,“以后咱村的彩锦就是咱们的招牌了!”
李婶回来那天,带了一身风尘和一堆奖状。她给村里的孩子们带了糖,还给我带了个小布包,里面装着一块手帕,上面织着那朵她常绣的小花。
“这是什么花啊,李婶?”我终于忍不住问了这个困扰我很久的问题。
“矢车菊。”她说,“他最爱的花。”
这天晚上,李婶请我去她家吃饭。她破天荒地做了一桌子菜,还开了瓶尘封多年的老酒。
“今天是什么日子吗?”我问。
“是啊,”她点点头,“今天是他的生日。”
我们喝着酒,她忽然说起了过去的事。原来她和赵师傅是青梅竹马,从小一起长大。他爱她,为她做了第一台织布机;她也爱他,织出的第一匹布就送给了他。
“那布上织的是什么?”我问。
“矢车菊。”她说,“他做的第一台织布机,上面刻着这种花。”
酒过三巡,她变得感伤起来:“其实这么多年,我一直恨他。恨他那么自私,留下我一个人。”她抿了口酒,“可是转念一想,他那么疼我,哪怕是最后,也是为了我好。”
夜深了,李婶把我送到门口,月光下,她的影子很长,像是伸向了远方。
“李婶,您那匹布织得怎么样了?”我忽然想起来问。
“快完成了。”她说,“等织完了,我想再出去走走,去他年轻时总说要带我去的地方看看。”
“去哪?”
“大海。”她望着夜空,“他说海的颜色比矢车菊还蓝。”
第二年春天,李婶的那匹布终于织完了。整个村子的人都去看,只见布上是一片蓝色的海,天水相接处,有两个小小的人影,手拉着手,向远方走去。
看到这幅图案,我心里一阵酸楚,明白了李婶的心意。那是她和赵师傅从未实现过的梦想。
当天晚上,李婶请全村人吃了顿饭。席间她宣布,自己要出远门一趟,去看看大海。临走前,她把那台老织布机交给了传习所保管,说等她回来再接着教大家织布。
我送她到村口,问她啥时候回来。她笑了笑,说:“等看完海就回来。”
过了半年,李婶还没回来。村里人有些担心,派人去打听。最后从市里的领导那知道,李婶去了南方的一个海边小镇,住在那里,每天看海,偶尔还教当地人织布。
又过了一年,李婶终于回来了,皮肤黑了许多,但精神很好。她给村里每家每户都带了礼物,是一些小贝壳。她还带回来一匹新织的布,上面是蓝色的海,浪花中隐约有两个人影,一高一矮,牵着手。
这天晚上,她来我家坐了会儿,给我看了几张照片。照片上是碧蓝的大海,沙滩上有她的影子,还有一个隐约的、似有若无的高大身影。
“风把他的骨灰撒进了大海。”她轻声说,“这样他就自由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默默握住她的手。
李婶如今已经快七十岁了,还在教人织布。她不再拒绝出村,还经常去城里参加各种活动。她织的布成了县里的名片,还远销到了国外。村里人都为她感到骄傲。
前两天,她又织了一匹新布,上面是两朵交缠在一起的矢车菊,在蓝色的海洋上方绽放。
“这是我和他的故事。”她对我说,“以后的路,我会把它一点点织出来。”
我看着她安详的笑容,忽然明白了一件事:她这一生,不只是在织布,更是在织一个失而复得的梦。
从此以后,每当有人问起隔壁李婶为什么曾经22年不出村,我都会告诉他们这个关于爱、责任和救赎的故事。不是所有的等待都有回音,但李婶,她等到了。
来源:一颗柠檬绿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