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徐向前有些日子，在院子里踱步，晚风里混杂着往事的残片。他倚在藤椅上看月亮，一盏茶摆在手边，总指挥的影子比月色还重——红四方面军长征的那些刻骨细节总像野草一样，踩不灭。突然他像和老友说话似的自言自语“陈昌浩，年轻是年轻，但真是个耐琢磨的人。”这句话，像是道谜——

徐向前有些日子，在院子里踱步，晚风里混杂着往事的残片。他倚在藤椅上看月亮，一盏茶摆在手边，总指挥的影子比月色还重——红四方面军长征的那些刻骨细节总像野草一样，踩不灭。突然他像和老友说话似的自言自语“陈昌浩，年轻是年轻，但真是个耐琢磨的人。”这句话，像是道谜——好人凭什么也要跌倒？！

身旁那位偶尔串门的警卫员不解，问他为什么总把陈昌浩叫“好人搞错事”？徐向前没回答，他让思绪又往过去拐了个弯。

如果陈昌浩出生在今天，十九岁的他也许已是网络风暴下的意见领袖。可在当时，他却只是汉阳少年，一个进武昌大学求学又毅然弃学的执拗孩子。他蹿进革命序列的时候，谁能想得到他不是最早赢得组织认同那个？直到1930年回国，他才正经算被吸纳。也就是这一段“反复进退”，让他和别人不太一样。外界看他顺风顺水，其实这条路横七竖八、没有一节直的。

四方面军初成气候时，陈昌浩升职飞快。不到两年，他成了红四政委，比同僚许多路还短。他和徐向前配合，外人唏嘘，难免觉得这两位是一股不可逾越的力量。可又有谁细想过，这种年轻人拔节生长的速度，可能带来什么？人少能代表精干吗？年轻就等于阅历浅吗？有些人只看到数字，却没琢磨那时特定机制下，年轻反而能快速汇聚人心，简化决策链。

再说张国焘，其实是利用了四方面军“年轻”的这一点。队伍刚磨合出点棱角，张国焘等于是一盆冷水——烧得正旺的时候泼下去，看是能扑灭还是更旺。有意思的是，四方面军在川军军阀面前打得漂亮，部队人数最多时候接近八万。张国焘心气陡升，硬要跟敌军正面耗，结果让根据地被攻破。看起来是一时鲁莽，其实是对自身体制过分乐观，有种把自己当成不可战胜机器的错觉。

当下的人很容易嘲笑当年的决策者，说他们被胜利冲昏头脑。真到事发，谁又能不被胜利迷住？假如有数据系统推演，张国焘未必还是那个选择。但历史就是没有如果，陈昌浩站出来担责。一把背下所有杂音。明知不是自己主导还主动认错，这究竟是责任感还是某种不得已的妥协？两者参半。如果没有这步主动，四方面军会不会就分崩离析没人知道。

陈昌浩的另一面，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看见。川陕根据地立稳脚跟那会儿，他主抓组建妇女独立师。清一色女兵、全新班底，起步艰难，杂役日常、后勤补给都捉襟见肘。外面不信，内部多疑。最后硬是把这块拼图填满。其实和他“善于弥补别人错误”一样，都是把问题变筹码的家底——这种方法，放在现在商业谈判，照样适用。有位和陈共事过的军需员，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陈昌浩最常说的是“试试看能不能再穷一点”。这里头藏着当时资源分配的现实，也说明他做决策不是拍脑袋而是真琢磨。

但张国焘随后开始调整方向，掠夺功劳，将自以为理所应得的东西加在自己头上。这种处事方式，不是四方面军年轻化带来的必然，而是权力游戏的必杀技。陈昌浩虽有异议，却能在某些时刻忍让，等于帮了张国焘巩固权力。这点也挺悖论，明明反对，又在关键点补台。正像很多领导人一样，既有坚持也有妥协，两头不是人。

至于士兵们，对陈的看法也不是始终一致。比方说许世友和倪志亮，前期极其尊敬，后期意见分歧，几乎摊牌。原因不复杂，动荡中每个人都要选边站。他们敬的是能力，疑虑的是态度。

等西路军覆灭，陈昌浩养伤归队，彼时和徐向前已经有些隔阂。外部形势比内部变动更快。两人过往的交情，许多时候得靠回忆去温习。也许陈昌浩真像徐说的那样，属于“好人干错事”的那类人，但如果无他，四方面军会不会还有别的结局？

换个角度如果当时有更充裕的资源，或四方面军不是年轻队伍，是不是张国焘就不会狂妄？又或者，这份“年轻”恰恰提供了试错空间，才让红军能多活几年。外部环境、内部制衡、个体选择三者纠缠，没个定论。

历史不总按理出牌。“有能力的人犯错，反倒让错更容易被放大。”这不是个人的问题，也是结构性因素叠加。红四方面军的年轻、陈昌浩的主动、张国焘的独断，本质就是不断的有限理性博弈。

历史像多层滤镜，每个人看到的光，透出来的色彩都不同。陈昌浩于徐向前是某种怀念，于士兵是领导，于后世则像一面镜子。那些真正决定局面的细节，往往是在权力、资源、制度和个体矛盾中流变。

红四方面军这样一支年轻的队伍，成于锐气，也困于锐气。好人犯错，错中有好人。这一判断，不会因时间流逝而落伍。

故事未完，历史总留着未解的地方。

来源：投迹世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