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故事部分情节虚构，请师友们理性阅读，切勿对号入座，历时3小时手打，感谢阅读，您的支持就是我继续创作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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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安知鱼

【本故事部分情节虚构，请师友们理性阅读，切勿对号入座，历时3小时手打，感谢阅读，您的支持就是我继续创作的动力！】

我叫李长根。

1966年生，家在豫西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那时候村里还没通电，晚上点的是煤油灯，灯芯一跳一跳的，照得屋子忽明忽暗。

1984年冬天，我刚满18岁，穿上那身还带着折痕的草绿色军装，背着帆布挎包，包里塞着母亲煮的鸡蛋和用布包好的馒头，坐上了来往部队的闷罐火车。

火车里没座位，我们直接坐在背包上，车厢里到处充斥着煤烟味和脚臭味，哐当哐当一路向北，被拉到了鲁南的一个守备团。

刚到部队那会儿，天寒地冻，呼出的白气在脸上结成一层霜。

新兵连的班长叫王铁成，是个爽利的东北汉子，那嗓门大得能穿透操场的风，喊我们跑步时总爱吼一句，“新兵蛋子，都快点儿，别像个小脚老太太！”

我们咬牙挺住，踩着脚下的冻土“咔哧咔哧”作响，连续三个月的训练，我手上的茧子一层压一层，握枪时，枪托磨得肩膀生疼。

新兵连解散，我被分到团部通信连。

团部大院门口，两个哨兵戴着棉军帽，手握钢枪，帽檐上的红星在阳光下闪着光。

大院里有几排白墙青瓦的营房，还有一棵老槐树，冬天掉光了叶子，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桠。

通信连的宿舍在一栋两层老楼里，木楼梯踩上去“咯吱咯吱”响，地板缝里时不时钻出一只小虫子。

每天早晨六点，嘹亮的号声划破寂静，我们一骨碌爬起来，叠被子要叠成“豆腐块”。

棱角分明，方方正正，若谁的被子软塌塌，王班长就会伸手一掀，“这也叫被子？狗窝都比你这整齐！”

接下来，白天我们接转电话、送文件，晚上值夜班，团部的办公室在另一栋楼，走廊铺着暗红色的地毯，踩上去悄无声息。

团长、政委的办公室常常亮到深夜，屋里飘出的烟草味隔着门缝都能闻到。

我经常送文件进去时，常看见团长张建国正用食指关节轻轻的敲桌子，那是他思考时的习惯动作。

部队的日子虽然紧张、枯燥、呆板，但也有热闹的时候。

每到过年，我们连会集体包饺子，炊事班发面粉、白菜和猪肉，大家围在长桌边，你擀皮我包馅。

动作快的能包出一排排整整齐齐的白胖胖饺子，动作慢的就包成了“大肚汉”，下锅一煮就开口笑。

饺子端上来，热气腾腾，配着炊事班私下里自酿的辣酒，喝一口得浑身发热。

舒坦极了！

夏天的晚上，团部会在操场上放露天电影。

电影队提前拉好了白布，架起放映机，战士们搬着小板凳，排得整整齐齐。

最常放的是《地道战》《南征北战》，看到鬼子被打得落花流水，全场战士齐声鼓掌，喊声震天。

还有拉歌比赛。

每到周末，各个连队集合在操场，围成几个圈，你一首我一首地唱，看哪个班的嗓门最大，唱的最洪亮。

我们通信连最爱唱《打靶归来》《战友之歌》，声音整齐有力，能把对面的工兵连压下去。

唱到最后，大家嗓子都哑了，还不肯认输。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的过着，直到1986年的春天，团长突然找我谈话，说，“小李，你这小伙子做事踏实，脑子也灵，我下个月调去省城军区机关，你跟我去当通讯员吧。干几年，我给你想法转志愿兵，弄个正式编制。”

我心里“咯噔”一下——省城啊，那是我只在电影里见过的地方，宽宽的马路，高高的楼房，还有不用凭粮票就能买到的白馒头。

可转念一想，我是家里的老大，弟弟妹妹还在上学，父母年纪大了，地里的活计多，我要是去了省城，离家里就更远了。

我一股脑怀着忐忑的心情跑到团部的公用电话亭，手指头冻得很僵硬，拨了好几次才接通家里。

父亲在那头沉默了半天，说，“家里地多，你弟弟还小，你退伍回来能帮衬家里。省城虽好，可咱农村人，离家太远不踏实。”

挂了电话，我心里有了数，有点难过，但也没有办法。

那时通信连的老乡赵国强——我们村隔一条河的邻村人——一直跟我念叨，说想调去团部机关，可没门路。

他家比我还困难，父亲早逝，母亲一个人拉扯三个孩子，冬天连棉鞋都没得穿。

我想了想，私下里就对他说，“团长要带个通讯员去省城，你要不去试试？”

国强一开始摆手，不确定的说，“人家团长能看上我？”

我拉着他就去了团长办公室门口。

敲开门，团长出来，我笑着说，“团长，我家里有事回不去省城，国强人勤快，字也写得好，您看行不行？”

团长打量了国强两眼，点了点头，“行，那就试试吧。”

就这样，憨憨的赵国强跟着团长去了省城，而那年秋天，我退伍回了老家。

火车到县城站时，我背着绿色的军挎包，包里塞着退伍证和一本红色封皮的相册。

抬眼望去，老家县城的街道还是土路，坑坑洼洼，路边的供销社门口挂着“布票、粮票兑换处”的牌子，柜台上摆着玻璃瓶，里面装着五颜六色的水果糖。

回到村里，我先是在乡砖厂干活，每天和黄泥打交道，身上永远洗不掉的土腥味。

后来又托关系进了镇里的面粉厂，车间里机器轰鸣，面粉飞得到处都是，鼻子里、耳朵里全是白的。

那时候收音机里正播刘兰芳的评书《岳飞传》，一到中午，厂里的工人们就端着搪瓷缸，边吃饭边听，听到精彩处还一个劲的拍大腿叫好。

这样的日子持续到1990年代末，厂子效益下滑，工资发不出来，我被迫下了岗。

那时我已经成家，孩子刚会走路，老婆在村里的小学代课，是一名小学乡村老师。

我只能骑着一辆掉漆的永久牌自行车，走村串户收废品，铁的一毛钱一斤，纸壳子八分钱一斤，一天下来，倒是能挣个十块八块，够买两袋面粉。

日子虽然不富裕，但也算安稳。

直到几年前，村里通了网络，老战友们建了微信群，我才知道，当年跟着团长去省城的赵国强，后来在军区机关干得风生水起。

他先是转了志愿兵，又通过考试成了干部，再后来调到地方，一步步升到市里的副局长，去年退休时还配着专车。

有一次，他在群里@我，说，“老李，当年多亏你啊，不然我哪有今天。”

战友们纷纷点赞，说我“有眼光”，可我看着手机屏幕，心里酸溜溜的——那原本是我的机会啊。

去年冬天，赵国强回县里探亲，托人给我带了两箱酒，说是“老战友的心意”。

我没去见他，只是让村里人帮忙收下，并不是记恨他，而是怕见了面，心里那点遗憾又要翻涌出来。

现在想想，当年的选择，不能说对，也不能说错。

那时的我，只看到了眼前的责任，没看到更远的路，可人生就是这样，一步走岔了，后面就会越走越不一样。

后悔吗？

有时会。

可更多时候，我会安慰自己——路是自己选的，走到哪儿，都得走下去。

来源：安知鱼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