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情可待成追忆——深切怀念我的父亲母亲（上）

摘要：我的父亲是一位教书先(生)儿，母亲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劳动妇女，按照他们那个年代的说法，他们的婚姻是当时普遍存在的“一头沉”家庭，就是夫妻双方一方有社会上认可的工作，一方是本色的农民。我父亲属虎，1950年出生，我母亲的出生日期应该是1949年，这是我按她去世时的

我的父亲母亲离开我太久了，太久了……

我的父亲是一位教书先(生)儿，母亲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劳动妇女，按照他们那个年代的说法，他们的婚姻是当时普遍存在的“一头沉”家庭，就是夫妻双方一方有社会上认可的工作，一方是本色的农民。我父亲属虎，1950年出生，我母亲的出生日期应该是1949年，这是我按她去世时的年龄推算的。

一、母亲的后半生

我不知道父亲母亲的结婚日期，不知道母亲怎么从一个相对富裕的家庭嫁给了贫穷的父亲。

母亲如她们那个年代的千千万万的普通女子一样，勤俭持家，治家有道。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给我留有高粱米粥和栗子香红薯的香甜， 10岁那年的玫红色的毛绒外套让小伙伴们羡慕不已啧啧称赞，但我最喜欢的还是母亲裁剪缝制的绣了美丽的小花朵的那些衣服，我曾对孩子们说我小时候是盼过年的，因为过年能穿母亲做的漂亮新衣。

但他们是理解不了的，他们的新年，买新年装是不必要的甚至是负担，他们自然也理解不了他们的外婆为什么在干了一天的农活后还要在油灯下纳鞋底子做针线。

在我的记忆里，母亲就像一个停不下来的陀螺，除了她坐下来吃饭的时刻，我都不知道她有没有停下劳作的时候，母亲不是在地里干农活就是在家里做那永远也做不完的家务，种地有忙闲，家务没有，我的母亲更没有停歇的时候，她处于长年劳作中。

我只记得一次父亲母亲生气的情形，也是我记得的唯一的一次。我大概还没有入学，秋收时节的午饭后，我等不到母亲回厨房，我就往院子(说是院子，那时候经济条件有限，村里的房子都没有围起院墙)西边去找。我看到村上的那十多个父亲的学生，都扒拉着树干或依或躲在树后朝北边看，他们比我稍年长些。

我走过去看到父亲母亲中间隔着一丈多远的距离，母亲低头不说话，父亲碗里的面条还没吃完，也不说话。我听到有个女孩子压低了尖尖细细的声音对别的同学说:“老师他们生气了，说是有活儿。”短暂又压抑的沉默后，父亲最终还是带着他的学生们走了，别的我已想不起太多也不了解太多。

这件事儿像一场无声的电影画面印在我的脑海里。多年后，当我结婚成家为人妇，我忽然就懂了母亲和她的隐忍。

父亲有一张齐刘海的黑白小五分照片，中山装领口扣得严整，我第一次看到后，差点笑出眼泪，我对母亲说父亲咋有像女同学一样的刘海，男生为啥当文娱委员，男生应该当体育委员。母亲没有过多的回应我，她太忙了，而且她一定是不赞同我的想法的，母亲是一个很有思想有远见的女子。

我们家东西相接的两处院落里，以果木树居多，老房子西窗前方是一棵石榴树，窗与石榴树之间有砖块堆的鸡笼，石榴树上下常年都有鸡歇栖嬉闹。

老屋所在的东院西边是我家的粪坑，粪坑的东南角有一棵枣树，我八九岁起，每年我都要爬上去打枣，大弟弟则在树下捡枣。粪坑的西北角，大概就是后来西院小楼房的东墙后角的位置，有两棵倒人字形梨树，本是同根生，但是却长出了南北相望的两棵弯梨树，和石榴树基本上是东西平行的位置。

梨子的味道非常好，我家西院邻居家的那个美丽姑娘就没少“偷”吃我家的梨，后因我母亲保媒而成为了我的小妗子。

西院大门口南边是一棵柿子树，我最喜欢的是柿子初长成，如人的指甲盖那么大上面还顶着小花的时候，像一颗颗绿宝石。

柿子树西边院落中间的边缘处有一棵香椿树，院墙西边南头一棵无花果树，北头一棵葡萄树，西院小楼盖起来前，正门前的地方是一棵麦黄杏，杏子甜中带酸又软糯，枝叶繁茂如擎伞。

树很有些年头了，每年我都操心着在树下捡风吹落的、鸟叨掉的杏子。大哥的亲奶奶卧病在床，春末时她就躺在她小儿子（我四伯）家灶房门前的空地上，高粱箔草席子白底黑条纹棉布单子。

我把又大又好的杏子挑给她吃，奶奶开心又激动，对我奶奶夸奖我的孝顺懂事，那个杏味今生也不会再有。

枣树、梨树和杏树应该是我家固有的。我特意问过母亲为啥种的都是果树，母亲说种啥都是种，就种点儿能吃(果子)的树了。母亲的这个想法真的是让我们姐弟的童年多出了多少欢乐的期盼，还有骄傲，尤其是喊跑摘我家葡萄的小孩子时。

我不知道母亲养兔子养羊是不是全村第一，但在俺们墁上绝对是第一。我曾帮忙割草喂兔子喂羊，母亲干活儿了就牵羊去地里，干完活再赶回来。后来母亲还买了一头驴，母亲的打算是驴子不仅可以帮忙减轻劳作的辛苦，随后还可以转手卖掉赚点儿钱。

那头驴子在我家没有停留太长时间，大概不到两年吧，我觉得导致它被转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父亲对驴子是“敬而远之”，掌控它的担子又落在了母亲身上，它跟邻居家的牛配犋耕地耙地又能力不足遭人嫌弃，在我家发挥的作用实在有限。

但这头驴子之所以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因为在我12岁前后的那个冬季，我跟随母亲套着驴车去临近的集镇卖过两次菜。一次是去外婆家所在的古城街集上去卖菜，粪苫子上大白菜也堆得冒尖，刚开始的时候我还能跟得上，后来就是跟车跑了。

我们从黄店的路口下路往南走，直接就进了古城街，大概现在架桥修路的南北一段有连续的上下坡，上坡时使的膝盖生硬，下坡时又要使劲向上揭着车把防车下滑过快失控。

现在的古城街基本上还是以前的旧址，不同的是坑洼的土路变成了平整的公路，街两边的矮旧的土瓦房变成了整齐派气的楼房。到街上后，母亲找好停放的位置后就让我去街东刘庄的外婆家，为的是让我有午饭吃。

我从小在外婆家长到六七岁才回家上学，去外婆家的路我是太熟了，我跑到外婆家后外婆吃了一惊，听我说是跟母亲来卖菜的，就问是不是得给母亲送午饭。我说母亲交代的清楚，她的饭不用管。至于母亲有没有吃午饭、吃了什么午饭，我就不知道了，现在想想要我这“贴心小棉袄”有什么用。

另一次是去我们大河屯南边的毕店镇。那时候李湾与刘奇两个村子中间有一个很陡的沟，在当时我那个井底之蛙看来它就是天堑般的存在，感觉它就是直角，让人望而却步。万一走到中间上不去了呢？再溜坡滑下来的话那该有多恐怖啊！……

我记得那次母亲特意喊我在她的左边曳车，驴子略微偏右，我的头几乎要挨着地，我憋着劲儿拼尽全力向前，一步两步……上来了！我开始大口喘气，上气不接下气的有点头蒙，母亲也放慢了脚步，我又看了一眼我家的灰毛驴，内心充满欢喜，如果没有它，母亲我们俩可该怎么办？

母亲让我家成为村上第一个百货店。我总觉得老房子那泥巴垒的主席台下下摆不了百样商品，而且也就是平常用的洗衣粉肥皂、盐和醋，还有瓜子啊茅庐白河桥那些烟，叫小卖部也许更准确。已记不清是哪年开起来的、开了几年。

记得我和大弟弟跟父亲母亲一起在昏黄的油灯下分装葵花籽，那瓜子包是很小的薄塑料袋，上面印有简单的绿色树叶状图案，用手从大蛇皮里抓出一把瓜子装进大概大人的中指那么长的塑料袋里，然后把要封口的位置贴紧学生尺长短的小钢锯锯齿那边折过来，快速的在煤油灯上燎一遍，一包瓜子就装好了。一小包瓜子是一毛钱吧，也都记不清了。

我读小学五年级的1988年吧，村上来了一支石油勘探队，就分散住在户家，至于工农联盟怎么协商的，那我就不知道了。有个邹姓队员，他那个叫邹梨花的女儿也入了乡里的中心小学读四年级，我很羡慕这个个头偏小皮肤白嫩穿着特别的“城里”女孩，我们很快熟络起来。在学校里下课的时间，我去厕所经过她所在的教室时，我都要搜寻一下她的身影。

但我们的友谊并没有持续太久。一天傍晚，母亲下地回来看我在主席台前站着，知道我又帮忙卖东西了，就问我卖了什么。我说邹梨花的爸爸来买了肥皂。母亲就追问买了多少，我感觉母亲跟惯常表现不一样，我低声说屋里的几块他都拿走了。

母亲叹了口气说:“肥皂涨价了。晚回来一步……他一下(全部)拿走了？”我低声问要不要去跟他要回来，母亲摇摇头说算了，以后谁买东西要的多了你别一下子给完。

此后母亲再没提及这件事。我却对邹家爸爸心生不满，我觉得他们这些“国家的人”不像我们乡里人这么真诚厚道。我疏远了邹梨花。现在想来，不论那件事与什么有关，这与邹梨花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认为就是母亲开的这村上的小卖铺为1989年我家建起上下小五间的楼房立下了头功，因为这小楼，我家成为村上的屈指可数的万元户，在村上数一数二。

需要说明的是我家的小楼上下两层各一色，底层三间是青砖建的，上面的两间是红砖。我是父母都离开多年以后听我姑姑说的这小楼“别致”的原因，说是我家把盖楼的青砖早都准备齐了，一亲戚看我家久未动工开建，就提出先借用些砖用，等我家盖房了立马还上。结果久不见还，在我家房子开工后，借出去的砖总算还了回来，可是它们却“变成”了红砖。

盖房的师傅们都等着砖干活儿呢，怎么办？那就继续盖吧！两色就两色吧，我可以不用跟奶奶在老房子东屋通腿睡觉了，尤其是大弟弟也不用睡在灶火屋里用长板凳支起的床了，多好啊！

但我姑姑说我家站稳的第一步是母亲私藏了一马包棉花，然后托姑姑的好姐妹兰芝姨的哥哥卖掉，存下了家庭第一桶金。在我小弟结婚时，我妗子们看到老院的房门漆块斑驳，木门下边沤烂掉落，她们说如果我母亲还在，定然不会有这样的状况！是的，我的母亲太勤劳太能干了。

母亲曾在村里做过卫生员是村西头的老杨马(绰号音，我并不知道这个老爷的名讳)家的老奶来找母亲打针，我才知道的。其实老奶来我家的途中有个兽医转人医的本家爷爷会打针的。身患绝症的老奶奶第一次舍近求远来找我母亲时，母亲问她咋不去那个爷爷家，她伤心又无奈的叹了一口气，母亲便不再多说什么。

有一次，母亲正在灶房里攒劲揉紫红色大釉盆里面的发面团，老奶又拿着针剂来了，母亲赶紧搓净手上沾的面出来迎接她。在灶房门前，老奶身上有很难闻的一种浓重的味道扑鼻而来，我捏着鼻子闪到一边。

母亲给老奶打完针，老奶走后，我的一句老奶身上有味儿的话刚出口，就被母亲瞪眼呵斥“以后不准再说！”母亲的那一嗓子真的把我给吓呆了。

平素母亲经常喊我烧火看锅，然后就急匆匆出去了。后来才知道是母亲去邻居家劝架了。还有邻居专门跑来喊母亲去劝架，由此可见我那平素寡言少语的母亲其实是一个能说会道的人。

父亲母亲被人尊敬和信任给我留下印象深刻的事儿是外姓的保青叔曾在结婚那天晚上带花婶子来我家。我觉得气氛跟往常太不同，父母的表情更多的是严肃和紧张，被赶出去的我不知道他们说了些什么。之后婶子也常来我家走动。后来我才知道花婶子是被人拐卖来的四川姑娘，是保青叔花钱买来的媳妇儿。

听说我小时候因为倔强是被母亲打过的，我完全不记得了。我记得一件我的余生我这一生都无法释怀的事儿。初三毕业前后，不记得是什么原因了，我和母亲不说话达一个月那么久。

在我接到郑州某中专学校的护士专业的录取通知书后，父亲母亲商量去进城问一下我姑我表姑她们，父亲带我往街走到二队菜园北边与大河屯街搭边地界时，母亲从后面匆匆赶上来，给我们说有东西忘带了，她给送过来。

我吸吸嘴唇，想喊一声母亲跟她说句话，又犹豫，忍住了。我看到父亲不满的眼神，他对母亲说:“她自己不会操心！”道歉的话至母亲离我们而去，我也没说出口，如今又说与谁人听？不思量，自难忘，悔断肠！

我的儿子在初二上学期的一段时间里对抠手机玩游戏有点儿上瘾，为此我们母子大吵一架后对面无言如同陌生人，我不再强收给他备用的手机，也不在夜里再逮他玩手机，全凭母子之间的血缘，我憋着气依然接送他上学，我们在8整天里无任何只言片语交流。等儿子主动认错向我道歉我们母子修好后，我的恼怒才算平息。

我忽然想到了我一个月那么久没正眼看母亲一眼没跟她说一句话，母亲又是什么样的心情？我悔不当初，恸哭不止……

初高中时段我都是走读，速度练得犹如脚踩哪吒的风火轮。我跟父亲母亲怄气了，我就会在学校吃饭，我自己没饭票打不了饭，都是同学们打好饭带给我，晚上也跟同学挤在宿舍里，三两天我才回家，好像每次只有这样才能吓到父母一样。

高中时我帮多个女同学把她们的零用钱带回家里收好，等她们需要了再拿给她们，母亲对此事不像学校放假时我骑自行车帮同学们驮被褥送她们回家一样大力支持，她欲言又止。

1995年高考前一天，大家都在学校安排的宝塔宾馆安顿下来后，李某青同学忽然说她放在我这里30元，而我只拿给她20元。她说话还特别凶，气得我脑子瞬间一片空白，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就剩下了哭，可这天大的委屈是哭不出来的。后来夏开颜、张森把张峰喊来了，张女侠硬拉着哭哭啼啼的我去找那个同学讲道理，帮我压倒了李同学。

母亲心疼我那年的高考失利是因为考前的“突发事件”，第二年复读的失利母亲则觉得是奶奶的错。我去县城前的那个中午，母亲未能及时回家做饭，奶奶怕耽搁我回校集合，就把头天晚上剩的汤面条给我热热吃了。

在我的记忆里，母亲从未和奶奶红过脸吵过嘴，也从未听她在我们姐弟跟前说过奶奶半个不字，但因为我的高考成绩不好，她当面直接抱怨了奶奶一句“你咋给她烫剩饭！”弄得奶奶后来在我面前一直自责。

其实是我数理化都太差，如学天书。我复读那一年发誓要把数学提上去，就在东院灶火门下夜夜苦熬，做那我永远也解不开的数学题。灶火门头外提溜儿着一个灯泡，这样不仅灶火屋里能看得见，院里还能有点儿亮光，不至于黑黢黢一片。

父母对我的自觉自学看在眼里，心疼我熬到半夜，他们常催我睡觉。及至成绩出来，父母倒安慰我说“使恁很了！就这都中！”2022年我女儿高考，成绩不理想，我的内心似乎没有父母对我那样深沉的爱和宽容，我认为是她不够努力。

生活的重担、无休止的劳作摧毁了母亲的健康，1998年的万家团圆欢度春节的时候，母亲在大年初二结束了病痛的折磨，丢下了我们姐弟三个，永远的离开了我们，我们成了没娘的孩子，半路没娘想死娘，那种痛苦的体验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懂、才知道！

母亲得的是癌症，97年秋末初冬，久感不舒服的母亲实在挺不住了，才去看病，医生的话让父亲的世界处于静止，母亲的病从县医院看到市里医院。随后几个月，母亲靠止疼针支撑了最后病痛的人生时光。

我是在寒假回家才知道母亲病了，而且病的不轻，父亲并未告诉我们姐弟母亲的真实病情，也许是怕我们姐弟的惊慌与恐惧再影响到母亲吧。

我记得母亲披着一件带毛领子的海蓝色的卡棉袄在西院楼房前檐下慢慢的挪动脚步的情形，后来她虚弱到无力如厕，就在老房子西屋她和父亲婚后住的那间房子里的窗边支起一张简陋的小床，她住回了老房子，屋里放了一个那种粗糙厚实的紫红色塑料桶来省去她如厕的辛苦。

我们姐弟在床前守着她时，没听到她喊一声疼，还常安慰我们说“没事儿没事儿。”腊月的一天，有一次我看她从桶上起身都难，就一边扶她一边帮她擦身子，母亲难为情的嗫嚅:“咋让你给我擦了”，然后连续无力叹息。

当时我忍住了自己的泪水，如今每每想起，都是泪如泉涌！母亲啊，我为你做过什么呀？我什么都没为你做！您真的是让我抱憾终生啊！

我待业在家时，父亲说他会尽力解决我的工作问题，父亲说病中的母亲交待父亲把家里存下的8000块钱用于我的工作安排上。母亲的爱痛煞我的心！1998年那个黑色的春节过后，过年也只是过年，我再不盼过年。

二、一生低沉的父亲

在我少时的印象中，我看父亲就是一个百无一用的书生，我觉得他除了教书别的啥也不会，他不会驾驭牲口耕作，他不会打麦扬场，他刨地挑水也显得弱跌跌的，当然，他也不会做饭，我也不记得他辅导我们姐弟学习的场景。

听我姑姑说恢复高考后我父亲没去参加，姑姑很替他遗憾。父亲也曾提及此事，他说是两个伯父都离家在外，他得留下来照顾家，毕竟奶奶是需要照顾的。

父亲把教师这个职业用自己的全副身心诠释得很完美，姑姑曾说他初为人师在我们王老庄村部教学生时，学生把墨汁涂在他的衣服后片下摆他也不在意，把他的棉袄里的棉花从袖口的破洞里一点点偷偷的揪出来，揪到半截子袄袖没棉花，他也不生气，诸如此类，反正爱生如子。

邻村小杨庄一个胡姓学生倒真的是被他撼动了内心，那个学生出国留学后给他邮寄了一张贺卡。那大概是1989年，我清晰地记得父亲脸上藏不住的喜悦掩不住的骄傲，他拿给放学到家的我看，我除了知道它们是英文，别的就不知道了，以为它是过早到来的春节贺卡。父亲告诉我说那上面的图案是圣诞树，那是一张圣诞贺卡。

父亲曾是一个音乐达人，我姑姑说他高中时还是文娱委员，我想那是够耀眼的，我觉得文娱委员是女生专属。我们姐弟曾在家里的那个大红木箱里翻出来一个压在箱底的口琴。木箱应该是父亲母亲结婚时的家具，上面喷有红花绿叶的图案，还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那些字样。

那时候我们这些靠“挤囊饱”、斗鸡、玩泥巴、逮爬叉、丢楝树子儿、跳坊、踢沙包为游戏的儿童团，口琴是文艺极品，是个稀罕物件。我和弟弟们会安静的蹲在门口，轮流吹出并不悦耳动听的声音。说是轮流，我吹时我吹的时间长，弟弟吹时我很快就抢过来了。其初，我们竖起耳朵听院里的动静，听到像是有人回来的响动后，赶紧把口琴胡乱地扔回箱子。后来就胆大妄为了，就把口琴哪玩哪扔了。

父亲第一次看到后，惊奇地问我们咋把口琴扒出来了？还拿起来用手和衣角拂拭一番。在一个下午，他还吹给我们听，教我们吹。然而我们姐弟都不是可塑之才，他又忙于教育别人家的孩子，对他的口琴就不管不问了。口琴外面的铁壳经常被弟弟抠下来，那只口琴在失去了对我们的吸引力之后应该是被我小弟弟那个破坏大王搞坏藏匿了，因为后来它不见了。

小楼建起后第二年的春末时节，父亲用他的28永久自行车带回来一台17吋的黑白电视机，我看到后太兴奋了！我再也不用跑去村庄中间的本家老爷家去和一个村的人挤着看他家的电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