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给周副主席拍电报：我党有无黎强同志？”——1949年4月25日深夜，长江北岸刚设立的战俘临时看押所里，一名披着破军大衣的俘虏突然抬头，对值勤干部丢下这句话。值勤干部愣了两秒，转身冲进电话室，一串急促的电键声很快在夜色中炸响。

“给周副主席拍电报：我党有无黎强同志？”——1949年4月25日深夜，长江北岸刚设立的战俘临时看押所里，一名披着破军大衣的俘虏突然抬头，对值勤干部丢下这句话。值勤干部愣了两秒，转身冲进电话室，一串急促的电键声很快在夜色中炸响。

电报发出后的第三个小时，前线指挥所收到中央军委回电：“妥送该同志即刻赴北平。”暗语、军委、火速三字，把值班参谋的瞌睡打得无影无踪。谁都没想到，这名乍看意志消沉的国军师长，竟是中央长期安插的红色暗线。

这位师长本名李碧光，川西人。早年在成都读书时便接触左翼刊物，对“公平两字是靠抢来的”这种说法十分认同。1937年，南方局的交通员在简阳小镇第一次与他接头；两年后，他抵达延安，领到了另一个身份——“黎强”。董必武递给他的那张写着新名字的纸条时曾半开玩笑：“到敌区之后，别忘了自己姓黎，越强越好。”

延安整风结束，他被南方局挑中潜回西南。表面上，他是一名愿意接受改造的四川青年；暗地里，他拿着组织配发的三枚银元作启动资金，从成都西门租了间西式小楼。银元不多，但足以日夜设宴。酒桌上三碗黄酒下肚，他学着土话埋怨盐价，骂得比老兵痞还起劲。就是在这种“满嘴火药味”的表演里，他结识了两名中央军校教官，为下一步埋伏奠定跳板。

1941年冬，他被保送进南京中央军校政治研究班。中统特务对这位“转性极快”的青年相当欣赏，毕业后直接把他塞进部队情报科。李碧光的算盘打得极精：情报科可接触密电码与防务图，一旦摸熟流程，传递信息就像递送家书一样自然。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高层忙着瓜分地盘，基层军官却大批流失。李碧光凭借既懂暗号又熟川话的优势，被紧急调入第五战区训练部；一年后，他挂着上校领章，正式升任45军312师副师长。为了确保身份安全，他常年周旋于黑帮与驻军之间——给码头会长递香烟，也陪宪兵旅长赌两把色子。立场越模糊，越安全，情报越畅通。

进入1948年，三大战役尘埃已定，南京行将溃败。蒋介石下令修筑长江防御圈，312师被派到江北正面阵地——位置靠前、补给却拖后。李碧光暗暗庆幸，这正合自己心意：弹药不足，师兵素质平平，一遇猛攻，整个防线必如纸糊。

4月20日晚，渡江战役突开炮声。李碧光先以“保护民船”为由令全师撤向二线，随后又以“掉队士兵过多”为由将行军速度压到最低。四天后的清晨，解放军轻松包围了这支空架子部队。缴械一瞬，他甚至提醒连长们把插着白布的枪口举高点，省得走火误伤。

被俘当天，他刻意隐藏党员身份，只在夜深人静时向看守提出那句电报请求。看守一度以为此人是在虚张声势，直到“军委”与“周副主席”两处关键词让负责审讯的干事心里直打鼓。军纪不允许有半点误判，电报终于发了出去，才有了开头那段夜半急令。

抵达北平时，已经是初夏。周恩来同董必武在西山招待所见面时，没有寒暄，只一句“辛苦了”。李碧光行了军礼，回答亦简单：“不敢。”几乎同时，第二野战军总部电台收到人员调配指令——“黎强即刻归入二野作战顾问”，目的地：四川。

进川扫荡土匪期间，李碧光把在黑白两道练出的那套“拼盘式情报网”方法再次派上用场。川东山中小股顽匪擅打游击，普通排搜山至少十天；而他通过经年累月的暗线，往往能提前锁定匪巢方位，仅用三天就解决战斗。地方干部评价：“奇准。”

1955年，他获授大校军衔，却主动转业地方，从头做起，主持四川省公安厅情报处。对外，他依旧是“讲话慢、笑声大”的川西老乡；对内，他晦涩的笔记本里密密麻麻记录着复杂的社会关系与暗号。有人问他为何仍保持警惕，他用半开玩笑的语气说：“装傻是门老手艺，丢了可惜。”

1999年8月，李碧光病逝北京。按照家属意愿，骨灰一半撒在都江堰旁。昔日暗号“我党有无黎强同志”再未被广播，但那串字节在档案室里静静封存，提醒后来者：隐蔽战线的胜利，同样需要敢于“让自己被俘”的勇气与耐性。

来源：小铁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