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若风：中国人是怎样进入数字化状态的

摘要：几乎没有人会想起，刚好一百年前（1925年），王云五发明了四角号码检字法。笔者如果不是中文系毕业的学生，恐怕也不会想到这件事。笔者认为，他的发明是今天我们中国人顺利进入数字时代的辅路石。

几乎没有人会想起，刚好一百年前（1925年），王云五发明了四角号码检字法。笔者如果不是中文系毕业的学生，恐怕也不会想到这件事。笔者认为，他的发明是今天我们中国人顺利进入数字时代的辅路石。

数字技术是舶来品，而且，总体上说，目前中国在研发上还处于跟跑阶段。但是中国人，尤其是老百姓，却对其展现出超乎寻常的适应力与创造力，而且，是“特别有感觉”。这是为什么？笔者的认识是——

第一，包容式创新的中国文化传统

从王云五的四角号码检字法到王永民的五笔输入法，再到如今的开源大模型，始终贯穿着一条清晰的主线——包容式创新：

20 世纪初，西学东渐浪潮带来知识传播的迫切需求，传统部首检字法因部首划分模糊、检索效率低下成为瓶颈。王云五的创新展现了包容式创新的精髓：他既不固守传统部首体系，又不盲从西方字母化检索逻辑，而是从汉字自身结构出发，借鉴电报码的数字编码思路，创造出四角号码检字法。通过提取汉字四角笔形特征，用 0-9 数字编码实现 "见字知码"，既保留了汉字形义结合的文化特质，又吸收了现代编码的高效逻辑，成为传统检字法向数字化编码过渡的关键桥梁。这种创新，让传统文化在新的技术语境中获得新生。

20 世纪80 年代，计算机普及面临"汉字录入难" 的困境，西方字母输入体系无法适配汉字的复杂结构。王永民的五笔输入法再次演绎了包容式创新：他立足中国传统"永字八法" 对笔画的归纳智慧，将汉字拆解为130 个基本字根，以"横、竖、撇、捺、折" 五笔为编码核心，构建出高效的形码输入系统。这种创新既继承了古人对汉字结构的深刻认知，又融合了现代信息处理的模块化思维，既解决了技术难题，又让汉字在数字时代保持了文化主体性。

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开源大模型的发展延续了这一包容式创新传统。当代中国科技工作者既吸收全球人工智能的前沿成果，又深耕中文语义理解与文化适配，在开源框架中融入汉字语境下的思维逻辑与文化特质。如同四角号码和五笔输入法不排斥数字与字母工具一样，开源大模型不拒绝通用技术框架，但更注重让技术适配中文的表达习惯与文化内涵，从传统文化数据库的构建到跨语言文化对话的实现，都体现着"兼容并蓄、以我为主" 的创新逻辑。这种创新让中国文化既保持了自身特质，又能与时俱进，在不同技术时代都能找到合适的表达方式。

第二，中国的系统思维与数字生态有着深度契合

中华文明延续五千年的系统思维，为数字技术的应用提供了独特的文化土壤。传统农耕文明强调"天人合一" 的整体观，这种思维在数字时代转化为对 "生态系统" 的敏锐感知、从移动支付、电商平台到社交网络，中国人迅速构建起全球最完整的数字生态，正是源于文化中对 "万物互联" 的深层理解。相比表音文字文化更侧重线性逻辑，汉字文化圈更擅长处理多维度、网络化的复杂关系，这种特质与数字技术的分布式架构形成对应。

文化中的"实用理性" 精神推动着数字技术的落地生根。不同于对技术本源的哲学思辨，中国人更关注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当二维码技术出现时，最快将其应用于支付场景的是中国商贩；当短视频平台兴起时，最先探索出"内容 + 电商" 模式的是中国创作者。这种"拿来主义" 背后，是《考工记》中 "审曲面势，以饬五材" 的造物传统，是将外来技术转化为生活工具的文化智慧。正如支付宝的普及不是技术突破，而是将数字支付嵌入买菜、缴费等日常场景的文化适配。

第三，中国连续性文明与数字传承存在精神共鸣

数字技术在中国的快速渗透，暗含着文明延续性的深层需求。中华文明是唯一未曾中断的古老文明，这种"历史意识" 在数字时代转化为对 "连接" 的执着追求—— 连接人与人（微信）、连接人与物（物联网）、连接过去与现在（数字文物库）。中国正在形成世界最大的语言资源库，用数字化手段保存 120 多种语言和方言，将甲骨文转化为 3D 数字模型，本质是对文明连续性的坚守，让数字技术成为跨越时空的桥梁。

这种历史基因催生出独特的数字文化表达。当表音文字因语音演变导致古今断层（如古英语需专业翻译）时，汉字的"形义稳定性" 让数字时代的文化传承更具优势：中学生能通过数字平台读懂秦汉简牍，书法爱好者能用 APP 临摹《兰亭序》，这种跨越两千年的文字共鸣，赋予数字技术特殊的文化温度。故宫的"数字文物库" 上线后，百万件文物高清影像的访问量突破量达到惊人量级，这种对历史的数字式亲近，本质是中华文明薪火相传的要求。

第四，中国在超大规模社会中孕育的治理智慧，为数字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独特优势。

中国960 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生活着 14 亿人口，这种空间与人口的复杂性，倒逼出对高效协同工具的需求。数字技术恰好满足了这一需求，比如电商物流打通从深山到城市的链路，这种大规模、高复杂度的数字应用，考验的不仅是技术能力，更是组织协调的文化基因——而这种基因，早已在治理黄河、修建长城等历史实践中形成。

基层社会的"变通创新" 让数字技术落地更具弹性。从浙江的 "最多跑一次" 到贵州的"大数据扶贫"，从农村的"直播带货" 到社区的"智慧养老"，数字技术在中国的应用始终保持着"因地制宜" 的灵活性。这种特质与汉字 "随体诘屈" 的造字原则一脉相承——正如汉字在不同时代演变出甲骨文、隶书、简体字等形态却保持核心表意功能，而且总体趋势是越来越便利于大众使用，数字技术在中国也不断调整形态以适应多样的社会需求。

数字技术在中国的"感觉适配"，体现了将全球技术嫁接本土的智慧，这使得我们中国人迅速进入数字状态，并且表现出的不是对技术的被动接纳，而是文化基因主动与时代对话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