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苏联对日宣战，进攻东北前，究竟有没有知会中共？一文详解

摘要：一方面，彼时，美国罗斯福政府正在推行“使中国成为四强之一”的政策，而斯大林并不希望中国强大，因为一个强大的中国将严重威胁到苏联在中国边疆地区的传统利益。斯大林提出对日作战的目的之一，是削弱中国在美国太平洋战争中的战略地位，降低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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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开始考虑对日作战是在1943年10月的莫斯科会议上。

一方面，彼时，美国罗斯福政府正在推行“使中国成为四强之一”的政策，而斯大林并不希望中国强大，因为一个强大的中国将严重威胁到苏联在中国边疆地区的传统利益。斯大林提出对日作战的目的之一，是削弱中国在美国太平洋战争中的战略地位，降低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需求。

另一方面，随着苏德战场形势的逆转，斯大林开始有精力关注中国事务。他此后就对日作战问题多次请求美国提供武器装备并确认在华利益。至终，在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与罗斯福就苏军对日作战问题达成秘密协定。

在大国协商的基础上，罗斯福承诺为苏军提供对日作战所需的武器弹药，并帮助苏联恢复在远东的历史地位；斯大林则保证将在欧战结束三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并保证支持美国的对华政策。

1、对日作战的准备

1944年底，苏联政府开始认真筹备未来远东对日作战。

第一，在远东地区集结了大批军事力量，包括大量武器弹药与作战部队；第二，争取美英等西方国家的武器与物资援助；第三，确保苏联战后在远东外交与现实利益的达成。

在1944年底与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的会谈中，斯大林以对日作战为由要美国政府提供包括3000辆坦克、75000辆汽车、5000架飞机等在内的军事装备，以及足以保障150万参战苏军的物资给养。

1945年2月，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还要求美国提供十到十二艘驱逐舰和两到三艘巡洋舰，并且希望在战后得到“同样数目的舰艇以弥补战争损失”。同时，通过1945年2月在雅尔塔会议上达成的关于远东问题的秘密协定和1945年8月与中国政府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斯大林对二战后远东国际秩序以及苏联远东战略的布局基本成型。

就是在1944年底，斯大林开始公开为未来的苏日战争“造势”。1944年11月6日，斯大林在十月革命节纪念日演说中，公开谴责日本是一个侵略国。

他指出：

“历史表明，侵略国系实行进攻的国家，它对于进行新战争一举，通常是比爱好和平的国家更有准备，因为爱好和平的国家不愿意进行战争，通常是对于战争准备的太迟。……如象‘珍珠港’事件，菲律宾及太平洋中其他岛屿的失守，香港和新加坡的沦陷，当时日本这个侵略国比保持爱好和平政策的英国和美国更有作战准备，这种不幸的事实不能认为是偶然的。”

这种表态，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尚属首次，标志着苏联对日政策开始发生重大变化。

1945年4月5日，莫洛托夫正式通告日本驻苏联大使佐藤尚武，告以不再延长苏日双方在1941年4月13日订立的《苏日中立条约》。

莫洛托夫的理由有两条，一是日本与德国是盟国并在援助德国对苏作战，二是日本正与苏联的盟国美英处于战争状态，称如此一来《苏日中立条约》已经失去原有的意义。这个理由显然是很牵强的，其中提及的情形并非1945年4月才有的，而是自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就出现了。

研究者将这一事件视作苏联将要对日宣战的关键标志，实际上也是值得商榷的。因为，莫洛托夫释放出的对日作战信号并不明确，以至于日本政府也不能确定苏方立场，毕竟条约还有一年有效期，莫洛托夫提出的是不延长，而非废止。

有关苏联是否以及何时参加对日作战，直到1945年8月，都是美、苏、英三国首脑之间的最高机密。1945年8月8日，对日正式宣战当天，苏联政府才宣布签署此前以中、美、英三国首脑的名义发布的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政府应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开罗宣言的条件必须实施，而日本的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所决定的其他小岛之内”。

莫洛托夫当天接见了日本驻苏联大使佐藤尚武，正式通告苏联政府将加入波茨坦公告一事，并宣布苏联将从8月9日起同日本进入战争状态。当天晚上，莫洛托夫邀请正在莫斯科谈判的中国外交部长王世杰、驻苏联大使傅秉常等到其官邸，当即声明苏联决定自8月9日起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并通告了对日宣战声明书，“莫氏说毕，即起立与世杰等热烈握手，并祝共同胜利”。

莫斯科并未将筹备对日战争的事情，提前通告中共中央。斯大林此时选定的苏联对华关系交涉对象是国民党政府，以书面形式承诺不会支持中国共产党。为确保苏联在中国乃至整个远东的外交与现实利益的达成，斯大林显然不会在条约墨迹未干之际，就支持中共武装对抗国民党政府。

实际上，斯大林对中共的态度极为冷淡，不仅在同国民党政府的谈判中从未提出中共的利益，还向那些到访莫斯科的美国政要反复提到对中共的不信任，称中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是“人造黄油的共产党”。尽管当时在延安有莫斯科的联络员，但斯大林并未将对日作战事提前通告中共中央，却在此后电令毛泽东不要打内战、取消武装起义计划，以及去重庆同蒋介石谈判。

关于东北问题，在同国民党政府谈判中，斯大林明确保证将向国民党政府交还东北并做出书面承诺。

条约签署后，莫斯科还以照会形式确认谈判中关于东北问题的承诺，即“苏联政府以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份，对中国在东三省之充分主权重申尊重，并对其领土与主权之完整重申承认。”

中苏双方还就未来驻东北苏军统帅部与国民党政府行政当局的关系作出原则性规定，苏方保证协助国民党政府完成接收工作。斯大林在谈判中还同意，以书面形式保证进入中国东北作战的苏军在日军投降后三个月内全部撤退回国，即1945年12月之前完成撤军。1945年8月底，斯大林一度催促国民党政府派军接收东北，明确指出，在东北地区没有中共的游击部队。

1945年2月12日，毛泽东曾经指示周恩来去了解苏联对远东战争的态度，但无果而终。但直到1945年8月战争打响，中共中央领导人，是从广播中获悉战争已经爆发的消息。在此之前，毛泽东并没有就配合苏军作战做好准备，在中共七大上他预想的日本战败时间是1946年，同时考虑到长期得不到苏联援助的情形。

甚至直到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前夕，毛泽东在党内指示中仍然认为战争可能结束于1946年冬。

抗战胜利后，直到1945年9月上旬，中共中央都不确认莫斯科对中共进入东北发展的态度。在苏联对日作战后，中共中央曾部署对日反攻，公开宣示抢占大城市和交通要道。8月20日，毛泽东还批准在上海、北平以及其他有条件的城市以“人民解放军”的名义举行武装起义，并要求在京、沪、杭三角区发动数百万农民武装起义予以策应。

3、中共挺进东北

同时中共中央公开电令吕正操等多部挺进东北。8月20日，毛泽东指示山东分局、平原分局、晋察冀分局抽调人员前往东北的任务，就是趁苏军占领东北期间和国民党争夺东北。然而，斯大林此时给毛泽东发来两封电报，强令中共不要打内战。

毛泽东对此相当不满，只是基于对苏关系的考虑仍立即调整政策，包括取消武装起义计划、停止进军东北等，他还指示干部团在热河边境待命，原定派出军队则留现地执行原任务。

（一）赴东北四省工作之干部团一千二百人及赵副旅长所率一个团不日由延安出发，交林枫率领开至热河边境，相机进入东四省工作；（二）军队是否能去辽吉黑三省，现在尚不知道。

8月27日，中苏两国政府正式公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附件和照会文本。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转发了《真理报》关于这份条约的社论文章，同时也刊发社论高度评价条约的历史意义，将之誉为“远东持久和平的基石”。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从条约中敏锐捕捉到进军东北的战略空间，认为苏联受条约限制可能将东北交给国民党政府，如此一来，中共军队若进入东北必然无法得到苏军的正式接洽或援助。

然而，如果中共在东北的各种活动不直接影响苏联在外交条约上的义务，苏联也将会采取放任的态度并寄予伟大之同情。根据这一判断，中共中央要求充分发挥靠近东北的交通优势与苏军在东北的特殊条件，尝试开展东北工作。

8月28日，刘少奇在为首批出发到东北工作的干部送行时的讲话中，就一再要求谨慎行事，称“到了热河边境瞪着眼睛望一望，能进去就进去……一切要看情况，有空子就钻”。

次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迅速进入东北控制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的指示》，指出：

晋察冀和山东准备派到东三省的干部和部队，应迅速出发，部队可用东北军及义勇军等名义，只要红军不坚决反对，我们即可非正式的进入东三省。不要声张，不要在报上发表消息，进入东三省后开始亦不必坐火车进占大城市，可走小路，控制广大乡村和红军未曾驻扎之中小城市，建立我之地方政权及地方部队，大大的放手发展，在我军不能进入的大城市，亦须尽可能派干部去工作。对红军可进行非正式的接洽，将情报通知红军，但不要勉强与红军作正式的接洽与联系，亦不要请求红军给我帮助，只要红军不作声，不坚决反对我之行动即好。但为红军所坚决反对之事我必须照顾，不要使红军在外交法律上为难……一切应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处理并随时报告我们。

1945年9月中旬，中共中央最终确定争夺东北的战略决策。

刘少奇主持（毛泽东、周恩来在重庆，刘少奇担任中共中央代理主席）中共中央决定转变全国战略，指示：

“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目前全党全军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打击敌伪，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东北我之力量并争取控制东北”。

9月18日，中共中央派出了新组建的以彭真为首的东北局奔赴东北，同时调派大批干部和官兵前往。而国民党政府向苏军提出要派军接收东北，是1945年10月1日；以熊式辉为首的接收大员抵达长春，是10月12日。此后，因同国民党政府代表谈判不畅，驻东北苏军还开始借助已在当地迅速发展的中共力量，阻挠国民党政府接收。

只是，苏军目的并非令国民党政府完全无法接收，或要将东北交给中共接收。与国民党合作，是斯大林对华政策的核心。

寓居苏联远东野营的周保中、张寿篯（李兆麟化名）等中共东北党领导人，或许会设想到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将派人开展东北工作，但应该很难预见后面那种中共大举进军东北、同美蒋争夺东北的情景。

而既然莫斯科承诺将协助国民党政府接收东北，驻东北苏军即使对中共有天然的阶级与意识形态认同，甚至会在现实中采取某种同情或援助，但并不太可能同中共达成任何形式的战略合作。

他们之所以援助中共，主要不是要帮助中共争夺东北或有任何与之相关的战略目的，而是从策略上利用中共迫使国民党政府在那些关乎苏联利益的某些问题上（如东北经济谈判问题上）做出让步。因此，这一时期不仅莫斯科不会与中共中央谈与国民党政府争夺东北的事情，苏军代表也不可能指示周保中在抗战胜利后争夺东北，更不可能出现斯大林给周保中打电报嘱咐其“建设东北”。

自1944年底至1945年春，莫斯科开始认真筹划远东战役，并加强在远东的军事力量。1945年3月19日，莫斯科向滨海集群司令员梅列茨科夫、远东方面军司令员普尔卡耶夫发出训令，要求在做好国土防御方案的同时，保证新的兵力的集结，训令还要求在5月15日之前提交详尽的防御计划。

自1945年2月末，雅尔塔会议结束后，苏联西伯利亚大铁路上的东行军列急剧增多，其中除了要给远东苏军更换的新式的武器装备，还有大批适应远东条件的作战部队。至7月底，莫斯科已经陆续运送27个师、12个旅以及许多独立兵团、特种部队等，至对日宣战前夕，在远东集结作战部队超过150万人，包括3800余架作战飞机、5500余辆坦克和自行火炮、火炮和迫击炮26000门。6月28日，莫斯科还根据远东各方面提交的资料，拟定了未来对日作战的行动规划。

1945年6月28日，莫斯科大本营派出以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为首的一众高级指挥官前往远东地区，并指示由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牵头组建直属国防人民委员部的总指挥部（当时出于保密需要，称为“瓦西里耶夫上将作战组”），加强对远东军事行动的战略领导。华西列夫斯基元帅随即任命希金中将为军事委员会委员，伊凡诺夫上将为参谋长。

随同华西列夫斯基一起到远东的还有：苏联空军司令诺维科夫元帅、通信兵副主任普苏尔采夫上将、炮兵副司令奇斯佳科夫元帅、后勤部副部长维诺格拉多夫上将及部分国防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华西列夫斯基元帅随身携带了斯大林与苏军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大将当天签发的给外贝加尔方面军、滨海集群、远东方面军的远东作战方案批复草案。

1945年7月5日，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一行人抵达赤塔，将莫斯科6月28日训令分别发给远东各方面军司令部。

在波茨坦会议上，斯大林获悉美国原子弹研发成功的消息后，加快了对日作战的准备步伐。7月30日，莫斯科正式任命华西列夫斯基为远东苏军总司令，并委以自1945年8月1日起对远东各方面军的指挥之权。8月2日，大本营训令改组远东军事组织系统，决定自1945年8月5日起将滨海军队集群（司令员为梅列茨科夫元帅）改称远东第一方面军；将远东方面军（司令员为普尔卡耶夫大将）改称远东第二方面军；将“瓦西里耶夫上将作战组”改称远东苏军总司令部；任命伊凡诺夫上将为远东苏军总司令部参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