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酒文化常被视为中国古韵之一，但中国人均酒精消费并不高。清朝传教士就发现中国人有酒士却少酒鬼，餐酒传统不显著，酒桌文化倒是突出，自己吃饭却很少小酌。即便如今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酒精消费也不算“强国”，主要因缺乏餐酒传统。据世界卫生组织资料，中国15岁以上

酒文化常被视为中国古韵之一，但中国人均酒精消费并不高。清朝传教士就发现中国人有酒士却少酒鬼，餐酒传统不显著，酒桌文化倒是突出，自己吃饭却很少小酌。即便如今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酒精消费也不算“强国”，主要因缺乏餐酒传统。据世界卫生组织资料，中国15岁以上人口年人均消费酒精约4.5升，还‬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5升‬。而酒精消费水平高的国家多有餐酒文化传统，如俄罗斯10.5升、罗马尼亚‬17.1升，连‬亚洲‬的‬韩国也有8.4升。虽有人称韩国人因冬季长需饮酒御寒，但暖和的泰国及非洲的尼日利亚、乌干达酒精消费也不低。尽管中国人不好酒，却盛‬产大量居心叵测的劝酒士。

如今社会上盛行的“酒桌文化”堪称文化糟粕‬、酒桌陋习‬，与‬古代酒文化大相径庭。中国古代，人们多饮用十几度的黄酒、果酒，不易喝醉，且追求“微醺”之感。酒局上，没有相互劝酒、划拳行令，而是以文会友、以酒助兴。如李白，因酒度数低，微醺时能借酒兴吟诗作赋，其《春夜宴桃李园序》中罚酒也是为作诗助兴；欧阳修在《醉翁亭记》里表明，酒是承载山水之乐的工具，若他猛灌高度酒，定无法领略山水之美。由此可见，中国古代酒文化核心在于“文化”，饮酒或是为了助兴，或是借以消愁，酒只是达成目的的手段。而现代酒桌文化则早已失去了精神内涵，只剩下庸俗的表演与权力的角力。

不良酒桌文化，如吹牛逞强、拼酒斗狠、以人出丑为乐，实则源自苏联的饮酒传统。斯拉夫人自古嗜酒，尤好伏特加，甚至在语言中将其视作“水”，对烈酒依赖之深可见一斑。这种酗酒风气不仅导致国内社会问题频发，如冬季冻死酒鬼屡见不鲜，还使俄国男性平均寿命比女性短十余年。更深层次上，苏联酒桌文化的核心并非单纯饮酒，而是借酒进行训话和施压，从而维系权力秩序。在国际外交中，他们更将酒桌视为博弈场，奉行“乌斯季诺夫法则”，即在谈判前必须先在酒桌上击败对手，以此获取话语权和心理优势。随着苏联势力扩张，这种文化糟粕逐渐传播到其友好国家，中国也在其中深受其害。

酒桌与权力之间往往存在某种隐秘的联系，正如法国历史学家马克·阿尔贝在《权力的餐桌》中所揭示的那样，从古希腊的公众宴会到法国国王的豪华餐桌，再到现代政要的国宴，餐桌始终承载着权力运作和关系调节的功能。同理，在我国官场，酒桌早已不仅是单纯的吃喝场合，而是权力博弈和人情往来的重要场域。酒成为干部交流、试探和选拔的工具，甚至被当作一种隐形的考核方式。流行的“敬酒令”折射出酒量被视为能力、忠诚乃至政治潜力的象征，而拒绝饮酒则可能被解读为不合群、缺乏担当，甚至影响仕途。喝死在酒桌并非耸人听闻的孤例，2022年青海省就曾发生“六名干部聚餐喝死一人”事件。

在权力的酒桌上，喝酒成为一种考验，事情能否办成、个人能否提拔，常取决于会不会‬‬喝酒。这种有送命之虞的酒桌现象，虽有传统酒桌文化催化，但根源在于权力文化的助兴。喝什么酒、如何敬酒乃至‬挡酒，都是权力文化中需精细拿捏分寸的事，本质是权力秩序的外延，以微妙方式显示权力在场。多数人面对酒桌闹剧会反思酒桌文化，中纪委纪录片也指出“酒桌文化害死人”，然而，若没有可以‬驯服酒桌的权力，酒桌文化不会如此有害。不祛除酒桌文化中被“喝坏”的权力基因，反思酒桌文化也‬只是隔靴搔痒，移风易俗更是难以实现。除了禁酒唯有约束权力，才能整治根治酒桌背后的不良文化，别无他法。

再者‬就是关于‬“适度喝酒有益健康”的说法需要澄清。一些人鼓吹白酒抗癌、红酒养颜、啤酒防心血管疾病，吹嘘起来好似华佗在世。但实际上，世界卫生组织早已将酒精列为一级致癌物，即便适量饮酒，对身体也无益处，更不会有益健康。我国‬每年有70万人因饮酒死亡，近十年死亡人数超千万，酒场如坟场并非虚言。从全球范围看，5.8%的癌症死亡由酒精导致，每18个癌症患者就有1个是喝酒喝出来的，且酒精是60种病的元凶，像口腔癌、肝癌、胰腺炎等，饮酒已成为全球第七大致死因素。然而，劝酒者却常以“喝一杯没关系”“少喝对身体好”为由，一杯接一杯灌酒，让“适量”变成了“过量”。

来源：知更说法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