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6年，住房城乡建设部依据中央编办批复设立城市管理监督局，作为内设机构，负责拟订城管执法政策法规、指导全国城管执法、监督执法行为、组织查处重大案件等，解决了我国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系统长期无中央主管部门的难题，构建起从中央到地方完整的管理体系。2017年，城乡

2016年，住房城乡建设部依据中央编办批复设立城市管理监督局，作为内设机构，负责拟订城管执法政策法规、指导全国城管执法、监督执法行为、组织查处重大案件等，解决了我国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系统长期无中央主管部门的难题，构建起从中央到地方完整的管理体系。2017年，城乡建设部又颁布《城市管理执法办法》，进一步规范城管执法行为。在实际执法过程中，仍存在诸多问题，“城管收走商户门前孩子写作业的小桌子”“城管撕商户春联”“城管抢老人甘蔗”等事件短时间内就在网络上形成舆论漩涡，遭到集中声讨，甚至有部分势力借此攻击党和政府，进行泛政治化炒作。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加速、城市管理愈发复杂，城管舆情工作面临新挑战。近年来‬，网络舆情影响力攀升。互联网普及使网络舆情传播迅速、范围广泛，负面舆情易快速扩散损害城管形象，但同时也为城管与公众沟通互动搭建了平台，利于提升工作透明度与公众满意度。同时，公众对城管工作期望提升。伴随‬城市管理水平提高，公众期待城管部门工作更高效规范，能解决城市管理突出问题，提升城市形象与生活品质。另外，媒体对城管工作关注度增强。媒体关注度上升，城管部门工作与形象易受报道左右，需重视与媒体沟通合作，及时回应关切，积极引导舆论，以更好地应对新形势下的舆情挑战。

2023年以来，多地发生城管执法负面舆情事件，如广东湛江城管踢踹商贩、湖北仙桃城管掌掴打人等，成为网络热搜，影响巨大。从各地对城管舆情的处置看，问题不少。部分城管部门回应迟缓，错过舆情应对黄金24小时，任由舆论发酵，像松原市城市管理局副支队长驱赶办事群众事件，事发20多天未正式回应。一些地方执法管理体制未理顺、职责边界未厘清，且缺乏舆情应对联动机制，不同部门发声矛盾，如河南洛阳朝阳镇城管打人事件，镇政府和市城管局回应口径不一。还有些地方回应通报不严谨、信息披露不充分，无法平息舆情，反而引发质疑，如内江市东兴区城管与摊贩冲突事件通报就存在此类问题。

城管在舆论场中常处于弱势地位。市民因自动代入被管理者角色，与城管形成“我们”与“他们”的对立，舆论力量偏向弱者，使得现实中作为管理者的城管在舆论中沦为“弱者”，常被推上风口浪尖。城管执法对象多为社会弱势群体，易引发城市居民怜悯与共情，稍有不当便遭网民声讨，甚至被借机攻击党和政府。同时，城管执法的重要制度保障《城市管理执法办法》只是部门规章，法律位阶低，城管需“借法执法”。很多被执法者不认同城管所执之“法”，不配合执法，导致矛盾升级、冲突频发，引发舆情，城管执法被贴上“暴力”“野蛮”标签，社会认同度降低，形成恶性循环。

城管‬执法主要依据相关办法和条例，若采取刚性强制执法，执法相对人会以“流动战”“暴力抗法”等方式应对，恶化执法环境、损害形象，还易被推上舆论风口。实践中多采用劝阻、罚款等单一手段，且无人身限制权，制约了执法威慑力。同时，执法对象多为弱势群众，执法人员面临从严或从松执法的两难困境。城管‬执法‬专业性不强。在国家治理重心下移中，城管执法力量下沉，带来人员综合素质不高、权责边界不清晰等问题。城管执法人员身份混乱、编制多样，还有大量协管员，招录不限专业，入职后鲜有系统培训，执法靠个人悟性，需在多个领域执法，导致“什么都管，什么都不精”。

加强城管舆情应对工作需从提高认识、完善机构和机制、强化基础工作及规范执法等方面着手。各级城管部门应充分认识舆情应对在城市治理中的重要性，将其纳入年度考核，并成立专门机构或明确主责部门，配备专业人员，统筹协调跨部门舆情处理。完善舆情监测和应急处置机制，建立信息收集、分析和分类应对流程，顺应民意，优化城市管理。强化正面宣传与普法教育，利用信息技术平台提升舆情管理能力，加强培训，提高部门工作人员素质。坚持严格、公正、文明执法，规范执法行为，增加教育劝导和非刚性手段，以高水平法治文明回应网络舆论，塑造良好城管形象，提升公众理解和支持。

来源：知更说法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