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 · 探访淮南抗日根据地 | 两线烽火照征程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在华中敌后先后建立了苏中、淮南、苏北、淮北、鄂豫、苏南、皖江等抗日民主根据地。其中淮南根据地地处中心位置，是联系苏中、苏北、淮北、皖江各根据地的枢纽。

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在华中敌后先后建立了苏中、淮南、苏北、淮北、鄂豫、苏南、皖江等抗日民主根据地。其中淮南根据地地处中心位置，是联系苏中、苏北、淮北、皖江各根据地的枢纽。

皖南事变以后，在皖东地区活动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属第四、第五支队和游击纵队整编为新四军第二师。新四军第二师是创建和巩固发展皖东抗日根据地（后改称淮南抗日根据地）的主力军，是坚持华中抗战的主力部队之一。

夏日清晨，暑气漫过皖东大地。

在这片曾被抗日烽火浸润的土地上，淮南抗日根据地的轮廓仍清晰可辨——东起大运河，西至淮南铁路，北抵淮河，南濒长江，津浦铁路纵贯其间。

连日来，记者从淮南线出发，一路向东跨越津浦线，寻访这片土地上的军民在绝境中寻希望、于抗争中聚力量的过往。

淮南市新四军纪念林。宋逸摄

从“四个馒头”到“万人坑”——

大通血泪照暴行

1942年冬的寒风仿佛还在大通站台回旋。

14岁的董德宝和父亲挤在人群中，紧紧盯着河南信阳旅店墙上的招工启事。“到淮南干活，每日四馒头”的字迹被北风刮得发颤，董德宝的眼睛瞪得发酸，生怕那行字被风吹走。

那一年，是蒋介石下令炸开河南花园口大堤后的第三年，豫东大地饥荒连年，饿殍遍野。“四个白面馒头”就是救命的稻草，不到三天，小小信阳县城就有600多个灾民挤上了开往淮南的闷罐车。一辆辆平时用于装载煤炭的火车，从山东、淮北、江苏、河南等地纷纷向大通方向飞驰。

淮南市大通万人坑教育馆。宋逸摄

寻访的第一站，记者走进了淮南市大通万人坑教育馆。展厅内，一段视频在循环播放：画面里，灾民们刚走下火车，就被明晃晃的刺刀围住，麻绳将人们串成串，冰冷的木牌被强行挂在脖子上。“日军攻陷南京后，从长江南北大规模侵入安徽境内，就把淮南铁路和煤矿牢牢控制了。”讲解员的声音低沉：“他们要打通南北战略联系，还要‘以战养战’，短短几年，通过抓、骗、派来的劳工就有7万多人，说白了就是‘以人换煤’。”

展厅墙上泛黄的照片里，矿工们佝偻的脊背弯成了弓，生锈的镣铐上，链环相接处凝结的暗褐色血迹早已板结。来往的参观者目光一落，仿佛能听见日本监工的军靴狠踹在脊梁上的闷响，汉奸的皮鞭蘸着冷水抽裂皮肉的脆响，狼狗尖利的獠牙撕开破衣烂衫的撕裂声，还有传染病蔓延时，矿工被赶进围着电网的芦席棚“大病房”里的绝望呻吟——这些撕心裂肺的惨嚎，至今仍在史料记载中回荡。

淮南市大通万人坑教育馆。宋逸摄

数年间，因传染病、劳累、矿难、饥饿死去的矿工不计其数，大多数人被抛尸舜耕山下，南山脚的“侉子林”成了野狗争食的坟场。为掩人耳目，日军挖了3条长30米、宽5米、深3米的大坑，丢一层尸骨洒一层石灰，白骨累累的“万人坑”就此形成。无数和董德宝父子一样的矿工，被榨干最后一滴脂膏后抛进坑中，有的尚有余息，胸腔里残存的起伏裹着对当初“四个白面馒头活下去”的卑微希望，最终被冰冷的黄土一下下盖了上去。

展柜里，一盏1943年的矿灯带着昏淡的光晕，玻璃上倒映着参观者凝重的脸庞。灯芯早已凝固，却仿佛仍在照亮前方的路——正是这一年，淮南大通煤矿100多名矿工在新四军二师路西独立团的策动下，冲出牢笼、投奔新四军，汇入抗日铁流。

淮南烈士事迹陈列馆。宋逸摄

从“危局孤悬”到“星火燎原”——

抗战还要有个“家”

“铁路是侵略者的运输线，也是我们的反抗线。”同行的军史专家指着淮南根据地地图，指尖划过两条交错的铁路线，“你看，津浦铁路南端如一把利剑纵贯其间，将淮南根据地分为路东、路西两片战场，而淮南铁路则像一条绞索，勒在路西地区的咽喉。”

淮南抗日根据地地图。

离开淮南市区，记者向津浦铁路方向东行，想要找到“董德宝们”真正的“活路”。汽车驶离城区，高楼渐少，农田渐多，一个多小时后，定远县东南30公里的皇甫山脚下，千年古镇藕塘镇出现在眼前，一脉青黛蜿蜒的山影环绕着古镇，静谧中透着历史的厚重。

走进古镇，讲解员指着一块复刻的历史石碑介绍：1938年1月31日，农历正月初一，日军铁蹄踏破池河防线，定远县城沦陷。也是在这一年，新四军第四支队奉命挺进皖东。可当时的淮南地区，存在着国民党、共产党和汪伪三种政权，新四军、顽军、日军、伪军四种武装力量，敌、顽、我三角斗争错综复杂，再加上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部队不仅难以扩大规模，且因没有抗日根据地和民主政权作依托，政治、经济上更是孤立无援，处境险恶。

滁州市定远县藕塘烈士陵园。

危急时刻，一位化名“胡服”的中年人，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总指挥秘书的身份秘密来到藕塘镇。很快，这个小镇成了整个津浦路西地区的中心，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小莫斯科”——这位相貌不凡的中年“秘书”，正是刘少奇。从1939年12月到1940年2月，三个月里，他组织召开了三次中共中央中原局会议。

“打日军要用枪来打！有枪就得有兵，为抗日招兵买马有什么不好？要放手扩大新四军，扩大游击队，有了兵，就要有个‘家’，这个家就是根据地……有了根据地就要政权建设，有了政权就可以筹粮、筹款、收税，部队也不用向人家讨饭吃了。”刘少奇同志的话语铿锵有力，穿越时空，仍能让人感受到当时的振奋。讲解员说，这番话让参会人员犹如醍醐灌顶，彻底打开了思路，也看到了建设根据地的希望。

短短三个多月，皖东抗战局面迅速扭转，新四军第四、五支队深入敌后，一边连续战斗打击日军，一边发动群众发展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1940年3月17日，华中地区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定远县抗日民主政府正式成立，江淮大地上的抗战形势如星火燎原。

如今行走在定远的街巷田畴，不时能听到花鼓灯老艺人沙哑却有力的唱腔：“花鼓一打头对头，听说打日本来了劲头，男女老少齐上阵，打得日军缩了头……”歌声里，藏着这片土地上军民同心抗日的热血记忆。到抗日战争结束时，新四军第二师从最初东进时3100多人的游击支队，发展成5万多人的正规部队；淮南根据地建立了2个专员公署、17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面积约2.1万平方公里，人口约300万——刘少奇同志口中的“家”，建成了坚不可摧的抗日堡垒。

从“军号嘹亮”到“军民同心”——

当兵要当新四军

跨过津浦铁路，记者的车驶入天长市龙岗社区。这里地处皖苏交界处，河湖交错，青石板路蜿蜒穿过古民居，水乡古镇的温婉模样里，藏着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八分校（以下简称“八分校”）的红色记忆。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八分校旧址。

“听老一辈说，1941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八分校的队伍到了龙岗。”在古镇老居民王大爷的带领下，记者沿着青石板路行走，他指着脚下的路面，仿佛能看见当年的场景，“战士们穿着整齐的军装，迈着有序的步伐，穿过街巷走进各家各户。刚放下背包，就帮房东下河挑水、扫院坝，几百人住下来，小镇还是安安静静的。”

“到了黄昏，小街突然响起一阵嘹亮的军号声。”另一位当地老人的回忆，为这段历史镀上了鲜活的底色，“住在家里的学员闻声就出来了，迅速在食堂前整队集合，先唱歌，歌声大得能传到河对岸；接着以班为单位，围成一圈蹲着吃饭。”这样的“入城式”和“开饭式”，让对“兵匪”“兵痞子”怕透了的乡亲们看得发怔。

日子一天天过，村民们渐渐看出了门道：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还把老百姓的事当自己的事，和以前那些欺压人的“兵”完全不一样。走进学员教室旧址，墙壁上悬挂的泛黄纸张瞬间抓住了记者的视线，那是一张《连级军事二队第五周课程表》，除了文化授课、战术讲解、军事训练等科目，每周五下午的三节“助民劳动课”格外惹眼。而这份对军民情谊的珍视，不仅是课程安排，更被郑重写入《学员守则》第六条，以文字的力量定格在历史中。“要积极参加帮耕、帮种、帮收割等助民劳动”，朴素的文字，定格了军民同心的承诺。

《连级军事二队第五周课程表》和《学员守则》。

朝夕相处间，这群眼里有光、待人诚恳的青年，慢慢和老百姓心贴在了一起。也是抗大这群人，让龙岗百姓真正看清了共产党队伍的模样——这是支为百姓着想、和百姓一条心的队伍，也让大家打心底里坚定了跟着共产党走的信心。

八分校旧址散布在古民居群中，街头巷尾至今流传着许多感人故事。家境富裕的青年戴之炎，受抗大影响参加了地方民兵工作，听说学员缺少训练场地，主动把自家100多亩农田献出来辟为操场；战斗中受重伤的学员王延庆，担心自己死在老百姓家里不吉利，让战友偷偷把自己转移回“真武庙”；农妇赵大娘为了救治住在家里的学员，卖掉首饰顶着风雨去扬州城换贵重药品，却因为没钱延误了母亲的治疗，永远失去了亲人。

在政治部旧址院内，一个不起眼的衣柜前游客排起了长队——这是一条地道的入口，出口则在村东头住户家的床上。“这条地道原本是乡亲们躲土匪、兵痞用的，后来成了抗大师生紧急撤离、躲空袭、歼敌的通道。”讲解员拉开衣柜门，昏暗的地道口仿佛在诉说着当年军民携手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