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延安五老”，指的是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五人。“延安五老”这一称谓，缘自朱德总司令1942年写的《游南泥湾》一诗，诗中有“轻车出延安，共载有五老”等句。诗传开后，“延安五老”便在中央领导和全体机关干部中叫响了。“

“延安五老”，指的是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五人。“延安五老”这一称谓，缘自朱德总司令1942年写的《游南泥湾》一诗，诗中有“轻车出延安，共载有五老”等句。诗传开后，“延安五老”便在中央领导和全体机关干部中叫响了。“五老”其实当时并不老，也就五六十岁，但资格“老”——或是同盟会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创立，或是我党的创建者和早期党员。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延安五老”相继辞世。在生命的最后岁月，五位老人晚节弥坚，为党、为国家和人民殚精竭虑、鞠躬尽瘁，奉献出全部智慧和力量。

徐特立：亲密战友朱德称他“老怪物”

徐特立是“延安五老”中最年长的一位，1877年2月1日出生于湖南长沙。60岁生日那天，毛泽东给他写了一封后被广为传颂的信，称徐老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自己的先生。亲密战友朱德也给他写了一封信，说：“毕竟你是一个老怪物，一直跑到了共产主义的营垒来，做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老战士，你才算是死心塌地的做了下去。”

这位1911年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怪物”，“跑”到“共产主义的营垒”时间很特别：1927年4月。时值国民党右派公开叛变革命，大开杀戒。徐特立不怕杀头，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同年8月参加了南昌起义。1931年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4年参加长征，以57岁“高龄”成为长征中年纪最大的男红军。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

70岁时，徐特立为自己制订了一个20年学习和工作计划。为落实这个计划，他积极锻炼身体，精神抖擞地迈过了90岁门坎，活到91岁。有人问他健康长寿的秘诀，他哈哈大笑道：“这没有什么灵丹妙药，我的身体是靠‘斗’出来的，跟阶级敌人斗，也跟大自然斗！干革命没有好身体是不成的。”如果不是“文革”疾风骤雨的摧残，这位老人也许还能“斗”得更长久一些。

徐特立老人最关心两件事，一是保持党的优良作风，特别强调“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二是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因贡献突出，徐老被誉为“中国杰出的革命教育家”。年近90的徐特立精神矍铄，坚持参加每一次会议，每天工作、学习，忙得不亦乐乎。

“文革”爆发后，有人在徐老寓所附近装了几个高音喇叭，昼夜咆哮，今天叫嚣打倒这个，明天高喊揪出那个，致使一向开朗的徐老变得焦虑不安。喇叭一响，他便怒气冲冲地用手杖指着窗外，让家人赶紧把窗口关严实。他常自言自语道：“奇怪，怎么都变成敌人了？怎么个变的呢？不，我不信，我想不通！”

身边有人提起林彪，徐老轻蔑一笑，说：“哼，这是个老病号，成年养病，不工作，现在倒当了接班人了！”家人一听非常紧张，连忙阻止他说：“外头有人这么说，被打成反革命了！”徐老愤然道：“我都活90岁了，还怕当反革命？！”

在忧愁苦闷之中，老人滋生了回老家湖南农村养猪的念头。有一天，谢觉哉坐着轮椅来看望他，他对谢老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谢老感慨良多，写了一首诗：

九十高龄力有余，身闲不住待何如。

老人又羡耕和读，想傍桑荫学养猪。

不久，徐老用毛笔抄录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一文，赠给谢老。

有一次，徐老和谢老同在一家医院住院，发现有一间大房子的墙上贴有毛泽东的头像，下面是一个很大的“忠”字，人们每天都在“忠”字下面早请示、晚汇报。谢老不解地对徐老说：“这不是把毛主席当成神一样供起来吗？”徐老连连点头，神色凝重地说：“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导师，也是中国人民的学生啊！”

徐老很想找个机会向毛泽东倾诉对“文革”的疑惑，但一直未能如愿。1966年国庆节检阅，徐老上了天安门城楼。他下决心借此机会和毛泽东说几句心里话。检阅尚未结束，他已守候在毛泽东必经的一间屋子里。毛泽东终于走过来了，但身边围了一大群人，徐老没能挤上去，只能远远地向毛泽东挥了挥手，没想到这竟是最后的挥别。

1968年11月，徐老病重，生命垂危。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前往探视。弥留之际，徐老作出了一个决定：把多年积蓄交给组织。他对孩子们说：“你们应该继承的不是我的财产，而要继承老一辈的革命精神。”

11月28日，徐老去世。在追悼会上，有毛泽东送的花圈，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了追悼会。

吴玉章：骨折住院避过了“彻底清算”

吴玉章在“延安五老”中年龄排老二，1878年12月30日出生于四川省荣县，参加过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创立。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过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新中国成立后，受命创办中国人民大学，任校长，一干就是17年。

吴玉章校长十分爱惜人才，总是想方设法保护身边的知识分子。1955年，建国前参加革命的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负责人谢某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吴玉章获悉公安部要逮捕谢某的消息后，十分焦急，亲自找到早年的学生、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说：“这个人的情况我了解，人民大学有责任查清他的问题，是不是查清之后再考虑要不要捕人？”

有一天，公安部突然来了一辆车，从车上下来一个人，命谢某随他上车。谢某心中忐忑不安，心想这下肯定是去蹲监狱了！他一路留意窗外飞驰的景物，发现车子竟然开到了吴玉章校长的住宅前。车子停稳后，他被带进了吴老住宅的东厢房。原来，公安部尊重吴老的意见，让谢某住进吴老家接受“审查”，每月工资照发。半年后，谢某被转移到人民大学宿舍继续接受“审查”。1960年，谢某终究没能躲过牢狱之灾，被公安部送进了秦城监狱。吴玉章虽然没能把谢某保下来，但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使他少受几年牢狱之苦，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中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

人民大学中国革命教研室主任、历史学家李某，1956年被高教部调去编写教材。1957年反右开始后，他突然听到一个让他魂飞魄散的消息：北京市委某内部刊物称，李某让右派分子参加其擅自召开的校务委员会，引起广大群众强烈不满。

为了洗清“罪名”，李某连忙写了一封要求更正的信，准备送交那个内部刊物登载。发信前，他想起一向关心爱护自己的吴老，便带着信和刊物急匆匆地赶到了吴老的家中。

吴老接过李某的信和刊物，粗略浏览一遍后用镇纸石压住，气定神闲地对李某说：“你先到书房休息一下，看看书吧。”李某进了书房，但却什么也看不进去，他急切地想听听吴老的意见，希望得到理解和支持。等了好一阵子后，他回到客厅站在吴老跟前。吴老笑道：“别急别急，先到书房看看书，冷静冷静再说嘛。”李某无奈，只好重新回到书房，强迫自己静下心来翻阅报刊架上的报纸。又过了好一会，李某估计吴老看完了信和刊物，便又回到客厅。吴老见他出来，把信和刊物放下，再次用镇纸石压住，却一言不发。李某按捺不住，小心翼翼地问吴老：“您看我的信可以发吗？”吴老缓缓地说出一句话：“他们就是要你跳嘛！”之后便不再开口。李某悻悻地离开，耳边却回响着吴老说的最后那句话。他反复揣摩后，豁然开朗：这封信不能发！

当天夜晚，吴老又把李某叫去，也只说了一句话：“反右派是毛主席决定的嘛，你怎能不参加呢？”

李某立即离开高教部，回校参加反右派运动，从而幸运地避过了一场灭顶之灾。事后李某说，是吴老的一句话救了他。

“文革”爆发后，吴玉章被斥为“老走资派”、“黑线人物”，接连受到冲击和迫害，心情十分压抑，1966年10月病倒了。有道是“祸不单行”，病中的吴老突然跌了一跤，导致腿骨骨折。周恩来得悉情况后亲自过问，安排吴老及时住进医院治疗。

而恰在此时，造反派正气势汹汹地准备把吴老揪回学校批斗，彻底清算他的“罪行”。国务院通知造反派：吴玉章腿骨骨折，周恩来总理已安排他住院治疗。造反派无奈，只得暂时作罢。

骨折尚未痊愈，88岁的吴老又患上了肺炎，1966年12月12日经抢救无效逝世。《人民日报》刊登了吴老逝世的消息。12月14日，吴玉章追悼大会在八宝山举行，朱德、邓小平、李富春、陈毅、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了追悼会。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郭沫若致悼词，高度评价吴玉章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谢觉哉：用病残之躯日夜守护日记本

谢觉哉1884年5月出生于湖南宁乡。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在中央苏区任内务部长，主持起草了中国红色革命政权最早的《劳动法》、《土地法》等法令和条例。1934年参加长征。新中国成立后，任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1963年4月，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谢觉哉从扬州视察回京不久，突发中风，口不能语，右手右腿不能动弹。经9个多月的治疗和锻炼，才勉强能走几步。1964年底，80岁的谢老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

在“文革”中，谢觉哉与其他老革命一样，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林彪、“四人帮”整谢老，从翻旧帐入手。他们指责谢老在司法方面右倾，在法院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还收集谢老历年发表的诗文，罗列出三大罪名：一是《浏阳遇险记》一文丑化毛主席的光辉形象；二是某篇文章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三是写旧体诗吟咏风花雪月，贩卖封资修货色。

《浏阳遇险记》一文写的是1927年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铜鼓领导驻军起义，在浏阳被团防军逮捕后脱险的故事。文中有毛泽东被捕后，把钱悄悄塞到民团士兵手里而得以逃脱的细节。谢老为何要写这篇文章？那还是在延安的时候，有一次谢老与毛泽东聊天，毛泽东兴致很高，说了这个经历。谢老说，这个故事很有趣啊，你写出来嘛！毛泽东笑道：你来写吧。后来谢老真的就把这个故事写出来，刊登在《北京晚报》上。

身边工作人员得知“四人帮”正在网罗谢老的罪名，很担心，建议谢老给毛泽东写信说明情况。谢老说：“我一生光明正大，可以敞开心肺给人看，写什么信！”

有一天，造反派闯入谢老家，命谢老写材料证明兰州地下党是“红旗党”，地下党员都是特务。谢老冷眼看着他们说：“我瘫痪了，哪能写材料？这样吧，我说，你们记，记完，我用左手签字。”造反派以为目的就要得逞，赶紧找来纸和笔做记录。只听到谢老一字一句地说：“兰州地下党组织不是反革命组织，是我们共产党。那批地下党员不是什么特务，是我们党的好党员。”

又有一次，一伙造反派要求谢老证明贺龙是土匪，谢老故作惊讶道：“只有国民党才说贺龙是土匪啊！”

谢老从1919年起坚持写日记，几十年如一日。在炮火纷飞的年代，他视如珍宝的日记本丢失了一部分，但陕北之后写的基本得以保存。他的日记记录了我党我军波澜壮阔的斗争历程和重大事件，当中还有与毛泽东的书信往来，有周恩来及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故事，是一份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

“文革”爆发后，谢老为保证日记本的安全，让夫人王定国把日记本转移出去，交给一个可靠的老太太保管。不久老太太病危，王定国只好将日记本拎回家。放在哪里安全呢？谢老和夫人一筹莫展。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发现王定国房间里那张破旧的长沙发是空心的，于是俩人悄悄地把日记本塞进去，把盖子盖上，用钉子把四周钉死。

1969年2月6日，王定国在参加一个会议时突然被宣布为“叛徒”，关进了“学习班”。夫人有家不能回，谢老只得担负起看守日记的“重任”。他艰难地挪移双腿来到夫人的房间，爬上那条旧沙发，日夜躺在上面不挪步。跟随了他几十年的警卫秘书高世文觉得奇怪，劝他说：“这个屋子好久不住人了，太阴凉，还是别在这里睡了，况且定国大姐又不在。”谢老说：“正是她不在，我才要在这里！”

谢老身体衰弱，十分需要人照料。但就在此时，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时常被叫去开会、学习，炊事员也被撤走了。无奈之下，谢老艰难地用左手给周恩来写信，报告了有关情况。信写好后，他拖着偏瘫的身子，坐车把信送到中南海收发室。三天后，总理收到来信，立即命令有关部门：一定要把王定国放回家！

王定国回到家时，谢老正孤独地躺在旧沙发上。王定国在谢老身旁坐下，用手抚摸沙发，谢老会意，连忙小声告诉她说：“在！还在！”

1971年6月14日，谢老病情突然恶化，次日与世长辞。林彪、“四人帮”、康生刻意封锁消息，下达了不准向遗体告别、不准开追悼会、不准吊唁等禁令。

获悉谢老病逝的噩耗，周恩来心情异常沉重。他顶住压力，果断地作出指示：要举行告别仪式！要发消息！要登照片！

朱德从报上看到谢老病逝的消息，生气地说：“谢老死了，为什么不告诉我呀？”他用手杖把地面敲得咚咚作响：“这是什么世道啊！”

董必武：在遗言中提醒“中央还有绊脚石”

董必武在“延安五老”中年龄排老四，是五人中最后去世的一位。

董老1886年3月5日出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县。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 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20年秋在武汉建立共产主义小组，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建国后，历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等职。是七、八、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文革”十年动乱，他经历了其中的九年，抗争了九年，并竭尽全力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

1966年“文革”爆发，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董老已过80岁。有一天董老开完会回到家中，忽然发现墙上的毛主席像下面挂了一幅林彪手迹“四个伟大”，一问才知道是身边一个思想“革命”的工作人员自作主张挂上去的。董老对“革命”同志说：“我看一个‘伟大导师’就可以了。”“革命”同志坚决反对，大声辩驳。董老耐心说服他，没想到他的态度极为恶劣。一向心平气和的董老激动起来了，大声说：“用一个‘伟大导师’就好了！如果有人来诘问，就说是我讲的！”后来，董老得知林彪的“四个伟大”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感到非常欣慰。

林彪、“四人帮”倒行逆施，不择手段地打倒了包括刘少奇在内的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董老虽没实权，但德高望重，原则性强，是他们篡党夺权的障碍，所以也成了被迫害的对象。他们首先从迫害董老的子女入手。1967年1月4日，董老心爱的小儿子良翮离奇地被捕入狱，半年后被释放出来。次年3月，良翮又再次无端入狱，后经周恩来总理过问才获得释放。董老唯一的女儿良翚，也险些因莫须有的所谓“贺龙欲谋杀毛主席”的“手枪事件”而遭殃。久经风浪的董老明白，这一切都是冲着自己来的。

董老不顾个人安危，为被冠以“特务”、“反革命”等罪行打倒甚至被关进了监狱的老战友、老部下书写证明材料，为他们洗脱“罪名”。1969年春，董必武在所属的党支部会议上讲党史，用了三个半天，回顾并高度赞扬了毛泽东、朱德等许多老革命家的历史功绩。在董老生命的最后几年，但凡有人请他题词，他总是写“群言堂”三字。

有一天，董老家一间屋子的窗门被人从外面用木方条钉死了，思量再三，董老搬出了中南海，住到了六部口附近一个院子。虽然那所房子比较残旧，但董老和家人却感到自由舒畅。新家刚安置好，董老把双手扬过头顶伸了伸腰，高兴地对女儿说：“我们可以上街走走了吧？”

在“文革”动荡之中，董老默默地协助周恩来做着一件了不起的大事，那就是打开我国的外交局面。“文革”初期，我国驻外大使除埃及外，均奉调回国，外交活动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到了1969年，在周恩来的推动下，我国恢复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不久，美国主动表达了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愿望，毛泽东审时度势，作出与美国建立关系的决策。以此为契机，我国加强了外交活动，与许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而此时，作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已被迫害致死，85岁的董老责无旁贷地挑起了相关国务活动的重任，接受国书、接见外宾，非常忙碌。1971年，董老已行走困难，仍坐着轮椅参加繁忙的外交活动。1975年1月16日，离去世不到3个月，90高龄的董老以重病之躯最后一次接受国书。

1975年4月2日，董老病逝。逝世前留下遗言：“党中央开了会，中央还有绊脚石……”

林伯渠：累倒在岗位上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林伯渠的年龄比董老还小15天，但却是“延安五老”中去世最早、最突然的一位。1960年5月，林老被诊断出患有严重的心肌梗塞，却依然埋头工作。经不住身边工作人员的反复劝说，他只得放下手头的工作住进了医院。入院前，他嘱咐秘书代他向中央办公厅请假，说：“我去医院住三、四天，最多不超过一个星期就回来。”5月29日，因病情突然恶化，抢救无效，74岁的林伯渠与世长辞。

林伯渠1886年3月20日出生于湖南临澧，早年参加同盟会和中华革命党，是我党最早一批党员之一。大革命失败后参加了南昌起义，1933年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财政部部长。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7年冬至1948年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新中国建立后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1954年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林老生命的最后时光可用一个字来概括：忙。

林老把定期下去视察、调研当作一种工作习惯。1955年，先后到了湖南省的益阳、常德、临澧等县调研，找基层干部交谈，了解到大量丰富而生动的第一手材料。

“大跃进”运动于1958年全面展开，随后，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的错误严重泛滥开来。刚开始时，林伯渠曾被热火朝天搞建设的动人景象所鼓舞，但很快他就觉察出了一些问题。从1957年到1959年，他先后到了广东、内蒙、辽宁、福建、湖南等十几个省市视察，对各地出现的大炼钢铁用劳动力过多、运输困难、部分省市严重缺粮等问题深感忧虑。他在日记中写下了要“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留有余地，力戒浮夸片面”等建议。

1958年10月，他代表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和毛泽东主席赴银川，参加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的庆祝活动。会后，他抓紧时间搞调研，深入工厂和农村，与工人、农民交谈，还细致了解当地少数民族生产、生活的情况。开会时，他要求中央代表团的同志统一坐大汽车，不允许坐小车，为的是减轻地方的接待压力。晚上观看表演，他反对将代表团集中安排在好位置上就坐，要求把代表们分散到观众中去，以更多地接触群众，倾听意见。代表团临走时，当地政府赠给每位代表一条毛毯，林伯渠获悉后，命全部退回。

从银川回到北京后，林伯渠立即参加了孙中山先生诞辰92周年纪念仪式。

1959年7月1日，林伯渠在庐山参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他的发言提纲中，虽然总体上还是肯定“大跃进”的，但也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和看法。比如，他认为“我们的不足”是“忽视客观规律又未能综合（平衡）”，当中有属于发展中必然会遇到的困难，是不可免的，但也有一部分是由于我们的错误造成的，如“刮共产风”、“似乎一切都要翻一番”，这是“脱离群众的”。 他指出，“过去成功了的革命，经过多少周折！现在向自然开火，已遇到和将遇到的困难，不会比以往革命少些”。因此，主张“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强调“应该掌握客观规律”，要“全面执行党的政策”。7月13日，他写下《庐山即景》一诗，诗中写有“规律客观不可忽，自有群众作结论”之句，批评了“大跃进”中违反自然客观、脱离实际的浮夸现象。

庐山会议结束后，林老发起了高烧。身体尚未痊愈，便率领一个代表团出访蒙古。

1960年3月下旬，林老接连出席了几个重要会议。4月，接待访华的蒙古代表团，连续工作十来天，当时他正患重感冒。没等病愈，又参加了全国民兵代表会议、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大会及庆祝五一劳动节等活动。

过度的劳累，将林老的健康摧毁，并猝不及防地夺去了他的生命。

林老的突然逝世，使全党全国人民深感悲痛。6月2日，首都各界人民群众一万多人隆重举行公祭。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等敬献了花圈，国家主席刘少奇主祭，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致悼词。悼词说：“他的一生，是职业革命家战斗的一生。”

主要参考资料：

①《谢觉哉传》编写组：《谢觉哉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出版。②谷斯涌：《革命老爷爷徐特立》，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80年3月出版。③《怀念徐特立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④《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11月出版。⑤《林伯渠：脚踏实地实事求是》，人民网2004年6月4日发布。⑥王渔等：《林伯渠传》，红旗出版社1986年出版。⑦《董必武传》撰写组：《董必武年传》，2006年1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⑧董楚青：《回忆我的爸爸》，花城出版社1982年出版。⑨丁东：《吴玉章救人》，人民网2011年2月13日发布。

来源：近代史飙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