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真的想穿越到宋朝吗?

B站影视 日本电影 2025-08-27 10:28 2

摘要:这一年,大宋朝堂上有一种喜滋滋的氛围。为啥?因为一场重要的军事胜利。大宋朝建国100多年了,终于有了一次像样的领土扩张。这在史书上,叫做“熙河开边”。这是不是大喜事?关于“熙河开边”的战况,容我卖个关子,到了后年,就是公元1075年的《文明之旅》节目里,我们再

这一年,大宋朝堂上有一种喜滋滋的氛围。为啥?因为一场重要的军事胜利。大宋朝建国100多年了,终于有了一次像样的领土扩张。这在史书上,叫做“熙河开边”。这是不是大喜事?关于“熙河开边”的战况,容我卖个关子,到了后年,就是公元1075年的《文明之旅》节目里,我们再细聊。

这一年,大宋这边还隐隐绰绰地得到了一些情报,说北边的辽朝又对咱们的地盘起了点儿想法,又要在边境上搞事情。神宗皇帝就问王安石,咱们怎么办啊?王安石说,这有什么好怕的?一来,他们自己国内的治安就一团糟,还敢跟我们动手?二来,咱这每年五十万岁币养着呢,对面没这心气儿。

神宗又问,说那万一呢?万一辽朝进攻咱们,我们刚拿下熙河地区,有可能要跟西夏开战,那不就两面受敌了吗?王安石说,你把心放肚子里。我们跟北边辽朝,没事不惹事,有事不怕事。和西夏呢,就算真打,西夏当年李元昊也没打赢我们啊,现在他们的国势还远不如那个时候,更没戏了。不足为虑啊。

听出来了没?从开国以来,大宋朝对于战争向来就有一种骨子里的恐惧,能在谈判桌上花钱买和平,就绝不在战场上争胜负。现在因为熙河开边一场胜利,给了大宋君臣莫大的自信,终于支棱起来了。

好,我们回到这个阶段的主线:这一年是神宗支持下的王安石变法的第五年,那变法事业怎么样了呢?继续胜利前进啊。除了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之外,今年还有一个重要的新法完成了初步试点,要在全国铺开了。这就是“保甲法”。

所谓保甲法,简单说,就是让老百姓组织起来,比如,每十户为一甲,每五甲为一保,家家都出人出力,防火、防盗、防犯罪;家家也都互相盯着,一人出事,互相连坐。就这么个制度。

前两年,这个法令在开封附近试行。上一年,皇帝就接到报告,开封府附近的治安状况好转,各种盗贼减少了七八成。那还用说吗?这么好的制度,赶紧全国推行啊。

今天这一期《文明之旅》,我们就来看看保甲法推行之后的结果。

而且,今天我们还可以借机讨论一下每个人心里都曾闪现过的那个问题:如果要穿越回古代,你最想穿越回哪个朝代?唐朝吗?宋朝吗?你心里先想一个答案,先别说出来,我们一会来讨论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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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甲法 保甲法好吗?其实还挺好的。 一个宋朝的普通老百姓还能盼点啥?无非就是一个“衣食饱暖”,再加上一个“安居乐业”。保甲法能把老百姓组织起来,搞群众联防。盗贼一看,此地有防备,就不来了,这“安居乐业”也就有了。多好! 说个题外话。有一个朋友,在美国做房屋中介,有一次他问我:怎么在美国判断富人区和贫民区的区别?我当然不懂了。他说,最简单的判断方法,就是看这片地方有没有路灯。有路灯的地方,是贫民区;没有路灯,黑黢黢的,是富人区。这跟我的常识正好反过来:有路灯,不是代表基础设施好吗?应该是富人区才对啊。他说,不是的。富人区,就是本地人居住,很少杂乱的外来人员,每个人开车回家,都熟门熟路,所以不需要路灯。罪犯也不去,因为晚上在那儿干了坏事,路不熟,没有路灯也不容易跑掉。而有路灯的地方呢?恰恰证明闲杂人等多,当地人晚上害怕,所以要安路灯,路灯越多,吸引的闲杂人等和罪犯就越多,所以反而是穷人区。 你看,即便是在现代社会,有一个机制把可能带来风险的陌生人,拦在社区的外面,当地的治安环境都更有保证。在宋朝那样的传统社会的乡村,当然就更是如此。群众组织起来了,晚上甚至都有人排班巡逻了,盗贼当然就不来了。 这是保甲法给老百姓带来的好处。与此同时,朝廷也乐意啊。你想,治安这个事儿,本来应该由朝廷来负责,老百姓是交了税的嘛。现在好了,老百姓自己出人出力解决治安问题。朝廷又卸下来一块负担,当然乐见其成。 确实,想要实现社会安全,成本最低的方式,不是用专门的力量去看着每一个人,而是让人和人互相看着。18世纪的英国思想家边沁,就设想过一个“圆形监狱”。牢房排成一个圈,每个牢房都冲圆心开窗。圆心的地方安排一个瞭望哨就够了。你以为它的厉害之处,是这个瞭望哨可以看到所有牢房里的情况吗?不,别忘了圆形监狱那个词,是个希腊语,意思就是“全知”。是的,除了瞭望哨随时能看见每个犯人,更重要的是,每个犯人也都随时可以看到对面牢房里的情况。犯人们能互相监督,就大大降低了监狱的成本。 如果整个大宋国土上的老百姓,都扛起了互相监督的责任。朝廷该多省心啊? 你可能会说,那整个国家不就变成了一个大军营了吗?没错!你这句话算是说到了保甲法的实质。不仅是宋代的保甲法,后来的明朝、清朝,一直到民国时期,一旦到了治安不好的时候,政府就会想起要搞保甲制度,本质上都是把民间变成军营。蒋介石就曾经把话说得很白,搞保甲制,就是“要拿军队组织的方法来部勒民众,以军队训练的精神来训练民众。” 重点在于,这种军事力量的建设,国家不用花军费啊,是老百姓把一部分军费开支给扛走了啊。 现在你明白了,为什么是宋代的王安石发明了保甲制度了吧?冗兵、冗官、冗费、积贫、积弱——“三冗两积”,这几乎是宋朝的招牌特征。宋朝国家养了中国古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常备军,国家财政实在吃不消。如果能够恢复到唐朝初期那样的兵农合一的制度,就是老百姓又能种地、又能当兵的“府兵制”,那该多好?这是宋代士大夫梦寐以求的事儿。范仲淹、韩琦都为这个目标做过努力。王安石搞保甲制,其实就是向兵农合一方向做的努力:先试着组织一下老百姓,给一点训练,看看能不能把战斗力培养起来。如果可以,就用他们替换掉原来的常备军,这兵制改革不就搞起来了吗? 当然了,保甲法也是新法之一,所以也有人反对。但是反对派的话都没能说到点儿上。比如司马光就说,咱们把老百姓组织起来学武艺,那万一遇到大面积的蝗灾旱灾,那么多饿着肚子、还有武器、有组织的老百姓揭竿而起,这不会天下大乱吗? 最担心老百姓造反的,本来应该是皇帝。但这个时候的宋神宗,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大宋朝被庞大的军费压得喘不过气,两害相权取其轻,宁可保甲制度下的老百姓有点军事能力,好替朝廷分担一些压力。所以,司马光这话劝不动宋神宗。 王安石是反复跟宋神宗讲,千万别听那些反对的人胡说,咱们干的这个事儿,不仅是为了社会治安,抓几个盗贼,而是为了看看普通老百姓能不能培养成士兵。这事儿搞成了,是有利于千秋万代的大事。您可千万挺住啊!你看,这是一盘大棋。 那这事干成了吗?没有。宋神宗一死,保甲法和其他新法一起,都被废除了。当然,受王安石的启发,这种把民间组织起来,成为一种准军事力量的手段,后来一直有人起用,而且也都用王安石起的名字,都叫保甲制度。那是后话了。 那为什么没干成呢?其实和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的失败,都有类似的原因。简单说,当一个美好的设想,从纸面方案变成现实行动的过程中,会有两个因素加入进来。这两个因素会严重扭曲、干扰原来的设想。 第一个因素,就是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德国一战前的总参谋长老毛奇有一句名言,“战争一开打,原来的计划就作废了”。他这一辈子就在搞战争计划,但他也很清楚,在现实世界的复杂性面前,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 举个保甲法中的例子。有一次宋神宗就说了,在乡村里面推行保甲制,按规定,一个保要放一面鼓,如果来了盗贼,就要击鼓,招呼大家来抓贼。这听着挺好,对吧?但是,乡村里面,大家住得没那么集中啊,这户人家遭了贼,但是鼓在另外一家人那儿,上哪儿敲鼓去?所以,就需要每家都有一面鼓。但是,鼓也是要花钱的啊。老百姓那么穷,怎么可能每家都置办一面鼓呢? 你看,这就是非常具体的困难。制订新法的时候,很难想到这么细。这是王安石新法很难推行下去的一个原因:现实世界的摩擦力,实在太大了。 从设想到行动,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会掺和进来,那就是人。你要搞一个行动,参与的人就会把自己的动机带进来,总要借机实现自己的目的。比如,王安石推行新法,就有无数的官员要借机发财、借机升官、借机扬名立万、借机拉自己的朋友一把、借机踩自己的敌人一把,等等等等。这些形形色色的动机互相掣肘、震荡放大,很容易就让最初的设想变形。 我们还是举保甲法中的例子。 保甲法,把老百姓组织起来,变成一个准军事组织,那当然是有一些成本的。比如训练时候,需要弓箭,需要箭靶子,这都得老百姓自己置办。还有,每50家每天要轮流出5个人巡逻,每到农闲时节还要训练,这都需要老百姓出人工。估计王安石也是掰着手指头想了半天,算来算去,也不过就是增加了老百姓这点儿负担,为了朝廷大计嘛,狠狠心,把这点儿负担摊派下去,好像也不至于搞到民不聊生的地步。 但是他忘了,一旦这套计划执行下去,可就不只是这点儿负担喽。因为会有人把自己的动机掺和进来。 比如,民间突然出现了保甲组织,那基层官员会放过它吗?哟,你们村有保甲了啊?二狗子,你小子出息了,当保长了?那就帮老爷我跑跑腿,帮我把你们村今年的税收了吧?是的,出现了一个能把人组织起来干活的组织,那这个组织是一定会被派上用场的。保甲法实施之后,朝廷就发现,过去征税用的那套体系,哪有这个准军事组织有效率啊。得了,原来收税的什么户长、耆长的,都歇了吧,朝廷也不用花钱雇他们了,直接用保长、甲长来干收税的活儿吧。 你别忘了,保甲法实施的同时,还有一个免役法。就是老百姓掏一笔钱,就可以不承担官府派的各种差事了,官府想要干事,就用这笔钱去雇人干。我们在《文明之旅》1071年那一期就介绍过。收税这个事,就属于免役法的这个范畴,按说,朝廷要派人收税,是要付钱的。现在好了,有了保长甲长了,朝廷又把这个活派给他们,而且还不付钱了。 宋神宗还跟王安石嘀咕过这个事儿:这么干不好吧?老百姓已经出钱免役了,现在又让保甲长去收税,这不是失信于百姓吗?咱们搞保甲法,还是只让他们练武,别让他们干别的了。王安石说,不怕,不怕,这些人几年才轮一回,一回也不过是收20多家人的税。这点负担老百姓受得了。 王安石还是想简单了。地方官既然能派他们去收税,就能派他们干别的,比如运送个物资。这个先例一开,老百姓的负担只能是越来越重,那就不是朝廷能控制得了的了。 还有一个问题,这也是人的问题:保甲是一个准军事制度。那谁来当保甲长?这和过去的里长、户长,在选拔的时候,标准就不一样了。里长、户长什么的,通常找民间比较富有的,或者有声望的人家干就行了。他们主要是对下负责。但是保甲长,既需要对上负责,还得能管住下面的人,准军事组织嘛。在当时的农村,谁最听上面的话,而且还不怕得罪下面的人?大概率是地痞无赖啊。 所以,保甲制度有一个内在的缺陷,就是很难找到合适的保甲长。我看到过一则材料,民国时候浙江省的民政厅长阮毅成说,如果要在我们浙江办保甲,需要50万以上的保甲长。我找不到这么多合适的人。为啥呢?他引用曾国藩的话说,保甲制度虽然好,但是,能把上面的意图传达下去,但是又不鱼肉乡里、苛待百姓,这样的人,我一百里范围内,一个人都找不到。 大宋朝的保甲制最后其实就栽在这个事上面。司马光后来说,保甲法实施之后,按说是农闲的时候才搞军事训练。但那些保甲长随便找个借口,就要把农民聚在操场上,要是给他们一点贿赂,他就放人回家,否则就在操场上折腾人。这让农民怎么种庄稼?这些保长啊,弄权、索贿、一不如意就打人,一点底线也没有啊。 这还不只是宋朝的问题。明朝人说他们那个时代的保甲法,也是一样,两个问题:第一,担任保甲长的,往往都是无赖。第二,既然有了这么个组织,官府就会用这个组织干这干那。最后老百姓会被这些负担拖垮。 你看,这两项缺点,好像就是保甲法基因里的问题,始终也解决不了。 一个在设计图纸上看起来很美妙的制度,就这么被人的因素毁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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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者

保甲法,我们就介绍到这里。还记得前面我问过的那个问题吗?如果你有机会穿越到中国古代,你愿意穿越到哪个王朝?唐朝?宋朝。近些年,选宋朝的人比较多。这么选的人不孤单,《历史研究》的作者,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也说过,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

宋朝确实很有魅力,有那么兴旺的市场、那么繁荣的文化,还有那么多让我们想亲近的人。在这一年,你要是在宋朝,可以溜达到洛阳,去看正在写《资治通鉴》的司马光,也可以溜达到杭州,去看在那里做通判,也就是副知州的苏轼。

但是,看完我们前面几期讲王安石变法的节目,尤其是今天讲的保甲法,你可能又会倒抽一口凉气:这宋朝也不行啊。老百姓过得那么苦,更重要的是,也没有自由啊。如果你穿越到宋朝,只是一个普通老百姓的话,哪有可能什么洛阳、杭州地到处溜达?还见什么司马光、苏东坡?保长让你去上操,搞军事训练,你都不敢不去。对了,今天晚上如果轮到你巡逻,你还得熬夜。更别提还经常被朝廷横征暴敛了。

完了,形象那么美好的大宋朝,这回人设崩塌了。那你说,如果要穿越,我会选哪个朝代呢?我先卖个关子,后面再揭晓答案。

我们先来澄清一个关于古代社会的误解。

你可能听说过一个概念,叫“皇权不下县”。简单说,对于中国古代乡村的普通百姓来说,皇帝是一个特别遥远的存在,“天高皇帝远”嘛,朝廷派来的官儿,通常只待在县城里。那县城以下的乡村的日常秩序靠什么来维持呢?就是靠宗族的力量。有人总结了几句话:“皇权不下县”,皇权只在县城以上,“县下唯宗族”,宗族力量填满了乡村社会;“宗族皆自治”,宗族力量,本质上是一种乡村自治的力量。那自治的力量源泉又是什么呢?“自治靠伦理”,那伦理又怎么体现呢?最后一句:“伦理造乡绅”。连起来再念一遍:“皇权不下县,县下唯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用费孝通先生的话来说,皇权虽然凶猛,但是,“在人民实际生活上看,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挂名的,是无为的”。连接两种秩序和力量的,是乡绅阶层。也就是什么有功名的举人秀才、退休的官员员外这些人。

这是不是符合我们对古代农村的印象?乡村一片静谧,住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通常都知根知底儿,沾亲带故,遇到矛盾了,最好也不闹到县衙门,找个长辈出来评评理也就解决了,平时大家遇到个难处,亲戚四邻也都能伸出援手。日子虽然不好过,但是,就像那句俗话说的,“人字的结构,就在相互支撑”,还是一片田园牧歌的氛围。

我原来对古代乡村也是这么个印象,直到我读到秦晖老师的这本书《传统十论》。

本书的劈头第一章,给我们详细分析了一批竹简,这叫“长沙走马楼吴简”。这是20世纪末才发现的一批竹简。它的珍贵之处在于,首先是数量庞大,总量有10万枚,比此前发现的所有古代竹简的总和还要多。更重要的是,它的内容主要是跟赋税、户籍有关,所以是研究中国古代乡村社会状况的极佳材料。

具体的研究过程略去,我直接讲结论。秦晖老师仔细研究了这些竹简,发现在东汉末年到三国,在长沙附近的乡村里,一个村的户数和姓氏的比,不到2,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村有40户人家,会有20个以上的姓氏。姓氏就分散到这个程度,很多村几乎分辨不出哪个姓是第一大姓。即使有第一大姓,占人口比例也不过就是20%左右。秦晖还做了一个对比,他随机找了几个大学的系,统计了一下教职工的名单,发现这些老师姓氏的分散度和这批汉末乡村差不多。

听出来了吧?东汉末期的南方乡村,没有什么宗族聚居的现象,就跟现在大学里的老师都来自五湖四海,没有什么宗族聚居差不多。

请注意,东汉末期是什么时代?马上要到魏晋了,这是中国历史上公认的,世家大族最繁盛的时代。长沙当时属于东吴嘛,什么顾雍的顾家,陆逊的陆家,张昭的张家等等,都是东吴非常有名的大族。我们一般的印象,那个时代的人都是大规模聚族而居的。如果连这个时期的乡村社会的实况都是那么分散,那么,其他时代的中国乡村是不是那么宗族化,就非常可疑了。

你可能会说,慢着,中国的江南、广东、福建这些地方,难道不是到处都是宗族,祠堂什么的吗?很多家族都能拿得出历史悠久的族谱啊。是的,但是你去细看那些族谱,有追溯到汉唐时代的吗?没有吧?通常也就到明清,最远也就是到南宋。

我们经常见到那种以一个姓来命名一个地名的现象,什么张家村,王家庄,李家集,陈家寨、刘家堡什么的。那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现象?秦晖老师做了一个有趣的研究,就是用计算机统计正史中的地名。结论出来了:以姓为村名的现象,宋代占15%,明朝占36%、清朝占56%,越往后越普遍。再往前追溯,就非常少了。那秦汉时代,怎么取村名儿呢?往往就是吉利话,什么“长乐”、“富贵”、“万岁”之类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宋代之前的乡村,没有什么宗族自治。

那问题又来了:如果没有宗族,是靠什么来维持秩序的呢?当然就是皇权和皇权下面的各个级别的官吏啊。比如秦汉时期,你可能知道,刘邦当过的一个官就是亭长。这就是乡村里的官儿啊。那时候大概一个村子,不超过百户人家的,就是一个里。十个里设一个亭长。所以刘邦当过能管十个村子的基层小官儿。这可不是什么乡村自治的职务,这是领朝廷俸禄的,是皇权往乡村的一种延伸。这些官吏对乡村的管理到了什么程度?

《汉书·食货志》里有这么一段对班固对古代乡村生活的描述:

说春天的时候,村子里的农民早上起来要出门干活了,村里的里胥,就是村官,坐在大门右边监督着;村里每五家还要选出一个邻长——邻居中的长——坐在大门左边监督。监督什么呢?清点是不是所有人都出门了?确认没有人躲在家里偷懒。到了晚上,村长和邻长再跑到门口去监督,看看人是不是都回来了,更重要的是看看你手里有没有拿着今天在外面砍的柴。确认你今天没偷懒,才放你进来。那到了冬天,不用出门干农活了,怎么办?放心,不会让你闲着的,官员们要督促住在一个巷子里的女人,夜里要集中在一起纺织。因为可以只点一盏灯嘛,节省一点灯油。还可以搞搞劳动竞赛。如果家里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趁这个机会向领导反映一下。

啊?这是普通农民过的日子吗?这怕不是现代社会的监狱或集体农场吧?

过去的历史学家对《汉书》上的这段记载有点将信将疑。可能朝廷确实是这么规定的,但是民间未必这么干吧?我们现代人见多了这种正式文件和实际情况的反差。在那么古早的时期,技术手段那么落后,官僚机构对民间的管控怎么可能达到这种水平?也难怪大家有怀疑。

但是,随着这些年出土的竹简文献越来越多,大家发现,这居然是真的,秦汉,尤其是战时体制下,普通人过的真就是这种极端管控的生活,到西汉中期才渐渐松弛了。

但你可别觉得往后就有多自由,哪怕唐朝也不行。我们一想大唐的长安、洛阳,第一印象就是灯红酒绿,其实根本没有。长安城是划分了100来个坊(街坊的坊),坊和坊之间,有高大的坊墙。晚上时间一到,所有人都必须回家,否则坊门一关,你回不来,就等着挨鞭子吧。早上等着皇宫开始击鼓,然后逐渐向四周传递,各个坊门才渐次打开。在这种宵禁制度下,哪能有什么夜生活?

是到了宋朝,开封城的坊墙才被打开,所有民居,才可以临街开门,才有那么多丰富的商业活动。所以,“皇权不下县”,这是到了明清时代,尤其到了清朝晚期,才有的一个现象。

你可能会说,中国古代,怎么会搞出这么多、这么深、这么奇怪的民间控制呢? 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中国有非常早熟、非常强大的、全世界独一份儿的官僚制度。

对于官僚系统来说,他有塑造严整秩序的天然冲动。为啥?因为人一旦形成了严整的秩序,控制的成本就迅速下降。比如唐代的里坊制,那么大的长安城,也不过就是108个坊,每个坊四个门,也不过就是432个门,一到晚上,守住坊间的大路,盯住坊门,用不了多少人手,管理城市就变得简单了。而宋朝的开封城,100多万人,没有宵禁,各种道路纵横。所以,开封城是每300米有一个治安联防点,里面有5个人,负责夜间巡逻、治安管理。有人算过,一个开封城就得有上万的兵力专门负责这个事。这给官僚系统带来多大的负担?

所以,对官僚系统来说,人最好变成机器,平时是生产的机器、交税的机器,战争时代,是战斗的机器,送死的机器。各有其能,各司其职,眼睛一点也不往两边看,脑子一点也不往别处想,那才是官僚系统满意的好良民。

这也就是网上流传的那句鲁迅名言所说的:中国古代“普通人的一生,不过是盛世之牛马,乱世之炮灰,安平榨其力,战时用其死。”这句话,我查了,不是鲁迅说的,但是这个表达是非常地精准。

什么?自由?那是现代社会才有的奢侈品。你找秦汉唐宋的皇帝要自由?想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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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度

你可能会说,你这么说有点绝对。大宋朝的商品经济那么发达,总会有一些民间的,靠勤劳致富,不跟官府勾搭的商人吧?

说到这里,估计你也看出来了:这一期的《文明之旅》,我想跟你聊的,其实不是王安石的保甲法,而是中国人的自由度。

中国历史的发展,有一条隐隐然的暗线,就是普通人的自由度在慢慢地提高。中间虽然有顿挫、有回滚,但总体的趋势是,人越来越自由。

很多人对清朝的印象不好,有文字狱,有非常严重的思想钳制等等。但是,如果我是清朝的,尤其是清朝晚期的一个社会底层人士,虽然我可能还是很穷,但毕竟比以前有了更多的人生选择:我可以在家种地,也可以去外地谋生,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我可以去当和尚(雍正的时候取消了度牒制,当不当和尚,只要有寺院愿意接受你就行,给你发“戒牒”,不用拿朝廷的许可证,也就是“度牒”了);我也可以去当船工,到了乾隆年间,活跃在大运河上的漕帮控制的人口就有20多万人了,后来发展成民间帮会组织青帮;我要是能唱戏,我还可以加入各种走南闯北的戏班子。徽班进京,创生京剧,就是因为乾隆五十五年,乾隆皇帝八十大寿,号召各地戏班子可以进京贺寿。等等。我能选择的活法,比以前的朝代要多了一些。

那你说,这是因为清朝的皇帝更崇尚自由吗?当然不是。

这是多个原因叠加的结果。

比如,制度演进。雍正皇帝搞了摊丁入亩,取消了人头税,抓住土地就能抓住税收,皇权就没有必要再那么严密地控制人口了。

再比如,外来文化的影响。

人是需要自由的公共生活空间的,这是人的本能。但是在秦汉时期,民间社会被官僚系统管到要窒息的程度。到了汉朝后期,佛教传来了,这就为中国人打开了一个能透口气儿的公共生活空间。这是我在刘勃老师的国学课程里看到的一个洞察:东汉之后,佛教是被朝廷允许的,是合法的宗教。那么,拜佛这个行为,就给了民众一个参与公共活动的合法的理由。魏晋以来,佛教为什么在社会上影响那么大?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恐怕不是因为佛教宣讲的那些道理,而是因为它满足了普通民众参与公共活动的需求。有了它,我就可以合理合法地去和很多人一起活动了。所以你发现没有,在中国文化中,很多男女遇合的爱情故事,恰恰是发生在寺庙里的,按说寺庙是禁欲的地方,不是谈恋爱的场所。比如唐朝的传奇小说《南柯太守传》还有《莺莺传》,就是后来的《西厢记》。外来文化产生的这一点点影响,就为中国人的自由打开了一点点空间。

当然,还有技术进步的原因。这当然是更重要的一个因素。西方人也在反思,为什么1807年,英国议会为什么会废除奴隶贸易?不是因为英国人道德水准更高,而是因为蒸汽机的发明和煤炭的使用,再去奴役人类,在经济上已经不划算了。

是的,我们《文明之旅》节目,就是这样一点点地看着文明的火把,这么星星点点地亮起,每个人都能享用到繁荣和自由的那些成果,随着时间的推进,积累得来越多。

很多人对于古代生活,有一种玫瑰色的想象。比如中国人对宋朝是这样,西方人对于工业化之前的生活,也是这样。

我手里有一本神书,叫《理性乐观派》,这排在我推荐给朋友的书单的前三名里面。里面有一个段落:

很多西方人想象工业革命之前的生活是这样的:一个木板房,一家人围坐在壁炉边,大声地朗读《圣经》,母亲为大家准备好了牛肉炖洋葱。二姐照顾年幼的小弟弟,大儿子从瓦缸里舀水,倒进餐桌上每个人的杯子里,大姐在马厩里喂马。外面的世界没有汽车发出的噪声,没有毒贩子,牛奶里绝对找不到二噁英或者其他添加剂。一切如此宁静安详,窗外鸟语花香。

是吗?是的。但是真相呢?

拜托,少来了。虽说这是村里家境最好的一户人家,正在读经的父亲仍会因为柴火冒出的烟使劲咳嗽个没完。这么咳嗽下去,他早晚会患上支气管炎,53岁就没了命。(他都算幸运了,1800年,就算是在英格兰,人的预期寿命也不到40岁。)宝宝哭个不停,是因为他得了天花,隔不了多久就会死掉。他的二姐,很快就要嫁一个酒鬼丈夫,成为那人的奴隶。大儿子倒出的水有一股子奶牛味,因为奶牛跟人在同一条小溪里取水。牙痛折磨着母亲。马厩里,邻居的房客让大姐怀了身孕,等一生下来,那孩子就会被送到孤儿院。炖牛肉吃起来没滋没味,很难嚼得动,但除了牛肉,平常的伙食就只剩稀粥了,因为这个季节没有水果或者沙拉。人们用木头勺子从木头碗里吃饭。蜡烛太贵,只能靠着炉火看东西。全家人没有一个看过戏、画过画、听过钢琴演奏。所谓的学校教育,就是让偏执的郊区牧师教上几年枯燥的拉丁语。父亲进过一次城,但旅费用了他一个星期的薪水,其他人从来没有离家超过15英里。

哦,别忘了刚才还提到了窗外的鸟语花香。放心,明天,那只鸟就会被男孩抓出吃到肚子里,他实在是太饿了。

好了,现在我能回答那个老问题了:如果你可以穿越回古代,你最愿意去哪个朝代?

我的答案是,我才不要穿越。现代社会最好。 我们这一代人雄踞在数万年时光积累出来的文明的顶端,我们享受着祖先们无法想象的福祉。

如果非要穿越,我就去清朝吧。最好是清朝的最后一天。也就是这个《文明之旅》节目结束的那一年。

听起来清朝没有宋朝美好。没有苏东坡,没有清明上河图。

但是你想,在清朝,我至少可以吃到玉米、红薯、土豆、南瓜、花生、番茄,还有我最喜欢的辣椒。所有这一切,宋朝的时候,都还没有。对了,如果是在清朝的最后一天穿越,我还马上就能看到皇上退位。时间在坚定地流逝,该来的文明也在坚定地到来。

这就是我为你讲述的1073年的保甲法的故事,一个关于剥夺普通人的自由,但是最终失败了的故事。

我们下一年,1074年再见

来源:商财洞察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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