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完了，日本那边弄了个《援护法》。后来又改了《军人恩给法》……这些日本自己的法律，把那些被判死刑的战犯说成是“因公殉职”！

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完了，日本那边弄了个《援护法》。后来又改了《军人恩给法》……这些日本自己的法律，把那些被判死刑的战犯说成是“因公殉职”！

他们的家人还能领到抚恤金。甲级战犯的牌位，甚至被放进了靖国神社。这样做，就把国际法庭的判决给架空了，给了一些人不承认历史的底气。

所以才有了后面那些事儿。

比如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有些人觉得他敢那么说，背后就是有这种思想和“法律”撑着。

到了2012年2月，南京市的代表团去访问。河村隆之当着人家的面，直接说他认为南京大屠杀“不存在”。

这话一出来，事情就闹大了。

南京那边第二天就宣布，暂停和名古屋市政府的所有官方往来。

这两个城市从1978年就开始交往，因为“乒乓外交”才建立的关系——就这么断了。一段几十年的友谊，说冰封就冰封了。

十多年后，情况又变了。

2024年，名古屋换了个新市长，叫广泽一郎。他上任以后，公开说，希望重新跟南京官方进行交流。

他说的很明白，承认“日军进入南京后，杀害非战斗人员的行为是无法否认的事实”。这个说法，跟日本政府官方的说法保持了一致。

广泽一郎还派了市议员联盟，去南京转交他的亲笔信。想把关系给续上。

这和他的前任——河村隆之，完全是两种态度！

河村隆之的挑衅可不止一次。2017年1月，他又说了一句更厉害的话。

“如果真有30万平民被屠杀，那全体日本人都该去南京下跪”。

这话太狂了！

对此，时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回应说：“南京大屠杀是历史事实，国际上也早有公论。请这位市长去履行他的承诺。”

其实，日本政界的声音也不全是河村隆之那样的。

就在2012年河村的言论引起风波的时候，当时的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就公开表过态。他承认，旧日本军在南京“杀害非战斗人员、掠夺等行为是无法否认的”。

可那时候的日本首相呢？记者追着问他，他只是含糊地说“规模存在多种说法”。这种藏着掖着的态度，很能说明问题。

那么，当年的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

证据是很多的。比如德国商人约翰·拉贝，他的日记写的清清楚楚，一字一句都是日军的暴行记录。

美国传教士约翰·马吉冒死拍摄的105分钟动态胶片，是现存唯一真实影像。

这些东西，都是历史的铁证，谁也否定不了。

还有无数活下来的人，他们用自己的经历，亲口讲述了日军的残忍。这些口述证言，也都是不容置疑的。

日本当年为什么那么残暴？这事儿跟他们钻国际法的空子有关系。

侵华战争开始后，日本一直没有正式对中国宣战。他们就是怕美国用《中立法》来对付他们，不卖给他们石油和废钢铁。

不宣战，在日本官方的逻辑里，两国就不算处在“战争状态”。这样一来，日军就可以不遵守国际上关于保护战俘的《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

史料里写着，日军高层一开始的命令是“逮捕监禁”投降的中国士兵。

很快！命令就改成了“彻底抓获歼灭”……甚至要求部队把难民区的青壮年，都当成是“败兵或便衣”。这就直接导致了大屠杀。

悲剧的发生，还有其他原因。

当时守卫南京的指挥官是唐生智。他在蒋介石走了之后负责守城，结果后来他自己先跑了，还下令封锁城门、销毁渡船……这让城里的军人和百姓，想跑都跑不掉。

话说回来，否认历史的土壤是怎么来的？

有一部分日本人，他们有一种“东京审判史观”。他们打心眼里觉得，二战后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就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报复。

这个观点，和一个叫帕尔的印度法官关系很大。

帕尔当时就对审判的公正性提出疑问。他觉得，战争本身在当时的国际法里，并没有明确说是一种罪。他还认为审判团的组成不公平。

他的“无罪论”，影响了不少人。

这种想法，加上日本战后为了稳定，决定不去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这些都给了日本一些右翼势力美化战争的借口和空间。

来源：象限拼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