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尽管政治极化日益加剧，但证据表明，大多数美国人在基本理念上仍持有根本共识。那么，为什么政治妥协如此艰难？毕竟，美国的缔造者们都是妥协的典范，即便是在奴隶制这个国家最具争议的问题上也是如此。他们在奴隶制问题上做出了必要的、甚至是“重大”的让步，这些让步维护了联邦

这张名为“地图编号8，美国奴隶制状况，1775-1865”的彩色地图，展示了各项奴隶制相关法律的地域适用情况

尽管政治极化日益加剧，但证据表明，大多数美国人在基本理念上仍持有根本共识。那么，为什么政治妥协如此艰难？毕竟，美国的缔造者们都是妥协的典范，即便是在奴隶制这个国家最具争议的问题上也是如此。他们在奴隶制问题上做出了必要的、甚至是“重大”的让步，这些让步维护了联邦的统一，并加速了奴隶制的消亡。

问题在于，当今的政治分歧不仅仅在于政策偏好，更在于美国民主的真正含义及其涵盖范围。美国的政治妥协历史迫使我们直面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那些反对不公正、不民主现状的人，真的能够与那些拒绝全民民主的人“妥协”吗？

这段历史中最重要的篇章之一，便是历史学家所称的“密苏里危机”。1819年至1821年间，关于密苏里州是否应加入联邦的辩论占据了国会的大部分时间。问题的关键不仅在于密苏里州的命运，更在于不断扩张的美国境内奴隶制的存亡。密苏里危机的历史揭示了试图在民主基本原则上妥协的后果。妥协并未如愿达成妥协者所期望的友好共识，反而助长了那些反对民主的人巩固自身权力的气焰，并使他们养成了期待未来屈服于自身要求的习惯。

1819年，美国共有22个州，允许奴隶制的州和不允许奴隶制的州数量大致相等。随后，密苏里州申请加入联邦。为了确保蓄奴州的数量不超过自由州，众议员詹姆斯·塔尔梅奇（纽约州）提出一项修正案，禁止在密苏里州进一步引入奴隶制，并规定所有在密苏里州境内出生的奴隶，在年满25岁之前获得自由。塔尔梅奇的这项修正案引发了长达两年的激烈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密苏里州是否应该加入联邦，以及奴隶制在这个年轻共和国中的地位。

北方“限制派”领袖，如塔尔梅奇，认为奴隶制既不道德又经济低效，国会有权限制其向西部新州扩张。“扩张派”——其中许多人来自南方，但也有一些来自北方——则反驳说，国会没有宪法权利禁止密苏里州以蓄奴州身份加入联邦。一些人坚持认为，奴隶制并非“罪恶”，而是一种国会无权干涉的“权利”。

限制派和扩张派都经常将南北之间的“相互”“妥协”作为政治理想。然而，到了密苏里危机时期，北方在奴隶制问题上已经失去了相当大的优势。例如，1793年的《逃奴法》规定，任何帮助奴隶越州逃跑的人都将被处以罚款和监禁。此外，大多数北方反奴隶制人士虽然也憎恶奴隶制，但却拒绝接受种族平等的前景。这种立场削弱了他们对抗南方霸权的能力。

这意味着“相互妥协”的理念对蓄奴的南方极为有利。一位匿名的小册子作者，自称“宾夕法尼亚人” ，将“妥协”描述为双方在1787年制宪会议上所做的一件事，并将南方人在奴隶制问题上不愿让步的立场，描绘成他们“坚持”的原则性政治立场，“直到他们通过妥协达成自己的观点”。因此，“相互妥协”的理念掩盖了一种阴险的双重标准。对“相互妥协”的期待完全落在了奴隶制批评者身上，他们被期望屈从于支持奴隶制的南方人的要求。南方人则以此为借口，要求任何批评奴隶制的人做出更大的让步。

南方各州援引制宪会议以来的妥协理念，辩称他们已经做出了足够的妥协。弗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大·史密斯在1820年1月指出，南方各州同意只计算五分之三的奴隶人口，这才是真正的让步。“制宪会议上在各州代表人数的比例分配上确实做出了让步，”史密斯指出，“但在我看来，南方各州同意只计算五分之三的奴隶人口，才是真正的让步。”他们警告说，要求进一步妥协是对南方各州权利的公然侵犯，可能会引发南方各州的暴力冲突，甚至导致脱离联邦。

他们用威胁、爆发和暴力姿态来支持自己的论点，经常打断北方同事的演讲，因为当北方同事的论点转向南方人无法容忍的批评时，他们就会这样做。

肯塔基州人亨利·克莱——众议院议长，也是所谓的“伟大的妥协者”，他促成了1821年的密苏里妥协案——在1821年2月打断了新罕布什尔州众议员威廉·普卢默的演讲。普卢默称克莱语气“严厉”，手势“令人反感”，以此警告他“不要用我们新英格兰的那些想法来冒犯他”。这些“想法”——“自由、平等、人权”——他们被要求留在家里。其他南方人则援引凯撒遇刺事件，更加明确地表达暴力威胁，警告人们“三月十五日”的到来，并“警惕凯撒和罗马的命运”。

他们反复向北方同僚表明自己的身份，但北方的奴隶制限制主义者却拒绝相信。伊利诺伊州的丹尼尔·波普·库克拒绝相信弗吉尼亚州真的会“为了捍卫奴隶制而开战”，这种否认令人毛骨悚然地预言了弗吉尼亚州40年后的所作所为。“我相信，这个国家，特别是弗吉尼亚州，冷静的头脑，无论此刻多么激动，终将使我们免于遭受如此可怕的灾难，”库克说道。

正如库克的言论所表明的那样，北方人不得不安抚南方同事脆弱的情绪，并在对方的恐吓下表现出顺从。但无论北方批评者做出多少让步，都远远不够。

最终达成的密苏里妥协案条款似乎兼顾了限制派和扩张派的部分诉求。扩张派成功使密苏里州以蓄奴州身份加入联邦，并保障了密苏里州南部边界（北纬36°30′线）以南的奴隶制。限制派则争取到缅因州以自由州身份加入联邦，并确保路易斯安那购地案中加入联邦的、位于北纬36°30′线以北的各州均为自由州。

然而，这项妥协免除了奴隶制捍卫者任何让步的义务，并将满足奴隶制要求的责任完全推给了奴隶制批评者。这些让步对战前的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方更加肆无忌惮地威胁脱离联邦，甚至动用暴力，只要他们在国会的同僚挑战他们或他们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维护的制度。

支持奴隶制的领导人甚至可以在不再符合自身利益时更改妥协条款。19世纪50年代，代表蓄奴南方的民主党人废除了密苏里妥协案。伊利诺伊州民主党众议员斯蒂芬·道格拉斯提议，允许北纬36°30′线以北的新州根据“人民主权”原则自行选择是否成为蓄奴州或自由州。由此引发了堪萨斯地区支持奴隶制和反对奴隶制的定居者之间一系列致命冲突，史称“堪萨斯流血事件”，后来被认为是内战的预演。1857年，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杰·托尼在其臭名昭著的德雷德·斯科特案判决中宣布密苏里妥协案本身违宪。

即便如此，以亚伯拉罕·林肯为首的新成立的共和党内反对奴隶制的人士，最初仍愿意在奴隶制已存在的地区允许奴隶制存在。但他们仍然寻求与南方各州妥协，以维护联邦统一，避免内战。

然而，这一切终究还是会发生。无论北方人如何愿意妥协以维护联邦，南方奴隶制永无止境的需求都意味着联邦终将不复存在。

密苏里危机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在公平、正义、人人享有权利和法治等基本民主准则上妥协，只会助长那些反对这些理念的人提出更多要求。19世纪的后果并非稳定与和谐，而是灾难。这一教训在今天显得尤为重要。

来源：时代之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