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0月1日，行业屏息观望已久的《商业银行互联网助贷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新规”)正式实施：明确要求商业银行将增信服务费等全部计入综合融资成本，并严格控制在年化利率24%以内；同时，对合作平台实施“白名单”管理，强化银行自主风控责任。
寒冬尚未来到，助贷行业却提前感受到了一场寒风扑面的洗礼。
10月1日，行业屏息观望已久的《商业银行互联网助贷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新规”)正式实施：明确要求商业银行将增信服务费等全部计入综合融资成本，并严格控制在年化利率24%以内；同时，对合作平台实施“白名单”管理，强化银行自主风控责任。
新规落地不到一个月，监管收紧的风声再次传来——有报道称，多家消费金融公司近期已接到监管窗口指导，要求进一步压降个人贷款综合成本至20%。
“从24%到20%，看似只有4个百分点的调整，却足以让整个行业的盈利模型彻底重构。”一位头部消费金融公司风控人员如此形容当下的处境。据媒体不完全统计，目前约有120家金融机构已经披露了助贷合作“白名单”，约967家合作平台拿到了“上岸”的入场券。
这些看似已经上岸的头部玩家，实则站在了新一轮盈利模式与市场格局的洗牌重构中，更有腰尾部玩家头顶着不断收紧的“红线”，在为生存挑战铤而走险。
彼时野蛮生长的助贷行业，如今正站在命运转折的十字路口。监管的接连发力彻底终结着行业的“躺赚”时代，推动其从依靠高利率覆盖高风险的粗放增长，转向一场围绕风控能力、资金成本与合规深度的“合格者游戏”。
经过这次洗礼之后，助贷行业命运几何？又将呈现怎样的业态？
早在助贷新规落地之前，行业最为关注也探讨最多的莫过于24%的利率限制。
“这条一落地，相当于直接打在36%高息网贷产品的‘七寸’上。”一位头部消金机构的从业者向数科社解释道，24%和36%是行业在提及最高利率上限时的两个标准，通常认为24%是法律强制保护的利率上限，36%是法律认定的高利贷红线。
近两年，不少助贷平台打着24%的对客利率幌子，向借款人额外收取咨询费、顾问费、增信服务费或会员权益费等费用，从而将综合利率推高至36%。在中小助贷平台不断发酵呈扩散之势的“双融担”模式，便是代表模式之一。
所谓“双融担”模式，简单可理解为将36%的息费设置拆分为两部分，分别通过不同的融资担保主体实现：一份是正常明确年化贷款利率在24%以内的担保型借款合同；另一份是由融资担保公司收取年化利率在12%以内的担保咨询费或担保信息服务费。
这种操作表面上看虽然分散了风险，实则形成复杂的担保链条，加大了借款人的债务脆弱性。事实上，现在尚存或过往存在36%产品的助贷平台一直是暴利催收投诉的重灾区。而此次新规中明确，禁止增信服务机构以“咨询费”“顾问费”等名义变相提高费率。意味着，这种打“擦边球”的高息模式或将难以为继。
当下，24%正在成为助贷行业一条不可逾越的新“红线”，且这条“红线”在持续收紧。据第一财经报道，多家消金机构已接到监管窗口指导，要求进一步压降个人贷款综合成本至20%，此外，还拟将担保增信业务余额上限从当前不超过贷款总额50%进一步压缩至25%，且ABS、金融债等融资工具发行受到限制。
监管的连续加压背后，无不体现出利率降压对于行业现阶段发展的意义所在，以及推动消费金融行业回归本源、消除潜在金融风险的决心。
从成本结构看，资金成本与风险水平是影响定价的关键。但在过去的2024年，助贷行业整体呈现出资金成本下降，客户综合成本和不良贷款比例却持续走高的吊诡迹象。
这一迹象形成的根源在于，大部分助贷平台都放宽了对“高风险高收益”风险定价模型的比例限制。尤其以中小助贷机构为代表，想要通过增加36%资产占比的方式来稀释逾期率，结果盲目追求规模扩张却导致高逾期率问题日益恶化。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此次新规的落地并非简单的“一刀切”，而是通过设立利率“红线”，倒逼行业建立更精细化的风险分级与定价体系，继而推动行业从“高利率覆盖高风险”的粗放模式，转向构建自主风控能力和精细化运营能力。
监管的铁腕重塑了助贷行业的游戏规则，但其引发的连锁反应，正化为一场阵痛在市场传导开来。
经常在网贷平台周转资金的小武最近有些发愁，“两三个平台的额度突然就清零了，以前几乎秒批的平台现在也通过不了了”。小武17岁就到社会闯荡，但因学历太低，一直靠打零工度日，没有稳定收入更没有固定资产。
“银行是肯定贷不下来，都是找平台中介，还不上的时候就几个平台周转，基本都是秒到账，贷了好几年了。”小武说他在一些常用的助贷群里早就刷到了监管收紧的风声，但没想到这次新规“红线”隔离的那么彻底。
自新规落地以来，像小武一样开始被助贷平台拒之门外的客户不在少数。10月起，多家头部平台均已切断了对综合年化利率超24%以上中小平台的导流入口，即便是24%以上业务占比有限的头部助贷平台，其也已主动收敛业务边界。
有银行风险管理人士表示，过高的利率本质上是对客户的反噬。但新规针对24%—36%这部分年化利率助贷产品的处理方式仍然存在争议。
对此业内存在两种看法，一是从严解读，新规明确划分出24%的综合融资成本红线，就是要助贷机构以后不得涉足年化利率超过24%的个人消费金融贷款业务。若从宽解读，助贷机构或许仍能继续拓展年化利率上限36%的消费金融贷款业务，但超过年化利率24%的助贷业务将不受法院支持。
一个迹象是，今年年中开始，已有不少受理法院认可网贷平台(主要为小贷公司)的金融机构身份，并参照24%利率执行。这意味着，新息费“红线”划分之下，“高利率高收益”的风险定价模型或早晚会被自行逼退瓦解。
然而，无法忽略的是，24%—36%助贷业务过往所对应的客群信贷需求并不会消失。新规落地后，一批被称为“月系融担”的短期高息平台浮出水面，瞄准了像小武这样被主流平台清退的用户。
“月系融担”的主要特征是借款周期短，期限多为1个月或更短。放款金额在3000-5000元，有融资担保公司参与，平台借助牌照支持，将高利率包装为担保费，通过“低息+高额担保费”的结构，将实际年化利率直线拉升。
一条在第三方投诉平台上的投诉内容显示，该用户的一笔4000元借款，一个月还款后产生的综合年化利率接近440%。更值得警惕的是，当前风险更甚的黑网贷、“租机套现”等高息贷款乱象亦在暗中滋生。
有业内人士分析，涌向这类高风险借贷产品的客户多为借新还旧的多头借贷者，这种新规冲击带来的“阵痛”是结构性的且在意料之中的，短时间内不会平息。
当息费“红线”这一硬约束不断收紧，依赖第三方兜底的担保增信模式被进一步腰斩，宣告着助贷行业曾经的“躺赚”时代走向终结，取而代之的是风险管理更加公开透明的“白名单时代”。
新规要求商业银行对合作机构实行“白名单”管理，并严禁与名单外机构合作。早在新规落地几个月前，就已有多家金融机构提前行动，陆续披露助贷业务合作机构。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日前发文称，截至10月底，已有约120家金融机构披露了互联网助贷业务合作机构名单。另据《财经》不完全统计，截至10月20日，31家持牌消费金融公司与17家民营银行共披露967家合作平台，多家金融机构披露的合作平台数量超过50家，如微众银行共披露382家，数量居首。
当前披露的名单呈现两大特征：一是资源向头部集中，合作方高度集中于蚂蚁、京东、字节跳动、度小满、信也科技等头部平台，在“白名单”中频繁出现；二是合作机构涵盖多种机构类型，大致包括纯助贷平台、联合放贷的合作持牌金融机构、合作担保增信业务的融担公司三类。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此次新规无论是压降息费“红线”，还是推进“白名单”管理，都加速了行业分化趋势——将不合规、风控薄弱的小规模助贷机构软性淘汰，利好收费模式成熟的头部机构形成头部阵营，行业马太效应加剧。
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薛洪言表示，当前银行优先选择头部机构合作，核心逻辑在于这些平台具备合规资质、成熟风控能力与庞大用户基础，能够有效降低合作风险。因此，“头部化”合作趋势并不会必然形成行业垄断，反而将推动行业集中度提升与规范化发展。
从市场空间来看，新规的24%息费“红线”对整个市场业务规模进行了遏制，给头部机构和腰尾部机构都带了不同的挑战。
据艾瑞咨询《2025年中国网络助贷行业研究报告》估测，新规出台之前助贷行业预计2025年底24%以上业务余额规模达到10254亿。而新规出台之后，这一数字预计将在8306亿左右，相较新规之前降低19%。其中，腰尾部平台预计余额较之前降低了27.7%。
报告指出，新规对24%以上助贷业务的费率、成本都产生较大的影响。一方面是综合融资成本封顶后，综合费率难以达到以往水平。另一方面，新规导致不少资金方收缩资金规模，导致资金成本上升。
综合影响后，预计24%以上业务利润率预计下降3%~6%，头部机构的利润空间被进一步压缩，而腰尾部助贷平台则直接面临亏损或被迫出场。
当下来看，阵痛还在持续，监管的刚性约束正在倒逼助贷行业的价值重构。而在24%甚至20%的利率天花板下，能否通过精细化运营实现"薄利多销"，并通过场景融合、数据挖掘找到新的利润增长点，将成为决定机构能否穿越周期的关键。
阵痛之后，这将不再是高利率覆盖高风险的野蛮游戏，而是一场属于技术、风控与合规"合格者"的长期竞赛。
来源：数科社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