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91年的夏天，热得像个巨大的蒸笼，把整个城市都焖得软趴趴的。

1991年的夏天，热得像个巨大的蒸笼，把整个城市都焖得软趴趴的。

我在红星纺织厂当学徒，每天的工作就是对着轰隆作响的机器，闻着空气里棉絮和机油混合的味道，感觉自己的人生就像是那匹永无止境的白布，单调，乏味，一眼就能看到头。

那天下午，车间主任又因为一点小事把我骂得狗血淋头。

他的唾沫星子喷在我脸上，带着一股隔夜大蒜的味儿。

我捏着拳头，一声没吭。

下了班，我没回家，骑着我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永久牌自行车，在街上漫无目的地晃。

心里那股火，没处撒。

路过解放路，我看到一家新开的发廊。

招牌是粉红色的霓虹灯管，弯弯扭扭地写着三个大字——维纳斯。

洋气。

跟旁边那些国营的“便民理发店”完全不是一个路数。

我鬼使神差地停下了车。

车间里的老师傅们都说，这种地方不正经。

我偏要进去看看。

推开玻璃门，一股香风夹着冷气扑面而来，还有邓丽君甜得发腻的歌声。

“何日君再来……”

一个穿着红色连衣裙的女人迎了上来。

“帅哥，洗头还是剪头？”

她笑盈盈地看着我，眼睛像会说话。

这就是她，那个改变我命运的女人。

后来我知道她叫梅姐。

但那个下午，她在我眼里，只是一个模糊的、香喷喷的符号。

我含糊地“嗯”了一声，有点不敢看她。

“先洗洗吧，看你这一头汗。”

她把我按在一张红色的皮质躺椅上，那皮子有点旧了，边缘裂开了几道口子，露出里面的黄海绵。

她的手指很巧，在我头皮上不轻不重地揉着。

洗发水的泡沫带着一股廉价的香精味，但被她的手指一弄，好像也变得高级起来。

我闭着眼睛，感觉车间里的噪音和主任那张臭脸，都离我远去了。

“小兄弟，在哪儿发财啊？”她一边洗，一边闲聊。

“纺织厂。”我闷闷地回答。

“哦，铁饭碗啊，不错。”

她的语气里听不出是羡慕还是别的。

我心里冷笑一声。

铁饭碗？

一个能把人活活锈死的饭碗罢了。

“什么不错，一个月累死累活，就那么几十块钱，还不够看人脸色的。”我没忍住，抱怨了一句。

她手上的动作停了一下。

“嫌钱少，还受气？”

“可不是嘛。”

“那为什么不走？”

她问得轻描淡写。

我一下子睁开了眼睛，水流进了眼睛里，有点涩。

走？

往哪儿走？

我们这一代人，从生下来就被安排好了，读书，进厂，接父母的班，结婚，生孩子，然后等死。

谁想过“走”这个字？

“走了……能干啥？”我问，声音里带着我自己都没察觉的迷茫。

她笑了，水龙头的水哗哗地响，盖住了她的笑声。

“能干的可多了。”

“就看你敢不敢。”

她用热毛巾把我的脸包住，那股温热瞬间渗透了皮肤。

我感觉自己的心，好像被什么东西烫了一下。

洗完头，她没让别的小工动手，亲自拿起剪刀。

“想剪个什么样的？”

“随便，短点就行。”

“那可不行。”她拿着梳子，在我头上比划着，“人靠衣装，佛靠金装，这脑袋上的门面，可不能随便。”

她给我剪了一个当时最时髦的发型，好像叫什么……郭富城头。

中间长，两边短。

对着镜子，我看着那个陌生的自己，感觉像是换了个人。

利索，精神。

好像连眼神都变得不一样了。

“怎么样？”她拍了拍我肩膀上的碎头发。

“……还行。”我嘴上这么说，心里其实满意得不得了。

结账的时候，五块钱。

我当时一个月的工资，才九十多块。

这一剪子，剪掉了我两天的饭钱。

我掏钱的时候，手都哆嗦。

梅姐看出了我的窘迫，噗嗤一声笑了。

“第一次来，给你打个折，三块。”

我把钱递给她，她接过去的时候，指尖碰到了我的手心。

凉凉的，滑滑的。

我像触电一样缩回了手。

“以后常来啊。”她把钱塞进腰里那个小皮包，对我眨了眨眼。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那间叫“维纳斯”的发廊，和梅姐那句“看你敢不敢”。

第二天上班，我破天荒地在镜子前照了半天。

到了车间，几个工友围了上来。

“哟，卫东，你这头……去‘维纳斯’剪的吧？”

“花了多少钱？得五块吧？”

“败家子啊你！”

我没理他们，径直走到自己的机器前。

主任又晃了过来，上下打量了我一番。

“李卫东，心思都用到歪门邪道上去了！”

“再不好好干活，这个月奖金别想要了！”

我看着他那张油腻的脸，第一次没有低下头。

我心里有个声音在说：老子不伺候了。

这个念头一出来，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但它就像一颗种子，一旦发了芽，就再也按不下去了。

那之后的一个星期，我像丢了魂一样。

机器的轰鸣声在我听来，变成了“敢不敢，敢不敢”的催命符。

我满脑子都是梅姐。

她的笑，她说话的语气，她那双好像能看穿人心的眼睛。

终于，我熬不住了。

那个周六，我揣着身上仅有的二十块钱，又去了“维纳斯”。

发廊里还是老样子，香风阵阵，靡靡之音。

梅姐正靠在门口的沙发上抽烟。

她抽烟的姿势很特别，夹着烟的手指很长，一口烟雾吐出来，在粉色的灯光下，散成一团迷离的形状。

看到我，她掐了烟。

“来了？”

“嗯。”

“今天想干嘛？还剪头？”

我摇摇头。

“那……你想干嘛？”她饶有兴致地看着我。

我鼓足了这辈子最大的勇气。

“梅姐，我想跟你……学做生意。”

我说完这句话，脸涨得通红，心跳得像要从嗓子眼蹦出来。

梅姐愣住了。

随即，她爆发出了一阵大笑。

笑得前仰后合，眼泪都快出来了。

发廊里的几个小妹也跟着笑。

我的脸，火辣辣的，像被人扇了无数个耳光。

我转身就想走。

“哎，等等。”

梅姐拉住了我的胳膊。

她还在笑，但眼神里，多了一丝别的东西。

“你认真的？”

我咬着牙，点了点头。

“为什么？”

“我不想在工厂里待一辈子。”

“哦？”她挑了挑眉，“那你想过什么样的日子？”

“我想……过人上人的日子。”

这话一出口，我自己都觉得可笑。

一个穷小子，还想当人上人？

但梅姐没笑。

她盯着我看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要把我看出一个洞来。

“行。”

她突然说。

“你想学，我就教你。”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不过，我这儿可不养闲人。”她话锋一转，“你得给我干活。”

“干什么都行！”我激动地差点跳起来。

“从扫地拖地开始。”

就这样，我成了“维纳斯”发廊的一名编外杂工。

我没跟厂里辞职，每天下了班就往发廊跑，周末更是全天泡在那儿。

扫地，拖地，给客人倒水，给小妹们打下手，什么脏活累活都干。

厂里的工友都笑话我。

说我被迷了心窍，放着好好的铁饭碗不要，去给一个发廊老板娘当龟奴。

我爸妈知道了，更是气得差点拿棍子打我。

我爸指着我的鼻子骂：“李卫东，我们老李家的脸，都让你丢尽了！”

我妈就在旁边哭：“儿啊，你这是图啥啊……”

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图啥。

我只知道，待在梅姐身边，我觉得有希望。

那种感觉，是在纺织厂待十年都体会不到的。

梅姐说到做到，她真的在教我。

但她教我的方式很特别。

她从不跟我讲什么大道理。

她只是让我看，让我听，让我自己去悟。

我看到她怎么跟三教九流的客人打交道。

对有钱的阔太太，她能把人夸得心花怒放，几百块的烫发眼都不眨就做了。

对街上的小混混，她也能称兄道弟，几句玩笑话就把来收保护费的打发走。

她好像有无数张面孔。

每一张，都应对得游刃有余。

我看到她怎么管理手下那几个小妹。

谁偷懒了，谁跟客人搞暧昧了，她心里跟明镜似的。

但她不骂人，只是敲打几句，给个台阶下。

胡萝卜加大棒，玩得炉火纯青。

我还听到她打电话。

跟广州那边的人，一聊就是半个多小时。

什么“喇叭裤”、“蛤蟆镜”、“的确良”，都是我听不懂的词。

挂了电话，她会叼着烟，在小本子上写写画画。

我偷偷看过那本子，上面全是数字和奇怪的符号。

有一天晚上，店里没客人了。

她把我叫到里屋。

“卫东，坐。”

她递给我一根烟。

是“万宝路”，红色的硬壳包装，洋气得很。

我学着她的样子点上，吸了一口，呛得直咳嗽。

她笑了。

“知道我为什么让你干这些杂活吗？”

我摇摇头。

“做生意，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想了想，说：“是……是钱？”

她摇了摇头。

“是人。”

“把人琢磨透了，钱自己会来找你。”

“扫地拖地，是让你放下你那点可怜的自尊心。你不把脸皮扔在地上，就永远捡不起钱。”

“给客人倒水，是让你学会看人下菜碟。什么人说什么话，什么人给什么脸，这里面学问大了。”

“看我跟人打交道，是让你知道，这社会，光有本事没用，还得有关系，有手腕。”

她说的每一个字，都像锤子一样，砸在我心上。

这些东西，是我在工厂里，在课本上，永远学不到的。

“卫东，你是个聪明孩子。”

“但你缺一样东西。”

“缺什么？”

“胆子。”

她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

“这个世界，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那天晚上，我把那根万宝路抽完了。

烟很呛，但我的脑子，却前所未有的清醒。

过了大概两个月，我终于下定决心，跟厂里递了辞职信。

车间主任把我的辞职信摔在地上，指着我鼻子骂我是白眼狼，说我迟早要饿死在外面。

我爸气得好几天没跟我说话。

我成了我们那一片儿最大的笑话。

但我一点都不后悔。

辞职的第二天，梅姐给了我一个新任务。

她给了我五百块钱，让我去火车站。

“火车站南边，有个地下商场，你去找一个叫‘黑子’的人。”

“就说是我让你来的。”

“他那里有最新款的喇叭裤，你去看看，觉得能卖，就进点货回来。”

我揣着那五百块钱，感觉像揣着一沓炸药。

那是我第一次去火车站的地下商场。

里面又黑又潮，空气里一股霉味儿。

过道两边挤满了摊位，卖什么的都有。

我找到了那个叫“黑子”的男人。

他长得又黑又瘦，三角眼，看人的眼神像刀子。

我报了梅姐的名字。

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把我带到了一个更深的仓库里。

仓库里堆满了各种各样的衣服。

黑子从一个麻袋里，掏出几条裤子扔给我。

“喏，这就是现在广州最火的喇叭裤。”

那裤子，裤腿宽得能扫地，颜色花里胡哨的。

我心想，这玩意儿能穿出去？

“多少钱一条？”

“十五。”黑子说，“梅姐的人，给你最低价了。”

我心里盘算了一下。

梅姐店里，一条牛仔裤卖三十多。

这东西，能卖出去吗？

我想起了梅姐的话。

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行，我先要二十条。”

我把四百块钱拍在了桌子上。

黑子咧嘴笑了，露出一口黄牙。

“小子，有魄力。”

我扛着那一大包裤子回到发廊，累得像条狗。

梅姐正在烫头，看到我，只是抬了抬眼皮。

“回来了？”

“嗯。”

“货呢？”

我把那包裤子扔在地上。

几个小妹围了上来，叽叽喳喳的。

“哇，这裤子好时髦！”

“梅姐，这能卖出去吗？”

梅姐走过来，拿起一条，在身上比了比。

“为什么卖不出去？”

她转头对我说：“卫东，给你一个任务。三天之内，把这些裤子，给我卖出去。”

“卖不出去呢？”

“卖不出去，你就卷铺盖滚蛋。”

她说完，就继续回去给客人烫头了，好像这事跟她没关系一样。

我看着那堆花花绿绿的裤子，头都大了。

怎么卖？

去哪儿卖？

我一点头绪都没有。

晚上，我一个人坐在发廊门口，抽着闷烟。

街上的年轻人来来往往。

我突然发现，那些时髦点的男男女女，穿的不就是这种喇叭裤吗？

我脑子里灵光一闪。

第二天，我没在发廊待着。

我扛着那包裤子，去了市里最热闹的工人文化宫。

周末，那里是年轻人的聚集地。

我在门口找了个空地，把裤子铺在地上。

一开始，根本没人理我。

路过的人都用奇怪的眼神看我，好像我是个。

我脸皮薄，臊得满脸通红，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我想起了梅姐的话。

不把脸皮扔在地上，就永远捡不起钱。

我心一横，扯着嗓子喊了起来。

“看一看，瞧一瞧啊！广州最新款的喇叭裤！郭富城穿的！刘德华穿的！”

我这一喊，还真有人围了过来。

“小伙子，你这裤子怎么卖啊？”一个打扮时髦的青年问。

“三十五一条，不讲价！”我学着黑子的口气。

“这么贵？”

“贵？你去百货大楼看看，这叫时髦！时髦懂不懂？”

我豁出去了，开始胡吹海侃。

把我在梅姐那里学来的皮毛，全用上了。

没想到，还真管用。

那个青年犹豫了一下，居然真的掏钱买了一条。

开了张，后面的生意就好做了。

一个下午，我卖出去了五条。

赚了整整一百块钱。

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靠自己的本事，赚到这么多钱。

我捏着那几张热乎乎的票子，手都在抖。

晚上，我兴奋地把钱拍在梅姐面前。

“梅姐，我卖出去了！”

梅姐正在算账，她拿起钱，看了看，又放下了。

“不错。”

她的反应，比我想象中平淡得多。

“才卖了五条，还有十五条呢，高兴什么？”

我心里的火，一下子被浇灭了。

“明天继续。”她头也不抬地说，“卖不完，别回来见我。”

接下来的两天，我像打了鸡血一样。

我跑遍了市里所有年轻人爱去的地方。

电影院门口，溜冰场，公园。

我的嗓子喊哑了，腿也跑细了。

第三天晚上，我终于把最后一条裤子卖了出去。

二十条裤子，我净赚了四百块。

相当于我之前在厂里四个多月的工资。

我回到发廊，把钱和剩下的账本一起交给梅姐。

她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账本。

然后，她从钱里，抽出两百块，递给我。

“这是你该得的。”

我愣住了。

“梅姐，这……这太多了。”

“拿着。”她的语气不容置疑，“我梅红说话，向来算话。”

我才知道，她叫梅红。

“这是你赚的第一笔钱，省着点花。”

我捏着那两百块钱，感觉比五百块的本金还要沉。

“谢谢梅姐。”

“谢我干什么？”她又点上了一根烟，“路是你自己走的。”

从那以后，我才算真正入了门。

我成了梅姐的左右手。

我们开始倒腾各种各样时髦的玩意儿。

蛤蟆镜，电子表，港台明星的贴纸和海报。

我去火车站进货，梅姐负责找销路。

我们还在发廊里隔出一个小角落，专门卖这些东西。

生意好得出奇。

那些来做头发的男男女女，顺手就买点东西走。

钱，像水一样，流进了我们的口袋。

我的腰包，一天比一天鼓。

我开始穿上了自己卖的喇叭裤，戴上了蛤蟆镜，头发梳得油光锃亮。

走在街上，回头率百分之百。

厂里以前那些笑话我的工友，再见到我，都客客气气地叫我一声“李老板”。

我爸妈也不再骂我了，只是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复杂的情绪。

我知道，我变了。

我不再是那个在车间里受气的小学徒李卫东了。

我和梅姐的关系，也变得微妙起来。

我们是老板和伙计，是师父和徒弟，但又不止于此。

我们一起吃饭，一起喝酒，一起在深夜里盘点一天的收入。

她会跟我讲她以前的故事。

她从农村出来，一个人到城里闯荡，开过饭馆，卖过衣服，什么苦都吃过。

她说，女人想出人头地，比男人难一百倍。

我听着她的故事，看着她被烟雾熏得有些模糊的脸，心里会涌起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

我觉得我有点喜欢她。

但我不敢说。

她太强了，像一团火。

而我，只是她身边一只刚刚学会飞的扑棱蛾子。

我怕靠得太近，会被烧成灰烬。

1992年的春天，邓公南巡讲话的消息，像春风一样，吹遍了整个中国。

所有人都感觉到，一个全新的时代，要来了。

梅姐变得比以前更忙，也更兴奋。

她有好几次，都对着报纸上的新闻，喃喃自语。

“机会来了，机会来了……”

有一天晚上，她把我叫到里屋，表情前所未有的严肃。

“卫东，想不想干票大的？”

我的心，咯噔一下。

“多大？”

“开一家歌舞厅。”

歌舞厅！

在九十年代初，那可是最赚钱，也是最“上流”的生意。

灯红酒绿，纸醉金迷。

是老板们谈生意的地方，也是我们这种普通人想都不敢想的地方。

“梅姐，我们……我们行吗？”我有点虚。

“有什么不行的？”梅姐眼睛里放着光，“现在政策好了，正是捞钱的时候。”

“可是……那得要多少钱啊？”

“我算过了，盘个地方，装修，买设备，打点关系，至少要十万。”

十万！

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那在当时，简直是天文数字。

“我们哪有那么多钱？”

“我这几年攒了差不多五万。”梅姐看着我，“你呢？”

我把我所有的积蓄都掏了出来。

卖小商品赚的，加上梅姐给我的，林林总总，差不多有两万块。

“还差三万。”

我俩都沉默了。

“我有个朋友，叫彪哥。”梅姐突然说，“在道上混的，路子很野，也许他有办法。”

彪哥。

这个名字我听过。

是这一带有名的“社会人”，手下养着一帮小弟，靠放贷和看场子为生。

梅姐和他也有些来往，有时候他会来店里洗头，从来不给钱，梅姐也从来不要。

我有点担心。

“梅姐，这种人，可靠吗？”

“富贵险中求。”梅姐淡淡地说，“想赚大钱，就不能怕担风险。”

第二天，梅姐就约了彪哥见面。

地点在一家高档酒楼的包厢里。

彪哥长得五大三粗，一脸横肉，脖子上戴着一条小拇指粗的金链子。

他身边还跟着两个马仔，眼神凶悍。

酒过三巡，梅姐说明了来意。

彪哥听完，哈哈大笑。

“梅妹子，你可真有魄力啊！开歌舞厅？好事啊！”

“就是手头有点紧，想请彪哥帮个忙。”梅姐给他倒满了酒。

“钱的事，好说。”彪哥拍着胸脯，“三万块，小意思。不过，这利息嘛……”

他伸出了五根手指。

“月息五分。”

我心里一惊。

这是高利贷啊！

三万块，一个月光利息就要一千五！

我刚想说话，梅姐在桌子底下踢了我一脚。

“没问题。”梅姐笑得云淡风轻，“就按彪哥说的办。”

“爽快！”彪哥一口干了杯里的酒，“不过我有个条件。”

“彪哥请讲。”

“歌舞厅开了，安保这块，得交给我的人来做。”

我明白了。

他这是要安插自己的人，顺便收保护费。

“那是自然。”梅姐答应得很干脆，“以后还要请彪哥多多关照呢。”

一顿饭，吃得我心惊肉跳。

回去的路上，我问梅姐：“梅姐，这风险也太大了。万一……”

“没有万一。”梅姐打断了我，“卫东，记住，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又是这句话。

我看着她坚定的侧脸，把所有疑虑都咽了回去。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忙得脚不沾地。

梅姐盘下了市中心一家倒闭的国营饭店，上下两层，位置绝佳。

我们找了装修队，日夜赶工。

梅姐亲自设计图纸，买材料。

从墙纸的颜色，到灯光的角度，她都要求到极致。

她说，要做，就做全市最高档的。

我则负责跑各种手续。

工商，税务，消防，卫生……

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跑，一家一家地送礼。

我终于明白梅姐说的“关系”有多重要。

有时候，一条好烟，比你说一百句好话都管用。

那段时间，我整个人都瘦了一圈，但精神却异常亢奋。

我感觉自己正在参与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我们的歌舞厅，取名叫“金色年华”。

俗气，但响亮。

开业那天，花篮从门口一直摆到了马路对面。

彪哥带着他所有的兄弟来捧场，金链子晃得人眼花。

市里一些有头有脸的人物也来了。

梅姐穿着一身黑色的旗袍，在人群中穿梭，笑靥如花。

那一刻，她像个女王。

而我，就是她最忠诚的骑士。

“金色年华”的生意，火爆得超出了我们所有人的想象。

每天晚上，这里都人声鼎沸，座无虚席。

震耳欲聋的音乐，旋转的迪斯科球，舞池里疯狂扭动的人群。

空气里弥漫着酒精、香水和荷尔蒙的味道。

我和梅姐，每天晚上都在楼上的办公室里数钱。

一沓一沓的“大团结”，堆在桌子上，像一座小山。

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多钱。

我感觉自己像在做梦。

我们很快就还清了彪哥的本金和利息。

彪哥也没再提安保的事，只是隔三差五地来喝酒，每次都签单。

梅姐说，这是规矩，花钱买平安。

钱来得太快，人也容易膨胀。

我开始学着那些大老板的样子，给自己配了个BP机，腰上别着大哥大模型，虽然那玩意儿根本不能打电话。

我学会了喝人头马XO，抽中华烟。

我甚至在外面包养了一个歌舞厅的领舞小姐。

梅姐知道了，没说我什么。

只是有一次，她看着我，眼神很复杂。

“卫东，你变了。”

“是吗？”我不在意地笑了笑，“人总是要变的。”

“我怕你……走得太快，会摔跤。”

“放心吧，梅姐。”我拍了拍腰上的BP机，“我心里有数。”

现在想来，我当时真是狂妄得可笑。

我以为自己已经掌控了一切。

我忘了，教我走路的人，是梅姐。

她能把我捧上天，自然也能把我摔下地。

1993年的夏天，我们的歌舞厅开了一年多，赚得盆满钵满。

梅姐突然跟我说，她想把歌舞厅盘出去。

我大吃一惊。

“为什么？现在生意这么好！”

“就是因为太好了，才危险。”梅姐的表情很凝重，“树大招风，我们被人盯上了。”

“谁？”

“方方面面的人。”

她说，最近总有各种部门来检查，消防说我们通道不合格，卫生说我们消毒不过关，税务说我们有偷漏税嫌疑。

还有彪哥，胃口也越来越大，签的单子越来越多。

“再这样下去，迟早要出事。”

“那……盘出去，我们干什么？”

“去南方。”梅姐的眼睛里又一次闪烁着那种我熟悉的光芒，“去深圳，去广州，那里才是真正的淘金地。”

“我们把这里的钱都带上，到那边，可以做更大的生意。房地产，股票，什么赚钱做什么！”

她的计划，宏大而又充满了诱惑。

我几乎没有犹豫，就答应了。

我对她，有一种近乎盲目的信任。

梅...

梅姐很快就找到了买家。

是一个外地的老板，据说很有实力。

经过几轮谈判，最终以五十万的价格成交。

五十万！

在1993年，这笔钱足以让任何人疯狂。

签合同那天，我看着梅姐和那个老板握手，心里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

我们约定，三天后交接。

拿到钱，我们就动身去深圳。

那三天，我兴奋得几乎没睡觉。

我甚至已经开始幻想，到了深圳，我们要如何大展拳脚，建立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商业帝国。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那个被我包养的领舞小姐。

她抱着我，又哭又笑，说要跟我一起去深圳，给我当牛做马。

我当时被冲昏了头，居然答应了。

现在想来，我真是个彻头彻尾的傻子。

交接那天，我跟梅姐约好了在歌舞厅见面。

我特意去买了一束玫瑰花。

我想，等拿到钱，我就跟她表白。

我要告诉她，我喜欢她，我想跟她在一起，一辈子。

我到了歌舞厅，发现气氛有点不对。

里面空荡荡的，只有几个彪哥的手下在搬东西。

我找到了彪哥。

“彪哥，梅姐呢？”

彪哥看了我一眼，眼神很奇怪。

“她没跟你说？”

“说什么？”我心里咯噔一下。

“她昨天晚上就走了。”

“走了？”我脑子嗡的一声，“去哪儿了？”

“谁知道呢？”彪哥耸了耸肩，“她说她家里有急事，把歌舞厅全权委托给我处理了。”

“那钱呢？五十万呢？”我急了。

“钱？她早就让那个老板打到她账上了。”

彪哥吐了个烟圈，慢悠悠地说。

“小子，你被耍了。”

我如遭雷击。

整个人都傻了。

我不相信。

我疯了一样地冲到楼上我们的办公室。

门没锁。

里面被翻得乱七八糟。

桌子上，只留了一张纸条。

和一万块钱。

纸条上是梅姐的字迹，龙飞凤舞。

“卫东，对不起。江湖路远，各自保重。”

“这一万块，算我给你最后的遣散费。”

“忘了我吧。”

我捏着那张纸条，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

我瘫坐在地上，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为什么？

这到底是为什么？

我们一起打拼，一起赚钱，我把她当成我生命里最重要的人。

她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我想不通。

我像个疯子一样，在城市里找了她整整三天。

发廊早就转让了，新老板根本不认识什么梅姐。

我去她租的房子，房东说她半个月前就退租了。

我去火车站，去汽车站，问遍了所有的人。

没有人知道一个叫梅红的女人去了哪里。

她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我终于绝望了。

我回到我那间空荡荡的出租屋，看着那一万块钱，放声大哭。

我失去了一切。

我的事业，我的钱，我的爱情。

我从天堂，一瞬间掉进了地狱。

那个我包养的领-舞小姐，知道我破产了，卷走了我出租屋里所有值钱的东西，也消失了。

我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我不敢回家。

我没脸见我爸妈。

我每天就用梅姐留下的那一万块钱，买醉。

我恨她。

我恨她的无情，恨她的欺骗。

我发誓，如果再让我见到她，我一定要亲手杀了她。

但更多的时候，我是想她。

我想起她第一次给我洗头时，手指的温度。

我想起她教我做生意时，叼着烟的样子。

我想起她在深夜里，跟我讲她吃过的苦。

我想起她在“金色年华”开业那天，像女王一样对我笑。

爱与恨，在我心里交织，把我折磨得不成人形。

一个月后，钱花光了。

我身无分文，流落街头。

我饿得实在受不了，只能放下所有的尊严，回到家。

我爸看到我那副鬼样子，一句话没说，抡起棍子就打。

我没躲。

我感觉不到疼。

心里的疼，比身上的疼，要厉害一万倍。

是我妈，哭着抱住我爸，才把我救下来。

那段时间，我像个活死人。

每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说话，不吃饭。

我爸妈看着我，只能叹气。

有一天，我爸把我叫到跟前。

他递给我一张报纸。

“你自己看看吧。”

报纸的社会版，有一个小小的豆腐块新闻。

标题是《我市警方成功打掉一特大诈骗团伙》。

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

梅红。

新闻里说，梅红伙同外地诈骗团伙，以投资为名，在全国多地进行诈骗，涉案金额高达数百万。

而那个所谓的“外地老板”，和彪哥，都是她的同伙。

他们设了一个局。

一个天衣无缝的局。

从我踏进“维纳斯”发廊的那一刻起，我就已经成了他们局里的一颗棋子。

他们看中的，不是我这个人，而是我这个本地人的身份。

他们需要一个像我这样，头脑简单，有点野心，又急于证明自己的本地愣头青，来替他们跑腿，打点关系，当他们的门面。

而我，还傻乎乎地以为自己遇到了贵人，遇到了爱情。

我把报纸捏得粉碎。

我没有哭。

我只是笑。

笑自己，怎么能那么傻，那么天真。

原来，从头到尾，都是一场戏。

她对我所有的好，所有的教导，所有的温情，都是假的。

都是演给我看的。

那一刻，我心如死灰。

我对这个世界，彻底失望了。

我爸看我那样子，叹了口气。

“卫东，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

“你还年轻，大不了，从头再来。”

从头再来？

说得容易。

我已经一无所有了。

我甚至连从头再来的勇气都没有了。

我把自己关了整整三个月。

直到有一天，我妈端着饭进来，突然在我面前跪下了。

“儿啊，你就算不为自己想，也为我和你爸想想吧。”

“我们都这么大年纪了，就你一个儿子，你要是垮了，我们可怎么活啊！”

她哭得撕心裂肺。

我看着她花白的头发，和满是皱纹的脸。

我的心，像被针扎一样疼。

我扶起我妈。

“妈，你别哭。”

“我……我知道错了。”

那天，我走出了房间。

我刮了胡子，剪了头发，换上了一身干净的衣服。

我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

李卫东，你不能死。

你得活着。

你要活得比任何人都好。

我要让那个叫梅红的女人知道，没有她，我一样能站起来。

我开始找工作。

但我已经回不去了。

我不可能再回工厂，去面对那些曾经嘲笑我，又羡慕我，如今又同情我的人。

我也不可能再去给别人打工。

梅姐有一句话说对了。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过惯了当老板的日子，就再也受不了看人脸色的生活。

我决定，继续做生意。

我没有本钱。

我把我爸妈准备养老的存折，拿了出来。

上面只有三千块钱。

我给我爸妈跪下。

“爸，妈，再信我一次。”

“这钱，我一年之内，一定连本带利还给你们。”

“如果我还不上，我这辈子给你们当牛做马。”

我爸看着我，看了很久。

最终，他点了点头。

我拿着那三千块钱，又去了火车站的地下商场。

我找到了黑子。

他看到我，很惊讶。

“哟，这不是李老板吗？怎么……落魄成这样了？”

我没理他的嘲讽。

“黑子，我想跟你拿货。”

“拿货？你还有钱吗？”

“我就三千块。”

黑子笑了。

“三千块？够干啥的？以前你眼睛都不眨一下。”

“此一时彼一...一时。”我平静地说，“我现在，就只有这些。”

也许是我的眼神打动了他。

也许是他也听说了我的事，有点同情我。

他沉默了一会儿。

“行，看在梅……看在以前的份上，我帮你一把。”

“你想做什么？”

我想了很久。

服装生意，我已经没本钱做了。

我决定，做小吃。

门槛低，来钱快。

我在黑子那里，没拿货。

我向他打听，哪里有卖二手的三轮车和煤炉。

黑子给我指了条路。

我花了一千块钱，买了一辆破三轮车，一口大锅，一个煤炉，还有一些锅碗瓢盆。

剩下的钱，我买了面粉，肉，和蔬菜。

我决定，卖饺子。

我妈包的饺子，是我们那一片儿最好吃的。

我从小看到大，手艺也学了个七七八八。

我把三轮车收拾干净，在上面搭了个小小的棚子。

我的“饺子摊”，就算开张了。

我把摊子，摆在了纺织厂的门口。

我要让所有人都看到。

我李卫东，又回来了。

一开始，生意很差。

厂里的人，看到我，都躲着走。

有的是看不起我，觉得我一个“大老板”，居然沦落到卖饺子。

有的是怕我，觉得我跟诈骗犯扯上关系，不是好人。

我不在乎。

我每天就守着我的小摊，认真地包饺子，煮饺子。

天很冷，我的手都冻裂了。

但我的心，是热的。

因为我知道，这是我最后的机会。

终于，有一天，一个以前跟我关系不错的工友，下夜班，饿得不行，到我这儿来。

“卫东，给我来碗饺子。”

“好嘞！”

我给他下了一大碗，肉馅给得足足的。

他吃完，抹了抹嘴。

“卫天，你这饺子，比国营食堂的好吃多了。”

“好吃，就常来。”

他真的常来了。

还带来了别的工友。

一传十，十传百。

我的饺子摊，生意慢慢好了起来。

大家都知道，纺织厂门口，有个叫李卫东的小伙子，卖的饺子，皮薄馅大，味道好，还干净。

我的回头客越来越多。

每天天不亮，我就要去菜市场买最新鲜的肉和菜。

然后回家和面，剁馅。

晚上在厂门口摆摊，一站就是五六个小时。

收摊回家，还要准备第二天的材料。

每天睡不到四个小时。

我很累。

但我很踏实。

因为我赚的每一分钱，都是干净的。

都是靠我自己的双手，一个一个饺子包出来的。

半年后，我还清了我爸妈的三千块钱。

我还给了他们两千块的“利息”。

我爸拿着钱，手都在抖。

他没说什么，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看到，他眼圈红了。

一年后，我用攒下的钱，在厂门口，租下了一个小门面。

我的“卫东饺子馆”，正式开业了。

开业那天，没有花篮，没有鞭炮。

只有我爸妈，和几个老工友来捧场。

我亲自下厨，给他们煮了饺子。

吃着热气腾腾的饺子，我哭了。

这一年，太不容易了。

饺子馆的生意，比我想象的还要好。

我不光卖饺子，还加了几个家常炒菜。

我爸妈看我一个人忙不过来，也来店里帮忙。

我妈负责包饺子，我爸负责收钱，我负责颠勺。

我们一家三口，每天忙得不亦乐乎。

虽然累，但我们每天都在笑。

那种发自内心的笑。

又过了两年，我在市里最繁华的商业街，开了第一家分店。

后来，是第二家，第三家……

我的“卫东饺子”，成了我们这个城市家喻户晓的品牌。

我买了车，买了房。

我把我爸妈接到了城里最好的小区。

我成了别人口中，真正的“李老板”。

但我再也没有了当年的张狂。

我见过天堂，也下过地狱。

我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来之不易。

我变得沉默，稳重。

我不再相信任何人，只相信我自己。

我也没有再谈过恋爱。

梅红这个名字，像一根刺，深深地扎在我心里。

我以为，我这辈子，都不会再见到她了。

直到2001年。

那一年，我的餐饮连锁，已经开到了省城。

我去省城的分店视察。

晚上，当地的合作伙伴请我吃饭。

地点是省城最高档的酒店。

酒席上，觥筹交错。

我百无聊赖地应酬着。

中途，我去洗手间。

在走廊里，我看到了一个女人。

她穿着服务员的制服，正在拖地。

她的背影，很熟悉。

她转过身来。

我看到了她的脸。

虽然老了很多，憔悴了很多，脸上布满了风霜。

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来了。

是她。

梅红。

她也看到了我。

她手里的拖把，“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

她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得一干二净。

眼神里，充满了惊恐，和羞愧。

我们俩，就这么隔着几米的距离，对视着。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了。

我以为我会冲上去，掐住她的脖子，质问她为什么。

我以为我会狠狠地给她一巴掌。

我以为我会把这些年所有的委屈和愤怒，都发泄出来。

但我没有。

我只是看着她。

看着这个曾经把我捧上云端，又把我推入深渊的女人。

看着这个我爱过，也恨过的女人。

她老了。

再也不是当年那个在“维纳斯”里，光彩照人的梅姐了。

她怕我。

她的身体在发抖。

她想跑，但腿却像灌了铅一样，动不了。

我朝她走了过去。

她闭上了眼睛，像是在等待审判。

我在她面前站定。

然后，我从口袋里，掏出钱包。

我把里面所有的现金，都拿了出来。

大概有两千多块。

我把钱，塞进了她上衣的口袋里。

她猛地睁开眼，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我什么也没说。

我只是对她，笑了笑。

然后，我转身，离开了。

我没有回头。

我不知道她在我身后，是什么表情。

我也不想知道。

走出酒店，外面的冷风一吹，我感觉无比的清醒。

那一刻，我心里的那根刺，好像被拔掉了。

我终于明白。

她改变我的命运，并不是因为她给了我什么。

而是因为她拿走了一切，逼着我，靠自己，重新站了起来。

她是我生命中的一场劫难。

但渡过了这场劫，我才得以重生。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也许，应该谢谢她。

回到酒店包厢，合作伙伴问我：“李总，您去哪儿了？”

我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没什么。”

“去见了一个故人。”

江湖路远，我们，就此别过吧。

来源：叶落月为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