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0年12月24日为为山东大学文学院本科生的专题报告，任君敏据录音整理，经杜泽逊审订。转引自“山大中文之声”公众号，题作“杜泽逊：与大学生谈治学”，旨在知识分享，如涉版权问题，联系小编删除。
2020年12月24日为为山东大学文学院本科生的专题报告，任君敏据录音整理，经杜泽逊审订。转引自“山大中文之声”公众号，题作“杜泽逊：与大学生谈治学”，旨在知识分享，如涉版权问题，联系小编删除。
同学们好！先讲一些题外的话。各位要推免研究生，推免生面试的考官怎样来对待你们，可能是大家关心的问题。你们上届有个学生叫于快，他跟我说了一句话：如果没有论文报告会，他就不可能去南京大学。于快在南京大学参加完考试之后，南京大学一位教授给我发了微信，说：“你们那里的学生于快，第一名。”他怎么得的第一名呢？我们面试学生，尤其面试推免生，年年都有。怎么样才能得高分呢？我们可以发现好学生有很多。什么叫好学生呢？问什么都知道，口齿伶俐，表达非常好。但是还有一类学生，他们有科研经历。就是曾经从事过某一问题的研究，或参加过科研项目，或者做过田野调查，比如方言调查、民俗调查、社会调查，这些都叫科研活动。有科研经历，当然就会有科研方面的体会。如果要问到你有没有科研经历？你说有。他就会问：“有什么样的经历？”“基于论文报告会的要求，我写过一篇文章。”“你写的是什么文章，你的文章有什么发现吗？”“我有发现。”“什么样的发现？怎样发现的？如何解决的？”你如果是个有科研经历的好学生的话，最后的分数可能要翻番。一流的学校，一流的专业，一流的老师，我们要追求的不是双一流，而是三一流。事实上，同学们在选择推免去向的时候，就是照着这三个标准来的，最好是三者俱全。当然，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以及南京大学、北师大，至少对文科来说，这叫一流大学。一流专业，这个专业应该是A。一流的老师，这个老师应该是名师。什么叫名师？他的名字必须能走出校门，你不用刻意地了解这个老师，他的名字会灌到你的耳朵里去。至于大师，要有跨学科的影响，跨什么学科？跨一级学科，哲学、中文和历史就是一级学科。有了跨一级学科的影响就是大师。
我们在座的各位，在推免的时候，希望是一流大学、一流专业和一流名师。如果能做到这三点，就是最高理想了，称心如意。但如果想达到这一步的话，你必须要有科研经历。如果你没有科研经历，就绝对不可能。即使你上了，将来也是大被动。入学之后跟不上，立即感受到与其他同学差距很大，陷入焦躁之中，而这种日子是很难过的。怎么样来克服这个问题呢？提前做。提前做有没有困难呢？一点困难也没有。关键在于做，不存在做不到的问题。
那么为什么不想做呢？两个原因。第一点就是懒，嫌麻烦，怕累坏了。经常要可怜他自己说：“我太辛苦了，我得休息休息，我得吃点好的，我得去玩一玩。”懒惰是很严重的问题。第二点就是不会做，又不想做，叫畏难。第一是懒惰，第二是畏难。我想这两点都是可以克服的，而且必须要克服。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理想。如果你没有理想，可以过很安稳的日子。理想是个好听的词，而另外一个词叫野心。在座的各位男生很少。大家知道有一句话叫“女子无才便是德”，就是一个聪明而没有野心的女性，可能会过上好生活。但是你要让她没有理想，这很困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生活在今天，而不是昨天和前天，不再是那个年代了。如果你没有野心，很快面临第二个苦恼，就是你成家以后会有子女。中国的女性对于子女的教育，其上心程度高于自己，整天去讨论上什么辅导班。你们小的时候，你们的父母就是这么办的，恨不得报一百个班，人世间所有的长项都掌握在你身上。所以你是绝对没有退路的，你必须要有理想有野心，且要为理想和野心去奋斗。而奋斗的最佳时期在青年，所以你绝对不能不干。
今天给大家谈的是什么呢，就是怎么干。“为什么要干”这个问题，我想，就不要再多说了。今天谈的题目是“与大学生谈治学”。所谓治学就是搞学术，本来在大学里没有这一课，但现在要有。无论你是基地班还是普通班，都要有这个课——怎样治学。我们听到的更多的是怎样学习、怎样读书，说白了就是怎样接受，没有听到太多怎么创造。而学术活动它的唯一目的是创造。
一、读书与治学相辅而行
我的标题是一种观点。但“与大学生谈治学”就不是观点，而是问题或导向。第一个问题是“读书与自学相辅而行”，就已经是结论、观点了。观点是标题，将来写文章也要注意，到底是主题性标题还是象征性标题。读书与治学相辅而行，我想重温两段《论语》里的话，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第一段来自《论语·为政篇》，这句话叫：“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它的含义，大家应该都明白。罔，一般解释为“迷惘”。怠，有的解释成“懈怠”，有的解释成“危怠”，其实懈怠也就危了。从《论语》里面其他的言论来看，应该是倦怠，就是苦思冥想而无结果，心神疲惫。怎么办呢？转过来读书。这就是一个问题，叫存在决定意识。读书不就有了内容吗？有了内容就能引发你的思考。你在那里空想，当然是没有“料”。这个没有豆就泡不出豆芽来是一个道理。
所以要学而思。而“学”，应该算是过去我们学英语的时候很流行的“follow me”，跟我学。思就不一样了。思就是用自己的脑子来对于学习的对象进行领会，这是第一条。领会就是“你到底是啥意思呀”。第二，要进行甄别。你说的对吗？
我们重温的第二段话在《论语·述而篇》，大家可能更熟悉了：“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怎么样知道善与不善呢？要思。首先要领会它的真正含义。我们把初步入门叫“训诂学”。人类先有了语言，进入了文明。语言的主要表现方式是音。假如“上”和“下”两个字没有的话，那么“上”这个音承载着“上”这个意思，“下”这个音承载着“下”这个意思，“爸爸”这个音承载着“父亲”这个意思，“妈妈”这个音承载着“母亲”这个意思。也就是说，语义的载体是语音，而这个语音是物理存在，是物质。声音我看不见，你看不见，但它是物质，是客观存在。又过了一段时间，人们把语言用符号记载下来，于是产生了文字。各国的文字不一样。有的文字是记音的，而中国的文字更为精巧，既表音又表义。训诂的“诂”，它的表义成分在“言”字边，它的表音成分在“古”字边。有人问：“老师，这个字的表义我看不出来。”看不出来就再去查。有一本书专门解决这个问题，叫《说文解字》。这种情况叫形声字。它所谓“形符”就是义符。表音的这个部分叫声符。形声字是汉字当中最典范的。有人说：“杜老师，不对，象形字才最典范。”象形字也表音，这个音是当年约定俗成的，比如“日”这个象形字，大家在很小就知道这个字念“ri51”，这是当年的约定。约定以后，它的音就在这里了。看上去是表义文字，实际上它有音的约定。这样语音和语义的载体就变成了有形的文字。因此我们现在要了解古代的语言，首先要了解文字。而文字有三要素：第一，怎么写的？有没有结构的规律呢？你看这两个字之间有规律，一个表音一个表义，这叫形声字。字形的学问叫“文字学”。第二，念什么音？没有古代的录音，不知道。不要紧，我们依然有研究的空间。某两个字的声符是一致的，它们的音不就接近了吗？当然也有矛盾的情况。比方“甬”和“勇”之间什么共同的东西？共同的东西是“甬”。“通”字念什么？“桶”字念什么？有规律吗？从“甬”字得声的四个字，甬、勇念“yong214”，通、桶念“tong”，分成两岔。既然这一组有共同的声符，而它后来有规律的分成了两岔，那证明了什么呢？语音有变化，而变化是有规律的。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条高速公路分成了两岔，但并不知道那个根在哪里。顺着这个两岔追到根，就找到了古音的根了。这有个好处，我们知道当年它们的音是接近的，而音接近是义接近的根本条件。
第三，意思是什么？文字具有形（怎么写）、音（如何念）、义（什么意思）三要素。都具有约定俗成性，大家要约定并共同遵守。如果对男性的家长叫“妈妈”的话，你觉得很荒唐，对不对？可如果当年约定了就叫“妈妈”，又有何不可呢？满族人不是就叫“阿玛”吗？约定了“儿子”指老子，“老子”是指儿子，这也一样。但一定要约定。既然已经约定俗成，掌握了根本，明白它们的音承载义。不论当年实际念什么，我都知道接近。知道两个字的字音接近有重要意义。比如念《诗经》，不押韵了，我现在可以知道当年是押韵的，至于怎么个押法（音值）可能我不知道。
两个字意思可能相通，而相通的客观理由之一是音近。现在音已经不近了，没法通。我可以告诉你当年它是近的，它具有相通的条件。有通的条件就能通吗？不一定。再找旁证。比如我找出几句话，都使用了这组字，它们的意思是一致的。语音的证据存在了，物理条件有了；语义的条件我从古书里找到了证据。我拿的古书都是先秦的古书。那么这两个字相通就没有障碍了。你如果还是不信，可以继续考虑。我说的可信的成分已经达到七成，而你连一成都达不到，当然是我得上风。
从文字的形、音、义衍生出三门学问，一门叫文字学，认字的学问；一门叫训诂学，搞清意思的学问；一门叫音韵学，研究音类的学问。
中国的单音字很多，单音字可能是词，也可能是词素。比如徘徊，徘和徊属于词素，而吃、穿、住、行每个字都是一个词，就属于单音词。有的是双音词。词与词之间怎么样排成语链、排成句和词组，就是语法。怎样把话说得更好叫修辞，运用夸张、比喻这类手法。这些属于基本学问。
总之，你得先读懂它。读懂的办法首先是弄懂字、词的含义。如果你没有读懂它，就去谈它的思想内容，是反科学的。就像法官没有搞清楚来龙去脉就给人家定罪。你说这是一把杀人的刀，刀上的血迹是死者的，而刀把上有你的指纹，于是你就是杀人犯。这样断案也太容易了。这之间可能还有其他细节，比方说这个指纹会不会是别人把他打昏以后，把他的手指头按在上面？如果是这样的话，不就冤死了吗？栽赃是很容易的。而刀上的血迹是死者的血迹，也完全可以后加。所以搞清楚它的真正含义，需要明白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搞清楚含义之后，再来“思”。学然后思。至于你思出了什么，与你的学问大小、智慧、性格以及民族、性别均有关系。思想上是要百花齐放的，绝对不能走一条道。
你读的是美学的作品，比如唐诗宋词，你从里面获取了什么样的美感，每个人也不尽相同。这就牵扯到共同美和审美的个性问题。它是由很多客观因素造成的，很难进行统一。有的书，你欣赏我不欣赏，就像你喜欢吃这道菜，我不喜欢一样。都应该受到尊重。不是说你一定要学会这个东西，我不想学就可以不学。人生是有限的，我需要什么都学吗？个性、兴趣、味道都是很珍贵的财富，没必要统一。“思”会出现不同的结果。而我们面临的文件或对象可能是一个。面对这类问题，我们应该尊重客观事实。而这个客观事实除了对象之外，另一个就是你自己。
我们还得先回到原典这个基础。在这个问题上统一之后，如果再有分歧的话，就是学术问题了。所以“学而思”，这个“学”是极其不容易的。“学”是要学会、学懂、学明，然后去“思”。而这个“思”又不见得是一种结果，可能是多种结果。有的结果接近，我们谓之一派，一派可不等于“一”。有的距离稍远，我们叫它两派或三派。美学、哲学、文学上都有流派。道不同不相为谋，观点不同也不必互相伤害，而是可以共存的。诸子百家不就是共存的吗？百家争鸣不是学术繁荣的时代吗？只有一个腔调，是学术的悲哀。
既然有分歧，理解不同，就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问题。这里所说的“择其善者而从之”，从道义和法律上讲，它是有共同性的。因为所有的法律和伦理都带有约定性，这件事情你认为不应该做，我也认为不该做，但是不犯法。这个犯什么呢？犯伦理道德。伦理道德靠什么东西来约束？靠舆论。人们都说你不好，会给你造成巨大的压力。你如果还是没有压力的话，就没有廉耻感了。我们基本上认为这种人是非人类，不适合在人群里呆了。对于善与不善的认识，也允许有一定的个性。而在约定之外的思考，就形成了学术问题。无论是审美的，还是伦理的、道德的、政治的，都在约定俗成的标准之外。而这个学术问题可能导致约定的东西有所改良，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所以这个问题算是你的贡献。
可见读书和治学是相辅而行的。既要学又要思，两相结合，你的读书生活就比较完美了。而你的进步也会比较大。这是我们谈的第一个问题。
二、大学阶段要不要从事学术研究
这个标题属于问题标题，不是论点标题或观点标题。变成问题标题是修辞学上的需要。说书的人就好这样，说书人说：“他抡起大刀咔嚓一下砍过去，你猜怎么着了？”这就是要引起你注意。他说：“咔嚓一刀砍下去把头砍掉了”，就没有修辞效果了。
大学阶段要不要从事学术研究？回答当然是要。不光是大学，中学也需要。只要你学习，就会有思考；只要有思考，就可能有分歧；只要有分歧，这就进入了学术层面，有了学术成分。有人说：“大学生要打基础，不要急于写东西。”这是一面，它的另一面是什么呢？就是要勤于思考，力争有自己的见解，甚至于有所发现、发明、创造。知新楼A座8楼有“冯陆高萧黄”五岳主题展。“冯陆高萧黄”五岳这一称呼是来自大约50年代后期，60年代前期，至少是在1964年之前。1964年黄孝纾先生悬梁自尽，由于很特殊的原因，不好再叫“冯陆高萧黄”，就剩下“冯陆高萧”了。“冯陆高萧黄”是山东大学古典文学的领军人物，这五个人聚集在一起，可以成为全国一流的古典文学队伍，也就构成了文史见长的基础。陆侃如先生在北京大学上大学的时候，他编著了两本书，一本叫《宋玉》，一本叫《屈原》。谁说大学生不能从事学术研究？大学生不光可以写文章，还可以写书。
第二位是咱们山东老乡，叫张政烺。“烺”，念“lang214”。火字边，加个良。“烺”是形声字。还有同样的情况，例如“朗”。这两个字有没有关系呢？有非常大的关系。“朗”，月亮照着，明亮。“烺”，有火照着，不也就明朗了吗？这两个字叫做同源字。王力先生，北京大学教授，《古代汉语》的主编。他编了一本书叫《同源字典》，专门解决同源字的问题，把字分成一组一组的。这两个字作为同源字，大家可能认可，如果认可的话，他们之间的纽带、桥梁、共有的东西是什么呢？是那个“良”。刚才不是说“良”是标志它的读音的吗？读音的那一部分叫声符，它也表义。宋朝人已经揭示了这个问题。提出了“右文说”。正是这个音的纽带，把它们联系在了一起。它们意思接近，有共同的声符，这叫同源字。西方有所谓的语源学。如果中国的学术研究受到语源学启发，比较有空间的是同源字的研究。同源字的研究可以被归结到训诂学领域，因为追根到底它是研究字与字之间的语义关系问题，因此它应该是训诂学的分支。
张政烺先生是山东荣成人。荣成原来属于烟台地区，现在属于威海地区，在中国的胶东半岛。胶东半岛、辽东半岛都很靠东。它在胶东半岛的东部。荣成有很悠久的文化历史。张政烺先生北京大学毕业，长期工作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主要的领域是古文字学、中国上古史、文化史，是一位文史兼通的超级大师。你说：“老师我没听说过这个人。”是你孤陋寡闻。不是他的名气不够大。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的学问不是公众性学问，不像胡适、鲁迅。因此进入专业层面之后才会对他有所关注，而且专业程度越深，你对他的仰慕程度越高。
张政烺先生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本科，你不能再说大学生不能搞科研。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在课堂上问：“《封神演义》的作者是谁？”没有人可以回答。胡适问这个问题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大家知道胡适的《小说考证》是非常有名的。张政烺不在课堂上，但他听别人说了，于是就给胡适写了一封信，他说《封神演义》的作者叫陆长庚，他在信中做了考证，并拿出了理由。这种东西属于科研论文，他的论点是什么？《封神演义》的作者是陆长庚。他的论据不给大家说了。而他把证据和结论之间搭起桥来的过程叫论证。因此这是一篇非常典型的论文。论文不一定像我们经常见到的那样，标题、开头、展开、结尾，也可以是信。
大家知道书信只是一种文体，书信里谈什么没有人做要求。大家比较熟悉的书信可能有《与山巨源绝交书》《与朱元思书》，它们的内容差距非常大。《与朱元思书》重在描景，而《与山巨源绝交书》有一点点说理，是不一样的。至于有些人在书信当中谈学问，就是这种。胡适当然就给张政烺回了信，这个回信也是学术性的回应。胡适说：“经过你的考证，《封神演义》的作者是陆长庚，大体是可以落实了。”这是一种肯定。校长和这个大学生说：“你若不反对，我想把你的原信送给《独立评论》发表。”由于张政烺的名字和胡适绑在了一起，他就得到巨大提升，从一个无名小卒、大学生，提升为学术界的名流，走出校门是绝无问题了，跨不跨学科就不知道了。因为这个问题属于中国古典文学、中国小说史的问题。
那么大学时期到底能不能搞科研呢？为什么张政烺可以回答，而那个课堂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回答的？为什么胡适也没解决那个问题呢？难道这些不可以启发我们吗？只要证据抓在你的手上，不论你是何等人物，你都可以解决问题。
第三位是黄永年先生，他是陕西师范大学的教授。可能大家不太熟悉。山东大学校园有一景叫“八马同槽”。“八马同槽”里有一个人物叫童书业，他是顾颉刚的高徒，古史辨派的健将。顾颉刚是研究上古史的名家，开辟了一个叫古史辨派的古史学派，标志是他们出了前后七本《古史辨》讨论上古史问题。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就是黄帝、尧、舜、大禹可能不存在这种问题。古史辨派认为神话人物可能不存在。大家知道，我们普及历史知识的时候，“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中国的源头是相当清晰的，炎黄都是我们的祖宗，所以古史辨派提出的问题就相当有震撼力。当然，这些结论不是他们首先提出的，但他们把这个东西集中起来，在一个特殊的年代，就是辛亥革命以后的这个年代推出，带来的震撼力非常之大。我们今天仍然要面对古史辨派提出的所有问题，这些结论不一定都对，但是他的思路和启发巨大。
顾颉刚先生是古史辨派的代表人物，而童书业先生是古史辨派的健将。黄永年先生是童书业的大女婿，顾颉刚的学生。黄永年先生现在已经故去了。在复旦大学读大学时，黄永年先生在一些报纸的副刊——那时候报纸有副刊，报纸设副刊实际上是专栏，以前《光明日报》专门有“文学遗产”，这种专栏实际上就跟过去的副刊有点像——发表过文章。副刊要专门找主笔，主笔可以向他的朋友、甚至于学生约稿。黄永年先生在一些报纸的副刊和顾颉刚主编的某些刊物上，比如《文史杂志》，发表了一些短文，过去也叫随笔。顾炎武《日知录》的每一篇都算随笔。所以《日知录》这本书如果定性的话，它属于笔记体或者随笔体。当然我们也可以叫它学术专著，因为它是经史子集都要考证，以考据学见长的。童书业先生把黄永年在本科时发表在副刊上以及杂志上的零碎的文章，亲笔用毛笔编了一个目录，这说明在当时已经在学术界很有名的童书业先生，对黄永年先生在本科阶段发表的零零碎碎的这些随笔短文，是非常重视的。而童书业的目录的手稿还在。
在黄永年先生去世若干年后，我们国家文史类最高出版社——中华书局，把这些散碎的文章结成一本书出版了。这本书的名字叫《茭蒲青果集》，这个名字很拗口。实际上是两个巷子的名字。黄永年先生家住江苏省常州，他家的前门是青果巷，后门是茭蒲巷。里面的文章大概有40多篇。所以有不少名家在大学就开始从事科学研究，从事科研论文的写作。黄先生这些文章涉及先秦到唐代的历史、地理、文学、古器物，也涉及到古书的版本，讨论的问题很广泛。
这是第二个问题，大学阶段要不要从事学术研究。举了陆侃如、张政烺、黄永年三位先生，大家应该知道这不算什么问题，也不存在任何制度上的障碍。
三、论文选题
这也许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我为什么不来申请项目呢？因为我不知道做什么，我不会选题。老师在这方面也可能告诉你，现在尚无能力选题，这就进一步增加了你不申报的理由。对于老师的这种主张，我们仍然本着百家争鸣的态度。如果有的老师主张大学生不能搞学术写作，我们尊重他的观点。但是我的观点是能写作，并且我主张要教会大学生写作学术论文。
论文的选题，从大的方面来说，分为三类：第一，专人研究，研究一个人物。第二，专书研究，研究一本书。第三，专题研究，对一个问题进行专题调研。
专人研究。比如萧涤非先生的《杜甫研究》，这是一部名著。研究一个人，一个作家，一个语言学家，这类文章应该很常见。还有写评传。比如《中国语言学家评传》，这都属于专人研究。专人研究也包括专人的年谱。袁世硕先生的《孔尚任年谱》，一年一年地编年谱；还有复旦大学的教授章培恒先生的《洪昇年谱》。因为孔尚任和洪昇是清代的戏曲作家中的两颗明星，这些都算比较有名的年谱了。上述都属于专人研究。
专书研究。《红楼梦》研究、《聊斋志异》研究，都属于专书研究。有些书的作者不清楚，比如《山海经》，没法研究它的作者，那就只能进行专书研究了。《诗经》也是这样。当然，有人说《诗经》的编者是孔子。现在看来，总的结论就是在孔子的时代，可能《诗经》已经出现了，孔子做了一些整理的工作。但是我觉得孔子的最大贡献还不是整理，最大贡献是对《诗经》进行解说。孔子跟学生讲《诗经》，这就是他的教材，他不解说如何讲呢？你说当时孔子看《诗经》，就像看白话文一样，不用注释。不是这样，还是需要注释的。因为诗歌的注释不仅仅是解决训诂问题，还要解决诗歌创作的背景问题。什么时候写的？什么情况下写的？而这个问题是解开诗歌之谜的钥匙。所以我们说注释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看他的需要。不是说杜甫的诗是诗史吗？杜陵诗史。诗史就要跟历史相联系，跟历史相联系就要搞清楚年代和地点。杜甫的每一首诗都要搞清楚是什么时候写的，什么背景下写的，否则和史就挂不上钩了。所以至少从宋朝的时候，人们就开始对杜诗进行编年，逐首诗考察它的年份。例如《千家注杜工部诗》，像这些作品，它前面都有年谱，这个年谱主要是作品的编年。这类研究我们可以说是杜甫研究，专人。也可以说是杜诗研究，就是专书了。
专题研究。有些文章可能我们知道。鲁迅有篇文章：《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属于专题研究。闻一多有一篇文章叫《说鱼》。“鱼戏莲叶间”，鱼到底有什么样民俗学的含义？这属于专题研究。再比如周来祥先生，著名美学家。周来祥和李泽厚是一辈的，并且是齐名的，他们比朱光潜先生和宗白华先生晚一辈，大概是这样的关系。这是一篇文章，后来成了他一本书的名字：《论美是和谐》，这叫专题研究。我记得谭好哲老师有一篇文章叫《论丑》（大学毕业论文），因为京剧里有丑角，而丑角具有审美意义，于是就有美学价值。因此美与丑两面就统一起来了。这属于专题研究。《封神演义》的作者问题属于专书研究，专书研究必须得涉及作者。书是怎么形成的，写作的宗旨问题以及它的流传，中间有什么变化，有没有人加以注释和解说等等，这都属于专书研究。关于论文的选题的三种类型，大概不用多解释了，很容易明白。
还有一些属于特殊类型。作者想著书立说，并且借以名垂青史，这本书会一直流传下去。文人著书主要的目标就是让它不朽，让它一直有用，一直有人看。这类著作的体式，比较常见的还有日记。在座的各位读过什么日记？《胡适日记》《顾颉刚日记》，都很大。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是清代人写的日记，已经出版。他应该是绍兴人，鲁迅先生也是这个地方的。《越缦堂日记》非常大，如果放在这个桌上有这么高一摞。民国年间出现大日记，有我提到的诸如《胡适日记》《顾颉刚日记》，还有一些很大的日记，大家以后慢慢的就会接触到。这些日记可以说是永垂不朽，只要有人类的文明在，它们就是不朽的。像《吴宓日记》可能也能接触到吧。
还有一种形式——书札，就是我们说的书信。书信集也有一些价值非常大的。过去的书信是怎么编辑起来的呢？主要是由收信人来编，收到的主要是人家写给他的信。因为他写给别人的信，大都散落。那时没有复印机，没有存副，这就麻烦了。蔡元培的重要信件，他都会找他的秘书抄一份副本，这叫录副。蔡元培的一些重要书信都收到《蔡元培全集》里去了。如果这两个人关系非常的密切，他的信在那一家很多，这就有了可以收集一批的机会。中华书局曾经出版了一本书叫《王国维全集·书信》（1984年）。其他部分没有出，就出了这么一本。那一本书我买了以后全部看了一遍，绝大部分是写给罗振玉的。罗振玉是王国维古文字学方面的导师，同时他们也有亲戚关系。也就是说书信，像《王国维全集》的书信这一册，学术价值非常大。大量的学术信息和观点都在这里。当然王国维写的信远不止于这些。这些有幸在罗振玉家里被保存下来，没有被销毁，也没有当废纸卖掉。
当然，你说：“老师，现在不写信了，大家都用微信。哪里还有书信？”这种纸本的信现在成了文物，思想以微信的形式交流，它依然是文献，上面的文字是一样的。微信也能存吗？但看是否重要。而这个是否重要，是由经手人来决定。我家里存着别人写给我的信，装满了一个大手提箱，而这个手提箱是多么大呢？放不进我们出租车的后备箱里。另外还有一小箱。我曾经在搬家的时候想淘汰一部分，但是我发现一封也不能淘汰，没有很闲的信，都是学术界的这种重要信件，有很多我的前辈的来信，所以这些信我一直留着。我还不断给别人写信，一年在200封以上，那么10年间就有2000封信。我这些信都在朋友家里，四面八方，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存于人间。而他们寄给我的信我都存起来，将来我要把这些信放在一起出版。这些信将是我替他人保存资料，但这个写信的群体加起来就不是为他人保存资料了，而是这数十年来的学术史的见证，非常重要。因为我参与了这二三十年来古籍整理的重大活动，非常之多，在这里头都有记录。后来就出现了电子邮箱、短信、微信，等等。怎么对待这些信件呢？如果我认为非常重要，我会另存这个电子邮件、这封信。我开辟了一个“重要信件”栏目，把它移动到那里去，其他的信就由它去了，自生自灭吧。这个短信如果我认为应该存，我就会把这封信稍微编辑一下，比方说加上称呼，加上年月日，但是内容不能改，措辞不能动，然后把它复制到我的邮箱里，再移动到“重要信件”中。微信也是这样处理，复制粘贴。这样，我的“重要信件”就等于是朋友来信的选粹。这当中包含我的回信，如果我认为我的回信没有价值，就不保存进去。比如我的回信是两个字：“很好”，就不保存了。到了年底，我会委托学生对这些信按照时间的先后编成一个文件。当然也写上总名字：《清济堂往来信札》，清济堂是我的堂号之一，我有多个堂号。晚期以来文人陋习，好起别名，我也一样，不过起的不够多。往来，当然是有来有去。信札就是书信。整理好的文件夹会在信札后面加上“2020年”，那么这个文件夹就是这一年的了。将12个月作为单位，比方说一月，就将“一月”标成黑体字，下面就开始按照写信的先后排列这些信件。每封信加一个题目，而这个题目是固定的，就是《王萌致杜泽逊》《杜泽逊致王萌》。不论你是什么身份。下面就是这封信。再下面又是一个标题，又是一封信。从2020年1月1日到2020年的最后一天编成了一个文件夹。而这一年的信是谁编，署个名。它的作者是我和我的朋友；但是编者是署学生的名字，某某人整理。不写纸本的信之后，我的往来书信就变成了这种东西。2019年的是编完了，2020年的即将找同学编，由于数量有的时候偏大，就会按季度找四个人编。这样，编者就是四个人了。编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出版，保存学术资料。我们现在海量的资料谁去保存呢？没有人去保存。信息爆炸，人们的阅读时间非常有限，如果不加以选择的话，这当中宝贵的史料就淹没在汪洋大海里了。所以我们要有对历史做一点点贡献的责任。这一年作为一个学生值得保存的信只有5封，你就存5封；你认为有10封可以保留，就存10封；这一年没有可保存的你就不保存。但随着你的年龄、阅历的增加，同学们的地位的提高，以及你与学术界人士的交往越来越密切，比方和老师之间有交往，你可保存的信件就会多起来。有一些学生给我写的信，我认为非常有价值，我就保存起来了。当然他自己是不知道的。当然也有的学生来了信，我会明确告诉他，你的这封信收入这本书，但是格式我给你稍微变了变。你的称呼等方面不到位，我怕将来人家说我们教导无方，所以就给你美化了一下，但是内容绝对不能变，以这样的方式保存到我的书中。书札和前面的日记是在我们视野范围外的著作方式，而操作起来是非常容易的。当然如果想让老师保存你的信，必须像张政烺给胡适写信那样，有独到的见解，或者说有特殊的发现。你到新疆支教，发现了什么，究竟哪些东西是有社会、民族、宗教和历史的价值的，你自己必须有判断力。如果没有的话，你就会杂乱无章的介绍是否吃到了手抓羊肉。另外，如果你觉得它可能会被保存的话，在文笔各方面都可能会格外的讲究，它就不一样了。像《与朱元思书》这样的信显然是刻意写出来的，哪有不经意间就可以写出美文的呢？人类对美的创造是无意识的，这个谁信呢？
四、论著的类型
论文和著作叫论著。它的类型——这个所谓的类型，我觉得也许措辞不对，也许可以说是方法——第一个是考据，第二个是义理，第三个是词章，都是中国人自己设定的。
张政烺先生那封信叫考据。《封神演义》的作者这个问题，没有什么理论问题可谈，就是考据。我们都学习过一些基本原理，比方说内容决定形式。《封神演义》的作者问题，决定了他会用考据的形式加以解决，而《论美是和谐》，指的是理论问题，它属于义理。王国维曾经写过，算是一篇大文章，名叫《太史公行年考》，实际上就是司马迁年谱，这个属于考据。比方说司马迁一生以及他的家世，他字什么、号什么、哪里人、父亲叫什么、怎么出来当官的、怎样修《史记》此类问题。但是难就难在它的所有重要事项都必须安排在某一年，这样才叫行年考。行为的编年，行年。考，这个题目已经决定了，它是考据学。如果你感兴趣的话，这篇文章很容易就在网上搜索出来了。开头是“司马迁字子长”，前面一段叙述之后就是一年一年，从他一岁开始。这属于考据学。当然，《孔尚任年谱》《洪昇年谱》也是考据学。
义理，刚才给大家举的《论美是和谐》，这就是义理。
词章之学。在今天它被归到中国古典文学，因为它偏重于创作、创作的方法和作品的审美。山东大学词章之学的杰出代表是黄孝纾，在一九四几年、五几年、六几年这个时间，黄先生在古诗词骈文的创作方面，尤其是骈文的创作，很可能是全国第一把手。钱基博先生是钱钟书的父亲，是上海光华大学文学院院长、无锡国专（国学专修学校）教务长，著名的国学大师。他写了一本书，叫《现代中国文学史》，当然他也有《中国古代文学史》。他说的现代就是当代，就是现在，大概是一九四几年。《现代中国文学史》当然也要分“体”来讲，其中讲到骈文，像《恨赋》《别赋》《哀江南赋》，都属于骈文。后来到唐宋时期进一步的规范化，格式化，就是四六文。他在讲到骈文的时候介绍了三大家：李详、孙德谦、黄孝纾。李详和孙德谦大概年龄上比钱基博略大，唯有黄孝纾是个青年，只有30多岁，而钱基博当时50多岁了。黄孝纾曾经担任山东大学中文系主任，是“冯陆高萧黄”中的“黄”，1964年悬梁自尽。在《现代中国文学史》当中，全文引用了他震动大江南北的代表作：《哀时命赋》。这篇赋的用韵全部和庾信《哀江南赋》一样，这增加了难度。他的韵和《哀江南赋》的韵是一样的，他要写的内容和庾信完全不同，而表达的情感又是接近的。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我们对一个作品进行评价的时候，不能忽视一个问题，就是创作的难度。你知道《洛神赋》的创作难度吗？我觉得比《登楼赋》高。写一首仿照乐府诗的诗，可能在酒席就能完成。而《洛神赋》要呕心沥血，花很长时间才能写成。像左思写《三都赋》就得十年的时间，所以不能不考虑创作的难度。就像我们搞建筑的，紫禁城的建设，和我们盖一个小楼是一样的吗？无论在设计还是建设上，毫无疑问都不在一个层面上。《红楼梦》就是一座大厦，特点就在这里。有一次我听中央电视台访问陈忠实的时候问：“陈老，你现在还有什么写作计划吗？”他说：“我没有。”“为什么呀？”“我写不动了。”这话太真实了。创作一部作品，需要丰富的素材，需要深刻精巧的构思，还要进行写作，所以《平凡的世界》是拿生命写出来的。创作的难度应该是考虑的元素之一。这就像跳水运动员一样，需要参考你的难度系数，外加完美程度，才能够给你打分。黄孝纾先生在当时被作为三大家之一，而另外两家都是老辈，也就是在黄的这一辈当中，黄是毫无置疑的第一名。我们山东大学中文系拿出“冯陆高萧黄”这五面旗帜来，不是偶然的，得能服人。黄孝纾先生能画画。黄孝纾先生写的字，任何一张纸现在都不是我辈能买得起的，这是一般的先生吗？黄孝纾先生的学问属于词章之学，如果说他的特长是中国古典文学的话，是不足以覆盖的，因为他是一个创作的能手，著名的词人。
萧涤非先生招的第一届博士是李从军和林继中这两位，他们两个不是同时答辩，李从军提前一年毕业。李从军毕业答辩的时候，真所谓新生事物啊。作为学生，我正好去旁听了。他的答辩委员会主席是南京大学教授程千帆，答辩委员有苏州大学教授钱仲联，他是研究清代和近代文学的名家；有复旦大学教授王运熙，王先生好像因为身体问题没到；还有陈贻焮、廖仲安，还有山东大学中文系主任董治安先生。这支队伍不得了。
你从这个队伍当中能够看到，萧涤非先生地位非常高。他是中国唐代文学研究会会长。这位先生也非常的清高。什么叫清高？招了一届博士，然后就不招了。这简直是一个巨大损失。人家程千帆先生招了一批又一批。清高这个词儿啊，也许是中性词。钱仲联先生研究清代和近代文学，可以说是第一把手。他写过一篇文章，叫《近百年词坛点将录》，点什么将呢？近百年词坛词人点一百单八将，里面当然有黄孝纾，还有黄孝纾的兄弟黄孝绰。他对黄孝纾的评价非常高。著名词人，也就是说不仅仅是著名的骈文作家。当然，黄先生也是著名诗人，他的诗也很多。
这类人物往往又是选家。在李从军毕业答辩的时候，大家都已经问完了问题之后，他的老师萧先生又追问了一个问题：唐人选唐诗，选不选杜甫？杜甫是否知道？李就憋住了。萧先生得给他个台阶下：“你会背两句诗吗？”他还是没背上来。萧先生不得不背了上句，李从军马上跟了下句。这两句诗我是记不住了，但这两句是证明杜甫对于当代人对他的评价十分关心。因此知道。萧先生提这个问题：唐人选唐诗选不选杜甫，杜甫是否知道的时候，李从军当即就回答“知道”，但是萧先生问：“何以见得？”这就进入考据的范围了。也就是说，文学评论的手段之一是“选”。这些以词章见长的先生，他们的重要手段之一是“选”。萧涤非先生有一部书叫《杜甫诗选注》，而这部书是不朽的。钱钟书也有《宋诗选注》，也是不朽的。靠“选”不朽，萧统就是一个，他的作品叫《昭明文选》，这种人叫选家。选家中还有一些极其独特的，比如《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他们的选者没有什么地位，但这些作品为什么能够不朽呢？他们沾了历史的光。《古文观止》和另外一部古文选如果相比较的话，只有一篇不一样。那为什么这个名落到《古文观止》身上呢？也许它的书名起的好吧。选者根本就不是什么大人物，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智慧把“古文精选”这一任务在《古文观止》这里得到了凝练和固化。但是像钱钟书的《宋诗选注》和萧涤非的《杜甫诗选注》就不是这种情况，作品非常独到。萧先生的《杜甫诗选注》的注释非常精彩，独到的见解非常之多，这叫选家。那么我们的黄孝纾先生是怎么选的呢？这个在知新楼8楼的展览当中，有一些照片，希望你有时间去浏览一下，看上两眼，知道黄孝纾先生选了什么：《周秦金石文选》。金就是刻在青铜器上的。这些之中字最多就是毛公鼎，490多字，是一篇文章。石，就是刻在石头上的。《两汉金石文选》《周礼选》《晋书选》。《二十四史》当中，文采第一属司马迁，第二属《晋书》。《玉台新咏选》。《欧阳永叔文》，欧阳永叔就是欧阳修。《黄山谷诗》《钱谦益文》。从上古到清代，当然他可以到近代，是贯通古今的大先生，这叫选家。听说过这家那家，可能没听说过选家。就是说搞词章的先生用这样的手段来表达自己的能耐。
他自己的创作，我自己手里也有一些。《匑厂文稿》。这个字也念“qiong35”，也念“gong55”，恭敬之意。匑匑，恭敬之貌。厂，这个字念“an55”，象形字。就好像在山的这个边上搭了一个棚，《匑厂文稿》。《匑厂词乙稿》，有没有甲稿？我不知道，我没见。《崂山集》，在青岛。其中游记很多，这些游记大都是骈文，非常好。这些作品大多配着黄先生的画，他的山水画画得棒极了。
《碧虑簃词话》。我们图书室有一个阅览室叫碧虑簃，而碧虑簃三个字就是黄先生亲笔。碧虑，我一开始不知什么意思，我也请教过，我也查过字典，但都查不到。后来才知道南朝的萧纲用过这个词，它是个屏风的名字。可能是用玉装饰的或者用玉料做的，叫碧虑屏风，人家赠给他的，他写了《谢赉碧虑棋子屏风启》，你现在上网查就能查到了。以前哪有网啊。当我知道黄先生有这个堂号的时候，我实在没有办法解决来源问题，我只好请教老师。我认为在文学院唯一可能有答案的人，叫鲍时祥，因为他学词章之学。鲍老师又名鲍思陶，是安徽桐城人。他留下了一部诗集，在身后出版的：《得一斋诗钞》，齐鲁书社出版，都是格律诗。里面也有竹枝词，也有少量的词。鲍思陶老师是山东大学中文系78级。
我说黄孝纾，对鲍老师来说不必解释，因为鲍老师就是搞词章的，并且也写骈文，他知道黄的厉害。而知道黄的厉害的，很少。我说：“他有个堂号叫碧虑簃，我查不着来历。”鲍老师过了一段时间和我说：“你是不是搞错了？《淮南子》里头有个碧虘。”我说：“鲍老师，我可能没记错。”但是毕竟这个东西我是在蓬莱看到的《碧虑簃词话》手稿。后来我在山东大学图书馆又一次看到了黄先生收藏过的手抄的古书，价值很高。而在这个边缘部分又一次出现了他的堂号：铁岭黄氏碧虑簃。因为他是汉军八旗，从东北来的时候叫铁岭黄氏，我又见到它了，我说我没记错。
又过了一两个月，他告诉我找到了出处，只有南朝的萧纲用过这个词。也就是说黄孝纾先生作为词章之学的专家，他到底追求什么呢？其中有一个就是用生僻的典故。董治安先生的学年论文、大学毕业论文都是黄先生指导的。董先生说，有一次黄先生跟他说：“我近来填了两首词，用了两个典故，你们绝对找不到。”就知道他的观念了。而这个观念在很长时间是被我们批评的。但是我们还是要本着百花齐放的思想，尊重这一路的人。
什么叫词章之学，你就明白了吧？就是说能写、能评论、能鉴赏，他可以写书来告诉你该怎么写诗，法式是什么。就是既能写也能论，也能选，也能赏析。这类先生属于词章之学。核心问题就是怎么写出好诗、好文。既有实践又有理论，这叫词章之学。词章之学流传到今天，应该属于中国古典文学。可惜我们的中国古典文学虽然属于词章之学，在能写这个问题上不行了。由于不能写就没有创作的经验，就不知道创作的难度有多大。于是在鉴赏方面也就自然跟不上趟了。
研究中国古典文学，要稍稍关注词章之学，尽可能让它完整化。我想这个问题也许是可以讨论的话题。近数十年来词章之学的兴衰，以及所带来的问题，这都是我们要研究的话题。这是考据、义理、词章。其中比较难理解的就是词章了吧？在《玉台新咏选》当中，黄先生对入选的作家都有一段评论，而他的这一段评论很像是钟嵘的《诗品》，非常精彩。
河北师大有个老师叫张蕾，她写了《玉台新咏研究》。她把黄先生《玉台新咏选》当中的作家论全部摘出来，作为附录。我很惭愧，我是从她的书里头认识到我们的黄先生，那是精彩至极。
因为《玉台新咏》的时间是在梁，我们要研究汉魏晋甚至南北朝这一阶段的诗歌的发展，毫无疑问，好好领会黄孝纾的《玉台新咏选》可以得到六七成的答案，他是高手。可是我们用过没有呢？我们不可能用。而这个书并不难得，理所当然的我们应该用这个。
五、写作中的注意事项
我们现在的青年人写论文，可以模仿前人，就像学走路、学说话一样，老老实实的去模仿。一个人物的生平，一部语言学和文学的著作，一个语言学文学的问题，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虑，也就是专人、专书和专题。我们选题作文固然是为了创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但还有一个目的，就是通过写作提高自己，提高知识水平。我本来不知道黄孝纾《玉台新咏选》，通过写论文知道了，这叫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第二是提高自己的学术能力。我有讨论学问的能力，能力也许不够大，但是我有。第三是提高思辨能力。什么叫思辨能力呢？分辨好与不好，这太简单了。分辨高与不高，是8.5分，还是8分，你有没有分辨的能力？当你肯定它的时候，它值不值得这个分数？作品是有技巧上的创新呢，还是思想的创新？杜诗和李白的诗，它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杜诗忧国忧民，它在文以载道这方面有巨大的贡献，很容易引起我们的共鸣。所以杜诗在感召力上高于李白，这是无法否认的。在审美价值上，他们是各有千秋的。这叫做思辨能力。第四是提高文字的写作能力，就是在表达自己的要表达的内容的同时，如果我们的文字更精炼、准确，甚至读起来有美感，不是更好吗？《文心雕龙》有一个理论，就是东西着实了，不容易写得美。只有悬空一点的容易美，也就是写意象容易美，描实物不容易美。不知在座的各位，有没有人对《文心雕龙》感兴趣。记住这两句话，你可以受用终生：“意翻空而易奇，词征实而难巧。”这是在创作当中的规律。
王国维的考证文章就很有文采。我读过他的几篇文章，我是真实喜欢，并且有意无意的在学习。学术文章写得有一定的文采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当然我们不必过分的去追求。李从军的博士论文水平很高，叫《唐代文学思想史》，他辞藻华美，可能有点过。所以程千帆作为主席，问了好几个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绚烂之极归于平淡，你是怎么理解的？”这个问题就不好回答了。这是批评，话里有话。我们无论如何不要让形式对内容有任何的损害，不要在讨论问题的文章中去追求更华丽的辞藻。如果你的辞藻被人家欣赏了，从而削弱了你的内容的表达，你就走上了反面，事与愿违。所以适度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我们在写大学毕业论文的时候。我们在最后可能要感谢指导老师。你有没有想过论文最后的那篇后序，在写作的时候有自己参照的榜样。这种后序，比如李清照写的《金石录后序》，更大的比如司马迁写《太史公自序》，是《史记》的后记，他到底应该写什么呢？这些后序最关键的内容是介绍他自己。《太史公自序》的核心内容是介绍司马迁的父亲和司马迁本人、写《史记》的过程，是介绍这个人，然后才介绍这本书。你在你的后记当中应该怎么办呢？你要介绍你自己，至少要介绍自上大学以来的经历。如果你能把这一段写得很精彩的话，将来是可以收到你的文集里的。你不学会模仿前人，一味苟简，三两行就交代过去了，这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你完全可以写出一篇很好的大学毕业论文的后记，可以把老师的教导、哪一门课如何的精彩、得到过的老师的关怀、同学的关怀那些宝贵的东西写进去。同学们得学会学习，然后来模仿。通过写作来提高。
还有最后要掌握学术的规范。通过写论文，达到掌握学术规范的目的。写论文有规范，叫学术规范。学术规范的核心问题是怎么对待前人的成果。有的人写论文唯恐沾了人家的光，哪怕是一点启发，而不是引文，也要注明在谁的书里头讨论了这个问题对我有启发，这种人的美德就非常感人了。不愿意袭人之美的人，恰恰是那些有见解的人，他怕自己的见解和人家掺和起来。有高度的自信的人，才会明确区分你我。只有没有自信的人才会模糊你我的关系。用了人家的材料，这个材料是独到的，而不说它的来历，以为是自己读书所得。你的读书范围有这么大吗？材料本身是有知识产权的。对这类问题希望大家在写作的时候要有高度的自觉性，是人家的就是人家的，尊重人家的劳动和智慧是搞学问的起码道德。
同时，你要写一篇文章，你首先要查一查，哪些人写过这类文章。我们的手段很多，包括知网等等。同时要看看人家引用过什么文献，引用的文献包括原书的原始材料，比方说研究红学他都引《红楼梦》，这就属于原始材料；也包括最近若干年发表的新成果。你把它作一个目录，比方说关于这个问题，一共有五个人写过文章，这五个人他们引用了哪些文献，我全部都开个目录。按照材料形成的先后，排个顺序，对这篇论文的作者也查考一番，他们是什么身份、做什么研究的。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综述，就是关于这个问题，历史上在我之前研究的过程。在这个综述的基础上，也就是家底盘查清楚的基础上，来考虑继承、补充、订正什么，甚至于推倒重来。如果你推倒重来的话，那就是大成果，了不得了。你能补充人家的不足也很好。一个问题带出一组文献，需要顺藤摸瓜、拔草带根的办法。这一组文献不简单，它代表一个知识结构和一个学者群体，而这个知识结构和学者群体是构成一个小学科的主要成分。因此你写一篇东西得到巨大的提升，胜读十年书都是有可能的。
初学写论文，要学会请教老师。但是请教老师要在初步调查研究之后，有的放矢。不能跟老师说：“我喜欢唐代，老师我写个什么题目？”你这不是榨取老师的油水吗？另外，写作要有章法，起承转合，先说什么、后说什么、再说什么。最好的办法是层层递进，让这个文章在最后达到高峰。有些结论是不能一开始就抛出来的，要隐而不发，徐徐展开，最后达到高峰。读你的文章，他在开始的时候料不到最后的结果，这样你就有写作技巧了。写作需要有技巧。
再就是文章不厌百回改，要反复的修改。顾颉刚先生写好文章之后，自己一个人关在屋子里念出声。大人物都是这样，何况我们的小辈啊。你等到最后一天才交给老师，那还修改什么？你是让他看，还是不让他看呢？你要有提前量，把修改的时间留出来。所以至少得提前一周交给老师。如果文章经过修改，你参加了论文报告会或者毕业答辩，把老师们的意见进一步的吸收，就可以考虑投稿了。至于投什么杂志，可以问老师，问同学，自由投稿。那么在文章的结尾，文章要发表了，什么人帮助过你，你最好在最后一段感谢一下。我们发现我们的《文史哲》等名刊，文章的末尾感谢别人的部分几乎没有。这方面需要改进。
关于青年人写论文，我今天准备的非常匆忙。王萌老师让我讲一下，我也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不对的地方大家批评。
来源：近现代史论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