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04 年冬天，英国地理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站在伦敦皇家地理学会面前，手持一张用他著名的"心脏地带"理论（Heartland Theory）轮廓着色的地图，展示了他对世界的看法，认为世界是一个由坚实的大陆核心和柔软的海洋边缘组成的实体。

麦金德不热衷于理论探讨；他认为地理学家应该亲自研究地球地图（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图书馆）

"谁控制了东欧，谁就控制了地球之心；谁控制了地球之心，谁就控制了世界岛；谁控制了世界岛，谁就控制了整个世界"。

by 哈尔福德·约翰·麦金德

1904 年冬天，英国地理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站在伦敦皇家地理学会面前，手持一张用他著名的"心脏地带"理论（Heartland Theory）轮廓着色的地图，展示了他对世界的看法，认为世界是一个由坚实的大陆核心和柔软的海洋边缘组成的实体。

根据麦金德的设想，坚实的内陆核心地带指的是欧亚大陆，它从东欧延伸至西伯利亚。这片大陆连绵不断，资源丰富，且不易受海上入侵，是文明的陆上重心。与之相对的是，海洋边缘地带则像一个巨大的水环一样环绕着它，从西欧延伸至中东和东南亚。这些地区面向海洋，易受入侵，并且不断受到来自内部陆地力量和外部海洋力量的双重压力。

在这种背景下，麦金德提出了他的名言，强调了控制东欧与全球霸权之间的联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成为了高层决策者的战略理论。

他的愿景结构简洁，却撼动了传统的权力观念，颠覆了几个世纪以来将海洋视为统治象征的固有模式。在他看来，真正的权力并非源于船只和舰队，而是源于对蕴藏着财富、人口和战略纵深的相互关联的陆地的控制。

尽管当时的世界还没有经历过世界大战、战斗机或卫星，但他的理论却一直萦绕在后来的每一个帝国的脑海中，从柏林和希特勒到华盛顿和尼克松，一直到莫斯科和普京，仿佛它是那些试图通过地理之门控制历史的人的指南，也是引发随后战争的无形动力。

哈尔福德·麦金德于 1861 年出生于一位苏格兰裔英国医生的家庭。他最初在牛津大学学习自然科学，后来转向历史学，但他很快就被一种融合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新地理学”理念所吸引，并试图了解地域对政治的影响。

英国地理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图书馆）

麦金德并非那种只会纸上谈兵的学者；他认为地理学家应该亲自考察地球地图。正是这份热情促使他被任命为牛津大学地理学教授，而当时地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尚处于发展阶段。

20 世纪初，麦金德接管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的管理工作，但他心中却萦绕着一个更大的问题：世界地图会如何影响帝国的兴衰？在那个时刻，世界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被重新划分。

当大英帝国处于鼎盛时期，称霸海洋并控制从印度到加勒比海的贸易路线时，欧洲大陆强国（主要是俄罗斯和德国）正致力于建设铁路网络，以连接整个大陆，而无需海运航线。

这是一个转折点，全球力量平衡开始从海洋转向陆地。曾经赋予英国优势的海洋不再能保障其安全，因为陆地强国已经能够统一领土，并用现代交通工具连接彼此的边界，这使得军队的调动比海战更快、成本更低。

麦金德意识到，这种技术变革改变了地缘政治的规律，使控制欧亚大陆内陆，或者他称之为“大陆心脏地带”，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可能。

这片区域从东欧延伸至西伯利亚，面积约 900 万平方英里，是一片封闭的陆地，船只无法通行，因此难以遭受海上入侵或封锁。它拥有战略纵深、丰富的资源和稠密的人口，使得任何统治者都能从内部控制其他大陆，而无需海军舰队或遥远的殖民地。

纵观历史，这片区域一直是麦金德所说的"移动力量"的源泉 – 即从内部席卷全球的能力。成吉思汗和蒙古人从这片广袤的草原崛起，凭借骑兵的敏捷和战马的速度横跨大陆，将权力中心从沿海地区转移到内陆腹地。麦金德认为，20 世纪将以一种新的形式重现这一现象，因为现代强权及其“铁马”（即跨大陆列车）拥有前所未有的能力，可以横跨欧亚大陆并控制其核心区域。

由此产生了他的核心思想：坚实的陆地是未来的力量，满足于海洋的帝国将逐渐失去其地位，而那些控制陆地（资源、人口和战略纵深所在）的人将会取而代之。

美国历史学家和思想家哈尔·布兰德斯指出，这一愿景犹如一记警钟，唤醒了早已习惯于将自己视为海洋霸主的英国精英阶层。随着柏林和莫斯科的崛起，麦金德希望提醒他的国家，真正的危险并非来自海洋，而是来自欧亚大陆腹地，来自这片能够联合世界各大洲对抗大西洋海上强权的心脏地带。

这张由美国海军发布的照片显示，2021 年 06 月 18 日，航空母舰"杰拉尔德·福特"号（CVN 78）在大西洋航行时完成了首次计划内的全舰冲击爆破试验（法新社）

布兰德斯认为，麦金德并非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他还试图将自己的理念转化为实际的政策。他主张在东欧建立一个由独立国家组成的缓冲区，以隔离德国和俄罗斯，防止两国结盟或向西扩张，以免英国及其盟国成为他眼中威胁核心 – 坚实的陆地基地 – 的牺牲品。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的思想在 1919 年的凡尔赛会议上得到了充分体现。当时，建立一个由多个国家组成的安全带，将欧亚大陆两大强国分隔开来的提议就已经被提出。这一愿景后来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波罗的海国家的成立中得以实现，正如麦金德在战前设想的那样，这些国家作为欧亚大陆中心地带和西欧大西洋沿岸之间的"缓冲区"。

然而，在 20 世纪初，麦金德并非唯一试图描绘世界权力格局的人。尽管他推崇陆权，但在大西洋彼岸，也有人推崇海洋的力量。19 世纪末，美国海军军官兼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汉出版了《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书中他断言，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贸易；谁控制了贸易，谁就控制了帝国。

与麦金德不同，马汉认为海上霸权是英国几个世纪以来称霸世界的秘诀，他呼吁美国效仿英国的做法，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以便在需要时包围和孤立欧洲大陆强国。

马汉的支持者认为，英国凭借其海军舰队是世界秩序的中心，但麦金德强调了这种霸权的脆弱性，认为持续了大约四个世纪的海洋时代即将结束。

然而，这场争论并非仅限于海洋与陆地的二元对立。20 世纪中叶，荷兰裔美国人、地缘政治思想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Spykman）横空出世，将焦点转向他所谓的"边缘地带"理论。他所说的"边缘地带"（Rimland）指的是环绕欧亚大陆中心地带的三面沿海地带：西临西欧和地中海，南接中东和南亚，东临东亚和太平洋。

哈尔·布兰德斯指出，斯派克曼认为该地区是陆海强国之间的关键接触点，即欧亚大陆坚实的陆地与海洋强国控制的海洋之间的接触点，谁控制了该地区，谁就能扼杀地球的心脏地带，阻止其扩张。

这一区域囊括了世界上大部分人口和经济中心，并控制着重要的海上通道和海峡，例如苏伊士运河、曼德海峡和马六甲海峡，使其成为全球贸易枢纽和帝国冲突的战场。换句话说，麦金德认为世界霸权的关键在于欧亚大陆的核心地带，而斯皮克曼则认为真正的关键在于其边缘地带，即陆地与海洋交汇的海岸和海峡。

哈尔福德·约翰·麦金德（盖帝图像）

布兰德斯认为，斯派克曼的构想是一种典型的以权力为中心的积极遏制战略。它旨在通过沿欧亚大陆边缘延伸的联盟，在其境内包围陆地强权 – 这一概念后来被美国在冷战期间采纳，并以此为基础，通过北约等联盟构建了遏制苏联的战略。

因此，三种思想流派展开了公开辩论，第一种流派视海洋为主人（马汉），第二种流派高举陆地的旗帜（马金德），第三种流派则寻求在边界处取得平衡（斯派克曼）。

尽管表面上存在着思想上的竞争，但在实际应用中，它们却交织在一起，因为二十世纪的宏大战略正是借鉴了这些理念的融合。世界见证了包围陆上强国的海军联盟、突破海军防线的陆上行动，以及围绕沿海屏障地带的激烈争夺。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所谓的“心脏地带诅咒”表现得最为明显。阿道夫·希特勒采纳了"生存空间"（Lebensraum）的概念，主张向东扩张，以确保德意志民族生存和霸权所必需的资源、粮食和领土。美国历史学家伍德拉夫·史密斯指出，希特勒的部分理论源于德国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希·拉采尔及其学生的思想。拉采尔将国家比作一个有机体，只有向周围的地理空间扩张才能生存。

据美国杜兰大学政治学教授克里斯托弗·费特维斯称，一些人认为麦金德是这一愿景的幕后推手，他对地缘政治理论家卡尔·豪斯霍费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豪斯霍费尔阅读了麦金德的著作，并将其转化为德国帝国主义的愿景，呼吁柏林、莫斯科和东京结成陆地联盟，以控制欧亚大陆并将其瓜分给这三个强国。

豪斯霍费尔的影响力甚至延伸到了纳粹政权的最高层。1923 年政变未遂后，希特勒被囚禁在兰茨贝格监狱期间，豪斯霍费尔的学生兼助手鲁道夫·赫斯经常探望他，并向他传达其导师的思想。通过赫斯，这些理论最终传到了希特勒耳中，成为其著作《我的奋斗》（Mein Kampf）的理论基础之一。在《我的奋斗》中，地理决定论和德国向东扩张的必要性得到了清晰的阐述。

在实际运用这一愿景时，希特勒实际上向欧亚大陆腹地推进，入侵波兰，然后入侵乌克兰，并在 1941 年的巴巴罗萨行动中深入俄罗斯草原，试图控制乌克兰，将其作为粮食和燃料来源，以确保其纳粹帝国的核心。

然而，正是这片吸引他的土地，最终也导致了他的覆灭。他的军队与俄罗斯广袤的土地和严酷的冬季格格不入，最终在莫斯科城下和斯大林格勒的雪地中溃败。这场悲剧重演了一个多世纪前拿破仑的遭遇，印证了那句老话：任何试图吞噬"地球之心"的人，都必将自食其果。

正如克里斯托弗·费特维斯所指出的，冷战期间，麦金德和斯皮克曼的哲学思想之间的冲突变得显而易见。作为英国海军帝国的继承者，华盛顿采纳了美国外交家和战略家乔治·凯南制定的"遏制"战略，该战略基于建立一圈沿"边缘地带"（或称大洋边缘地带）延伸的联盟和军事基地。

与此相反，约瑟夫·斯大林加强了对东欧的控制，将其各国变成围绕莫斯科运转的卫星国，有效地运用了麦金德的等式：谁控制了东欧，谁就控制了欧洲腹地。在这两个阵营之间，一道"铁幕"落下，将欧洲分割成两个对立的集团：一个是以苏联为首的封闭陆地，另一个是以北约为首的海上联盟，从外围将其包围。

英国作家查尔斯·克洛弗指出，二战后的几十年里，两极冲突呈现出新的技术和军事形式，但这并未削弱地理博弈的本质。海军强国继续守护着水道和海洋，而莫斯科则试图通过支持其在中东和南亚的盟友来打破包围圈，并获取"暖水区"的通道。

尽管冷战随着苏联解体而结束，但麦金德的等式并没有崩溃，因为"心脏地带"仍然是列强争夺的中心，几十年后，俄罗斯又回到乌克兰重复同样的实验，而乌克兰再次位于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边缘。

20 世纪 90 年代，俄罗斯哲学家亚历山大·杜金凭借其颇具影响力的著作《地缘政治基础：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未来》而声名鹊起。在书中，他提出了一种愿景，呼吁破坏西方自由国际秩序，并建立由莫斯科领导的以陆地为基础的欧亚联盟，以对抗以美国、英国和欧洲为代表的海上"大西洋"强权。

俄罗斯思想家亚历山大·杜金（美联社）

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兼地缘政治研究员蔡斯·纳尔逊认为，杜金的著作为一项旨在恢复俄罗斯在冷战后失去的帝国地位的计划奠定了理论基础，该计划通过破坏现有的西方秩序，并建立一个基于欧亚认同和陆海生存冲突概念的平行体系来实现这一目标。

纳尔逊补充说，杜金的理论并非凭空捏造，而是借鉴了古典地缘政治的遗产，特别是受到英国的哈尔福德·麦金德和美国的阿尔弗雷德·马汉的思想的启发，他们二人共同构成了 20 世纪陆海冲突战略思想的基础。

正如纳尔逊所解释的那样，杜金在他的书中引用了麦金德和马汉的作品，并以新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模式重新阐述了他们的旧概念，认为世界分为以欧亚大陆为代表的陆地强权和以美国为首的大西洋西方为代表的海洋强权。

巴基斯坦研究员穆罕默德·阿里·扎法尔也证实了这一观点。他指出，杜金复兴了麦肯德里安的概念，例如大陆核心地带和新月地带，但却是从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视角出发。在他看来，大西洋列强代表着一个试图扼杀俄罗斯的海上文明，而俄罗斯则必须领导一个陆上联盟，将美国的影响驱逐出欧亚大陆。

纳尔逊指出，杜金认为独立的乌克兰对整个欧亚大陆构成威胁，正如他所说，"除非乌克兰问题得到解决，否则谈论欧亚大陆政治毫无意义"。他还认为，乌克兰的解体及其回归俄罗斯阵营对于复兴欧亚帝国至关重要，并断言完全控制从乌克兰敖德萨到格鲁吉亚阿布哈兹的黑海北部沿岸地区对俄罗斯而言具有地缘政治上的必然性。

尽管这些思想在 20 世纪 90 年代出现时，看起来更像是饱受困扰的后苏联国家的民族主义狂热，但它们很快渗透到俄罗斯军事院校，并开始在一些军事学院作为理论参考进行教授。

随着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崛起，这种理念逐渐融入了克里姆林宫的言论之中。虽然普京从未明确接受杜金的思想，但他借用了杜金的核心概念，例如"新欧亚主义"和"俄罗斯世界"，以此来为其旨在恢复俄罗斯在大西洋西方阵营中原有地缘政治空间的政策辩护。

2007 年，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著名情报人员尼古拉·帕特鲁舍夫在接受《消息报》采访时，逐字引用了麦金德的理论："谁控制了东欧，谁就控制了世界的中心"。

仅仅一年后，当北约暗示可能将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纳入其中时，普京明确划清了红线。2008 年 8 月，俄罗斯坦克席卷格鲁吉亚，占领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随后在 2014 年入侵克里米亚；最终在 2022 年入侵乌克兰，这场战争最鲜明地印证了麦金德的格言。

冷战结束后，美国继续关注该地区，但 2001 年 9 月 11 日事件后，这种关注呈现出新的面貌，中亚地区在美国战略中成为安全和经济中心。中亚地区从前苏联的势力范围转变为地缘政治竞争激烈的舞台，华盛顿以"反恐战争"为借口，扩大了其在该地区（特别是通过其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军事基地）的军事和政治存在。

从那时起，美国历届政府都将该地区的安全与"长期稳定"的概念联系起来，正如国务卿科林·鲍威尔所说，使中亚成为美国全球安全愿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美国福特汉姆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韦斯顿·阿尔塞纳特指出，这种扩张不仅与安全有关，而且还与更广泛的经济和地缘政治考虑交织在一起。

华盛顿试图支持那些打着"民主转型"旗号、奉行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顺从政权，从而确保西方公司能够获取该地区丰富的能源和矿产资源。因此，民主的说辞与资源控制战略交织在一起，民主本身不再是道德目标，而是沦为营造有利经济环境的工具。

阿尔塞纳特解释说，地缘政治并非仅仅是国家间的冲突，它也受到内部因素的影响，例如大型企业的利益、公众舆论和经济制度。在美国和俄罗斯，以大型能源公司为代表的内部力量与国家官方权力相互交织，共同塑造着两国对中亚的外交政策。

换言之，地缘战略政策并非完全由国界决定，也受到内部因素的影响。例如，对美国而言，开放中亚市场意味着允许跨国石油和能源公司开发当地的自然资源。

反之，俄罗斯则力求让石油和天然气管道穿过其领土，以维持其作为通往西方的重要能源走廊的地位。因此，即使是像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这样的俄罗斯国有企业，其运营也并非完全出于民族主义动机，而是代表着商业利益，而这些利益有时会制约国家自身的决策。

因此，可以说，冷战后美国对中亚的兴趣，是麦金德理论在全球化经济和安全层面上的现代体现。该地区仍然是大国博弈的核心地缘政治轴心，但其影响力手段已从入侵和占领转向联盟、市场、能源和管道建设。尽管一些思想家认为全球化削弱了"心脏地带"的中心地位，但美国现实主义坚持认为，谁掌握了中亚的控制权，谁就仍然在全球力量平衡中拥有至关重要的筹码。

因此，地理因素继续左右着历史。在争夺能源路线控制权的竞赛背后，在从乌克兰草原延伸到里海盆地的战线背后，昔日的场景在熟悉的土地上重演，这些土地也曾决定过拿破仑和希特勒的命运。

地图的变化远不及玩家本身，世界的核心依然如故。坦克被输油管道取代，军事冲突被市场战争和联盟所取代。这一切背后，潜藏着哈尔福德·麦金德的影子。他为世人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将政治视为地域性问题，深刻地影响了权力的布局和转移，使他成为名副其实的二十世纪及以后冲突的幕后教父。

来源：语言学研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