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08年正月十五的灯笼还挂在县政府大门两侧，红灯笼映着未化的残雪，我抱着一摞文件站在政府办三楼的办公室门口。“副主任”门牌刚钉好，松木的清香混着墨迹的味道飘过来，新鲜得像刚出锅的馒头。陈副县长推开办公室的门，手里握着个掉瓷的搪瓷杯，杯壁上“先进工作者”的红字
2008年正月十五的灯笼还挂在县政府大门两侧，红灯笼映着未化的残雪，我抱着一摞文件站在政府办三楼的办公室门口。“副主任”门牌刚钉好，松木的清香混着墨迹的味道飘过来，新鲜得像刚出锅的馒头。陈副县长推开办公室的门，手里握着个掉瓷的搪瓷杯，杯壁上“先进工作者”的红字褪得只剩模糊轮廓：“节后第一天就让你加班整理科教文年度计划，委屈不？”我笑着把文件放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上，帆布包里那双山坳乡倩倩奶奶纳的布鞋硌了一下腰——鞋面上绣的“平安”二字，是春节前我调离山坳乡副乡长岗位时，老人连夜赶制的。“能跟着您做事，不委屈。”窗外的鞭炮声零星炸响，我忽然发现政府办的白炽灯比乡政府的煤油灯亮堂许多，却也少了山间晨雾裹着的温润。
刚理顺科教文口的联系机制，5月12日下午两点二十八分，办公桌上的暖水瓶突然晃了晃，紧接着整栋楼开始轻微震颤。我正核对乡镇文化站器材采购清单，手里的钢笔“嗒”地掉在纸上，洇出一团墨渍。隔壁陈副县长的办公室瞬间传来急促的敲门声：“小王！赶紧集合！”等我们跑到一楼大厅，收音机里已经传出汶川地震的消息，主持人的声音带着哭腔。陈副县长攥着搪瓷杯的手青筋凸起，杯里的茶水晃出杯沿：“国家遭了大灾，咱们山区县虽远，也得出力！”我当即领了任务，牵头组织全县赈灾募捐。
接下来的三天三夜，我几乎没合眼。白天带着民政、文化局的同志在县城广场搭起募捐台，扯着嗓子喊“为汶川同胞献爱心”，嗓子哑了就含块润喉糖；晚上回到办公室汇总各乡镇捐款数据，核对每一笔款项的来源。有天凌晨一点，收发室师傅敲开办公室门，递来一个裹得严实的布包：“山坳乡的乡干部刚送过来的，说乡亲们的心意。”
打开布包，里面是一沓沓皱巴巴的零钱，最大的面额是五十元，最小的是一毛，还有张泛黄的纸条，是老支书张大爷的笔迹：“王乡长当年帮咱办低保、修学校，现在国家有难，咱不能含糊！”布包最底下，是陈冬冬的爸托人捎来的五百块钱——我知道那是政府给的伤残补助，当年采石场事故断了腿后，他全靠这笔钱和编竹篮度日。最终全县募集善款860万元，当我把汇款凭证送到市红十字会时，工作人员反复确认：“你们这个山区县，捐款数额排全市第三！”
赈灾的余温还没散，北京奥运会的筹备任务就压了下来。陈副县长在全县动员会上拍了桌：“奥运是国家大事，更是灾后提振士气的契机！咱们既要搞活文体氛围，更要借势抓牢教育的根！”我的办公桌上立刻堆起了半尺高的方案：县城广场要办“奥运主题广场舞大赛”，各乡镇要组织“奥运知识宣讲+赈灾事迹分享会”，中小学要开展“我与奥运同成长”征文，还要协调县文化馆、教体局的干部下乡镇指导。最棘手的是器材短缺，乡镇文化站的音响大多是十年前的老古董，放首《北京欢迎你》都断断续续，我带着文化局的小李跑遍了全县的五金店，要么没货，要么型号不符。
没办法，我只能去找县农行李行长。彼时受地震灾后重建资金挤占影响，银行放贷格外谨慎，李行长见我连续三天堵在他办公室，终于叹着气说：“王主任，不是我不批，是今年的信贷额度真的紧张。”我把募捐时乡亲们凑钱的照片、山坳乡老人拄着拐杖捐款的视频给他看：“李行长，您看这些乡亲，他们连自己的养老钱都捐了，现在就想凑个热闹为奥运加油，咱们不能让他们失望啊！”或许是照片里的场景打动了他，第四天一早，李行长亲自打电话给我：“批了！十万块专项贷款，我跟总行特批的！”给八个偏远乡镇配齐新音响那天，山坳乡的李小梅特意打来电话，声音脆生生的：“乡长阿姨，咱们村的音响可响了，全村人都围着听奥运新闻，比过年还热闹！”
七月的县城像个大蒸笼，地表温度能煎熟鸡蛋，广场上的广场舞排练却热火朝天。我每个周末都要去乡镇转一圈，看大妈们跟着旋律扭腰摆臂，看孩子们举着自制的奥运五环旗在人群里穿梭。有次去山坳乡督查，刚到村口就被李小梅拽住，她举着一张画满福娃的画：“乡长阿姨，我们村的广场舞队拿了乡镇一等奖！”她身后跟着陈冬冬的爸，拄着双拐，手里捧着一篮刚摘的桃子，桃毛沾在他的粗布衣服上：“乡上的新音响真好用，全村人都去看表演了，还学着给奥运健儿加油呢！”我接过桃子，咬了一口，清甜的汁水顺着嘴角流下来，那些天跑贷款的疲惫、顶着烈日督查的焦灼，瞬间烟消云散。
8月8日晚，县政府会议室的大屏幕直播着奥运会开幕式，烟火在鸟巢上空绽放时，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可我和陈副县长却盯着手机里的高考成绩统计报表——受地震影响，今年全县高考备考节奏被打乱，连教体局的同志都捏着把汗。当“清华3人、北大1人”的数字跳出来时，陈副县长手里的搪瓷杯“当”地撞在桌角，茶水溅到了报表上。“咱们这个山区穷县，居然考出了四个顶尖名校！”她的声音都在发抖。要知道，河北衡水中学的招生车每年都要在县城转好几圈，成绩好的学生早早就被挖走，往年能考上一个清华北大就已是破纪录。
我想起地震期间山坳乡小学的孩子们在临时板房里刷题的样子，想起2007年我为了让陈冬冬这样的困境儿童免学费，跑民政局、教体局磨破的嘴皮，眼眶忽然发热。第二天，县城的鞭炮响了整整一天，卖鞭炮的老板说存货都卖空了。后来，教体局的老周跟我说：“汶川大地震那年，是县里有史以来成绩最好的升学季，后来十几年里，最多的一年也只考上2个，多数年份连1个都没有，那四个名字，成了全县教育史上的传奇。”
高考的辉煌过后，我并未停下脚步。奥运的热闹渐渐散去，全球金融危机的寒意初现端倪，县财政已开始感受到压力，农村高中的经费缺口问题愈发凸显，师资流失也成了教体局的一块心病。忙到年底，我连续一周住在办公室，桌上的保温杯里永远泡着浓茶，抽屉里塞满了饼干和方便面，胃药成了随身必备品。有天凌晨两点，我正在写农村高中改革的调研提纲，陈副县长办公室的灯还亮着，她推门进来，手里端着碗热面条，面条上卧着个金黄的荷包蛋：“知道你胃不好，别总吃饼干，我让食堂刘师傅特意做的，加了点山药粉养胃。”
“农村高中不能再这么被动了。”陈副县长坐在我对面，手里翻着我写的调研笔记，“生源被抢，师资流失，再不想办法就真垮了。你去跑几个乡镇高中，把师资、课程、经费的问题都摸清楚，咱们起草个改革方案，争取省里的‘灾后教育扶持资金’！”那天夜里，办公室的两盏灯一直亮到天明，窗外的月光透过玻璃照进来，和桌上的灯光交叠在一起，恍惚间竟和山坳乡小学的煤油灯光重叠了——当年我就是在那样的灯光下，给陈冬冬补过语文作业。
接下来的一个月，我跑遍了全县五所农村高中。最远的固城高中在冀豫晋三省交界，开车要走两个半小时的盘山公路，路上还遇到了塌方，只能步行爬山过去。校长老杨领着我看漏雨的教室，天花板上的水渍像地图一样：“王主任，年轻老师留不住啊，去年招的三个师范毕业生，今年就走了两个，涨工资后咱们这和其他地方相比待遇差距更明显了。”他翻着泛黄的师资名册，指着上面的名字：“你看，这几个都是有经验的老教师，也都往县城调了。”我坐在教室的课桌上，看着墙面上用红漆写的“走出大山”四个大字，字迹已经有些模糊，桌角还刻着“努力学习”的小字，忽然想起陈冬冬冻裂的脸颊，想起他当年握着铅笔说“要考出去”的模样。
回到县里，我借鉴衡水中学的师资轮岗模式，结合本县实际，起草了《关于推进农村高中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城乡师资双向轮岗”“开设地方特色课程”“设立教育专项基金”三大举措。方案改了九遍，每一遍都要征求教体局、财政局、人事局的意见。最激烈的一次争论，是和财政局的王局长争专项基金的额度。“今年灾后重建资金都不够，哪有多余的钱搞教育基金？”王局长拍着桌子说。我把调研时拍的照片摆出来，指着漏雨的教室：“王局，咱们当年穷得没书读，现在不能让下一代还在漏雨的教室里追梦啊！地震咱们都挺过来了，教育这块不能垮！”王局长看着照片，沉默了半天，终于松口：“我从灾后重建资金里挤五百万，但是你得保证每一分都用在刀刃上。”
当方案送到陈副县长手里时，她在“师资轮岗”那一条里画了三个圈：“这个是关键。要制定激励政策，让县城的好老师愿意下去，下去的老师有奔头，比如优先评职称、提高乡镇补贴。”按照这个思路，我又补充了《农村教师激励办法》，把乡镇补贴提高了30%，明确轮岗教师在职称评定中“优先推荐”。2008年12月，省教育厅的调研组到县里，组长看着改革方案和详实的调研数据，连说三个“没想到”：“没想到你们一个山区县，能把农村高中的问题摸得这么透，方案这么有操作性，还结合了灾后重建和抗危机的需求！”
来源：酒驾醉驾专业无罪辩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