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们红星机械厂的风扇，跟快断气的老头似的，有气无力地转着，吹出来的风都是滚烫的。

1984年的夏天，热得像个巨大的蒸笼。

我们红星机械厂的风扇，跟快断气的老头似的，有气无力地转着，吹出来的风都是滚烫的。

我叫李卫东，二十岁，是厂里最年轻的钳工，也是刘师傅最得意的徒弟。

刘师傅总拍着我肩膀说：“卫东，好好干，再过两年，这八级钳工的本事，你就能学走七八成了。”

我听了就咧嘴笑，手里的活儿干得更起劲了。

那股子铁锈和机油混合的气味，就是我青春里最熟悉的味道。

我觉得未来就像我锉刀下那块锃亮的铁块，有棱有角，闪闪发光。

那时候，我心里还藏着一个人。

她叫陈漱，在厂里的资料室工作，管着一屋子的书和图纸。

她不像车间里那些咋咋呼呼的姑娘，总是安安静静的，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的确良衬衫，头发编成一根乌黑的麻花辫，垂在脑后。

我每次去资料室还图纸，都会故意磨蹭一会儿。

就为了跟她说几句话，看她微微低着头，从一堆图纸里找出我需要的那张时，阳光洒在她长长的睫毛上。

那画面，比任何画报都好看。

她好像也知道我的心思，每次我去了，她都会提前把一杯晾好的凉白开推到我面前。

“喝口水吧，车间里热。”

她的声音轻轻的，像羽毛一样，挠得我心里痒痒的。

我们之间，隔着一层薄薄的窗户纸，谁也没捅破，但彼此都心知肚明。

我盘算着，等我评上五级工，工资涨了，就托人去她家提亲。

可所有的美好，都在那天下午，被一声怒吼砸得粉碎。

“李卫东！你给我滚出来！”

是车间主任王胖子。

我正埋头加工一个零件，被他吼得一哆嗦，手里的锉刀差点划到自己。

我抬起头，一脸莫名其妙。

王胖子身后，还跟着保卫科的赵科长，和我的“师兄”，马金宝。

马金宝是我师父带的另一个徒弟，比我早进厂两年，可手艺一直不咸不淡。他爹是厂里后勤科的科长，所以他总是一副高人一等的样子。

尤其是我来了之后，刘师傅总夸我，他看我的眼神就跟淬了毒一样。

我心里咯噔一下，知道没好事。

“王主任，咋了？”我擦了擦手上的油，站了起来。

王胖子指着我的鼻子，唾沫星子横飞：“咋了？你还有脸问我咋了？厂里从德国进口的那套精密轴承，是不是你偷了？”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什么轴承？我没见过啊！”

“没见过？”马金宝在旁边阴阳怪气地开了口，“李卫东，你就别装了。早上刘师傅还让你把那套轴承入库，一转眼就不见了。不是你还有谁？”

我猛地看向马金宝。

那套轴承，确实是刘师傅让我去领的，可我领回来，就直接交给了他，让他拿去库房登记。

“是你！我明明把轴承给你了！”我指着他，气得浑身发抖。

马金宝一脸无辜地摊开手：“你给我了？大家可都看着呢，你什么时候给我了？我一天都在这边干活，哪儿也没去。”

周围的工友们围了上来，窃窃私语。

他们的眼神，像一根根针，扎在我身上。

“搜！给我搜他的柜子！”王胖子大手一挥。

赵科长带着两个人，拿着一根撬棍，径直走向我的工具柜。

我的心沉到了谷底。

我知道，这是个圈套。

一个早就设计好的，专门等我往里跳的圈套。

“别……别动我柜子！”我冲过去想拦住他们。

柜子里没什么值钱东西，但那是我最后的尊严。

两个保卫科的人一把将我架住，我像一只被按住的鸡，动弹不得。

“哐当”一声，柜门被撬开。

里面的东西被一件件粗暴地扔在地上。

我的搪瓷饭缸、换洗的工服、几本专业书……

最后，赵科长从柜子最里面，掏出了一个油纸包。

他一层层打开。

阳光下，那套银光闪闪的德国轴承，刺痛了我的眼睛。

完了。

我浑身的力气像是被抽干了。

周围响起一片哗然。

“天呐，真是他偷的！”

“看不出来啊，平时老老实实的……”

“知人知面不知心呐！”

那些议论声，像无数只手，把我往深渊里推。

我看着马金宝嘴角那丝得意的冷笑，看着王胖子那张写满“果然如此”的肥脸，看着周围工友们或鄙夷、或惋惜、或幸灾乐祸的目光。

我百口莫辩。

“我没偷！”我用尽全身力气喊了一声，“我真的没偷！是马金宝陷害我！”

“还嘴硬！”王胖子一巴掌扇在我脸上。

火辣辣的疼。

比脸更疼的，是心。

“人赃并获，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带走！”赵科长一挥手。

我被他们押着，像游街一样，穿过整个车间。

所有人都停下了手里的活，看着我。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被剥光了，扔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

就在我被押到车间门口的时候，一个身影拦住了他们。

是陈漱。

她跑得气喘吁吁，脸色发白，那根乌黑的麻花辫都有些散了。

“王主任，赵科长，等一下！”

王胖子不耐烦地皱起眉：“陈漱？你有什么事？这没你事，赶紧让开！”

陈漱没有让。

她看着我，眼神里没有怀疑，没有鄙夷，只有焦急和信任。

她深吸一口气，转向王胖子，声音不大，但异常清晰：“我相信李卫东，他不是会偷东西的人。”

整个车间都安静了。

所有人都惊讶地看着这个平时文文静静的姑娘。

我也愣住了。

在全世界都给我定了罪的时候，只有她，站在了我这边。

王胖子冷笑一声：“你相信？你相信有什么用？证据确凿！”

“证据也可能是假的！”陈漱的脸涨得通红，但她没有退缩，“早上我在资料室门口看见了，是马金宝拿着一个油纸包，鬼鬼祟祟地往李卫东的柜子那边走！”

马金宝脸色一变，立刻跳起来：“你胡说！你跟李卫东什么关系，你当然帮他说话！谁看见了？还有谁看见了？”

陈漱被他问得一窒。

是啊，谁看见了？

那种角落，那种时候，除了她，不会有第二个人。

“我……我……”她急得眼圈都红了。

“行了行了！”王胖子不耐烦地摆摆手，“保卫科办案，轮不到你一个小姑娘插嘴！赶紧让开，不然连你一块儿处分！”

陈漱还想说什么，我冲她摇了摇头。

“陈漱，算了。”

我看着她，想把她的样子刻在心里。

“谢谢你。”

谢谢你，在这片黑暗里，给了我唯一的一点光。

我被带到了保卫科。

那间小黑屋，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他们不打我，就是轮流审我，不让我睡觉。

“承认吧，李卫东，承认了还能给你个宽大处理。”

“厂里培养你也不容易，你怎么就走了歪路？”

“你还年轻，别自毁前程。”

我一遍遍地重复着同样的话：“我没偷，我被冤枉了。”

我的嘴唇干裂，嗓子嘶哑，可我就是不认。

这不是我的罪，我不能认。

第三天，刘师傅来了。

他看着我，满眼都是失望和痛心。

“卫东，你就跟师傅说句实话，到底是不是你拿的？”

我看着他斑白的头发，心里一阵酸楚。

“师傅，真的不是我。”

刘师傅沉默了很久，叹了口气，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布包，放在桌上。

“这里是二百块钱，是那套轴承的钱。我给你垫上了。厂里……厂里决定开除你。”

开除。

这两个字像两把大锤，狠狠砸在我心上。

“你走吧。以后，好自为之。”

刘师傅说完，转过身，佝偻着背，走了。

我没有去拿那二百块钱。

我走出保卫科，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

厂里的大喇叭正在播放着欢快的歌曲，可我听来，却满是讽刺。

我被开除了。

以一个小偷的名义。

我成了整个家属院的笑话。

我爸，一个在厂里干了一辈子的老工人，气得两天没吃饭，见了我，就把头扭到一边。

我妈，天天以泪洗面，出门都抬不起头。

邻居们在背后指指点点。

“哎，老李家那小子，可惜了。”

“可惜啥呀，手脚不干净，到哪都一样！”

那些话，像刀子一样，一遍遍割着我的心。

我在家里待了三天，像个活死人。

第三天晚上，有人敲门。

很轻，很小心。

我妈去开门，是陈漱。

她提着一个网兜，里面装着几个苹果。

我爸妈看见她，脸色很尴尬。

“叔叔阿姨，我……我来看看卫东。”陈漱的声音有些发抖。

我妈把她让进屋，我爸哼了一声，进了里屋。

陈漱走到我面前，把苹果放在桌上。

“你……还好吗？”

我看着她，没说话。

好吗？我怎么可能好。

屋里一片死寂。

最后还是陈漱打破了沉默。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塞到我手里。

“这里面是我攒的钱，有八十多块。你拿着。”

我像被烫到一样，想把信封推回去。

“我不能要！”

“你必须拿着！”她的语气不容置疑，“卫东，你听我说，这里你待不下去了。你得走。”

走？我能去哪儿？

“去南方，去深圳。”她的眼睛在昏暗的灯光下亮得惊人，“报纸上都说，那里是新世界，有本事就能闯出来。你不是没本事的人。”

深圳。

一个遥远又陌生的名字。

“你走了，就能忘了这里的事。等你以后出人头地了再回来，到时候，谁还敢说你半个不字？”

我看着她，心里翻江倒海。

她把自己的全部积蓄都给了我，她让我走，她相信我能东山再起。

“我……”我哽咽了。

“别说话。”她把信封死死按在我手里，“拿着它，就当是我借给你的。以后要还的。”

她又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包着牛皮纸封面的书。

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保尔柯察金也受过很多苦，但他从来没放弃。你也一样。”

那天晚上，我们在小小的客厅里聊了很久。

她没说一句安慰的话，只是不停地给我讲着她从报纸上、杂志上看到的关于深圳的一切。

仿佛那真的是一个遍地黄金的理想国。

临走时，她站在门口，回头看着我。

“李卫东，我等你回来。”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

“我一定会回来的。”

我捏着那个信封，像是捏着我全部的希望。

我决定走了。

我没告诉我爸妈，我知道他们不会同意。

我留了一张字条，揣着陈漱给我的八十多块钱，还有我自己藏的二十多块，凑了一百块出头。

在一个凌晨，我背着一个破旧的帆布包，离开了这个让我成长又让我蒙羞的家。

火车站人山人海。

我买了一张去广州的硬座票，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直达深圳的火车。

绿皮火车哐当哐当，载着我的不甘和迷茫，一路向南。

车厢里挤满了人，空气中弥漫着汗味、泡面味和劣质香烟的味道。

我缩在角落里，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田野和村庄。

我一遍遍地想，马金宝，王胖子，你们等着。

总有一天，我会回来，把你们欠我的，连本带利地讨回来。

还有陈漱。

我想着她清澈的眼睛，想着她说“我等你回来”。

心里那团快要熄灭的火，又重新烧了起来。

到了广州，我又转乘大巴去深圳。

1984年的深圳，就是一个巨大的工地。

到处是光着膀子的民工，到处是轰鸣的机器，到处是挖开的泥地和正在拔地而起的高楼。

空气里，飘着一股海腥味和尘土味混合在一起的，陌生的味道。

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这里的一切，都和我生活了二十年的北方小城截然不同。

没有悠闲，没有安逸，只有一种让人血脉贲张的，野蛮生长的气息。

我找了个最便宜的小旅馆住下，一天两块钱，十几个人挤在一个大通铺里。

第二天，我就出去找工作。

我以为凭我一身钳工的手艺，找个活儿不成问题。

可我错了。

这里到处都需要的是力工，是搬砖的，是扛水泥的。

没人关心你是不是八级钳工的苗子。

我身上的钱不多，不敢挑剔。

最后，我在一个叫“罗湖”的地方，找了个建筑工地的活儿。

一天五块钱，管一顿午饭。

我这辈子都没干过那么重的活。

烈日当头，汗水把我的衣服湿透了，又被太阳晒干，留下一层白色的盐霜。

肩膀被扁担磨破了皮，火辣辣地疼。

晚上回到大通铺，浑身骨头都像散了架一样。

同屋的工友们，来自五湖四海，说着我听不懂的方言。

他们晚上最大的娱乐，就是打牌、吹牛。

“我跟你说，等我发了财，回老家盖三层楼，娶个最漂亮的婆娘！”

“狗屁，发了财谁还回那穷地方！”

我从来不参与他们的话题。

我每天累得只想躺下就睡。

可我睡不着。

我想家，想我妈做的手擀面。

我想刘师傅，想他骂我“你这个小兔崽子”时亲切的语气。

我更想陈漱。

我想象着她现在在干什么。

是不是还在资料室里，安安静静地看书？

她还会不会想起我这个被赶走的小偷？

我从帆布包里，拿出她给我的那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在昏暗的灯光下，我翻开了第一页。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

我变得又黑又瘦，像一根被风干的竹竿。

手上的茧子，比在厂里当钳工时厚了不知道多少倍。

工地上的生活，教会了我很多东西。

我学会了看人脸色，学会了跟工头插科打诨，学会了为了几毛钱跟菜贩子讨价还价。

那个曾经骄傲的、眼里不揉沙子的李卫东，好像已经死了。

有一次，发工资的时候，工头少给了我十块钱。

我去找他理论。

“你记错了吧？就是这个数。”工头叼着烟，斜着眼看我。

“不可能！我干了多少天，我心里有数！”我急了。

十块钱，是我两天的工钱。

“爱要不要，不要滚蛋！”工头把钱往桌上一拍。

周围几个膀大腰圆的男人围了上来，不怀好意地看着我。

我攥紧了拳头。

那股在厂里被冤枉时的屈辱感，又涌了上来。

可我最后还是松开了拳头。

我拿起了那沓少给了十块钱的工资，走了。

我不能打架。

我打不过他们，而且一旦被抓起来，我就真的完了。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跑到工地的角落里，哭了。

我不是因为那十块钱，我是觉得自己窝囊。

我李卫东，什么时候活得这么憋屈过？

我甚至开始怀疑，我来深圳，到底对不对？

也许我就该待在老家，哪怕被人戳脊梁骨，至少还有个家。

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一个机会，悄悄地来了。

工地上新来了一台从香港那边弄来的搅拌机，进口货，金贵得很。

可没用两天，就坏了。

工头找了好几个“老师傅”来修，都没修好。

急得他满嘴起泡。

耽误一天工期，就是一大笔损失。

我凑过去看了一眼。

那机器的构造，跟我以前在厂里接触过的设备，有很多相似之处。

我听着那机器空转时发出的异响，心里隐约有了判断。

“工头，要不……让我试试？”我小声说。

工头看了我一眼，满脸不信：“你？你一个搬砖的，懂这个？”

“我以前是机械厂的钳工。”

工头半信半疑，但眼下也没别的办法了，只能死马当活马医。

“行，你试试！要是修好了，这个月给你加一百块奖金！要是修不好，或者给我弄得更坏了，你他妈就给我卷铺盖滚蛋！”

我没说话，脱了上衣，拿着工具就钻进了机器底下。

机油和灰尘糊了我一脸。

我凭着在红星厂学到的本事，一点点地排查。

半个多小时后，我找到了问题所在。

是一个传动齿轮的啮合出了问题，错了一个牙。

这种精密的活儿，那些只会抡大锤的“老师傅”，根本看不出来。

我小心翼翼地把齿轮重新校对、安装。

然后爬出来，对工头说：“好了，你试试。”

工头将信将疑地合上电闸。

机器发出一阵平稳而有力的轰鸣。

好了！

工头愣了半天，然后冲过来，狠狠地拍着我的肩膀，咧着大嘴笑：“行啊你小子！还真有两下子！”

周围的工友们也都用一种全新的眼光看着我。

那天，工头不但兑现了承诺，给我加了一百块奖金，还破天荒地请我下了顿馆子。

从那以后，我在工地的地位就不一样了。

我不用再去搬砖扛水泥了。

我成了工地的“设备维护专员”。

工地上大大小小的机器出了毛病，都归我管。

工资也涨到了一个月一百五。

我的生活，总算有了一点起色。

我有了余钱，第一件事，就是去邮局，给陈漱写信。

我不敢写我的地址，我怕马金宝他们会找到这里来找我麻烦。

我只是告诉她，我在这里很好，已经找到了工作，让她不要担心。

我把信寄到了红星厂的资料室。

我知道，她一定能收到。

日子就这么不咸不淡地过着。

直到有一天，一个戴金丝眼镜的香港人，找到了我。

他叫黄老板，是这个工地的投资方之一。

他听说了我修好进口搅拌机的事，特意来看看。

他跟我聊了很久，从机械原理，聊到设备保养。

我把刘师傅教我的那些东西，加上自己琢磨出来的一些门道，都跟他说了。

黄老板越听，眼睛越亮。

“阿东，你有没有兴趣，来我的公司做事？”他问我。

“你的公司？”

“是啊，我在深圳开了一家电子厂，做收音机和录音机的。正缺一个懂技术的设备主管。”

电子厂？

那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我……我只会修这些笨家伙，电子的东西，我不懂。”我有些犹豫。

黄老板笑了：“原理都是相通的。技术可以学，但你这股钻研的劲头，很难得。我给你开一个月三百块，包吃住。怎么样，考不考虑？”

一个月三百块！

我当时的心情，不亚于范进中举。

我几乎没有犹豫，就答应了。

离开工地那天，工头和工友们都来送我。

工头塞给我两条“大前门”，拍着我的背说：“卫东，好好干，你有出息！”

我捏着那两包烟，眼眶有点热。

这是我到深圳之后，第一次感受到除了陈漱之外的，来自他人的善意。

黄老板的电子厂，在当时还比较偏僻的南山。

说是厂，其实就是一个大一点的作坊。

几十个年轻的女工，在流水线上组装着零件。

我的工作，就是保证那些从香港、台湾运来的二手生产线，能够正常运转。

这对我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

那些电路板、集成块，我以前连见都没见过。

我一头扎了进去。

白天，我守在生产线旁边，一有故障，立刻处理。

晚上，我抱着一大堆从香港弄来的专业书籍，啃到半夜。

有一次，一条关键的生产线停了，所有人都束手无策。

黄老板把香港的技术员都请了过来，也没找到问题。

我把自己关在车间里，对着那台机器，整整两天两夜。

饿了就啃几口干面包，困了就用凉水洗把脸。

我把那台机器的每一个零件，每一条线路，都摸了个遍。

终于，在第三天凌晨，我发现是一个极其微小的电容出了问题。

当我换上新的电容，按下开关，生产线重新响起熟悉的运转声时，我整个人都虚脱了，直接瘫倒在地上。

黄老板冲进来，看到这一幕，二话没说，当场宣布，给我涨工资到五百块，外加一千块奖金。

我在厂里，一战成名。

从那以后，黄老板对我愈发器重。

他开始带着我见客户，谈生意。

我从一个只懂技术的工匠，开始慢慢接触到商业的世界。

我学得很快。

因为我心里憋着一股劲。

我要赚钱，我要成功，我要衣锦还乡。

我要让那些曾经看不起我、冤枉我的人，都睁大眼睛看看，我李卫东，不是小偷，是个人物！

我和陈漱的通信，一直没断。

她告诉我，厂里效益不太好，很多人都下岗了。

刘师傅退休了。

马金宝因为他爸的关系，调到了后勤科，混得不好不坏。

她自己，还在那个小小的资料室里。

她说，她报了夜校，在学财会。

她说，院子里的那棵槐树，今年开的花特别香。

她的信，是我在深圳这片浮华世界里，唯一的慰藉。

每一封信，我都会翻来覆去地看很多遍。

信纸上，仿佛还带着她身上淡淡的墨水香。

我把赚到的钱，除了基本开销，全都存了起来。

我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去舞厅，去卡拉OK。

我知道，那些都不是我想要的。

时间一晃，就到了九十年代初。

深圳已经从一个大工地，变成了一座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城市。

我也从一个一穷二白的打工仔，做到了黄老板厂里的生产副总。

月薪，已经涨到了几千块。

在很多人眼里，我已经是成功人士了。

可我觉得，还不够。

给别人打工，赚再多，也只是个高级打工仔。

我要有自己的事业。

机会，很快就来了。

那几年，BP机，也就是传呼机，开始在大陆流行起来。

一个巴掌大的小盒子，能卖到一两千块。

简直是暴利。

黄老板也想做，但他为人谨慎，觉得风险太大，一直在观望。

我知道，不能再等了。

我找到了黄老板，向他辞职。

黄老板很惊讶，极力挽留。

我告诉他，我想自己单干。

黄老板沉默了很久，最后说：“阿东，你是我见过最有冲劲的年轻人。既然你决定了，我也不拦你。这些年，你帮了我很多。这个，你拿着。”

他递给我一张存折。

“这里面有十万块钱。算是我私人借给你的，不用利息。什么时候有了，什么时候还我。”

我看着他，这个改变了我命运的香港商人。

我深深地鞠了一躬。

“黄总，这份恩情，我李卫东记一辈子。”

我拿着这些年攒下的积蓄，加上黄老板借给我的十万块，一共凑了将近二十万。

我租了个小厂房，注册了公司。

名字，我早就想好了，叫“远方”。

因为我的希望，在远方。

也因为，我心里有一个远方的姑娘，在等我。

创业的艰难，比我想象的还要苦一百倍。

为了拿到核心的芯片和解码技术，我一个人跑到香港，堵在一家供应商的门口，堵了整整三天。

为了节省成本，我自己画图纸，自己开模具，自己带着几个工人没日没夜地组装。

产品做出来了，销售又成了问题。

我提着一箱子BP机，一家一家地跑代理商。

被人拒绝，被人嘲笑，都是家常便饭。

最惨的一次，我跟一个客户喝酒，喝到胃出血，被送进了医院。

躺在病床上，我看着天花板，第一次感到了孤独和无助。

我多想给陈漱打个电话。

可那时候，装一部电话要好几千块，我舍不得。

我只能把她的信拿出来，一遍遍地看。

“卫东，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这句话，像一剂强心针，支撑着我一次次从泥潭里爬起来。

我的第一批货，压在手里，差点就把我拖垮了。

就在我山穷水尽的时候，黄老板又拉了我一把。

他利用自己在香港的人脉，帮我搭上了一个做外贸的大客户。

那个客户，一口气吃下了我所有的库存。

我的公司，活过来了。

从那以后，我的“远方”牌BP机，凭借着过硬的质量和比大品牌便宜一截的价格，迅速打开了市场。

我的事业，开始走上快车道。

钱，像潮水一样涌进来。

我从一个小作坊，搬进了真正的工业区。

我的工人，从几个人，变成了几百人。

我买了车，买了房。

在深圳，我有了自己的立足之地。

我还清了黄老板的钱，还额外给了他一大笔分红。

黄老板拍着我的肩膀，感慨万千：“阿东，我果然没看错你。”

随着BP机市场的饱和，我又把目光投向了一个更新鲜的东西——手机。

那时候，大家都管它叫“大哥大”，一块砖头一样的玩意儿，卖好几万。

所有人都觉得我疯了。

放着赚钱的BP机生意不做，去碰那个只有大老板才用得起的“大哥大”。

但我看到了未来。

我知道，这块“砖头”，以后一定会走进千家万户。

我力排众议，投入了全部身家，成立了手机研发部门。

那是一场豪赌。

整整三年，我烧掉了几千万。

公司资金链几度断裂，股东们天天在我办公室里吵。

我抵押了房子，抵押了车子，甚至开始拖欠供应商的货款。

那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时期。

我每天睁开眼，就是几百万的窟窿等着我去填。

我开始大把大把地掉头发，晚上整夜整夜地睡不着。

我不敢再给陈漱写信。

我怕我信里的疲惫和焦虑，会让她担心。

我们的联系，渐渐少了。

不是我忘了她，而是我不敢去想她。

我觉得自己像一个在钢丝上行走的人，只要一分心，就会摔得粉身碎骨。

我必须成功。

不成功，我将一无所有。

不成功，我就没脸回去见她。

终于，在1998年，我的第一款自主研发的“远方”牌手机，正式下线。

它比市面上的“大哥大”更小巧，信号更好，而且价格，只有不到一半。

产品发布会那天，我站在台上，看着台下黑压压的记者和经销商。

我的手心全是汗。

成败，在此一举。

当我公布价格的那一刻，全场沸腾了。

订单像雪片一样飞来。

我赌赢了。

“远方”手机，一炮而红。

接下来的几年，我的公司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扩张。

我成了媒体口中的“通信大王”，成了人们眼里的“亿万富翁”。

我登上了杂志封面，接受了电视台的专访。

我成了那个年代，白手起家的一个传奇。

我站在深圳最高楼的落地窗前，俯瞰着这座由我亲眼见证、并参与建设的城市。

万家灯火，璀璨如星河。

可我的心，却是空的。

我赚到了曾经做梦都不敢想的钱。

我拥有了曾经想都不敢想的地位。

可我，并不快乐。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会想起1984年的那个夏天。

想起那个闷热的车间，想起那套冰冷的德国轴承。

想起所有人鄙夷的目光。

和陈漱那双，清澈而坚定的眼睛。

我该回去了。

我对自己说。

我把公司的事情，交给了最信任的副手。

我没有通知任何人，一个人，开着一辆黑色的奔驰，踏上了回家的路。

十几年了。

从深圳到我的家乡，曾经要辗转几天几夜的绿皮火车。

现在，一天的高速公路就到了。

车子驶下高速，进入市区。

家乡的变化，很大，又好像没那么大。

路宽了，楼高了。

但街边那些熟悉的老店，和行人们不紧不慢的步伐，还是原来的味道。

我凭着记忆，把车开到了红星机械厂的家属院。

那片红砖楼，已经很破败了。

墙皮斑驳，楼道里堆满了杂物。

我把车停在院子口，那辆在深圳毫不起眼的奔驰，在这里，像个天外来客，引来了不少围观的目光。

我下了车，深吸一口气。

空气中，没有了机油味，只有一股衰败的，陈旧的气息。

我看到了几个熟悉的面孔，都是当年的老邻居。

他们已经白发苍苍，看着我，眼神里满是探究和疑惑。

他们不认识我了。

也对。

当年的那个瘦弱少年，如今已经是一个穿着昂贵西装，面容沧桑的中年男人了。

我走进了我曾经的家，那栋楼的三单元。

楼道里，光线昏暗。

我走到二楼，我们家曾经的门口。

门上贴着红色的“福”字，但已经褪色了。

我抬起手，想敲门，却又放下了。

我不知道，现在住在这里的是谁。

我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我的父母。

当年我一声不吭地走了，他们该有多伤心。

我后来赚了钱，偷偷托人给他们寄过，但都被退了回来。

他们还在生我的气。

我正在犹豫，楼上传来了脚步声。

一个提着菜篮子的阿姨走了下来。

她看到我，愣了一下。

“你……你是……卫东？”

我看着她，也愣住了。

是隔壁的王阿姨。

“王阿姨，是我。”我的声音有些沙哑。

王阿姨的眼睛一下子就红了。

“哎哟！你这个孩子！你可算回来了！你知不知道，你爸妈多想你啊！”

她拉着我的手，上下打量着我。

“出息了，出息了啊！你爸妈要是看到，该多高兴。”

“我爸妈……他们还住在这里吗？”我急切地问。

王阿姨摇了摇头：“早就不住了。你走了以后没几年，你爸就生了场大病，厂里效益又不好，他们就把房子卖了，搬到南郊那边租房子住了。”

我的心，像被针扎了一下。

“那……那他们现在……”

“你爸前几年走了。”王阿姨叹了口气，“你妈……现在跟着你哥过。”

我哥，李卫国，比我大五岁，当年在另一家工厂上班。

我感觉天旋地转。

我回来了，可我爸，已经不在了。

子欲养而亲不待。

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

王阿姨给了我我哥家的地址。

我失魂落魄地走出家属院。

我没有立刻去找我妈。

我怕。

我怕看到她苍老的容颜，怕看到她怨恨的眼神。

我把车开到了红星机械厂的门口。

大门紧锁，锈迹斑斑。

门上的“红星机械厂”几个大字，已经掉了一半。

透过门缝，我看到里面的厂房都塌了，院子里长满了荒草。

我的青春，我的起点，我的屈辱，都埋葬在了这片废墟里。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

直到天色渐晚。

我开车，去了另一个地方。

市图书馆。

我不知道陈漱还在不在那里，我只是抱着一丝希望。

图书馆已经快要下班了。

我走了进去，在一排排书架间穿行。

然后，我在一个角落里，看到了她。

她正踩着一个矮凳，整理着最高一层的图书。

她穿着一件朴素的蓝色工作服，头发剪短了，但身形，还是那么纤细。

岁月在她脸上，也留下了痕迹。

眼角，有了细细的纹路。

但那份安然静谧的气质，一点都没变。

我的脚步，像灌了铅一样，再也挪不动了。

我就那么站着，看着她。

她好像感觉到了什么，回过头来。

四目相对。

时间，在这一刻静止了。

她脸上的表情，从疑惑，到惊讶，再到不敢置信。

她手里的书，掉在了地上。

“卫……卫东？”

她的声音，还是那么轻，带着一丝颤抖。

我走了过去，捡起地上的书。

是一本《读者文摘》。

“我回来了。”我看着她，千言万语，只化成了这四个字。

她眼圈一红，泪水就涌了上来。

但她没哭出声，只是咬着嘴唇，拼命地点头。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那天晚上，我们沿着护城河，走了很久很久。

谁也没有说话。

但我们都知道，这十几年的空白，已经不需要任何语言来填补了。

我跟她讲了我在深圳的这些年。

从工地的汗流浃背，到电子厂的通宵达旦，再到创业的九死一生。

我讲得很平淡，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

她只是安静地听着，时不时地，递给我一张纸巾。

“你受苦了。”她说。

我摇了摇头：“不苦。只要想到你还在等我，我就觉得不苦。”

她的眼泪，又一次掉了下来。

我问她这些年过得怎么样。

她告诉我，我走后没多久，她就从厂里辞职了。

她不想再待在那个让她伤心的地方。

她通过考试，进了市图书馆工作，一直干到现在。

“有人……给你介绍过对象吗？”我小心翼翼地问。

这是我最关心的问题。

她沉默了一下，然后轻轻“嗯”了一声。

我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

“那……”

“我没同意。”她打断了我，“我跟他们说，我有人了。我在等他回来。”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我这个在商场上杀伐决断，从不掉一滴泪的男人，在她面前，哭得像个孩子。

我一把将她拥入怀中。

“陈漱，对不起，我回来晚了。”

她在我怀里，轻轻地摇着头。

“不晚，只要你回来了，就不晚。”

第二天，在陈漱的陪伴下，我去了我哥家。

开门的是我嫂子。

她看到我，愣了半天，才把我认出来。

“卫东？你……你回来了？”

我妈正在里屋看电视。

听到动静，她拄着拐杖，慢慢走了出来。

她比我记忆中，老了太多太多。

头发全白了，背也驼了。

她看着我，浑浊的眼睛里，没有任何表情。

“妈。”我“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我不孝，我回来晚了。”

我妈没说话，只是看着我。

嫂子想过来扶我，被她拦住了。

屋子里，死一般的寂静。

过了很久很久，我妈才拄着拐杖，走到我面前。

她伸出那双干枯的手，颤抖着，摸了摸我的脸。

“瘦了。”

就这两个字，我所有的防线，瞬间崩溃。

我抱着她的腿，嚎啕大哭。

我把这些年所有的委屈、所有的思念、所有的愧疚，都哭了出来。

我妈也哭了。

她抱着我的头，眼泪一滴滴地，掉在我的头发上。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我的儿……”

那个下午，我陪着我妈，说了很久的话。

我给她看了我在深圳的公司和房子的照片。

我告诉她，她的儿子，现在有出息了，再也不会让人欺负了。

我妈只是拉着我的手，一遍遍地说：“好，好。”

我拿出一张银行卡，递给我哥。

“哥，这里面有点钱，你拿着。给妈买套好点的房子，别再住这儿了。”

我哥推了回来：“卫东，你的心意哥领了。但这些年，我没照顾好爸妈，我已经很愧疚了。这钱，我不能要。”

“这不是给你的，是给妈的。是儿子孝敬她的。”我把卡硬塞到他手里。

处理完家里的事，还有一件，我必须去做。

我要去见马金宝。

我通过一些老关系，很快就打听到了他的下落。

他早就从红星厂下岗了。

现在，在一家小区的门口，当保安。

我把车停在小区门口不远处。

我看到了他。

穿着一身不合体的保安服，正百无聊赖地靠在岗亭上抽烟。

当年的那个得意洋洋的青年，如今已经成了一个头发稀疏，满脸油腻的中年男人。

我下了车，朝他走过去。

他看到我，先是愣了一下，随即脸色大变。

他认出我了。

“李……李卫东？”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惊恐。

我没说话，只是冷冷地看着他。

“你……你想干什么？”他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

“干什么？”我冷笑一声，“马金宝，十几年了，你晚上睡得着觉吗？”

他的脸，瞬间变得惨白。

“我……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不知道？”我上前一步，逼视着他，“那套德国轴承，你还记得吗？”

他“扑通”一下，瘫坐在地上。

“卫东……不，李总，李老板！我错了！我当年不是人！我猪油蒙了心！我就是嫉妒你，嫉妒师傅看重你，嫉妒陈漱喜欢你！我没想把你害那么惨，我就是想让你挨个处分……”

他语无伦次地哀求着，甚至开始扇自己的耳光。

看着他这副窝囊的样子，我心里那股憋了十几年的恨意，突然就消散了。

我曾经无数次地幻想过，再见到他，要怎么报复他。

是打他一顿，还是让他也尝尝身败名裂的滋味？

可现在，我什么都不想做了。

我如今的成功，就是对他最好的报复。

他现在过的每一天，都是对他的惩罚。

“当年的事，你得给我一个交代。”我平静地说。

“交代，我交代！我马上去找当年的王主任，找赵科长，我把所有事都说出来！我去厂里贴大字报，给你平反！”

我摇了摇头。

“不用了。你只需要，去我爸的坟前，磕个头，跟他说一声，他儿子，不是小偷。”

马金宝愣住了，随即，像小鸡啄米一样，疯狂地点头。

“我去，我去！我一定去！”

我没再看他，转身走了。

从他身边经过的时候，我闻到了一股廉价烟草和生活馊掉的味道。

我知道，这件事，到此为止，彻底结束了。

一个星期后，我为我妈在市里最好的小区，买了一套大平层。

我还把刘师傅也接了过来。

他已经快八十岁了，身体还很硬朗。

他看到我，拉着我的手，老泪纵横。

“好小子，好小子！没给师傅丢脸！”

我把我公司百分之五的股份，转到了黄老板的名下。

他打电话过来，把我骂了一顿，说我瞎搞。

我说：“黄总，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这不是报答，这是我这个做晚辈的，一点心意。”

最后，我做了一件，我回来最想做的事。

我包下了市里最好的酒店。

用九十九辆奔驰，组成了一个车队。

我穿着一身崭新的西装，手捧着一大束玫瑰，单膝跪在了陈漱的面前。

“陈漱，我回来娶你了。你愿意嫁给我吗？”

整个城市，都轰动了。

所有人都知道了，深圳来的那个亿万富翁，回来娶他当年那个相信他的姑娘了。

陈漱穿着洁白的婚纱，站在我面前。

她还是那么安静，那么美。

她哭着，笑着，对我说：

“我愿意。”

婚礼那天，阳光正好。

我看着身边穿着婚纱的她，感觉像做梦一样。

我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去证明自己。

去洗刷耻辱，去追逐财富。

可到头来，我才发现。

我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为了能有资格，重新站到她的面前。

告诉她，你当年的相信，没有错。

司仪在台上问我：“李卫东先生，你是否愿意娶陈漱女士为妻，无论贫穷还是富贵，健康还是疾病，都爱她，照顾她，尊重她，接纳她，永远对她忠贞不渝，直至生命尽头？”

我看着陈漱的眼睛，一字一句，无比清晰地说：

“我愿意。”

我这一生，跌宕起伏。

有过云端，也有过谷底。

但最幸运的，不是成了什么首富，不是拥有了多少财富。

而是在我最不堪，最落魄的时候，有一个人，愿意穿过所有人的质疑和鄙夷，走到我身边，对我说：

“我相信你。”

这一句，便抵得过这人间所有的繁华。

来源：旧笺藏袖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