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一间只能容纳一人进出的防震棚里，高恩泽见到了被砸伤的局长田禾。

（接上文）

好不容易赶到唐山市广播局，见到的也是一片废墟。

找了足有十分钟，才在废墟拐角处发现了几个小棚子。

在一间只能容纳一人进出的防震棚里，高恩泽见到了被砸伤的局长田禾。

田局长腰部受伤，躺在单人床上，脸色煞白，咬牙指挥着进进出出的人。

大地震发生时，田禾最先逃了出来。

开始的一段时间，田禾能隔着水泥预制板和老伴儿对话。

田禾叫她别着急，马上找人救她。

谁能想到，正当邻居跑去搬救兵时，一场余震袭来，废墟下再也没了声音。

田禾说：“局里的设备都被砸到下面了，人员损失很大，发射台或许还能用，你们先去看看，恢复广播要紧，这里有我顶着！”

高恩泽带上市广播局一位小同志，坐上吉普车，一路风驰电掣地来到距市区37公里的丰润县团山子发射台。

表面看，这里的房子还在，天线铁塔也没倒，但进去一看，情况却非常严重：

机房外墙水平方向断成三截，内墙向北倾斜五度，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

机房大厅内装有两部7.5千瓦发射机，一部2千瓦发射机。

机箱内，一些重要元件如变压器、槽路线圈等大部移位，元件之间的拉线断了很多。

更让人担心的是，那部2千瓦发射机随时有被内墙砸毁的危险。

有利条件是，这里有水、有天线，还有修理工具和部分元器件。

返回机场后，高恩泽立刻向卢振川请示，建议以团山子发射台为中心，恢复唐山台广播。

再说太行山里的后续部队。

他们开着战备发射车于7月30日下午出发，昼夜兼程，31日晚赶到团山子发射台。

当晚，高恩泽给全体人员开会，研究电台恢复方案。

大家一致认为：放弃7.5千瓦发射机，修复2千瓦发射机，主要原因是7.5千瓦发射机油耗太高，不能长期坚持，2千瓦发射机不用重调，还有原来匹配好的天线。

当然，这套方案也有很大风险。当时余震不断，2千瓦发射机靠近内墙，有可能随时被砸。

解决办法是装配“预警装置”，实行“一主一备”两种维护安全的办法。

8月1日上午，维修人员冒着生命危险进入机房，恢复元件位置，焊接拉断的线路。

高恩泽指挥人员在机房里安装了一个自制“自动报警器”，只要房间稍有震动，报警器便会响铃，人员立即撤出。

维修工作进展顺利，仅用半天时间就把元件、导线全部复原。

8月1日下午开始加电，逐级调试，逐级排除可能出现的障碍。

另一部分同志抓紧检查广播车上的播控设备，安装了临时复制间，把要试播的节目提前录制好。

晚八点，一切准备就绪，进入试播环节。

经在市区的收测，播出效果良好。

高恩泽将试播成功的消息报告给省前指，刘子厚连声说好。

回到团山同子发射台，高恩泽又组织人员调试好战备车上的一千瓦发射机作备用。

广播恢复后，还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没解决：

收音机太少！

当天，省广播局给省前指送来了52台三用半导体电唱机。

这种电唱机，使用干电池，能当讲话设备，能播放唱片，还能接收电台广播，要是配上高声喇叭，能同时供几十户收听，很适合震区需要。

8月6日中午，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专门找到高恩泽：

“老高啊，我看三用电唱机很不错，就是数量太少，给你个任务，找上它1000台。有了这么多电唱机，唐山的政治空气一下子就能活跃起来！”

高恩泽有些为难：“报告书记，省广播局没这么多设备，1000台，得向中央广播局求援。”

刘子厚一拍大腿：“你带队，这就去北京，代表省委向中央广播局求援！”

下午两点，高恩泽、成忠顺坐上吉普车，一路向北京疾驰。

来唐山的车辆越来越多，一路拥堵，晚八点才赶到北京。

中央广播局局长邓岗还在机关办公。

邓岗说：“恩泽同志，河北省委和广播战线有什么需要我们办的，你只管讲，中央广播局一定急唐山所急，尽一切可能满足！”

高恩泽说出了调剂1000台三用半导体电唱机的想法。

邓岗立即指示身边工作人员：

“马上给上海唱片厂打电话，让他们把库存的三唱机全部拨给唐山，已拨到别处的，尽最大努力追回来，一定要给唐山灾区凑够1000台！”

看二人有些犹豫，邓岗接着说：“请放心，这1000台电唱机只记账不收钱，属于无偿支援，你们再看看，还缺什么物资，拉个清单，我尽力给你们解决！”

解决完设备，邓岗说：“你们先到招待所休息，明天，我和你们一起去唐山，需要带什么慰问品现在就告诉我。”

高恩泽说：“最紧缺的是罐头、咸菜、饼干，带这些东西就行，好存放，用着方便！”

由于京山铁路中断，1000台电唱机到位后全部由廊坊广播局代为转运。

五天后，1000台电唱机全部到位。中央精神和抗震救灾报道通过电波，春风化雨般洒在唐山这块承载了深重灾难的土地上……

关于中央广播局局长邓岗，一个多月后还有一段“传奇”。

以下是时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宣传小组组长杨正泉的一段回忆：

文革期间，很多机关没有严格的上下班时间，特别我们这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个任务，让你马上传达贯彻。

所以，下午下班时大家也不着急回家，一般先在食堂吃饭，吃完饭接着工作。

有的做做节目，没有任务的，坐在一起聊天。

1976年10月6日晚七点多，我们在院子里散步，发现突然来了几个穿着军装的人。

这些人是直接闯进来的。

广播电台是要害部门，我们这里一直由北京卫戍区派人执勤的，进出凭证件，登记严格，经批准才能进的。

所以，对这批“不速之客”，大家都很好奇。

有偷偷跟在后面尾随。

当时，几人直接去了邓岗局长办公室，外屋有两个军人把门。

很多人窃窃私语，议论到底发生了什么。

后来才知道一些细节：

当时，邓岗正伏案工作，见突然闯进来的军人，一愣，随后看到了耿彪同志。

邓岗和耿彪很熟。

耿彪和邓岗说明来意，说我们是奉命来的，接管广播局。

邓刚一听就愣在了原地。

设身处地想想，换作你当一把手，上面派人来说接管你的单位，要不要核实一下？

耿彪说，你要是有怀疑，可以给上面打电话。

耿彪所说的“上面”，指的是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

此时，邓岗迟疑了一下。

按照耿彪回忆录和后来的说法，大概迟疑了两分钟。

两分钟后，邓岗说，不需要了，不需要了，不必了！

想想，就是这两分钟，多么关键！

完全可以这样说，这是邓岗整个政治生涯最重要的两分钟。

两分钟后，他做出了正确选择。

试想，当时他要是有所迟疑，真要打电话核实，将是另外一种情况。

后来，耿彪同志回忆起这段往事，透露了一个重要细节：

“当时，我看邓刚在迟疑，手轻轻地动了一下。如果他真要打电话打，我马上派人把他抓起来，所以，邓刚在这个关键时刻做对了！”

来源：骑驴读行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