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李耀东说：“作为一名摄影记者，我的武器是照相机，要感谢解放军，是他们把“武器”从废墟里挖出来的。”

李耀东说：“作为一名摄影记者，我的武器是照相机，要感谢解放军，是他们把“武器”从废墟里挖出来的。”

1976年8月2日，李耀东正在家中清理废墟，邻居跑来喊他：

“李耀东，你耳朵聋啦，喊你呢！”

李耀东一愣，侧耳听时，果然，社区大喇叭正在广播：

“李耀东，李耀东，马上到市指挥部，有急事。”

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在西山口。李耀东赶到时，正碰上市委宣传部长赵俊杰从帐篷里走出来：

“来，小李来了，有个特殊任务，明天，中央领导来唐山视察，你负责照相。”

李耀东愣了，皱着眉头说：“部长啊，相机砸办公楼里了，咋办？”

赵俊杰边往帐篷里走，边说：“我这就跟给你调兵，让解放军马上给咱挖。”

二十分钟后，空六军整整一个排的战士跑步来到唐山劳动日报社办公楼前。

地震后，李耀东来过这里，想过扒相机，可报社是座石头楼，一塌到底，几百斤一块的长条石，哪搬得动！

排长围着废墟转了一圈，对李耀东说：“情况紧急，你先把楼房布局画一下，特别是你办公的位置，相机放在哪里，都标出来。”

没纸笔，李耀东找了根树棍，在地上一边画，一边解说：

“这里是我办公室，两人办公，北侧办公桌是我的，办公桌北面一米远，有个铁皮柜，相机在铁皮柜二层……”

工具只有铁锹，撬棍，但难不倒生龙活虎的战士们。

四十分钟后，通道打通，两位战士在腰间拴上尼龙绳，钻进洞口。

外面的人负责拽绳，里面的往里进一点，外面的就把绳子松开一点。

期间，有过两次余震，吓得李耀东一阵狂喊：

“快出来，危险，包了饺子就坏了！”

外面的战士想往外拽绳子，却被里面的拉住：

“没事，到办公室了！”

过了几分钟，里面又传来喊声：

“看到柜子了，怎么都是酒味？”

那是李耀东同事收藏的白酒，都震洒了。

很快，从洞口传出两台相机，李耀东仔细查看，镜头砸坏了，不能用了！

十分钟后，第三台相机传出来，李耀东试了试，还能用，便兴奋地喊起来。

又想起件事：还没有闪光灯、胶卷，便又朝洞口叫喊。

外面的一位副排长说：“连里只给了一小时，还有别的任务，我们该走了！”

李耀东急了：“没胶卷，咋拍照嘛！”

排长在洞里面，拉着绳子一直在找。

半小时后，闪光灯和几包胶卷传出来。闪光灯坏了，胶卷还能用。

李耀东很高兴：“耽搁你们两分钟，拍几张照片，留个纪念。”

直到现在，李耀东还在后悔：当时，一不小心，全部相片连同底片都给了连队！

开滦第三招待所，是当时唐山标志性建筑之一，还有一个是开滦医院，都是六层。

大地震前，贵州往唐山派出两支考察团，唯一不同的是，一支考察团先去的山西昔阳，7月27日赶到唐山。

另一支先来的唐山，再去的山西。

看似一个参观顺序的微调，足以决定这些人的生死。

7月27日来唐山的那支考察团共267人，一场大地震下来，232人遇难。

李耀东对考察团印象深刻，当时，他作为摄影记者曾跟随考察团在市内采访。

267人中，绝大多数是农村干部，身穿鲜艳的少数民族服装，所到之处，引来众多百姓围观。

按计划，7月28日，考察团将去唐山遵化县，那里有当时著名的沙石峪和三条驴腿闹革命的王国藩。

大地震后，开滦第三招待所一塌到底。人们都在自救互救，没人关注这些外地人。

事实上，就算关注，也起不到任何作用：一块水泥预制板七八百公斤，根本搬不动。

震后第七天，解放军开来了大吊车，李耀东去那里拍下几张照片。

吊车先从最上层吊起。扒开一层，就有从贵州专程赶来的干部认尸，确认身份，再把衣物等东西带走。

因条件限制，除领队骨灰带回贵州外，其他遇难者都埋在了唐山。

大地震30周年时，李耀东看过一篇文章，题目叫《232名铜仁干部命断唐山之旅》。

让人揪心的，不是地震时的惨烈，也不是那些死去的人，而是遇难者的家属。

对于他们来说，时间永远定格在1976年7月13日。这天早晨，他们踏上了前往唐山的火车。

罗时海，时任贵州铜仁地区纪委统计科科长。

出发前一天，罗时海的妻子李小菊清楚地记得，丈夫说，不想去唐山考察。

罗时海一家五口，工资三十二元五角，日子过得相当紧巴。那时，出差没补助，出去半个多月，要自己填钱，不合算。

出发前，罗时海用煤灰打好煤球，晒在马路上，还把家里所有的脏衣服洗了。

罗时海对李小菊说：“我去几天，很快就会回来！”

李小菊没想到，这一去便是永远。

为纪念232名遇难者，铜仁地区在城西北的文笔峰山脚下建起一座纪念碑。

后来的几年，陆续有遇难家属找到时任地委副书记张清田，说想去唐山祭奠死去的亲人。

张清田很为难：这么多人去唐山，是一笔很大的开销，这不他一个人能说了算的。

张清田说，等以后条件允许，一定会安排你们去的。

几年后，张清田退休，地委领导换了一茬又一茬，去唐山的事便搁浅了。

为安抚遇难者，铜仁地委决定，遇难者子女凡15岁以上的，全部安排到大兴农机厂当工人。

后来，大兴农机厂破产，这些人全部下岗。

最惨的是铜仁县谢桥公社党委书记的老伴，丈夫在唐山遇难后，她孤身一人艰难度日，六十多岁时，到广州靠捡垃圾为生，时间不长便客死他乡。

每次想起丈夫，李小菊都会掉泪。有时，她会自言自语：

“去唐山看看，这辈子怕是实现不了了！”

李小菊女儿在铜仁二中附近开了个小饭店，李小菊在那里给女儿帮忙，解决生计。

李小菊说：“我经常梦见罗时海，梦见他弯腰打煤球的样子。”

梦里，李小菊问罗时海：“唐山那里冷吗？”

罗时海一笑：“别担心，你们在家里吃好睡好，我很快就回去了……”

（注：本文主人公李耀东，男，1934年出生，曾任《唐山劳动日报社》摄影记者，美术摄影科科长，摄影部主任，唐山市摄影家协会主席。本文所附图片均为李耀东拍摄，在此一并致谢。

对贵州考察团在唐山大地震经历感兴趣的朋友，参见本系列第174和288篇文章）

来源：骑驴读行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