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亲历记（149）在傍晚的枪声中，一位巡诊的上海医生

摘要：厕所在哪儿？这事搁男人身上，真犯不着发愁，哪怕天南地北，蹲哪儿都成。然而可别忘了同行的女同事们。1976年7月末，天蒙蒙亮，天津郊外杨村机场的跑道边，暑气和蚊子像是无形的网，把人脑袋勒得直发涨。大家在夜色和不太管用的火车通风中憋了一宿，这才刚下火车，队伍还没站

厕所在哪儿？这事搁男人身上，真犯不着发愁，哪怕天南地北，蹲哪儿都成。然而可别忘了同行的女同事们。1976年7月末，天蒙蒙亮，天津郊外杨村机场的跑道边，暑气和蚊子像是无形的网，把人脑袋勒得直发涨。大家在夜色和不太管用的火车通风中憋了一宿，这才刚下火车，队伍还没站齐，就有女同事低声嘀咕“尿急啊”。我性子直，干脆问了问那几个拉着伞布准备遮飞机的解放军战士：“哥们儿，厕所在哪儿？”小伙子警觉地看看四周，憋着笑答我：“男同志随处可解，女同志——只能自己找个背风地方吧。”你说，这回复能不让人哭笑不得？旁边的徐良荪憋着的那口气，直接逼得她下意识拉着我找了块草坪......

当时没一个人关心什么抽象理想，也没人顾得上讲究仪态。全队三十来口子，原本习惯了白大褂和消毒水的日常，却硬生生塞进了硬座车厢，磕磕绊绊开赴支援唐山。现在想起来，整个旅程就俩字儿——“紧张”。刚走进机场跑道我还没缓过神，天色微亮，那群战士合着帆布，盖住一架架米格-21飞机，谁都一副没睡醒的模样。我们的袖章和身份在这时候，显得比啥都重要，谁敢随便逗留半分，立即就被纠正。

但前夜其实更乱。7月28号那天傍晚，医院广播一阵急促，我把吃到一半的饭悬在嗓子眼就往外科办公室冲。年过六旬的黄菊英指着大字报简短说了句：“唐山大地震，马上组队救援。”我也不知怎么，嘴一快居然脱口：“太好了，我去！”这话刚落地，黄书记皱着眉就想拍我脑门。年轻人啊，总觉得灾难离自己有点远，总想着立功、长见识，没真把生死二字往身上揣。可那一刻，我还是拉上袖章，当着大家伙儿第一个报了名。一小时不到，救护队名单贴出来，居然混上了团支部书记，给队长谢文星当副手。

夜里一直守着电话。领导口头通知“分头待命”，宿舍住的不能睡，谁也不知道火车什么时候发。七月的夜又沉又闷，最后，终于在黄书记猛敲门催促下，睡眼惺忪的我跟着几个同事跳上跃进牌救护车，还得护士用手摇铃当警笛，一路赶到上海北站，快六点多才终于坐上开往北方的列车。其实我说心里话，那一刻除了焦虑，还有点莫名的兴奋。

路上也没真睡个囫囵觉。火车一路穿过华北平原，满车都弥漫着医用纱布和汗味。早饭午饭基本靠自己排队领，一路上最怕的不是饿，是闷。完全不像我们医院里规规矩矩的秩序。这种时候你会发现，能找个僻静地儿方便一下，已经很奢侈了。

后来抵达杨村机场，队伍立刻被分两拨。天津市里临时征调了大批志愿者和医疗队，我们算第二梯队。上海的医疗队有的直接搭乘伊尔-18客机转运物资和人员，起飞那会还出了点状况——机舱里货物太多超载，起飞时机头压得低，最后只好大家自己拖货物挪后舱，飞机才能“抬头”上天，这事儿一传开，大家半天乐到不行。

我们这拨没赶上大飞机，反倒是坐的军用螺旋桨小运输机。飞到唐山的时间并不长，落地的时候，有辆救护车直接冲过来，俩血糊糊的伤员被我们往里一塞，飞机立刻又原路飞回去。机场上给我们分发了简易口罩和几瓶高锰酸钾，说是“应急消毒用”，用不用得上那是两说，反正你看到第一批送来的重伤员，心里就有数了——没有什么标准流程，只有尽量救人。

比起后来的忙乱，刚下飞机的一路，其实还“文静”。真正让人喘不过气来，是进入市区的那一刻。其实空中的太阳一直晃眼，天又异常高远——很不真实。路边井然摆放的棉被卷，我一上来还纳闷，这儿是分发物资吧？结果有人小声提醒，那里面都裹的遗体。我咽了口唾沫，才觉出皮肤下也在冒冷汗。

绕过大半唐山，经过一座倒塌的公寓楼——楼板横着劈开，手术室那道白有点刺眼的门板斜斜摇晃着，上面一抹红十字在阳光下特别扎眼。角落处还有小股黑烟，不知道哪户人家还在冒险做饭。我们一行人谁都不敢多说话，连原本开朗的女医生俞萍都憋红着脸，生怕再多看一眼那些“棉被卷”。

救援队集中在南刘屯一所中学临时安营，四处都扎满了白篷布。病号一波一波送来，手边的物资，哪怕有多充足，也顶不过这么多人同时涌进来。石膏、碘酒、纱布，用了还没半天，就见了底。我们几个被分去找水，那是真难为，先是部队锅炉房送来桶自来水，但每人水盆都排长龙，流出来的水还带黄，说是“消毒过了”的。

最后实在没招，我们又杀回杨村机场碰碰运气。机场后勤直接拒绝，说得照顾干部，指挥部优先用水，机房铁门还加了锁。那时真着急，顾不得啥身份不身份的，上去揪着值班士兵就喊：“到底给不给？”吵到最后，一位穿蓝制服的后勤管事人出来打圆场，悄悄拉我们进了机务房，打开了个水管，几分钟工夫，大缸也装满了。可运输咋办？徐良荪出了主意，用大家草帽压住水面——你别说，这土法管用，水撒得就少多了。

第二天早上，驴车驮过来两个女患者，伤得不算最重，但一个髋关节脱臼，一个脖子扭得动弹不了。简陋的条件下，床单当工具，我一边安慰，一边借力复位。姑娘小脸憋得通红，周围乡亲都屏气凝神。我和老董一合力，“咔嗒”几声，病号当场手不麻了——那种现场的情绪，就像干完一件天大的事。旁边围观的大叔大妈纷纷拍手：“小兄弟，好样的！”那一刻真比平时评个先进还自豪。

后面去唐山火车站支援抢修。轨道像麻花一样翻卷，空气里是刻骨铭心的焦糊和尸臭。废墟下抢人的战士，一阵阵晕倒，口罩不顶事，大家还是往里钻。遇难同胞一具具抬出，睡觉时全队谁都闭不上眼。那个年代的日子，远比我们后来见到的灾后宣传片还要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