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嗯”了一声,脑子还没从深度睡眠里挣脱出来,像一团被泡发的木耳,软塌塌的,没有知觉。
大伯走了。
电话是凌晨三点打来的,我爸的声音又干又哑,像被砂纸磨过。
“你大伯,没了。”
我“嗯”了一声,脑子还没从深度睡眠里挣脱出来,像一团被泡发的木耳,软塌塌的,没有知觉。
挂了电话,我盯着天花板,城市的霓虹透过窗帘缝隙,在上面投下一道诡异的、流动的光带。
大伯走了。
就这么几个字,砸下来,没激起什么浪花。
我甚至感觉不到悲伤。
这很不对劲。
但我就是哭不出来。
第二天一早,我请了假,买了最早一班的高铁票。
车窗外的景物飞速倒退,高楼变成平房,平房变成田野,最后,连成片的田野也变得稀疏,露出黄褐色的土地和光秃秃的丘陵。
这就是我的老家。一个地图上需要放大很多倍才能找到名字的村子。
我爸在村口等我,蹲在那个标志性的、被岁月盘出包浆的大石碾上抽烟。
他看上去老了十岁。
“回来了。”他站起来,把烟头在鞋底摁灭。
“嗯。”
我们俩之间,话一向不多。
灵堂设在大伯的老屋里,那栋村里最破的土坯房。
一口薄皮棺材停在堂屋正中,前面摆着一个火盆,烧着纸钱。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奇异的混合气味,香烛的烟火气,纸钱的灰烬味,还有老房子返潮的霉味。
我跪在蒲团上,磕了三个头。
没有眼泪。
我看着大伯的黑白遗像,照片不知是从哪张合影里截出来的,放大了,面目都有些模糊。
他穿着一件不合身的旧中山装,咧着嘴,像是在笑,又像是因为被强迫拍照而扯出来的僵硬表情。
这就是大D伯,一个在我记忆里永远沉默、永远在角落里抽着旱烟的男人。
一个一辈子没娶妻生子,没正经工作,没攒下积蓄,靠我爷爷和我爸接济过活的男人。
一个……村里人嘴里“没出息”的男人。
“来了?”大娘,也就是我大伯的弟媳,我的亲婶婶,从里屋走出来,眼睛肿得像桃子。
她没哭,就是肿着。
那种麻木的,被生活反复捶打后的疲惫,比嚎啕大哭更让人心悸。
“哭啥哩,没啥好哭的。”一个邻居大婶端着一碗面走进来,嗓门敞亮,“你大哥这一辈子,算是到头了。不受罪了。”
她把碗塞到我爸手里,“赶紧吃点,还得熬着呢。”
然后她凑到另一个正在帮忙叠纸元宝的女人身边,压低了声音,但我听得一清二楚。
“要我说啊,他这就是来人间走个过场。”
“可不是嘛。”另一个女人附和道,“一辈子稀里糊涂的,没给家里添过一分钱,倒贴进去不少。现在走了,也算是解脱了。”
“就是个多余的人。”
那句话像一根针,不偏不倚,扎在我心口最软的地方。
不疼,但是酸,麻,让人浑身不自在。
我猛地抬起头,看向那两个女人。
她们察觉到我的目光,立刻闭了嘴,低头专心叠着手里的元宝,仿佛刚才什么都没说过。
我爸端着那碗面,没吃,只是看着,热气氤氲,模糊了他的表情。
大娘也没说话,拿起一沓纸钱,一张一张,机械地塞进火盆。
火苗“呼”地一下窜高,映得她满是皱纹的脸忽明忽暗。
整个灵堂里,只有纸钱燃烧的“噼啪”声,和远处传来的几声狗叫。
一种巨大的、令人窒息的沉默笼罩着我们。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
一件只有我看见的事。
大伯临走前,我正好因为公司项目的事回了趟老家,在他床边待了一下午。
他已经说不出话了,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眼窝深陷。
他就那么一直看着窗外,看着窗外那棵老槐树的秃枝桠。
我以为他就要这么安安静地走了。
可就在他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他的嘴角,微微向上翘了一下。
那是一个笑。
一个极其微弱,却无比清晰的笑。
一个心满意足的,仿佛卸下了所有重担的笑。
一个……和“走过场”这三个字,格格不入的笑。
为什么?
你一个“走过场”的人,一个“多余”的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有什么值得笑的?
这个念头一旦升起,就像藤蔓一样,疯狂地在我心里滋长,缠绕。
我必须知道答案。
守夜是漫长的。
村里管这叫“熬鹰”。
亲戚邻居们三三两两地坐着,困了就靠在墙角打个盹。
男人们聚在院子里抽烟,谈论着今年的收成,谁家的猪又下了几个崽,谁家的儿子在外面混出息了,一个月挣好几万。
女人们则围着火盆,一边烧纸,一边说着东家长西家短。
话题自然而然地,又绕回到了大伯身上。
“你说这人活一辈子,图个啥?”还是那个嗓门敞亮的大婶,她磕着瓜子,瓜子皮吐了一地。
“图个儿孙满堂,图个老了有人送终呗。”
“那大哥可一样没占上。”
“所以说他白活了嘛。”
“也不算白活,起码吃了大半辈子现成饭。”一个尖酸的声音插进来。
我听出这是隔壁的二婶。她家因为宅基地的事,跟我家一直有点不对付。
“要是我家有这么个吃白饭的,我早把他撵出去了。”
“行了,少说两句,人都没了。”有人打圆场。
“没了才敢说嘛。”二婶撇撇嘴,“活着的时候,看你二哥(我爸)的面子,谁敢说啥?心里都跟明镜似的。”
我爸就坐在院子的门槛上,背对着她们,一口接一口地抽着烟。
烟雾缭绕,我看不清他的脸。
但我知道,他都听见了。
这些话像一把把钝刀子,一下一下,割在他心里。
也是割在我心里。
我站起来,走出灵堂。
夜里的村庄很冷,风刮在脸上,像刀子。
我走到院子角落,点了一根烟。
我其实很少抽烟,但这个时候,我需要一点尼古丁来麻痹自己。
“心里不得劲吧?”
我爸不知什么时候走了过来,在我身边站定。
“嗯。”
“别听她们瞎咧咧。”他说,“农村老娘们,嘴碎。”
“爸,”我看着他,“大伯这一辈子……真的就那么不堪吗?”
我爸沉默了。
他抽完最后一口烟,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尖碾了碾。
“你大D伯啊……”他叹了口气,声音里满是疲惫,“他不是坏人。就是……太老实了,也太犟了。”
“老实?”
“老实得有点窝囊。”我爸说,“年轻时候,你爷爷让他去学个木匠,他不干。让他去学个瓦匠,他也不干。就喜欢一个人往后山跑,一待就是一天,谁也不知道他去干啥。”
“后来分了地,他那几分地,种啥啥不成。别人家一亩地打一千斤粮食,他家打五百斤都费劲。”
“你爷爷气得拿棍子抽他,骂他不是个庄稼人。他也不还嘴,就梗着脖子让你爷爷打。”
“再后来,你爷爷没了,我就让他来城里跟我住,在工地上给他找个看门的活儿,轻松,一个月也有两千块。他不去。”
“他说他离不开这儿。”
我爸摇了摇头,“你说,他能干啥?手不能提,肩不能扛,脑子也转不过弯。除了我养着他,谁养他?”
“所以,你也觉得,他是个累赘?”我问。
我爸的身体僵了一下。
他没有直接回答我,而是转过身,看着灵堂里摇曳的烛火。
“你小的时候,你大伯最疼你。”他说,“你忘了吗?”
我当然没忘。
我的童年记忆里,大伯是一个沉默的背景板。
但这个背景板,却给了我最温柔的善意。
夏天,他会用狗尾巴草给我编各种各和小动物,蚂蚱,蜻蜓,活灵活现。
秋天,他会带我到后山去摘野果子,那种酸酸甜甜的、叫“捻子”的果子,吃得我满嘴发紫。
冬天,他会用冻得通红的手,给我捂热冰凉的脚丫。
他从来不说什么,只是做。
他把我举过头顶,让我看清了世界最初的模样。
他用他那双粗糙的手,给了我一个孩子所能感受到的、最纯粹的温暖。
可这些,在村里人眼里,一文不值。
因为这些不能换成钱,不能盖成房,不能变成饭桌上的硬菜。
在他们那个朴素的、甚至有些残酷的生存法则里,大伯的所有优点,都是“没用”的。
“他不是累赘。”我说,声音不大,但很坚定。
我爸看了我一眼,没再说话。
出殡那天,天阴沉沉的。
按照村里的规矩,长子长孙要摔瓦盆。
大伯没有子嗣,我爸是长侄,这个瓦盆,理应由我来摔。
我捧着那个冰凉的、粗糙的瓦盆,走到棺材前。
“摔吧。”司仪喊道。
我吸了口气,高高举起瓦盆,用尽全力,砸在地上。
“啪!”
瓦盆碎裂的声音,清脆,刺耳。
“起棺——”
八个壮汉喊着号子,将棺材抬上杠。
送葬的队伍不长,稀稀拉拉的。
除了几个近亲,大多是来看热闹的。
他们跟在后面,交头接耳,指指点点。
“你看这排场,还不如村东头王寡妇她娘走得风光。”
“那可不,人家王寡妇有钱。”
“这老绝户,死了都没人真心掉滴眼泪。”
我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捧着大伯的遗像。
照片里,他依旧是那副似笑非笑的表情。
我突然觉得,他不是在笑我,也不是在笑这个世界。
他是在嘲笑他们。
嘲笑这些用金钱和地位来衡量一切的、可怜的人。
大伯的坟,选在后山的一片向阳坡上。
这是他自己生前选好的地方。
他说这里清静,能看到整个村子,还能看到日出。
下葬的时候,大娘终于忍不住,哭出了声。
不是嚎啕大哭,是那种压抑了很久的、抽抽搭搭的呜咽。
“你这个死老头子啊……你让我一个人可怎么活啊……”
她一边哭,一边捶打着身边的我爸。
我爸任由她打着,像一尊石像。
我知道,大娘不是怨恨大伯。
她是害怕。
一个无依无靠的农村老人,对未来的恐惧,足以压垮一切。
我走过去,扶住她。
“大娘,还有我,还有我爸。”我说,“我们养你。”
大娘抬起头,布满血丝的眼睛看着我,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
葬礼结束了。
生活似乎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
村里人依旧在田间地头劳作,在牌桌上消磨时光,在闲言碎语中寻找乐趣。
大伯的死,就像一颗小石子投进湖里,只泛起了一圈小小的涟漪,很快就消失不见。
但我心里的那圈涟漪,却越来越大。
那个“笑”的谜团,像一根鱼刺,卡在我的喉咙里。
我决定留下来,多待几天。
我要把大伯的遗物收拾一下。
大娘说:“有啥好收拾的,一把火烧了干净。”
“不行。”我拒绝了,“我想看看。”
大伯的房间,还是我记忆中的样子。
一张老旧的木板床,一个掉漆的衣柜,一张缺了条腿的书桌,用几块砖头垫着。
屋子里空荡荡的,弥漫着一股尘土和阳光混合的味道。
我打开衣柜,里面只有几件洗得发白的旧衣服,叠得整整齐齐。
没有存折,没有现金,没有一样值钱的东西。
果然是“走过场”。
我有些失望。
我拉开书桌的抽屉。
里面也空空如也,只有几支用到了尽头的圆珠笔,和一本小学生的练习本。
我随手翻开练习本。
上面是空的。
不,不是空的。
我凑近了看,在纸张的印痕上,看到了一些模糊的字迹。
是那种用没水的笔在上面用力划拉,留下的痕迹。
我找来一支铅笔,在纸上轻轻地涂抹。
随着铅笔屑的覆盖,一行行字迹,像变魔术一样,显现了出来。
那不是字。
是画。
是一些奇奇怪怪的符号,和一些植物的素描。
画得很粗糙,但很用心。
叶子的脉络,花朵的形态,都描绘得一丝不苟。
这是什么?
我一页一页地翻下去。
整整一本,全都是这种植物素描。
在练习本的最后一页,我看到了一幅稍微完整一点的画。
画的是一棵树。
一棵我从未见过的树。
树干遒劲,枝桠盘曲,像一条条伸向天空的龙。
树下,画着一个小人,仰着头,看着那棵树。
在画的旁边,写着几个歪歪扭扭的字。
“我的树。”
我心里一动。
我把练习本收好,继续在房间里翻找。
在床底下,我发现了一个上了锁的木箱子。
箱子很沉,上面积了厚厚一层灰。
“这是啥?”我把箱子拖出来,问正在门口晒太阳的大娘。
大娘眯着眼看了一眼,“哦,这个啊,你大伯的破烂箱。多少年了,一直锁着,宝贝得跟什么似的,谁都不让碰。”
“钥匙呢?”
“谁知道呢。估计早丢了。”大娘不耐烦地挥挥手,“砸开吧,看看里面是金子还是银子。”
我找来一把锤子和一把改锥。
锁是老式的铜锁,已经生了锈。
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锁撬开。
“嘎吱——”
箱盖打开的瞬间,一股樟脑和旧纸张的味道扑面而来。
我探头往里看。
没有金子,也没有银子。
满满一箱子,全是书。
大部分是关于植物的。
《中国植物图鉴》、《本草纲目》、《南方草木状》。
书页已经泛黄,边角都卷了起来,上面用红蓝铅笔画满了各种标记和注释。
在书的下面,我发现了几十个厚厚的笔记本。
我随手拿起一本,翻开。
“三月三日,晴。后山南坡,见一株,高三尺,叶对生,有细茸毛。不知其名。”
“三月十五,雨。其叶色转深,似有拔节之势。”
“四月一日,晴转多云。见花蕾,米粒大小,色青白。”
……
我的手开始发抖。
这不是普通的日记。
这是一份观察记录。
一份长达几十年的、关于一种植物的、详细到令人发指的观察记录。
我一本一本地翻看下去。
从发现,到生长,到开花,到结果。
从一株,到一片,到一整个山坡。
大伯用他那拙劣的笔迹,记录下了一棵树,或者说,一个物种的全部生命历程。
在最后一本笔记里,我看到了一段话。
“询县志,无果。寄信于省林业厅,无回音。寄信于南京植物研究所,退回。”
“人皆笑我痴,我亦笑人看不穿。”
“此树,名‘无名’。生于此山,长于此山,也将终于此山。幸甚至哉。”
在笔记本的夹层里,我还发现了一沓信纸。
是退稿信。
来自各种农业杂志,林业期刊,甚至还有几家报社。
信的内容大同小异。
“尊敬的李建国先生:来稿收到。经编辑部研究,您的文章关于‘后山无名树种’的发现与研究,缺乏科学依据与学术价值,故不予采用。望您谅解。”
落款时间,从八十年代,一直持续到两千年后。
李建国,是我大伯的名字。
一个我叫了几十年“大伯”,却几乎快要忘记他本名的男人。
我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不是因为悲伤,也不是因为感动。
是一种巨大的、混杂着震撼、心酸和荒谬的情绪,冲垮了我所有的心理防线。
我终于明白了。
村里人说他天天往后山跑,是游手好闲。
我爸说他种地种不好,是脑子不灵光。
所有人都觉得他一事无成,是个。
可他们谁也不知道。
这个在他们眼里的“废物”,几十年如一日,在后山那片无人问津的荒坡上,做着一件堪称伟大的事。
他在和一个物种对话。
他在守护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他试图把这个秘密告诉全世界,但全世界都把他当成一个笑话。
他没有辩解,没有放弃。
他只是默默地,继续写,继续画,继续记录。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我拿着那些笔记本,像捧着一团火。
我冲出屋子,冲到院子里。
“爸!大娘!”我喊道,“你们来看!”
我爸和大娘被我吓了一跳。
“咋咋呼呼的,干啥?”我爸皱着眉。
我把笔记本摊在石桌上,指着上面的文字和图画。
“你们看,这都是大伯写的!”
我爸凑过来看了一眼,一脸茫然,“这画的啥玩意儿?鬼画符一样。”
“这是树!是一种没人知道的树!”我激动得语无伦次,“大伯研究了它一辈子!他给好多地方写过信,想让别人知道,可没人理他!”
我把那些退稿信也拍在桌上。
大娘拿起一封信,看了半天,摇了摇头,“不认得字。”
我爸拿起一封,借着光,眯着眼读了起来。
他的表情,从不耐烦,到疑惑,再到震惊。
“这……这真是你大伯写的?”他抬起头,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千真万确!”
我爸沉默了。
他一封一封地看下去,手微微颤抖。
阳光照在他的脸上,照出他眼角的皱纹和两鬓的白发。
“这个犟种……”他喃喃自语,“这个老犟种……”
他的眼圈,红了。
“他弄这些有啥用?”大D娘还是不理解,她拿起一本笔记,翻了翻,又放下,“不能吃,不能喝,还耽误下地干活。”
“这不是有用没用的事!”我几乎是吼出来的,“这是他一辈子的心血!是他活着的意义!”
大娘被我吼得一愣,随即撇了撇嘴,“啥意义不意义的,人死了,啥都没了。”
我看着她麻木的脸,突然感到一阵无力。
是啊。
跟她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
在她和大多数村民的世界里,活着的意义,就是吃饱穿暖,养儿育女。
一棵树,几本破笔记,在他们眼里,确实一文不值。
我无法改变他们。
就像大伯,也无法改变他们一样。
“树在哪儿?”我问我爸。
我爸摇了摇头,“我不知道。他从来没跟人说过。”
“笔记里有地图!”我突然想起来,在其中一个笔记本的封底,我看到过一幅手绘的地图。
我赶紧翻出来。
地图画得很简陋,用圈圈和叉叉标注着一些地方。
起点是村口的老槐树,终点是一个画着五角星的地方。
“走,我们去找!”
我拉着我爸。
我爸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
“我也去。”大娘突然说。
我有些意外地看着她。
“我倒要看看,是啥金贵的树,让他惦记了一辈子。”她说着,回屋拿了把镰刀。
我们三个人,就这么出发了。
后山的路,比我想象的要难走得多。
到处都是荆棘和杂草,很多地方根本没有路。
我爸在前面用镰刀开路,我和大娘跟在后面。
我们按照地图的指示,爬上南坡,绕过一个叫“野猪坳”的地方,又穿过一片小竹林。
我的裤子被划破了好几道口子,手臂上也是一道道的血痕。
大娘好几次都想放弃。
“不找了,不找了,这哪是人走的路。”她气喘吁吁地抱怨。
“快到了。”我看着地图,给她打气。
地图上说,穿过竹林,就能看到一块“卧牛石”。
树,就在卧牛石的后面。
我们终于走出了那片密不透风的竹林。
眼前豁然开朗。
一块巨大的、酷似一头卧牛的青石,赫然出现在我们面前。
“卧牛石!”我爸惊喜地喊道。
我们绕过石头。
然后,我们都愣住了。
在石头后面,是一片我们从未见过的、奇异的树林。
那些树,跟我D伯画的一模一样。
树干呈奇特的青铜色,在阳光下泛着金属般的光泽。
枝桠苍劲有力,以一种不可思议的角度向天空伸展,交织成一张巨大的网。
大部分树叶已经落了,只剩下一些零星的、深红色的叶子挂在枝头,像一滴滴凝固的血。
整个树林静悄悄的,有一种神圣而肃穆的美。
我们三个人,都看呆了。
“这……这是啥树?”大D娘喃喃地问,手里的镰刀“当啷”一声掉在地上。
“不知道。”我爸摇着头,眼神里充满了震撼。
我慢慢地走近一棵树,伸出手,触摸它冰凉的树干。
一种奇异的感觉,从指尖传来,像电流一样,瞬间传遍全身。
我仿佛能感觉到这棵树的呼吸,感觉到它在漫长的岁月中,积蓄的沉默的力量。
我闭上眼睛。
我仿佛看到了大伯。
年轻的他,中年的他,老年的他。
他一次又一次地来到这里,抚摸着这些树,跟它们说话。
他记录下它们的每一次变化,为它们的成长而欣喜,为它们的枯萎而忧愁。
这些树,就是他的孩子,他的朋友,他的爱人。
是他对抗这个庸俗、无趣的世界的,全部的武器和铠甲。
“我明白了……”我轻声说。
我爸和大娘都看着我。
“我明白他临终前,为什么会笑了。”
我说。
“他不是在笑别的,他是在笑他自己。”
“他笑自己这一辈子,虽然在别人眼里一事无成,但他守住了自己心里最重要的东西。”
“他知道自己要走了,但他种下的这些树,会替他继续活下去。活很多年,很多年。”
“他用一辈子的‘没用’,做了一件最有用的事。他用自己的‘走过场’,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一片独一无二的风景。”
“他没有输。”
我说完,回头看着我爸和大娘。
我爸的眼泪,已经流了满脸。
这个一辈子坚强得像块石头的男人,在这个寂静的山坡上,哭得像个孩子。
大娘也哭了。
她走到一棵树下,蹲下身,用手抚摸着地面上的落叶,呜咽着。
“你这个死老头子……你咋不早说啊……你这个天杀的犟种啊……”
她的哭声里,不再只有恐惧和麻木。
我听到了懊悔,理解,和一种迟到了几十年的、深沉的爱。
我们在那片树林里,待了很久。
直到夕阳西下,把整个山坡都染成了金色。
下山的路上,我们三个人都没有说话。
但我们都知道,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
回到家,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上网。
我把我拍下的树木照片,连同大伯的笔记扫描件,发给了我大学时的一个同学。
他现在在中科院的植物研究所工作。
我把大伯的故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
“等我消息。”他说。
等待是煎熬的。
那几天,我哪儿也没去,就待在大伯的房间里,一遍一遍地看他的笔记。
我看得越久,对他的敬佩就越深。
我无法想象,一个人,在没有任何支持,甚至还要忍受周围人无尽的嘲讽和白眼的情况下,是如何坚持做一件事,坚持了几十年的。
这需要多么强大的内心,和多么纯粹的热爱。
第四天,我同学打来了电话。
他的声音,异常激动。
“兄弟!你发财了!不,是你大伯!你大伯是个天才!”
“怎么说?”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我们找了国内最顶尖的几个专家连夜鉴定,这是一种全新的树种!从来没有任何文献记录过!它的木质结构,叶片成分,都有非常独特的研究价值!”
“专家们初步判断,这可能是某个古老孑遗植物的分支,能活到今天,简直是奇迹!”
“我们已经决定,立刻成立一个专项研究小组,去你们那里实地考察!而且,我们会向国际植物命名委员会申请,用你大伯的名字,来命名这个新物种!”
“用……我大伯的名字?”我愣住了。
“对!‘李氏木’或者‘建国松’之类的!这是他应得的荣誉!他是一个伟大的、值得所有人尊敬的民间植物学家!”
挂了电话,我半天没回过神来。
李氏木……
建国松……
我反复咀嚼着这几个字,突然就笑了。
笑着笑着,眼泪又流了出来。
大伯。
你听到了吗?
他们不再说你是废物,是多余的人了。
他们说,你是个天才,是个伟셔大的、值得尊敬的人。
你用一辈子的沉默,换来了一个响彻世界的名字。
一个星期后,村里来了很多人。
挂着各种牌照的车,停满了村口的土路。
扛着摄像机的记者,穿着白大褂的专家,还有省里市里来的各级领导。
小小的村庄,一下子炸开了锅。
村民们都围在村委会门口,伸长了脖子看热闹。
“这是咋了?出啥大事了?”
“听说了吗?后山发现了宝贝!”
“啥宝贝?金矿?”
“比金矿还金贵!是一种神树!据说是李建国发现的!”
“哪个李建国?”
“还能有哪个,就前几天刚走的那个老绝户呗!”
“他?!”
所有人都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
那个在他们眼里窝囊了一辈子的男人,怎么可能和“神树”、“专家”、“领导”这些词联系在一起?
村长拿着个大喇叭,激动得满脸通红。
“乡亲们!静一静!我宣布一个好消息!经过专家鉴定,咱村后山由村民李建国同志发现并守护了几十年的珍稀树种,被正式命名为‘建国柏’!这是咱村的光荣,是咱镇的光荣!”
人群里一片寂静。
随即,爆发出嗡嗡的议论声。
“建国柏?真是他发现的?”
“我的天,这老小子,真人不露相啊!”
我看到二婶也在人群里,张着嘴,一脸的呆滞。
那个说大伯“白活了”的大婶,则在旁边一个劲儿地拍大腿。
“我就说建国不是一般人吧!从小就看他有出息!”
我冷笑了一声。
真有意思。
前几天还说人家是“多余的人”,现在就成了“不是一般人”。
人性这东西,有时候真的比戏剧还精彩。
我爸和我,作为李建国的家属,被请到了主席台上。
领导们挨个跟我们握手,称赞我爸“教子有方”,称赞我大伯是“深藏在民间的宝藏”。
闪光灯不停地闪烁。
我爸紧张得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只是一个劲儿地说:“应该的,应该的。”
我看着台下那些熟悉又陌生的面孔。
我试图从他们脸上,找到一丝愧疚。
没有。
只有好奇,羡慕,和一种与有荣焉的兴奋。
他们也许永远不会明白,大伯的伟大,不在于他发现了什么“神树”,也不在于他得到了一个名字。
而在于,他对抗了他们一辈子。
他用他孤独而执拗的一生,守住了自己的尊严,和一片不被他们理解的、纯粹的净土。
会议结束后,领导们决定,要在村里给大伯立一座碑。
还要把他那间破土房,改建成“李建国事迹陈列馆”。
一切都变得那么热闹,那么隆重。
仿佛要拼命弥补些什么。
我拒绝了所有媒体的采访。
我一个人,又去了一趟后山。
那片树林,已经被拉上了警戒线,有专人看守。
我站在警戒线外,远远地看着。
树还是那些树,山还是那座山。
它们静默无言,仿佛在嘲笑着山下那场喧嚣的闹剧。
大伯,你想要的,是这些吗?
你想要的,是死后的哀荣,是那些廉价的赞美,和一块冰冷的石碑吗?
我想,不是的。
你想要的,也许只是在某个阳光明媚的午后,能安安静-静地坐在这片林子里,听听风声,看看叶子。
仅此而已。
我要回城里了。
临走前,我把大伯的那些笔记本,小心翼翼地放回了那个木箱子里。
我没有把它们交给陈列馆。
这是属于他的东西,谁也拿不走。
大娘来送我。
她的眼睛还是红肿的,但精神好了很多。
她往我手里塞了十几个煮鸡蛋。
“拿着,路上吃。”
“大娘,你以后……有啥打算?”我问。
“我能有啥打算。”她笑了笑,那笑容里,有了一丝我从未见过的释然,“我就守着你大伯这间屋子,守着这些树。他看了一辈子,我也替他看看。”
我点了点头。
“爸,我走了。”我对我爸说。
我爸拍了拍我的肩膀,“有空,常回来看看。”
“嗯。”
我转身上了车。
车子开动,村庄在后视镜里越来越小。
我又想起了村里人那句话。
“他来人间只是走个过场。”
现在,我有了答案。
是啊,他是来走个过场。
但有的人,走过场,是为了赶赴下一场名利盛宴。
而他,是来这个喧嚣的人间走个过场,然后,回到他那片宁静的森林里去。
他的世界,我们不懂。
也不配懂。
车子驶上高速,城市的轮廓线又渐渐清晰起来。
我打开车窗,风灌了进来。
我仿佛听到了后山那片树林里,传来的沙沙声。
那是大伯在对我笑。
来源:暮归念未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