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年冬天，风跟刀子似的，刮得人脸生疼。但整个大院里的人，心都是火热的。

我叫李小梅。

1977年，我十八岁。

那年冬天，风跟刀子似的，刮得人脸生疼。但整个大院里的人，心都是火热的。

高考恢复了。

四个字，像一声惊雷，把我们这些在工厂、在田间地头耗着青春的年轻人，全都给炸醒了。

我哥，李国栋，也醒了。

他比我大两岁，小儿麻痹症，右腿是废的。一年四季，他最常待的地方，就是窗前那张旧书桌旁。窗外的世界，他走不远，书里的世界，他能走到任何地方。

消息传来的那天，我正在水龙头下搓洗全家的衣服，冰水刺骨，手指头又红又肿，像一根根胡萝卜。

我妈冲进院子，嗓门大得能把屋顶的瓦片掀了。

“小梅！国栋！好消息！天大的好消息！”

我哥拄着拐，从屋里一瘸一拐地挪出来，苍白的脸上透着一股罕见的红晕。

“妈，是不是……”

“是！是！能考大学了！我们国栋的福气来了！”

我妈一把抱住我哥，眼泪“唰”就下来了。那眼泪，一半是激动，一半是心酸。

我站在一边，手上的肥皂沫往下滴着，心里也跟着“咯噔”一下。

能考大学了。

我停下手中的活，擦了擦手，也凑了过去。

我的成绩，在学校里，从来不比我哥差。甚至，我的记性比他还好，老师们都夸我，说我是块读书的料。

“妈，我也能考吧？”我小声问。

我妈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

她看看我，又看看我哥，眼神里是我读不懂的复杂。

“你……”她顿了顿，“你哥这身体，除了读书，还能干啥？你不一样，你手脚利索，在哪儿不能有口饭吃？”

这话，像一盆冰水，从我头顶浇下来，比院子里水龙头的水，还冷。

我没再说话。

晚饭桌上，气氛很诡异。

一盘炒白菜，一盘土豆丝，一锅玉米糊糊。我爸闷头抽着烟，一口接一口，屋里烟雾缭绕。

我妈一个劲儿地给我哥夹菜，嘴里念叨着：“多吃点，国栋，得补补脑子。从明天起，什么活儿你都别干了，一门心思复习。”

我哥的头埋得很低，几乎要埋进碗里。

我看着他瘦削的肩膀，和他那条无力地蜷缩在凳子下的腿。

我心里那点不甘心，那点委屈，忽然就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我爸终于掐了烟，开了腔，声音沙哑。

“家里……只能供一个。”

一句话，给这件事定了性。

我妈立刻接话：“那还用说？肯定是国栋！小梅一个女孩子家，读那么多书干嘛？早晚要嫁人的。”

“啪！”

我把筷子往桌上一摔，震得那碗玉米糊都晃了三晃。

“凭什么？”我红着眼，瞪着我妈，“凭什么女孩子就不能读书？就因为他是你儿子，我就不是你女儿？”

“你这孩子！怎么跟你妈说话呢！”我爸吼了一声。

“我说错了吗？”我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我的成绩不比他差！我也想当老师！我的梦想就不是梦想吗？”

屋子里死一般的寂静。

只有我哥，他的呼吸声，变得很重，很重。

他慢慢抬起头，看着我，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那眼神，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有愧疚，有渴望，还有一丝被我刺伤的自尊。

那天晚上，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哭了一整夜。被子都湿透了。

第二天，我眼睛肿得像桃子。

我妈没理我，照常给我派活儿，去供销社排队买煤球。

我哥的房门，一直关着。

我排了两个小时的队，扛着半袋煤球往家走，北风呼呼地吹，吹得我眼泪直流。我分不清那是冻出来的，还是心里淌出来的。

路过废品收购站，我看到几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女孩，嘻嘻哈哈地在翻捡书本。

“听说这些旧课本能卖钱呢？”

“可不是，好多人抢着要，都准备考大学呢。”

我停下脚步，看着她们手里的初中、高中课本，心像被针扎一样。

那也是我的。

我曾经的梦想。

回到家，我把煤球倒进墙角，拍了拍手上的黑灰。

我哥的房门，开了一条缝。

他坐在桌前，背对着我，肩膀一耸一耸的。

我走过去，看到桌上摊着我的初中毕业证，旁边，还有一张我得的“学习标兵”的奖状。

他哭了。

一个二十岁的大男人，一个在我面前永远要强、不肯示弱的哥哥，他哭了。

我的心，一下子就软了。

软得一塌糊涂。

我走上前，轻轻拍了拍他的背。

“哥。”

他猛地回过头，满脸泪痕。

“小梅……对不起。”他哽咽着，“名额……让给你。我不考了。”

我看着他，看着他通红的眼睛，看着他那条残疾的腿。

我想起小时候，他为了保护我，被邻居家的大狗追，摔断了门牙。

我想起他每次领了新的作业本，都会先撕下一半，整整齐齐地给我。

我想起他把省下来的糖果，偷偷塞在我枕头底下。

他是我的哥哥啊。

我深吸一口气，把眼泪憋回去，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

“哥，你说什么胡话呢？”

“你忘了，我最讨厌背书了。考大学那么累，我才不受那罪呢。”

“你不一样，你脑子好使。你不去考，不是浪费了吗？”

我拿起那张“学习标兵”的奖状，装作满不在乎地把它塞进抽屉。

“一个破奖状而已。以后，我拿个‘劳动标兵’，比这威风多了。”

我哥定定地看着我，他不傻，他什么都懂。

“小梅……”

“行了！”我打断他，声音提得很高，像是为了掩饰什么，“就这么定了。你去考，我给你做好后勤。你要是考不上，你看我怎么笑话你！”

说完，我逃一样地跑出了他的房间。

靠在门外冰冷的墙上，我捂住嘴，眼泪终于决了堤。

哥，你别怪我。

这个家，这条路，太窄了。

只能走一个人。

你走吧，你走得远一点，替我也看一看，外面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

从那天起，李家的分工彻底变了。

我哥成了家里的“重点保护对象”。

我妈每天变着花样给他弄吃的，一个鸡蛋，也要分成蛋黄和蛋清，早上吃蛋黄，晚上吃蛋清。她说这样吸收好。

我爸托关系，从一个下放的老教授那里，弄来了一整套复习资料，宝贝似的。

而我，成了这个家的“总后勤”。

我接替了我妈所有的家务活。买菜，做饭，洗衣，糊火柴盒，纳鞋底……所有能挣一分钱一分钱的零活，我都干。

我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晚上等我哥睡了，我还在灯下穿针引线。

厂里的工作，我也没辞。三班倒，下了班就往家跑。

大院里的婶子大娘们见了我就摇头。

“小梅这丫头，可惜了。”

“是啊，多好的脑子，就这么耽误了。”

“还不是为了她那个瘸腿哥。这丫头，命苦。”

我听见了，就当没听见。

我把所有的委屈和不甘，都压在了心底最深处。

有时候夜里累得骨头散架，躺在床上，我会想，如果去考试的是我，会怎么样？

也许，我能考上一个师范大学。

毕业后，当一个老师，站在明亮的教室里，教孩子们读书写字。

那是我能想到的，最美好的未来。

想着想着，眼泪就湿了枕头。

但第二天早上，闹钟一响，我又会准时爬起来，给全家做早饭。

日子，就在这种周而复-始的忙碌和压抑中，一天天过去。

我哥很争气。

他几乎是把自己钉在了书桌上。除了吃饭上厕所，他一步都不离开。

他的身体本来就不好，高强度的学习让他迅速消瘦下去，眼窝深陷，脸色蜡黄。

好几次，他都在看书的时候晕倒。

我妈吓得直哭，我爸就给他灌红糖水。

醒过来，他第一句话就是：“我的书呢……”

我看着他那股不要命的劲头，心里又疼又敬。

我知道，他不仅仅是在为自己读书。

他背负着两个人的梦想。

1977年12月，高考如期而至。

考场设在市里唯一的中学。

那天，我爸借了一辆板车，我和他一起，拉着我哥去考场。

冬天的早晨，天还没亮，路上已经满是赶考的人。有我们这样的年轻人，也有很多拖家带口的中年人，甚至还有白发苍苍的老人。

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紧张和期盼。

那是一个时代的渴望。

我把我哥扶下车，给他整理了一下衣领。

“哥，别紧张，好好考。”

他点点头，拐杖在地上笃笃作响。

他走进考场的那一刻，我的心，也跟着飞了进去。

那三天，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三天。

我在厂里上班，心神不宁，好几次差点把手卷进机器里。

回到家，我妈在屋里烧香拜佛，嘴里念念有词。

我爸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把屋子搞得像失了火。

终于，考完了。

我哥从考场出来，脸色苍白得像纸，但眼睛，亮得惊人。

“哥，怎么样？”我冲上去扶住他。

他冲我笑了笑，很轻，但很笃定。

“应该，没问题。”

等待放榜的日子，更是煎熬。

那年头，没有网络，没有电话，全靠邮递员送信。

我们全家，每天都在等那个穿着绿色邮政服的身影。

终于，在一个下雪的午后，邮递员的自行车铃声，在院子门口响了起来。

“李国栋的录取通知书！”

我妈“嗷”一嗓子就冲了出去，差点把邮递员撞倒。

我哥也激动得拄着拐杖跟了出去。

我站在屋檐下，看着我妈颤抖着手，接过那个红色的信封。

信封上，印着几个烫金的大字。

北京大学。

我哥考上了。

考上了全国最好的大学。

那一刻，整个大院都沸腾了。

邻居们全都涌了过来，道喜声、恭贺声，不绝于耳。

我妈抱着那封通知书，又哭又笑，像个孩子。

我爸激动得满脸通红，把口袋里所有的烟都散给了邻居。

我哥被人群围在中间，他还是那样沉默，但他的腰杆，挺得笔直。

他的目光越过人群，落在我身上。

他对我，无声地说了两个字。

“谢谢。”

我笑了。

笑着笑着，眼泪就流了下来。

哥，真好。

你走出去了。

我哥要去北京上学了。

走之前，家里给他凑学费和生活费。

东拼西凑，把所有亲戚都借遍了，还是差一大截。

我二话不说，去了厂里，预支了半年的工资。

然后，我把我妈给我的，准备当嫁妆的唯一一个金戒指，也当了。

我哥知道了，跟我大吵一架。

“李小梅！你疯了！那是妈给你的嫁妆！”他第一次对我吼，眼睛都红了。

“嫁妆能当饭吃吗？”我梗着脖子，“你去了北京，人生地不熟，身上没钱怎么行？再说，谁说我要嫁人了？我一个人过，挺好。”

“你……”他气得说不出话。

最后，他还是带着那笔钱走了。

走的那天，全家去火车站送他。

绿皮火车，鸣着长笛，即将远行。

我妈拉着他的手，絮絮叨叨，说了一遍又一遍。

我爸站在一边，眼圈红红的。

我给他提着行李，里面有我给他做的新棉鞋，还有几罐子咸菜。

火车要开了。

他拄着拐，艰难地上了车。

在车窗里，他对我喊：“小梅！等我！等我毕业了，我接你去北京！”

我站在站台上，用力地挥手。

“好！”

火车缓缓开动，带走了我的哥哥，也带走了我那份被埋藏起来的梦想。

看着火车消失在远方，我心里空落落的。

但同时，也有一种说不出的轻松。

李小梅，从今天起，你不用再为谁活着了。

你得为你自己，活出个样来。

我哥走了之后，我的生活，好像突然就慢了下来。

不用再每天掐着点给他做饭，不用再半夜起来给他掖被子。

厂里，家里，两点一线。

日子平淡得像一杯白开水。

我开始给自己找事做。

厂里的夜校开了扫盲班，我去报名当了义务小老师。

教那些和我们父母年纪差不多的工友们，认字，算数。

看着他们用粗糙的手，一笔一划地写下自己的名字，我仿佛看到了当年那个想当老师的自己。

我哥每个月都会写信回来。

信里，他会讲北京，讲天安门，讲未名湖，讲他们博学的教授和有趣的同学。

每一封信，都像给我打开了一扇窗。

信的结尾，他总会问我，过得好不好，有没有谈对象。

每次，我都会回信说，我很好，别操心。

至于对象，我没想过。

我觉得，我这辈子，可能就这样了。

直到，我遇到了张建军。

他是我们车间的维修工，一个沉默寡言，但手艺很好的男人。

我的机器坏了，总是他来修。

他话不多，但每次修完，都会递给我一块擦手的布。

布总是干净的。

有一次，我上夜班，下班都半夜了。

路上，遇到几个小混混，对我吹口哨。

我吓坏了，抱着饭盒就跑。

就在我以为要被追上的时候，一个黑影冲了过来，是张建军。

他拿着一把大扳手，挡在我面前。

“滚！”

他个子不高，但那天晚上，我觉得他特别高大。

后来，他就开始等我下夜班，送我回家。

我们一前一后地走着，不怎么说话，但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有一天，他送我到院子门口，塞给我一个油纸包。

“给你的。”

我打开一看，是一只烤红薯。

热乎乎的，很甜。

我妈看出了苗头，开始打听张建军家里的情况。

“一个维修工，家里兄弟多，爸妈身体还不好，图他啥？”我妈一百个不同意。

“他人好。”我说。

“人好能当饭吃？”我妈撇嘴，“你哥现在是北大的高材生，你以后就是大学生的妹妹，怎么能找个这样的？”

“妈，哥是哥，我是我。”我第一次，平静地反驳她，“他走他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我觉得建军，挺好。”

我妈拗不过我，只好随我去了。

我和张建军，就这么定了下来。

没有彩礼，没有三金，就是两家人一起，吃了顿饭。

结婚那天，我哥从北京寄来了一块上海牌手表，还有二百块钱。

信里说，这是他勤工俭学攒的，给我添的嫁妆。

我戴上手表，听着那“滴答滴答”的声音，像是听到了时间的脚步。

婚后的日子，很清贫，但很安稳。

张建军确实话少，但他会把每个月的工资，一分不差地交给我。

会记得我的生日，给我买我爱吃的点心。

会在我来例假的时候，给我熬红糖姜茶。

他给我的，不是什么波澜壮阔的爱情，而是实实在在的，一粥一饭的温暖。

我觉得，这就够了。

一年后，我儿子出生了，取名叫张磊，小名磊磊。

我哥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了中科院的一个研究所。

他成了真正的科研人员，国家的人才。

他第一时间写信回来，要把我、建军和磊磊，都接到北京去。

他说他分了房子，虽然不大，但能住下。

我拿着信，看了很久。

北京。

那个我哥描述了无数次，我却从未踏足的城市。

我心动了。

我跟建军商量。

建军抽着烟，沉默了半天。

“小梅，你哥是好意。但是，我去北京能干啥？我就会修机器，北京的工厂，能要我？”

“还有磊磊，刚出生，换个地方，怕不适应。”

“最重要的是，你去了，是寄人篱下。你那个脾气，受得了委屈？”

张建军的话，像一盆冷水，浇醒了我。

是啊。

我是李小梅。

我不是谁的附属品。

我哥的世界，再精彩，那是他的。

我的世界，在这里。

在这个有张建军，有磊磊，有我那帮工友的小城里。

我给我哥回了信，拒绝了他。

我说，我们在这里挺好，建军工作稳定，磊磊也健康。等以后有机会，我们去看你。

我哥很快回了信，字里行间，都是失望和不解。

他还寄了三百块钱过来。

我把钱，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

从那以后，我们之间的信，渐渐少了。

不是不联系，而是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的世界，离我越来越远。

他信里说的那些“夸克”、“中子”、“同步辐射”，我一个字也听不懂。

而我信里说的，菜价涨了，磊磊会叫妈妈了，建军评上先进了，他可能也无法感同身受。

我们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九十年代，改革的浪潮席卷了我们这个小城。

我所在的纺织厂，没撑住，倒闭了。

我和张建军，双双下岗。

那段时间，是我们家最难熬的日子。

家里积蓄不多，磊磊又要上学，到处都是用钱的地方。

建军去劳务市场找活干，给人修水管，通下水道，什么脏活累活都干。

我则在街边摆了个小摊，卖袜子，卖手套。

有一天，城管来检查，我的摊子被掀了，袜子撒了一地。

我一个人蹲在地上，一边哭，一边捡。

那一刻，我真的觉得，天塌了。

我妈知道了我的窘境，给我出了个主意。

“给你哥打个电话吧。他现在是大科学家了，手指缝里漏点，都够咱们过一辈子了。”

我沉默了。

给哥哥打电话？

求他？

我做不到。

我的骄傲，我的自尊，不允许我这么做。

“妈，我就是去要饭，也不会跟他开口。”我撂下狠话。

建军晚上回来，看到我红肿的眼睛，什么都明白了。

他把一天挣来的，皱巴巴的几十块钱塞给我。

“小梅，别哭。有我呢。天塌不下来。”

那天晚上，他跟我说：“咱们开个小卖部吧。就在咱们院子口，租个小门脸。虽然挣得少，但安稳。”

我看着他被水泥磨破的手，点了点头。

东拼西凑，又找亲戚借了点钱，我们的小卖部，开张了。

就叫“小梅杂货铺”。

店面很小，只有十几平米。

卖点油盐酱醋，烟酒糖茶，还有小孩子爱吃的零食。

我每天守在店里，从早到晚。

建军继续出去打零工，挣点辛苦钱。

磊磊放了学，就在店里的小桌子上写作业。

日子很苦，很累，但我的心，是踏实的。

这个小小的杂货铺，是我的阵地，是我的王国。

我在这里，是老板，是女王。

我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

我哥，偶尔还是会寄钱来。

每次，我都原封不动地退回去。

附上一张纸条：我们很好，勿念。

我知道，我妈肯定偷偷跟他诉苦了。

我也知道，他寄钱，是出于好心，是出于愧疚。

但我不能要。

我要了，就等于承认，我过得不好。

就等于承认，我当年的选择，是错的。

我没错。

我的生活，虽然没有他的光鲜亮大，但一分一毫，都是我自己挣来的。

我很骄傲。

时间一晃，就到了2007年。

三十年，弹指一挥间。

我的小杂货铺，从小门脸，换成了一个三十多平的店面。

磊磊也长大了，考上了本省的一所大学，学的计算机。

建军年纪大了，不再出去打零工，就在店里帮我。

我们的日子，谈不上富裕，但很安稳，很知足。

而我哥李国栋，成了我们这个小城走出去的，最有名的人。

他成了中国科学院的院士。

电视上，报纸上，经常能看到他的名字。

他成了物理学界的泰斗，为国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他是我们全家的骄傲，更是我妈逢人便夸的资本。

“我儿子，是院士！”

每次听到这话，我心里都五味杂陈。

有骄傲，也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酸楚。

我们已经很多年没见了。

他太忙了。

不是在实验室，就是在去开会的路上。

过年的时候，他会打个电话回来，跟妈说几句话，然后把电话给我。

我们之间的对话，总是很尴尬。

“小梅，最近身体好吗？”

“挺好。你呢？注意身体。”

“嗯。磊磊怎么样了？”

“挺好，上大学了。”

“钱够不够用？我给你寄点。”

“够用，不用。”

然后，就是长久的沉默。

直到有一方说：“那……先这样？你忙吧。”

挂了电话，我总会呆坐很久。

我们之间，隔着的，何止是几千里的距离。

那是一整个世界。

2008年初，北京要开奥运会了。

我哥托人捎信回来，说给我们全家弄了票，让我们去北京看奥运，顺便看看他。

我妈激动得好几天没睡好。

建军和磊磊也很兴奋。

只有我，心里很忐忑。

要去见他了吗？

去见那个已经是“李院士”的哥哥？

我该穿什么衣服？该跟他说些什么？

我会不会，给他丢人？

出发前，我特意去商场，买了一套这辈子最贵的衣服。

但穿在身上，总觉得别扭。

最后，我还是穿上了我平时看店穿的，那件洗得发白的衬衫。

就这样吧。

我就是李小梅，一个开杂货铺的。

我们坐了一夜的火车，到了北京。

北京，真大啊。

高楼林立，车水马龙。

我哥派了他的学生，一个叫小王的年轻人，来接我们。

小王开着一辆黑色的轿车，把我们接到了我哥的家。

那是一个在大学里的家属院，房子很大，很亮堂。

客厅里，摆满了各种奖杯和证书。

墙上，挂着他和一些国家领导人的合影。

我哥，就站在那堆荣誉的中间，等着我们。

他老了。

头发白了一半，脸上也多了很多皱纹。

但他穿着一身干净的中山装，精神矍铄，眼神依旧明亮。

他还是拄着那根拐杖。

“哥。”我叫了一声。

他看着我，笑了。

“小梅，你来了。”

三十年未见。

我们之间，没有想象中的拥抱和痛哭。

只有一点点陌生，和一点点拘谨。

我妈拉着我哥的手，问长问短。

建军和磊磊，则好奇地打量着这个家。

我站在一边，手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

我哥注意到了我的局促。

他让小王带我妈他们去房间休息，把我单独留在了客厅。

“坐啊，小梅，站着干嘛。”

我坐到沙发上，屁股只敢沾一个边。

“喝茶吗？我给你泡。”

“不用不用，哥，我不渴。”

他又陷入了沉默。

良久，他才开口。

“这些年，辛苦你了。”

我鼻子一酸，差点掉下泪来。

但我忍住了。

“不辛苦。你一个人在北京，才辛苦。”

“我……”他想说什么，但又咽了回去。

气氛，又一次尴尬起来。

就在这时，门铃响了。

小王去开门，进来一个扛着摄像机的，还有一个拿着话筒的年轻女孩。

“李院士，您好，我们是市电视台《故乡人》栏目的记者，听说您家人来了，特地来做个专访。”

我哥皱了皱眉，但还是点了点头。

“好吧，那就简单聊几句。”

那个叫小林的记者，很会说话。

她先是恭维了我哥一番，然后话锋一转，就对准了我。

“这位，就是李院士的妹妹，李小梅女士吧？”

我紧张地点了点头。

“李女士，我们都听说了您当年的故事。在那个改变命运的关口，您毅然把上大学的机会，让给了哥哥。这份伟大的亲情，真是令人感动。”

我愣住了。

伟大？感动？

我从来没这么想过。

“能不能请您谈谈，当年您做出这个决定时，是怎样的心路历程？支撑您做出如此巨大牺牲的，是什么？”

小林记者把话筒递到我嘴边，眼睛里闪着期待的光。

牺牲？

这个词，像一根针，狠狠地扎进了我的心里。

我压抑了三十年的情绪，像火山一样，在这一刻，突然爆发了。

我没有去看我哥的脸，也没有去看我妈他们的反应。

我死死地盯着那个年轻的记者。

“牺牲？”我冷笑一声，“小姑娘，你用词用得真好。”

“我告诉你，我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牺牲’这两个字。”

所有人都愣住了。

摄像机还对着我，但我已经不管不顾了。

“什么叫牺牲？我的人生，就那么不值钱，可以随随便便‘牺牲’掉吗？”

“是，当年我没去上大学，我去上了班，我去摆了摊，我现在，就是个开杂货铺的。没我哥有出息，没他有文化，没他给国家做的贡献大。”

“但是！”我提高了音量，一字一句地说，“我的人生，不是牺牲品！”

“我靠我自己的双手，养活了我的家，养大了我的儿子。我没偷没抢，没给谁丢人。我在我的杂货铺里，一块糖一块糖地卖，一瓶醋一瓶醋地卖，我活得坦坦荡荡！”

“你们凭什么，用‘牺牲’这两个字，来定义我的一生？凭什么用我的‘平凡’，来衬托他的‘伟大’？”

我的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我指着我哥，声音都在颤抖。

“他是李国栋，他是大院士。可我呢？我是谁？我就是那个‘牺牲’了的妹妹？我没有名字吗？我叫李小梅！”

“我告诉你，我从来不后悔当年的决定。因为那是我自己的选择！我选择让我哥去读书，不是因为我伟大，是因为他是我哥！他腿不好，读书是他唯一的出路！”

“我选择嫁给一个普通工人，不是因为我将就，是因为他对我好，他能给我一个家！”

“我选择开一个小小的杂货铺，不是因为我没本事，是因为在那个铺子里，我说了算！我活得有尊严！”

“我的人生，或许在你们眼里，一文不值。但在我李小梅自己看来，它精彩得很！它有血有肉，有笑有泪！它是我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它不需要任何人来同情，更不需要任何人来歌颂！”

我说完了。

整个客厅，死一般的寂静。

摄像师忘了关机，记者小林张着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妈呆住了。

建军和磊磊，冲过来扶住我。

我浑身都在发抖。

我终于，把憋在心里三十年的话，全都说了出来。

我抬起头，看向我哥。

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脸色，比三十年前我告诉他我不考大学时，还要苍白。

他的眼神里，充满了震惊，愧疚，还有我从未见过的，巨大的痛苦。

他慢慢地，慢慢地，朝我走过来。

拐杖在地上，发出沉重的“笃、笃”声。

每一下，都像敲在我的心上。

他走到我面前，看着我，嘴唇翕动了很久。

最后，他弯下腰，深深地，向我鞠了一躬。

“对不起，小梅。”

“对不起。”

那一刻，我所有的委屈，所有的不甘，所有的怨怼，都随着他那句“对不起”，烟消云散。

我哭得泣不成声。

那场专访，自然是不了了之。

记者和摄像师，灰溜溜地走了。

家里，陷入了一种尴尬的沉默。

我妈想说什么，被我爸一个眼神瞪了回去。

建军给我倒了杯热水，磊磊默默地给我递上纸巾。

晚上，我哥把我叫到了他的书房。

书房里，全是书。

从地板，一直堆到天花板。

空气中，弥漫着旧书和墨水的味道。

那是我曾经无比向往的味道。

“小梅，坐。”

他给我搬了张椅子。

我们相对而坐，像是在进行一场迟到了三十年的审判。

“今天，谢谢你。”他先开了口。

我愣住了。

“谢谢我？我让你在记者面前丢尽了脸。”

“不。”他摇了摇头，“你让我，看清了自己。”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已经泛黄的笔记本。

“这是我上大学时，写的日记。”

他翻开其中一页，递给我。

字迹很清秀，是他的笔迹。

日期是，1978年3月12日。

“今天，收到了小梅的信。她说她很好，在厂里当了小老师，很开心。我知道，她在骗我。她那么喜欢读书，怎么会甘心一辈子待在那个小城里。是我，偷走了她的梦想。我欠她的，这辈子，都还不清了。”

我看着那段文字，眼泪又一次模糊了视线。

他继续往下翻。

“1982年6月20日。我毕业了，留在了北京。我写信让她来，她拒绝了。她说她有自己的生活。我很难过，也很生气。我觉得她不理解我的苦心。现在想来，是我太自私了。我只想着怎么‘补偿’她，却从来没有问过她，她想要的是什么。”

“1995年8月5日。妈妈在电话里说，小梅下岗了，日子过得很苦。我寄了钱回去，又被她退了回来。那一刻，我感到了深深的无力。我成了所谓的科学家，能计算出星体的轨迹，却算不出，我和妹妹之间，心的距离。”

他一页一页地翻，一页一页地念。

那些我不知道的，他的挣扎，他的愧疚，他的痛苦，在三十年后，以这样一种方式，呈现在我面前。

“小梅，这些年，我一直活在一种矛盾里。”

“一方面，我为你感到骄傲。我知道，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我拼命地工作，做出一点成绩，就是想让你觉得，你当年的‘付出’，是值得的。”

“但另一方面，我又害怕面对你。我怕看到你过得不好，那会加重我的罪恶感。我怕看到你过得太好，那会让我觉得，我的‘补偿’，毫无意义。”

“我用我的标准，去衡量你的幸福。我以为，把你接到北京，给你钱，就是对你好。我错了。”

他合上日记本，抬起头，目光灼灼地看着我。

“今天，你骂得对。”

“你的人生，不是牺牲品。你活得，比我精彩。”

“我，李国栋，在我的领域里，或许有那么一点点成就。但作为一个哥哥，我不及格。”

“小梅，原谅我。原-谅我这迟到了三十年的，真正的理解。”

我再也忍不住，趴在桌子上，放声大哭。

那是我这辈子，哭得最痛快的一次。

奥运会，我们还是去看了。

开幕式那天，在鸟巢，当烟花升起，照亮整个夜空的时候。

我哥在我身边，轻声说：“小梅，你看，多美。”

“嗯，真美。”我点点头。

那一刻，我心里的所有疙瘩，都解开了。

从北京回来后，一切好像都没变，但一切又都变了。

我还是每天守着我的小杂货铺。

建军还是在旁边帮我理货。

磊磊放假了，还是会来店里，帮我看店。

但我哥的电话，变多了。

他不再问我钱够不够用。

他会问我，店里最近什么东西卖得好。

会问我，磊磊在学校有没有谈恋爱。

会跟我抱怨，他带的博士生，有多么不省心。

他开始跟我聊他的生活，聊他的烦恼。

我们的话题，不再是尴尬的问候，而是真正的，家常。

2009年春节，他回来了。

时隔三十多年，他第一次，在我们这个小城里，过年。

他没有住在宾馆，就住在我家，磊磊的那个小房间里。

除夕夜，我们一家人，还有我爸妈，一起包饺子。

我哥的腿不方便，就坐在旁边，给我们讲他小时候的糗事。

逗得磊磊哈哈大笑。

我妈看着我们，偷偷地抹眼泪。

我知道，这一天，她也等了很久了。

大年初一，我哥拄着拐，来到我的杂货铺。

那时候，店里没什么人。

他看着我忙里忙外，招呼客人，算账，理货。

看了很久。

“小梅，”他突然说，“我给你投资，把这个店，重新装修一下吧。做成一个连锁超市那样的。”

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哥，你是不是又想‘补偿’我了？”

他有点不好意思，挠了挠头。

“不全是。”他认真地说，“我是觉得，你的‘王国’，应该更漂亮一点。”

“而且，这不是补偿，是投资。我是股东，年底要分红的。”

我看着他，看着他鬓角的白发，和他眼神里的真诚。

我点了点头。

“好。不过我可先说好，我是大股东，我说了算。”

“行，你说了算。”他笑得像个孩子。

半年后，“小梅便利店”旗舰店，开业了。

店面扩大了一倍，窗明几净，货架整齐。

我还请了两个小姑娘当店员。

开业那天，我哥特地从北京赶回来，给我剪彩。

他请来了他以前的中学老师，还有一些老同学。

场面搞得很大。

剪彩的时候，他拿着话筒，说了一段话。

“今天，我不是以一个院士的身份站在这里。我是一个哥哥，来为我妹妹的‘事业’，捧场。”

“很多人知道，我能有今天，是因为我妹妹。但他们不知道，我妹妹李小梅，她自己，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她用她的坚韧，她的乐观，她的勤劳，撑起了一个家，也活出了她自己的精彩。”

“这个便利店，是她的心血，也是她的骄傲。我希望，大家以后，都能来多多支持‘李老板’的生意。”

台下，掌声雷动。

我站在他身边，穿着新做的店员服，胸前别着“店长”的胸牌。

我挺直了腰杆。

我看到台下的建军和磊磊，在用力地为我鼓掌。

我看到我妈，在偷偷地擦眼泪。

那一刻，阳光正好。

我觉得，我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如今，又是十几年过去了。

我的“小梅便利店”，已经开了三家分店。

磊磊大学毕业后，没有去大城市，而是回到了我身边。

他用他学的计算机知识，给我的便利店，开发了一套管理系统，还搞起了线上配送。

他说，他要帮我，把我的“王国”，打理得更大。

建军，还是我最坚实的后盾。每天，他都会开着他的小面包车，在几个店之间，运送货物。

我妈和我爸，年纪大了，身体还算硬朗。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去我的店里，跟老街坊们聊天，顺便“视察”一下工作。

我哥，也退休了。

但他还是忙。

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科普和教育上。

他经常会回我们这个小城，给中学生们，做免费的讲座。

每次回来，他都会住在我的家里。

我们会像小时候一样，斗嘴，吵架。

他嫌我做的菜太咸，我嫌他看电视的声音太大。

但我们都知道，我们再也分不开了。

有时候，夜深人静，我一个人坐在店里，看着满货架的商品，看着窗外来来往往的人群。

我会想起1977年的那个冬天。

想起那个把上大学的机会，让出去的，十八岁的自己。

我会问自己，李小梅，你后悔吗？

如果时间倒流，你还会做同样的选择吗？

我想，我还是会的。

因为，我的人生，虽然没有登上学术的顶峰，没有获得那些耀眼的光环。

但是，我收获了踏实的爱情，温暖的亲情，和一个我亲手建立的，属于我自己的，小小的王国。

在这里，我是女王。

这就够了。

“妈！又在发呆！有客人！”

磊磊的声音，把我从回忆里拉了回来。

我赶紧站起来，脸上堆起最熟练的笑容。

“来啦！您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窗外，夕阳的余晖，把我的小店，染成了一片温暖的金色。

来源：温柔花为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