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知了在村头那棵老槐树上，声嘶力竭地叫着，好像要把积攒了一整个春天的力气都用完。

那年夏天，太阳毒得能把柏油路烤化。

知了在村头那棵老槐树上，声嘶力竭地叫着，好像要把积攒了一整个春天的力气都用完。

我捏着那张盖着鲜红印章的录取通知书，手心里全是汗。

纸张的边缘已经被我捻得有些发软，上面“长安大学”四个印刷体大字，像烙铁一样，烫着我的眼睛，也烫着我的心。

我考上了。

我是我们陈家沟，几十年里飞出的第一只“金凤凰”。

爹拄着拐，站在门槛里，浑浊的眼睛里透出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光。

娘跟在后面，用围裙角不停地擦着眼泪，嘴里念叨着：“祖宗保佑，祖宗保佑啊……”

整个村子都轰动了。

邮递员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大杠自行车还没骑远，消息就像长了腿，跑遍了村里的每一个角落。

东家的婶子，西家的嫂子，都围到我家那破败的土坯房门口，嘴里说着恭维的话，眼神里却藏着各种复杂的情绪。

“金娃出息了！”

“大学生啊，以后就是国家干部了！”

“老陈家这回可算熬出头了。”

我爹咧着嘴笑，露出满口黄牙，那是他这辈子最高兴的一天。

他把那张通知书翻来覆去地看，好像上面开着花。

喜悦的浪潮，像涨水一样，漫过了我家低矮的院墙。

可潮水退去得也快。

当晚，娘把家里所有的钱都倒在了炕上。

一沓毛票，几张一块的、五块的，最大的一张是十块。

皱巴巴的，散发着一股土腥味和汗味。

娘的手指头哆哆嗦嗦地数着，数了一遍又一遍。

“三十七块……零八毛。”

她说完，屋里就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只剩下窗外不知疲倦的虫鸣。

通知书上写得清清楚楚，学费、住宿费、杂费，加起来一共八百块。

八百块。

对我们家来说，那是个天文数字。

我爹脸上的笑容一点点凝固，最后变成了一块僵硬的石头。他拿起旱烟袋，狠狠地嘬了一口，呛得惊天动地地咳嗽起来。

“卖……卖粮食。”他咳得上气不接下气，从牙缝里挤出这几个字。

娘的眼泪又下来了。“当家的，离秋收还早着呢，地窖里那点存粮，是咱一家三口的命啊！”

“那就卖猪！”我爹把烟锅在鞋底上磕了磕，像是下了天大的决心。

家里唯一的那头老母猪，是娘的嫁妆，养了快十年了，每年就指着它下的小猪崽换点油盐钱。

我看着爹沟壑纵横的脸，看着娘瞬间苍老的容颜，心像被一只大手狠狠攥住，疼得喘不过气。

“爹，娘，”我哑着嗓子说，“我不念了。”

“混账！”

我爹抄起手边的拐杖就朝我扔了过来，拐杖砸在我的腿上，生疼。

“你说什么浑话！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把你送出去！你要是敢不去，我……我就打断你的腿！”

他气得浑身发抖，胸口剧烈地起伏着。

我知道，大学是我爹的执念，是他这辈子没能实现的梦。

那一晚，我们一家三口，谁也没睡。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爹就让我娘把那头老母猪牵了出来。

老母猪似乎预感到了什么，赖在圈里死活不肯动，发出凄厉的嚎叫。

娘一边流泪，一边用柳条抽打着它。

那柳条，与其说是打在猪身上，不如说是抽在我的心上。

我跟着爹，一瘸一拐地去村里各家各户借钱。

门，一扇扇地敲开，又一扇扇地关上。

“二叔，你看金娃考上大学了，这学费……”

“哎呀，你嫂子前两天刚病了，家里实在是……你看这……”二叔一脸为难地搓着手，递过来一支烟。

“三大爷，您老人家最疼我了……”

“金娃啊，不是三大爷不帮你，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要不，这几个鸡蛋你拿去给孩子补补身子？”

一张张熟悉的脸，此刻都变得那么陌生。

那些平日里热络的笑容，都结上了一层冰霜。

我能理解。

92年，家家户户都不富裕，谁家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

一圈走下来，手里多了几个鸡蛋，一包红糖，还有沉甸甸的失望。

钱，一分没借到。

卖猪的钱，加上家里所有的积蓄，一共一百二十块。

离八百块，还差着一个看不到头的深渊。

那几天，我像个游魂一样在村里晃荡。

曾经让我无比骄傲的录取通知书，现在像一块烧红的炭，揣在怀里，灼烧着我的五脏六腑。

村里人看我的眼神也变了。

同情，怜悯，还有一丝幸灾乐祸。

我甚至听见有人在背后嚼舌根。

“飞得再高有啥用？没钱，翅膀还不是断的。”

“就是，穷人家的孩子，就该认命。”

这些话像针一样，一根根扎进我的耳朵里。

我开始怀疑，我是不是真的错了。

或许，我根本就不该有那个不切实际的梦。

那天下午，我走到村口的屠宰场。

屠夫李叔，李满山，正在案板上剁肉。

他光着膀子，古铜色的肌肉上挂着一层油亮的汗珠。手里的屠刀上下翻飞，“咣、咣、咣”，每一刀都精准地落在骨缝上。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浓重的血腥味和肉臊味。

村里的孩子都有点怕他，因为他总是不苟言笑，眼神像刀子一样锋利。

我爹常说，李叔是个有本事的人。他年轻时在外面闯荡过，不知怎么又回了村，干起了这杀猪的营生。

他和我爹关系不错，逢年过节，总会给我们家送点肉皮或下水。

我站在那儿，看着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李叔剁完最后一块骨头，把屠刀往案板上一插，刀身兀自嗡嗡作响。

他拿起挂在脖子上的毛巾，擦了把脸上的汗和溅上的血星子，这才抬眼看我。

“金娃？”他的声音很粗，像砂纸磨过木头。

“李叔。”我低着头，声音小得像蚊子哼。

“有事？”

我没说话，只是把那张已经被汗水浸透的录取通知书，从怀里掏了出来，递给他。

李叔用他那沾着油腻的手接过去，眯着眼睛，一个字一个字地看。

“长安大学……好，好啊！”他一连说了两个“好”，脸上竟然露出了一丝笑意，“咱陈家沟，要出真龙了。”

我的眼圈一热，差点哭出来。

这是除了我爹娘之外，第一个真心为我高兴的人。

“听说……钱不够？”他把通知书还给我，问得很直接。

我点了点头，喉咙里像堵了一团棉花。

他沉默了。

“咣、咣、咣”，他又抄起屠刀，把案板上的一扇排骨剁成了小块。

屠宰场里，只剩下刀锋和骨头碰撞的脆响。

我以为，他也不会有办法。

我正准备转身走，他却突然开口了。

“等着。”

他把刀放下，在围裙上使劲擦了擦手，转身进了里屋。

屋里传来一阵翻箱倒柜的声音。

过了一会儿，他拿着一个用手帕包着的东西走了出来。

手帕是灰色的，洗得发白，上面还有几个小洞。

他把手帕一层层打开，里面是一沓钱。

有大团结，也有五十的，一百的。

钱很旧，带着一股子说不清的味道，像是肉腥味，又像是常年不见光的霉味。

他数都没数，直接塞到了我的手里。

“拿着。”

我愣住了。

手里的钱，沉甸甸的，烫得我几乎要拿不住。

“李叔，这……这不行，我不能要……”我慌忙要把钱推回去。

“让你拿着就拿着！一个大男人，磨磨唧唧的像什么样子！”他眼睛一瞪，一股煞气扑面而来。

我被他吼得不敢动了。

“这……这是多少？”我结结巴巴地问。

“不知道，没数。应该够你交学费了。”他淡淡地说，好像给我的不是一笔巨款，而是一块猪肉。

“李叔，这钱我……”

“这钱算我借你的。”他打断了我，“不用利息。啥时候有了，啥时候还。要是没本事还，就给我记一辈子。”

他顿了顿，用那双锐利的眼睛盯着我，一字一句地说道：

“去吧，到了外面，好好念书，学本事。”

“别忘本。”

最后三个字，他说得很轻，却像三座大山，压在了我的心上。

我捏着那沓钱，眼泪再也忍不住，大颗大颗地砸在地上。

我对着他，深深地鞠了一躬。

“李叔，我陈进要是忘了本，就让我天打雷劈！”

他摆了摆手，重新抄起屠刀，头也不回地说道：“行了，滚蛋吧。别耽误我卖肉。”

我揣着那沓钱，一路跑回家。

那是我这辈子跑得最快的一次。

风在耳边呼啸，路边的白杨树飞快地向后退去。

我感觉自己不是在跑，而是在飞。

娘看到钱，惊得说不出话来。

爹问清了来龙去脉，沉默了很久，只是一个劲地抽着旱烟。

最后，他把烟袋锅在鞋底上用力磕了磕，对我说：“金娃，记住，李满山是你这辈子的大恩人。”

开学那天，全村的人都来送我。

我爹执意要用村里的那辆拖拉机，把我送到镇上的汽车站。

拖拉机“突突突”地响着，像个开心的老头。

我坐在车斗里，看着越来越远的陈家沟，看着那些熟悉又陌生的面孔。

李叔没来。

他的屠宰场，和往常一样，大门敞开，里面传来“咣咣”的剁肉声。

我知道，他是不想我难为情。

去往省城的绿皮火车，又慢又挤。

车厢里充满了汗味、泡面味和各种方言交织在一起的嘈杂声。

我蜷缩在硬座上，紧紧抱着我的帆布包，里面是我的全部家当，还有李叔给的那些钱。

我一张一张地数过，一共是九百五十块。

除了学费，还剩下了一百五十块的生活费。

我把钱分成好几份，缝在内衣的口袋里，一路上连厕所都不敢去。

长安，这座十三朝古都，和我从小长大的陈家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高楼大厦，车水马龙，霓虹闪烁。

我像一个误入巨人国的孩子，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充满了敬畏和不安。

长安大学的校门，比我们村的牌坊还要气派。

我站在门口，看着那些穿着时髦、谈笑风生的城里学生，下意识地攥紧了我的帆布包背带。

我的确良衬衫洗得发白，裤子上还打着补丁，脚上那双解放鞋，鞋底快磨平了。

我跟他们，格格不入。

办理入学手续的时候，我排在长长的队伍里。

前面的一个男生，穿着一身崭新的名牌运动服，脚上是一双我叫不出牌子的白色球鞋。

他从钱包里拿出一沓崭新的一百元大钞，递给收费的老师。

轮到我了。

我从内衣口袋里，哆哆嗦嗦地掏出那些皱巴巴的、带着体温和各种味道的钱。

有大团结，有五十的，还有很多十块、五块的。

我能感觉到，收费老师的眼神，以及周围同学投来的目光，像探照灯一样聚焦在我身上。

我的脸，瞬间涨得通红，热得发烫。

那一刻，我强烈的自尊心，被碾得粉碎。

我几乎是逃也似的离开了报到处。

宿舍是八人间，上下铺。

我的床位在靠门的上铺。

舍友们大都来自城市，家境优越。

他们聊的是我闻所未闻的摇滚乐，是金庸古龙的小说，是刚刚上映的香港电影。

我插不上话。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头埋在书里。

他们用随身听听歌的时候，我在背英语单词。

他们结伴去跳舞、看电影的时候，我在图书馆里啃那些厚厚的专业书。

我像一株拼命吸收养分的植物，疯狂地汲取着知识的甘露。

因为我知道，我没有退路。

我身后，是爹娘期盼的眼神，是李叔那句“别忘本”。

为了省钱，我每天都吃最便宜的饭菜。

食堂里五毛钱一份的白菜豆腐，是我最常吃的菜。

每个月一百五十块的生活费，我精打细算，争取能省下几十块。

我不敢买新衣服，不敢参加任何需要花钱的集体活动。

我的贫穷，像一件无形的外衣，让我和这个世界隔离开来。

有一次，宿舍的舍友林涛过生日，大家凑钱去学校外面的馆子吃饭。

林涛是班长，也是个热心肠的上海人。他拍着我的肩膀说：“陈进，一起去啊，不醉不归！”

我窘迫地摇了摇头，“我……我晚上还有点事。”

其实我没什么事，我只是凑不出那份子钱。

林涛看出了我的窘迫，他没再说什么，只是晚上回来的时候，给我带了一份打包的红烧肉。

他把饭盒塞到我手里，笑着说：“快吃，凉了就不好吃了。”

我看着饭盒里油汪汪的红烧肉，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那是除了家人和李叔之外，我感受到的第一份温暖。

大学的第一个寒假，我没有回家。

因为一张回家的火车票，要花掉我半个月的生活费。

我找了一份在工地搬砖的活。

北方的冬天，寒风刺骨。

我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在工地上一直干到天黑。

手和脸都冻得像胡萝卜，裂开了一道道口子，一碰就钻心地疼。

一天下来，能挣十五块钱。

除夕夜，工地上放假了。

我一个人待在空无一人的宿舍里，用电炉子煮了一包泡面，里面卧了一个鸡蛋。

窗外，是此起彼伏的鞭炮声和烟花。

绚烂的烟火，照亮了我的脸，也照亮了我眼中的孤独。

我给家里写信，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

我说学校的饭菜很好，顿顿有肉。

我说老师和同学都对我很好，我适应得很快。

我说我拿了奖学金，让爹娘不要担心钱的事。

其实，奖学金要到第二学年才能评。

我把在工地挣的钱，攒了两百块，寄回了家。

我在信里说，这是我的奖学金，让爹娘买点好吃的，把猪再买回来。

我也给李叔写了信。

信里，我详细地汇报了我的学习情况，我的生活。

我把我对未来的规划，一条条写给他看。

信的末尾，我写道：“李叔，请您放心，金娃没忘本。”

我不知道他看不看得到。

村里不通邮，信要寄到镇上，再由人捎回去。

但我必须写。

这像一个仪式，提醒着我，我是谁，我从哪里来。

大二那年，我凭着优异的成绩，拿到了一等奖学金。

八百块。

拿到钱的那一刻，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还给李叔。

但我没有。

因为我知道，他还不需要。我要用这笔钱，让自己变得更强。

我用奖学金，给自己买了一身新衣服，虽然是在地摊上买的。

我还买了一个小小的收音机，用来听英语广播。

我开始试着走出自己的小世界，主动和同学交流。

我加入了学校的文学社，我写的稿子，第一次在校报上变成了铅字。

我甚至鼓起勇气，去参加了英语演讲比赛，拿了三等奖。

我发现，当我不再被贫穷束缚住手脚时，世界也向我敞开了大门。

我变得自信、开朗起来。

我和林涛成了最好的朋友。

他会把他看过的书借给我，会教我怎么用电脑，会带我去吃他家乡的生煎包。

他从不问我家里的事，也从不以同情的眼光看我。

他只是把我当成一个平等的朋友。

大三那年，我恋爱了。

她叫苏雅，是英语系的系花。

她就像她的名字一样，文静，雅致，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

我们是在图书馆认识的。

那天，我正在看一本原版的《简爱》，她就坐在我的对面。

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她的长发上，像镀了一层金边。

我看得有些痴了。

她似乎感觉到了我的目光，抬起头，对我微微一笑。

我的心，漏跳了一拍。

后来，我们经常在图书馆遇到。

我们会聊书，聊电影，聊各自的梦想。

我知道她家境很好，父亲是教授，母亲是医生。

我一度很自卑。

我觉得自己像一只丑小鸭，站在白天鹅的身边。

是她主动向我表白的。

在学校的未名湖边，她对我说：“陈进，我喜欢你。我喜欢你的努力，你的真诚，你的才华。这些，和你的家庭背景无关。”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和苏雅在一起的日子，是大学里最美好的时光。

我们一起上自习，一起在操场散步，一起规划着我们的未来。

她会带我去听音乐会，教我跳交谊舞。

我也会带她去吃路边摊的烤串，告诉她我小时候在村里掏鸟窝、下河摸鱼的趣事。

她听得津津有味，眼睛里闪着光。

她说：“陈进，你的过去，也是你的一部分，我很喜欢。”

大学四年，转瞬即逝。

临近毕业，大家都在忙着找工作。

我凭着优异的成绩和出色的能力，同时收到了好几家国企和外企的offer。

其中一家深圳的外企，给出的薪水最高，试用期就有三千块。

三千块！

在1996年，这绝对是一个让人眼红的数字。

我几乎没有犹豫，就决定签约。

我想尽快挣钱。

我想让爹娘过上好日子。

我想把欠李叔的钱，连本带利地还给他。

我想给苏雅一个安稳的未来。

苏雅的父母一开始并不同意我们在一起。

他们觉得我这个农村出来的穷小子，给不了他们女儿幸福。

为了向他们证明自己，我带着我的签约合同，和苏雅一起回了她家。

苏雅的父亲，一个戴着金丝眼镜、看起来很儒雅的教授，仔仔细细地看了我的合同和大学四年的成绩单。

他沉默了很久，最后对我说：“年轻人，有冲劲是好事。但深圳那种地方，光有冲劲是不够的。”

苏雅的母亲则拉着苏雅的手，在一旁抹眼泪。

我知道，他们还是不放心。

我没有多做辩解。

我只是对他们说：“叔叔，阿姨，请你们相信我，也相信苏雅的眼光。我会用我的行动，证明一切。”

毕业典礼那天，我作为优秀毕业生代表，上台发言。

我穿着我用第一个月实习工资买的西装，站在聚光灯下。

台下，坐着我的老师，我的同学，还有特意从上海赶来的林涛，以及眼含泪光的苏雅。

我的目光，却仿佛穿透了时空，看到了陈家沟，看到了我那破败的家，看到了爹娘佝偻的背影，看到了李叔在屠宰场里挥刀的模样。

我的声音有些哽咽。

我说：“今天，我们站在这里，即将奔赴人生的下一个旅程。但无论我们走多远，飞多高，我们都不能忘记，我们从哪里出发。”

“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父母，是他们用血汗，铺就了我们脚下的路。”

“我们要感谢我们的老师，是他们用知识，点亮了我们前方的灯。”

“我们还要感谢那些，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向我们伸出援手的人。这份恩情，我们当铭记一生。”

“最后，我想对自己，也对所有的同学说一句：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台下，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我拿着毕业证，和苏雅一起，踏上了南下的火车。

深圳，这座充满机遇和挑战的城市，以它特有的炎热和潮湿，迎接了我们。

我像一棵被移植到新土壤里的树，拼命地扎根，生长。

外企的工作节奏快，压力大。

加班是家常便饭。

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中。

我学得很快，做得也很好。

仅仅半年时间，我就从一个实习生，转正，然后被破格提拔为项目小组的组长。

我的工资，也从三千，涨到了五千。

我第一时间，给家里寄去了一千块钱。

我在电话里，兴奋地对我爹说：“爹，以后我每个月都给你们寄钱！你们别再下地了，也别再省吃俭用了！”

电话那头，我爹沉默了很久，只是“哎，哎”地应着。

我能听到，他的声音里带着哭腔。

我也取了一千块钱，准备寄给李叔。

但我犹豫了。

我觉得，直接寄钱，太轻了。

这份恩情，不是一千块钱就能还清的。

我想等到我挣够了钱，亲自回到村里，把钱交到他的手上。

我要告诉他，我陈进，没有辜负他的期望。

我和苏雅在深圳租了一个小小的单间。

虽然拥挤，但很温馨。

我们一起规划着未来。

我们计划在深圳买一套房子，安一个家。

我们计划等工作稳定了，就把我爹娘也接过来。

生活，似乎正朝着我们梦想的样子，一步步前进。

然而，就在我以为一切都将一帆风顺的时候，一封来自老家的加急电报，像一颗炸弹，在我平静的生活里轰然炸响。

电报是村长发的，只有寥寥几个字：

“李满山病重，速归。”

我看到电报的那一瞬间，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李叔病了？

病重？

怎么会？

在我心里，李叔就像我们村口那棵老槐树，永远那么结实，那么硬朗。

他怎么会病倒？

我来不及多想，也来不及跟公司请假，直接冲到了银行。

我把我工作以来攒下的所有积蓄，一万两千块钱，全部取了出来。

苏雅看我神色慌张，问我出了什么事。

我把电报递给她看。

她看完，没有丝毫犹豫，立刻说：“我陪你一起回去。”

“可是你的工作……”

“工作可以再找，但人命关天。”她握住我的手，坚定地说，“他是你的恩人，也就是我的恩人。”

我看着她，眼眶发热。

我们买了最快一班飞往省城的机票。

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

飞机在云层中穿行，我的心却像被一块巨石压着，不断下沉。

从省城，我们又转了长途汽车，再从镇上，包了一辆颠簸的三轮车。

一路风尘仆仆。

当我再次站在陈家沟的村口时，已是两天后的黄昏。

村子还是那个村子，土路，土墙，一切都和我离开时没什么两样。

只是，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压抑的气氛。

我拉着苏雅，直奔李叔的家。

屠宰场没有开门。

那扇常年敞开的大门，此刻紧紧地关着，门上甚至挂了一把生锈的锁。

我心里“咯噔”一下，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

李叔家就在屠宰场后面。

院门虚掩着。

我推门进去，院子里静悄悄的。

堂屋里，传来说话声和压抑的哭声。

我冲了进去。

屋里挤满了人。

我爹娘，村长，还有几个村里的长辈。

李叔躺在床上，面色蜡黄，嘴唇干裂，整个人瘦得脱了形。

他紧闭着双眼，呼吸微弱，仿佛随时都会断掉。

床边，一个陌生的中年妇女在不停地抹眼泪。

我爹看到我，连忙迎了上来。

“金娃，你可算回来了！”

“爹，李叔他……他这是怎么了？”我的声音在发抖。

“唉，肝癌，晚期了……”村长叹了口气，摇了摇头。

肝癌，晚期。

这四个字，像四把尖刀，狠狠地插进了我的心脏。

我踉跄着走到床边，“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李叔……李叔！我回来了！我是金娃啊！”

我握住他那只枯瘦如柴、冰凉的手，眼泪决堤而下。

李叔的眼皮动了动，艰难地睁开了一条缝。

他浑浊的目光在我脸上逡巡了半天，才仿佛认出了我。

他的嘴唇翕动着，似乎想说什么，却发不出声音。

“医生怎么说？”我回头问村长。

“镇上的医院看过了，说……说没救了，让拉回来，准备后事吧。”

“不！我不信！”我猛地站起来，眼睛通红，“送到省城去！送到大医院去！一定有办法的！”

“金娃，你冷静点！”我爹拉住我，“去省城，那得花多少钱啊……李叔他……他没儿没女，就一个远房的侄女在这儿照顾着……”

我这才注意到床边那个陌生的妇女。

“钱我出！”我从包里掏出那沓厚厚的钱，拍在桌子上，“这里是一万二！不够我再去想办法！就算砸锅卖铁，我也要救李叔！”

屋里所有人都被我镇住了。

他们看着桌上那沓钱，眼神里充满了震惊。

在1996年的陈家沟，一万两千块，是一笔想都不敢想的巨款。

“金娃……这……这使不得……”床上的李叔，不知哪来的力气，竟然说出了一句完整的话。

“李叔！”我再次跪倒在他床前，泣不成声，“当年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我的命，是你给的！现在你病了，我怎么能不管！”

“这钱……是你娶媳妇的吧……”他喘着粗气，目光落在了我身后的苏雅身上。

苏雅走上前，也跪了下来。

“李叔，您好。我叫苏雅，是陈进的女朋友。”她的声音温柔而坚定，“钱没了可以再挣，但您一定要好起来。陈进不能没有您，我也不能让他留下终身的遗憾。”

李叔看着苏雅，浑浊的眼睛里，流下两行热泪。

他挣扎着，想抬起手，似乎想摸一摸苏雅的脸。

我赶紧握住他的手，放在苏雅的手背上。

“好……好孩子……”他喃喃地说。

在我的坚持下，我们用拖拉机把李叔送到了镇上，又连夜包车，送到了省城最好的医院。

一路上，我紧紧地抱着李叔，生怕他颠簸。

苏雅则不停地用湿毛巾，给他擦拭着额头。

到了医院，挂急诊，做检查，一系列的流程走下来，天已经亮了。

检查结果很快出来了。

和镇上医院的诊断一样，肝癌晚期，癌细胞已经全身扩散。

医生把我叫到办公室，很遗憾地告诉我：“病人的情况非常不乐观，已经失去了手术的机会。现在能做的，就是尽量延长他的生命，减轻他的痛苦。”

我站在走廊里，靠着冰冷的墙壁，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

苏雅走过来，从背后抱住我。

“陈进，别难过。我们尽力了。”

我把脸埋在她的肩膀上，像个孩子一样，放声大哭。

我恨。

我恨我自己，为什么不早点回来。

我恨老天，为什么这么不公平。

李叔住进了医院。

昂贵的进口药，一天就要花掉几百块。

我带来的那一万二，像流水一样花了出去。

不到一个月，就见了底。

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苏て雅。

我一个人，跑到医院外面，找了个公用电话，给我深圳公司的老板打了过去。

我向他预支了半年的工资。

老板很惊讶，但听我说明了情况后，还是同意了。

第二天，三万块钱就打到了我的卡上。

有了钱，李叔的命，暂时被吊住了。

他的精神，时好时坏。

清醒的时候，他会拉着我的手，跟我讲他年轻时候的事。

我才知道，他年轻时也曾是个读书人，考上了中专，却因为家里成分不好，被人顶替了名额。

他一气之下，离家出走，在外面闯荡了十几年。

后来，父母去世，他才回了村，心灰意冷，干起了杀猪的营生。

“金娃啊……”他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欣慰，“我这辈子，就这样了。但看到你，我觉着……我这辈子，值了。”

“我当年帮你，不是图你报答。”

“我就是……就是不想看到一个好苗子，被埋没了。”

“我不想让你……走我的老路。”

他的话，断断续续，却每一个字都砸在我的心上。

原来，他在我身上，看到了他自己当年的影子。

他不是在资助一个学生，他是在圆自己一个未了的梦。

苏雅每天都会来医院，给李叔擦身，喂饭，陪他说话。

她甚至学会了用我们家乡的方言，给李叔讲笑话。

李叔很喜欢她，每次看到她，精神都会好很多。

他常常对我说：“金娃，你找了个好媳妇。要好好待人家。”

一天下午，李叔把我单独叫到床边。

他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用布包着的东西，塞到我手里。

“这是……给苏雅的。”

我打开一看，是一只银手镯。

手镯的款式很老了，上面刻着细细的花纹，已经被磨得有些光滑。

“这是我娘留给我的……本来，是想留给我媳妇的……可惜啊……”他叹了口气。

“你替我……给她戴上。就当……就当我这个当叔的，给你们的见面礼。”

我拿着那只沉甸甸的银手镯，再也说不出一句话。

李叔在医院里，撑了三个月。

最后那几天，他已经陷入了深度昏迷，全靠呼吸机和营养液维持着。

医生找到我，说已经没有意义了。

我签了字，同意放弃治疗。

我们把李叔，带回了陈家沟。

落叶归根。

回到家的第二天晚上，李叔走了。

走的时候，很安详。

我爹娘，苏雅，还有我，都守在他的身边。

按照他的遗愿，我们没有大办丧事。

只是把他安葬在了村后的山坡上，和他父母的坟，挨在一起。

坟前，我亲手立了一块碑。

碑上，我没有刻“恩人”，也没有刻“叔叔”。

我只刻了两个字：

“父亲”。

李叔的后事办完，我在村里多待了几天。

我用剩下的钱，给家里翻盖了新房，买了电视机和洗衣机。

我还拿出了一部分钱，捐给村里的小学，给孩子们换了新的桌椅。

村里人看我的眼神，彻底变了。

不再是同情，也不再是幸灾乐祸。

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尊敬。

他们都说，陈家沟出了条真龙。

只有我自己知道，我不是龙。

我只是一只，被恩情托举着，才得以飞上天空的笨鸟。

离开村子前，我又去了一趟李叔的坟前。

我把那只银手镯，戴在了苏雅的手腕上。

阳光下，手镯泛着温润的光。

“李叔，”我对著墓碑，轻声说，“您放心，我这辈子，都不会忘了我是谁，我从哪里来。”

“我也不会忘了，做一个像您一样的人。”

我和苏雅，回到了深圳。

我辞去了外企的工作。

我和林涛，还有另外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创办了一家属于我们自己的软件公司。

创业的路，比我想象的还要艰难。

我们没日没夜地写代码，跑客户。

最困难的时候，我们连办公室的租金都交不起。

但我们都挺过来了。

因为我的心里，始终记着李叔的那句话。

“别忘本。”

这三个字，是我的信念，也是我的力量。

几年后，我们的公司慢慢走上了正轨，在行业里小有名气。

我在深圳买了房子，买了车。

我把爹娘接到了身边，让他们安享晚年。

我和苏雅也结了婚，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

我给他取名叫“陈念”。

思念的念。

每年清明，我都会带着妻儿，回到陈家沟。

回到那个生我养我的地方。

我会带儿子去李叔的坟前，给他磕头。

我会告诉他，这里躺着的，是他的爷爷。

是一个，改变了他父亲一生命运的，伟大的普通人。

如今，陈家沟也变了样。

泥泞的土路，变成了平坦的水泥路。

破败的土坯房，变成了一栋栋漂亮的小楼。

村里很多人家，都买了小汽车。

当年我捐助的那个小学，已经扩建成了镇上的重点小学。

听说，每年都有好几个孩子，能考上大学。

每次回去，村长都会拉着我的手，感慨万千。

“金娃，多亏了你啊！你是我们陈家沟的骄傲！”

我总是笑着摇摇头。

我不是什么骄傲。

我只是一个，被时代和善意推着走的幸运儿。

前年，林涛的公司上市了。

庆功宴上，他喝多了，抱着我，哭得像个孩子。

他说：“陈进，你知道吗？我这辈子，最佩服的人就是你。”

“你身上有股劲儿，我没有。”

我拍着他的背，笑了。

我知道他说的那股劲儿是什么。

那是在贫瘠的土地上，磨砺出的坚韧。

那是在绝望的深渊里，被一双粗糙的大手，拉上来时，刻在骨子里的感恩。

如今，我也年近五十了。

鬓角已经有了白发。

儿子也长大了，今年刚考上大学，和我当年一样，也是长安大学。

送他去学校报到的那天，我看着他朝气蓬勃的背影，消失在气派的校门口。

我的眼前，又浮现出二十多年前的那个夏天。

那个捏着录取通知书，既兴奋又绝望的少年。

那个在屠宰场里，光着膀子，满身煞气，却给了我整个世界的屠夫。

“去吧，别忘本。”

那句话，像一声钟鸣，在我耳边，回响了半生。

我转过身，对身边的苏雅笑了笑。

“走吧，回家。”

夕阳的余晖，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我知道，人生的路，还有很远。

但无论我走到哪里，我的根，永远在那个叫做陈家沟的小村庄。

在那个，埋着我“父亲”的山坡上。

来源：马铃薯是白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