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般人没了爱人,嘴里说的是悲,是痛,他倒好,用的是个“骄”字,骄傲的骄。
喊自己的老婆叫“骄杨”,这事儿听着就有点怪。
一般人没了爱人,嘴里说的是悲,是痛,他倒好,用的是个“骄”字,骄傲的骄。
这里头的水,可深着呢。
就这一个字,牵出来的不光是一段生离死别,还有一沓子在墙缝里藏了半个多世纪,收信人到死都不知道的家信。
故事得从那场不怎么“合规矩”的婚事说起。
1920年的长沙,那会儿结婚,讲究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还得有三书六礼。
可毛泽东跟杨开慧,俩人自己对了眼,没搞那些繁文缛节,就请亲戚朋友吃了几桌饭,对外宣告:“我们成家了。”
这在当时,算是顶新潮、也顶扎眼的事。
杨开慧不是普通人家的姑娘。
她爹是杨昌济,当时在北大当教授,是文化圈里响当当的人物。
杨开慧从小跟着父亲,见识和思想都比同龄人开阔。
毛泽东是她爹最得意的学生之一,经常带着一帮同学上杨家,一聊就是大半宿,聊的都是怎么救国救民的大事。
杨开慧就在旁边听着,也不怎么插话。
她在日记里写,自己早就从父亲的夸奖和毛泽东那些文章里,喜欢上这个湖南青年了。
这不是小姑娘看帅哥那种喜欢,这是脑子对脑子的共鸣。
起初,毛泽东还真没太注意这个老师家里文静的“小师妹”。
直到有一回,大伙儿都在讨论去法国勤工俭学的事,都觉得毛泽东肯定也会去。
只有杨开慧悄悄跟她爸说:“润之不会走的,他的根在中国,他有自己的打算。”
这话传到毛泽东耳朵里,他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
自己那些还没跟人掰扯清楚的大志向,这个平时不多话的姑娘,居然一眼就看透了。
这哪是看人,这是看心啊。
从那一刻起,两个人的关系才算真正拉近了。
新婚没多久,1921年,毛泽东因为革命工作得离开长沙。
大晚上的,一个人躺在旅馆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想老婆想得心里跟翻江倒海似的。
于是爬起来,就着昏暗的灯光写了首词,《虞美人·枕上》:“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
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
这首词,你要是把它放到他写的那些“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诗里头,会觉得特别另类。
没有半点豪言壮语,全是小夫妻之间那点思念的腻歪劲儿。
这几乎是他这辈子唯一一首纯粹写儿女情长的婉约词,是他心里最软的那块地方。
后来几十年,他还老是拿出来改,宝贝得不行。
时间快进到1923年,他因为组织工人运动,被湖南的军阀头子赵恒惕下了“通缉令”,必须马上走。
临走前,他又写了一首《贺新郎·别友》给杨开慧,里头有句词:“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
杨开慧看了就问,怎么是“别友”,不是“别妻”?
毛泽东当时回答得特别干脆:“我们是革命夫妻,既是两口子,也是战友。
要是这两样有冲突,那战友就比夫妻重要。”
这句话,杨开慧是真听进去了,也成了她后半辈子的行动准则。
她明白,她爱上的这个男人,不只属于她一个人,他属于那个风雨飘摇的中国。
真正的生离死别,发生在1927年的秋天。
那年,“四一二”之后,到处都是白茫茫的一片,抓人、杀人,血流成河。
毛泽东在长沙的家里,吃完了杨开慧做的最后一顿饭,菜是她特地加的豆豉炒辣椒。
饭后,他告诉妻子,他要去湘赣边界闹革命,搞秋收起义。
这条路,九死一生。
杨开慧想跟着去,他没同意,让她带着三个娃回板仓乡下躲着。
那天晚上的月光,冷得跟水一样。
在板仓老家的屋外,毛泽东拉着杨开慧的手,声音压得很低:“我这一走,说不好就回不来了。
要是我牺牲了,你一定得把孩子们带大,让他们接我的班。”
杨开慧眼泪在眼眶里打转,重重地点了点头。
她就这么站在路口,看着丈夫的身影一点点被浓得像墨一样的夜色吞掉。
谁也没想到,这一眼,就是一辈子。
接下来的三年,日子难熬。
杨开慧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身边全是敌人的眼线,每天都提心吊胆。
她不知道丈夫是死是活,只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把那份牵肠挂肚的思念写在纸上。
她怕这些东西被搜走,就用蜡纸小心翼翼地包好,塞进卧室土砖墙的缝隙里。
其中有这么几句:“天阴起朔风,浓寒入肌骨。
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
…
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
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
她担心他脚上的旧伤好了没,担心他天冷有没有厚衣服穿,担心他一个人睡的时候会不会也觉得凄凉。
这些话,句句都是一个妻子最实在的挂念。
可这些信,永远也寄不出去了。
1930年,因为叛徒出卖,杨开慧被捕。
在监狱里,敌人让她公开宣布跟毛泽东脱离关系,只要她点头,就能活。
她拒绝了,只说了一句:“我死不足惜,但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
同年11月14日,她在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被处决,年仅29岁。
而那些藏在墙缝里的信,就那么静静地躺着,一躺就是52年。
时间跳到1957年,杨开慧牺牲已经27年了。
她的老同学兼好友李淑一给毛泽东写信,信里提到了自己为革命牺牲的丈夫柳直荀,也顺便问问,能不能把毛泽东当年写给杨开慧的那首《虞美人·枕上》抄给她一份。
这封信,就像一块小石子,丢进了毛泽东心里那片看似平静的湖。
他回信让李淑一有空替他去板仓给杨开慧上上坟,然后提笔写下了一首传遍后世的《蝶恋花·答李淑一》:“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
这首词厉害的地方在于,它没有哭哭啼啼,没有一味地诉说悲痛。
他用了一种谁也想不到的想象力,给自己的爱人和战友,在天上安排了一个好去处。
他说,杨开慧和柳直荀的魂魄变成了杨花柳絮,飘到了月亮上。
月宫里的吴刚捧出了桂花酿的酒,嫦娥也甩着长袖子跳起舞来,欢迎这些从人间来的英雄。
最后,当他们听说人间革命胜利的“捷报”时,激动得掉下眼泪,那眼泪就化作大雨,洒回了养育他们的土地。
失去的痛苦,被他这么一写,就升华了。
后来,他的老朋友章士钊问他,为啥要用“骄杨”这个词?
毛泽东的回答斩钉截铁:“女子为革命而牺牲,我为她感到骄傲,所以我称她为‘骄杨’。”
一个“骄”字,是他对杨开慧一生选择的最高评价。
在他心里,她不光是他的妻子,更是让他感到自豪的革命同志。
这俩人的感情,早就不是简单的男女之爱了。
它跟青春、理想、热血和整个国家的命运都捆绑在了一起。
毛泽民的夫人朱旦华后来感慨说,这种拿命和灵魂去谈的恋爱,早就超越了时空。
1982年,工人在修缮杨开慧板仓故居时,撬开了那面砖墙,发现了那些用蜡纸包裹的手稿。
纸张已经泛黄,墨迹也有些模糊,但那些发自肺腑的字句,在黑暗中等待了半个多世纪后,终于重见天日。
而她日夜思念的那个“远行人”,在六年前也已经去世了。
参考文献: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1893-1949)》.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朱旦华口述,朱小华整理. 《我所知道的毛泽东与杨开慧的爱情》. 《党的文献》. 200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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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闲谈夜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