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可控核聚变技术完全不成熟，技术路线之争极大，盲目投入巨大资金，会使得我国遭受巨大经济损失！”中国科学院院士、物理学家何祚庥的这番表态，在核聚变“终极能源”的狂热叙事中，犹如一剂冷静的清醒剂。当全球都在角逐这一被誉为“能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技术赛道，我国“国家

“可控核聚变技术完全不成熟，技术路线之争极大，盲目投入巨大资金，会使得我国遭受巨大经济损失！”中国科学院院士、物理学家何祚庥的这番表态，在核聚变“终极能源”的狂热叙事中，犹如一剂冷静的清醒剂。当全球都在角逐这一被誉为“能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技术赛道，我国“国家队”与民营企业纷纷加码布局之时，何祚庥的警示并非危言耸听，而是直指当前核聚变研发领域的核心矛盾——技术成熟度不足与路线争议未决下，巨额资金投入背后的潜在风险。

何祚庥所言的“技术完全不成熟”，并非否定核聚变的科学可行性，而是直指其从实验室走向商业化的漫长鸿沟。可控核聚变的核心目标是实现“持续稳定的能量输出大于输入”，这一目标至今仍未被真正突破。美国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2022年宣称实现的核聚变“净能量增益”，细究之下只是产生能量略大于单次驱动激光能量，远未覆盖整个系统的电能消耗，更不具备实际应用价值。即便是我国“东方超环”实现的1亿摄氏度1000秒“高质量燃烧”、“中国环流三号”达成的“双亿度”里程碑，也只是在等离子体约束时间和温度上取得的阶段性进展，距离商业化所需的“长时间、高稳定、低损耗”要求仍有天壤之别。

更关键的是，核聚变技术至今没有形成统一的主流路线，路线之争的激烈程度远超外界想象，这正是何祚庥担忧的核心症结之一。目前全球核聚变研发形成了两大主流方向：磁约束与惯性约束。我国“国家队”押注磁约束路线中的托卡马克技术，从EAST到BEST再到规划中的CFEDR，构建了循序渐进的研发体系，但国际合作的ITER项目屡屡延期，商业化时间表一推再推，仅示范堆CFEDR的造价就高达1000亿元人民币，后续规模化建设成本更是难以估量。美国则偏向惯性约束中的激光路线，但其国家点火装置（NIF）面临低成本靶丸生产和激光高频驱动的双重难题，商业化路径尚不清晰。

除了这两大主流路线，民营企业还在探索更具挑战性的小众路线。我国新奥集团耗费8年、投入超40亿元，选择了难度更高的氢硼聚变路线，宣称其具有燃料无限、无放射性等优势，但该路线需要10亿度的工作温度，比主流氘氚聚变高出近一个数量级，技术门槛极高。更值得警惕的是，新奥所谓的“百万安培放电”等突破，既未经过同行评议，也未在权威期刊发表详细数据，其真实性与可行性仍存巨大争议。美国企业同样在多元探索，磁化套筒惯性聚变、改良场反位形技术等路线并行，进一步加剧了技术路线的碎片化。这种“群雄逐鹿”的格局看似热闹，实则意味着研发资源的分散，也让“押对路线”的风险陡增，一旦投入巨资的路线被证明不可行，前期投入将面临血本无归的境地。

盲目投入巨额资金的隐忧，在我国核聚变研发的“大干快上”态势中愈发凸显。国家层面，中国聚变能源有限公司已组建，七家央企及地方国企共同注资150亿元，后续示范堆、商业堆的投入更是数以千亿计；民营企业层面，除了新奥的40亿元投入，能量奇点等初创公司也在加速融资，目标是数十亿级别的装置建设。但这些投入面临着“投入产出严重失衡”的风险：即便一切顺利，业内普遍预测核聚变大规模商业化推广也要等到2040年之后，部分企业宣称的2035年点亮聚变电站更像是乐观的噱头。

对于我国而言，这种长期、巨额的投入还可能挤压其他能源领域的资源。当前我国在可再生能源、储能技术、传统能源清洁化等领域仍有大量亟待突破的关键技术，这些技术的成熟度更高、见效更快，能更直接地服务于“双碳”目标和能源安全。何祚庥的警示，本质上是呼吁一种“量力而行、科学布局”的研发态度——核聚变的未来值得期待，但不能脱离技术发展的客观规律，更不能以“赌国运”的心态盲目加码。

当然，警惕盲目投入并非否定核聚变研发的价值。作为可能彻底解决人类能源危机的终极方案，核聚变的科学探索意义重大，但这种探索应当建立在“循序渐进、风险可控”的基础上。何祚庥的担忧，为狂热的核聚变赛道敲响了警钟：技术不成熟、路线争议大的现实面前，我们需要的是更多冷静的科学论证、更审慎的资金规划，而非被“终极能源”的光环裹挟，陷入“为了竞争而竞争”的资金消耗战。唯有如此，才能避免巨大的经济损失，让核聚变研发真正走在稳健、可持续的道路上。

来源：怀疑探索者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