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约瑟夫·斯大林下葬的那天，全世界的头等大事，不是讨论谁来接掌苏联，而是一个中国人什么时候能回家。

在约瑟夫·斯大林下葬的那天，全世界的头等大事，不是讨论谁来接掌苏联，而是一个中国人什么时候能回家。

这事听着就离谱。

1953年3月的莫斯科，冰天雪地，红场上站满了苏联的顶层人物和几十万群众，气氛凝重得能拧出水来。

就在这种场合，斯大林的灵柩还摆在那儿，新中国的总理周恩来，走到了赫鲁晓夫跟前，不咸不淡地扔下了一句话：“我们希望，贵国能让我们的一位同志尽快回国。”

周围的苏联高官，耳朵都竖起来了。

赫鲁晓夫的表情肯定很精彩。

在全世界的镜头底下，在老领导的葬礼上，一个外国总理，不按套路出牌，开口不是悼念，而是要人。

这跟在人家婚礼上讨债有什么区别？

这得是多大的人物，才值得周恩来冒着外交失礼的风险，当着全世界的面，硬邦邦地提出来？

这个人叫唐铎。

一个在当时的中国，没几个人知道的名字。

但在苏联，他是个传奇，一个飞在苏联天空，身上却流着中国血的王牌飞行员。

他的人生，被斯大林死死攥在手里28年，直到斯大林死了，才有了松动的可能。

故事得从头说起，那会儿的中国，还是大清的尾巴。

1904年，唐铎生在湖南益阳。

那年头，有志气的年轻人都憋着一股劲，想给这个积弱的国家找条出路。

唐铎也是其中一个，他先是跑去法国勤工俭学，亲眼见识了西方的工业有多厉害，特别是飞机，那玩意儿在他心里扎了根。

他觉得，中国要想不挨打，就得有自己的翅膀。

他回国后，进了孙中山办的广东军事飞机学校，算是科班出身了。

可那时的中国，连造一架像样的飞机都费劲，学得再好，也只是纸上谈兵。

转机在1925年，他被选中，作为第一批公派生，送去了苏联。

那地方，是当时所有红色理想青年的圣地。

他进了谢尔普霍夫斯克高级空中射击学校，这名字听着就带劲，是专门培养顶尖飞行员的地方。

唐铎简直就是为飞行而生的。

苏联的教官们很快就发现，这个不怎么爱说话的中国小伙子，一上天就变成了另一个人。

他的飞行技术和射击准头，在那些五大三粗的苏联学员里头，都是拔尖的。

1933年，莫斯科红场阅兵，这是他人生第一个高光时刻。

他作为飞行编队里唯一的中国人，驾驶着战机，从克里姆林宫上空呼啸而过。

检阅台上的斯大林，用望远镜注意到了这个技术好得不像话的东方飞行员。

阅兵一结束，斯大林不但夸他是“英勇的雄鹰”，还破天荒地请他吃了顿饭。

对一个外国年轻人来说，这是天大的荣耀。

唐铎以为，自己航空救国的路，这下稳了。

他哪里想得到，这份来自最高领袖的青睐，其实是一副用黄金打造的镣铐，已经悄悄锁在了他脚上。

好景不长。

三十年代后期的苏联，政治空气越来越紧张，“大清洗”的阴影到处都是。

斯大林的多疑，被放到了最大。

他看谁都像间谍。

唐铎的外国人身份，这时候就成了他最大的麻烦。

你技术再好，再忠诚，但在那个非黑即白的年代，你的出身就是原罪。

斯大林开始嘀咕：这个中国人，会不会是日本人或者别的什么人派来的？

猜忌一旦开始，信任就碎了一地。

昨天还是座上宾，今天就成了监控对象。

1938年，唐铎直接被抓进了监狱。

要不是当时中国代表团反复交涉，力证他的清白，他可能就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虽然人是放出来了，但他的飞行生涯也算完了。

他被剥夺了上天的权利，安排到航校当个地面教官。

曾经的雄鹰，翅膀被折断了，只能在地上看着别人飞。

他心里那股火，憋得难受。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眼看战友们一批批开赴前线，血洒长空，唐铎急得不行。

他一封接一封地给斯大林写信，就一个请求：让他上战场，让他去打德国人。

斯大林的回应，冷得像西伯利亚的冰：“谁都可以上战场，唯独唐铎不行。”

这话听着像是保护，实际上是最狠的囚禁。

斯大林不信任他，但又舍不得他的才华，更不愿放他走。

他就像一件珍贵的、但又来路不明的古董，斯大林宁愿把他锁在保险柜里，也不肯拿出来用，更别提还给原来的主人。

唐铎就这么被困住了，困在一个由“欣赏”和“猜忌”编织的笼子里。

转机出现在1944年。

战争打得太惨了，苏联空军的飞行员损失巨大，前线告急。

实在没人用了，斯大林这才松了口。

唐铎终于被批准重返蓝天，还被任命为空军第74强击机团的副团长。

压抑了这么多年的战斗欲望，一下子全爆发了。

唐铎开着强击机，像疯了一样扑向德军的阵地。

他的战术打法，又狠又准。

有一次关键的突袭，他一个人一架飞机，追着德军的坦克打，一口气干掉了16辆。

这种战绩，把苏联人都看傻了。

在连续几十天的战斗里，他好像不知道疲倦，打出了王牌飞行员的风采。

战报传回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之前的猜忌，全变成了毫不掩饰的占有欲。

唐铎不再是“可疑的外国人”，而是“苏联人民的英雄”、“斯大林的雄鹰”。

他被授予了红旗勋章、列宁勋章，成了宣传里的明星。

战争胜利了，唐铎以为自己终于可以回家了。

新中国已经成立，百废待兴，正是需要他这种顶尖人才的时候。

他一次又一次地向苏联方面递交回国申请。

可这些申请信，全都石沉大海。

斯大林的态度很明确：唐铎是苏联的功臣，是苏联培养出来的军事专家，理应留在苏联。

他甚至被授予了苏联空军少校军衔，后来又晋升为近卫军中校，还安排他在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深造。

他有了苏联妻子和家庭，看起来已经完全融入了苏联社会。

但这都不是他想要的。

他心里惦记的，还是湖南老家，是那个一穷二白、急需建立自己空军的祖国。

他被当成了一个活的“战略资产”，一个苏联航空教育成功的典范，被“珍藏”了起来。

斯大林在世一天，他就别想离开。

时间就这么拖到了1953年。

斯大林死了，整个苏联的权力格局都在晃动。

周恩来敏锐地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在葬礼上提出这个要求，看似不合时宜，实则是最高明的外交施压。

赫鲁晓夫和他的同僚们，正急于摆脱斯大林的阴影，向世界展示一个“新”的、更友好的苏联形象。

而中国，是当时苏联最重要的盟友。

拒绝盟友总理在一个如此公开场合提出的、合情合理的要求，会显得非常小气，等于是在延续斯大林的霸道作风。

赫鲁晓夫几乎没怎么犹豫。

斯大林亲手打的“死结”，被他的继任者轻轻一句话就解开了。

唐铎回国的申请，很快就被批准。

1953年4月，已经49岁的唐铎，带着他的苏联妻子和孩子，踏上了返回中国的列车。

离开时还是个热血青年，回来时已是两鬓斑白。

他没有机会为中国的解放战争驾驶战机，但他把自己在苏联学到的所有知识，都投入到了新中国空军的建设中。

他参与创办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空军工程系，也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哈军工”，为中国培养了第一代自己的空军技术专家。

1983年，唐铎去世。

遵照他的遗愿，他穿着一身苏联空军少将军服下葬。

那身军服上，挂着他为保卫苏联而获得的勋章，也承载了他那段长达28年，身在异乡、心系故土的复杂岁月。

参考资料：

唐炎，唐亚。

《我的父亲唐铎》。

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

王晓华。

“被斯大林强留28年的中国战鹰唐铎”。

《党史纵览》，2011年第10期。

《周恩来年谱（1949—1976）》。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Khrushchev, N. S. Memoirs of Nikita Khrushchev: Volume 2, Reformer (1945-1964). Pen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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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招财赞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