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沉默的荣耀》一剧热播后，蔡孝乾也被越来越多人熟知，正是他的叛变，导致了地下工委受到重创，并造成多位带下工作人员被捕和遇害，不过，这里很多人存在一个误区，那就是认为在蔡孝乾叛变后，遭到致命打击的地下工委已经全军覆没了。
《沉默的荣耀》一剧热播后，蔡孝乾也被越来越多人熟知，正是他的叛变，导致了地下工委受到重创，并造成多位带下工作人员被捕和遇害，不过，这里很多人存在一个误区，那就是认为在蔡孝乾叛变后，遭到致命打击的地下工委已经全军覆没了。
而实际上，地下工委并没有因为这次重创全军覆没，反而在不久后就完成重组并形成了一定规模，地下活动也重新得以展开。
能在蔡孝乾叛变后，且在保密局特务根据其供述的名单疯狂抓人的情况下，地下工委仍能完成重组继续开展工作，听上去好像不太可能，毕竟当时台湾的白色恐怖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程度，但这确实是做到了，之所以可以做到这一点，需要从当时台湾地下党的组成部分说起。
受电视剧的影响，有不少人对这一段历史的认知，是在蔡孝乾叛变后，台湾地下党“全军覆没”了，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台湾地下党，其实是一个比较庞大和笼统的称呼，从组织层级上来讲，当时台湾的地下党主要分为我党地方组织派过去的人员以及各隐蔽战线人员两大部分。
先说党的地方组织。
所谓地方组织，简单来说就是我党各地省委以及华东局这类单位所领导的地下情报人员，比如在当时，福建省委闽西南区党委、上海市委乃至福建省委，都往台湾派去有情报人员，并且，也都分别建立了“台湾工委”。
只不过，这些“台湾工委”虽说名字一样，但却隶属于不同的上级领导，像蔡孝乾所在的台湾工委，便是隶属于华东局领导之下的。
而在这些“台湾工委”之中，规模最大、成员最多的，就是有蔡孝乾一手组建和领导的台工委，该工委先后在台湾的中部、南部和北部建立了基层组织，同时也在学生、工人中广泛开展工作，成立了学生、工人运动委员会，另外还建立有邮电总支部等部门。
至于人数上，据已公开的资料显示，截止到1949年底，该工委拥有党员近千人（一说是1300余人），进步人士和积极分子则高达数千人。
除了地方组织外，还有就是隐蔽战线，隐蔽战线主要是指那些对外身份是国民党官员或家属之人，其主要任务就是按照组织安排，潜赴台湾后进行策反和搜集情报工作。
比如在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榜单上排在53组第二名的章丽曼烈士，她的任务就是计划策反时任国民党军官的丈夫王建文，但遗憾的是，章丽曼策反工作虽然成功了，但夫妻二人却被特务跟踪抓捕，最终遭到杀害。
在地方组织和隐蔽战线两大板块之下，就是隶属于不同单位、不同部门的情报组了，而我们熟悉的吴石将军，就是隶属于华东局的“吴石情报组”，除了他这个情报组之外，还有所属中央社会部的“洪国式情报组”、所属冀中军区敌工部的“于非情报组”等等。
而上述这些组织之间，各自有各自的人员，各自也有各自的上级，换而言之，就是互不隶属、互不知情，相互之间更没有联系。
用一句大白话来说就是，如果不是同一个隶属，即便是两个同为我党派过去的情报人员，两人也不存在认识且知道对方也是自己人的情况。
甚至，就算是同样隶属于一个部门，但因为不是同一个系统，也基本不可能知道对方的底细。
像蔡孝乾的台工委，与吴石其实都隶属于华东局，但两人在事发之前，根本就不认识也互相不知道，原因就在于，两人分属不同系统，按照情报工作原则，两人是不能存在交叉和交集的。
而之所以后来会出事，一方面是因为共有一个交通员朱枫，另一方面就是蔡孝乾拜托朱枫帮他给自己的妻妹办一张通行证，直接导致了吴石与蔡孝乾产生了交叉，最终造成吴石将军暴露。
理清了当时台湾地下党的关系，我们再来说蔡孝乾所在的台工委。
蔡孝乾所在的台工委，创立于1946年，当时蔡孝乾受组织委派返回台湾建立党组织，而在他抵达台湾之前，已经有包括张志忠（后任台工委武装部长）等首批干部抵台，之后，在蔡孝乾等人的不断努力下，台工委不仅得以创建并得到了极大发展，规模也日渐壮观。
但随着国民党军队败退台湾，台工委面临的局势就愈发复杂起来，老蒋为巩固其在台湾的统治，以便保住最后一块能让自己落脚的地方，自然不会容忍地下党存在，而造成台工委崩盘的第一个多诺米骨牌，也就是“光明报一案”发生后，老蒋更是大为震怒，要求保密局针对此事严查、严惩，否则“提头来见”。
在这种情况下，特务们自然不敢怠慢，于是，一张针对地下工委的“大网”，便扑面而来。
而所谓“光明报一案”，是指发生在1949年8月，保密局查获的光明报秘密印刷地点一事，光明报时台工委的进步刊物，主要内容就是宣传革命思想，为解放台湾做准备，而最开始，是因为国民党高官办公室（一说是陈诚的办公室）被人塞进去一份光明报，继而引起了特务注意并展开搜查，最终特务根据多个线索，查到该报是在基隆中学印刷出来的。
至于特务们是怎么查到基隆中学头上的，网上有好几个不同的说法，有说是一个叫王明德的学生被家长举报后被捕，因熬不住酷刑供出来的，还有说法是说一个叫戴传李的学生供认的，另外还有说是特务们根据报纸的字体分析出，能十分隐蔽且能大批量印刷的一定是学校，之后逐一排查，最终锁定了基隆中学。
具体是哪一种说法，尚无准确资料参考，但不管是哪一种，最终的结果就是造成时任基隆中学校长的钟浩东被捕，而钟浩东的另一个身份，正是台工委基隆工委书记。
而在钟浩东被捕后，特务们顺藤摸瓜，又抓捕了台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的陈泽民，而陈泽民是真正意义上的台工委高层，他的被捕，那就直接威胁到了台工委核心，与他同时被捕的，还有高雄工委班子四十余人。
再往后，就是台工委武装部长张志忠的被捕了，也就是说，在蔡孝乾尚未被捕前，台工委就损失了两个核心人物，加上包括基隆、高雄等支部遭到破坏，意味着这个由蔡孝乾一手创立的台工委，已经处在了半瘫痪状态。
而在蔡孝乾被捕之初，曾利用特务松懈一度逃了出去，但很快又被抓获，而二次被抓后，迅速叛变，出卖了大量地下工作人员，这就让本就遭到重创的台工委受到了致命一击。
不过，即便是蔡孝乾叛变，地下工委并未彻底覆灭，仍有部分人员躲过了一劫，这其中，曾任地下工委台南工委负责人的陈福星，就是其中之一。
陈福星是土生土长的台南人，1946年秋，由返回台湾开展地下工作的蔡孝乾批准入党，并在当年年末开始担任台南工委负责人。
蔡孝乾二次被捕后，陈福星靠着多人掩护躲过了特务抓捕，随后到1950年5月，陈福星设法与华东局取得了联系，报告了当时台工委的现状以及尚在活动中的党员人数，之后，陈福星牵头召开了幸存的地下人员会议。
会议上，陈福星提出要重整地下党组织，经过一番努力后，新的台工委于1951年春正式成立，由陈福星担任工委书记。
不仅如此，结合蔡孝乾时期出现的工作方向上的失误，新的台工委根据当时的形势，对方针方向进行了调整，具体为“在劳动中求生存、求安全、求发展”，基于这个策略，新工委主要的活动范围暂时定在桃园、新竹等山区地带，依托这里的地形，同时团结当地农民群众，继而建立革命根据地。
严格来说，这个策略还是相当不错的，事实上最开始新的台工委也确实得到了发展，人员上达到一定规模，在群众中也有了不错的基础，如果能有更多的缓冲时间，那么新的台工委也将大有作为。
但是，外部的环境，却不允许新的台工委有发展的时间。
蔡孝乾叛变后，除了供出了大量地下工作人员外，还多次通过报纸、电台公开喊话，呼吁那些还在苦苦坚持的地下党员“自首”，本身他的叛变就给组织上造成了极大损失，而他的公开喊话，更是在精神上给地下工作人员造成了不小伤害。
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人坚持不住，而陈福星就是这样遭到了暴露，最终被特务抓捕。
而被捕之后，陈福星与蔡孝乾一样马上叛变，而他叛变后，更是亲自带着国民党特务和军警来到之前工作的苗栗山区挨家挨户抓人，正因如此，又有多达500余人被捕。
刚刚完成重建的组织再次遭到严重破坏，领导人也叛变投了敌，这就让剩余还在坚持的地下工作人员，面临前所未有的艰难时刻。
一方面，随时都有暴露危险，另一方面，组织都被破坏到这种程度，还有继续坚持下去的意义吗？
再加上山区生活清苦，因此，一部分意志不坚定的人就主动走出来选择了“自首”。
但即便是面临组织被破坏、领导人叛变乃至身边的战友一个接一个投敌了的艰难情况，仍然有继续坚持斗争、苦苦等待解放军的不屈革命者，他们或是隐匿山野，隐姓埋名过着艰苦的日子，或是在明知道随时可能会被抓捕的情况下，仍想方设法继续发展，这些人中，有不少最终都遭到了国民党的抓捕杀害，也有一小部分幸存了下来，但不管是牺牲的还是活下来的，他们始终没有向敌人低头，更没有投降。
而这些人中，有些留下了名字，还有一些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他们的付出和牺牲，永远值得我们铭记。
来源：史晓生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