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飞蝗蔽空日无色，野老田中泪垂血。”这是明代诗人郭登笔下蝗灾的惨状。从《诗经》里“螽斯羽，诜诜兮”的记载，到1944年河南的蝗虫灾害导致300万人流离失所的近代悲剧，蝗虫——这种小小的昆虫，曾是悬在中国农民头顶数千年的“利剑”。

“飞蝗蔽空日无色，野老田中泪垂血。”
这是明代诗人郭登笔下蝗灾的惨状。从《诗经》里“螽斯羽，诜诜兮”的记载，到1944年河南的蝗虫灾害导致300万人流离失所的近代悲剧，蝗虫——这种小小的昆虫，曾是悬在中国农民头顶数千年的“利剑”。

但今天的年轻人，大多只在历史课本或纪录片里见过它的“凶名”。农田里的蝗虫为何越来越少？曾经让古人束手无策的“虫灾”，究竟是如何被“驯服”的？

一、千年“虫祸”：蝗虫为何能“横行”中国农业史？

要理解蝗虫的“消失”，得先明白它为何曾如此“嚣张”。

蝗虫的生存逻辑，本质是“环境依赖型爆发”。它的卵喜欢埋在干燥疏松的土壤里，幼虫（蝻）需要啃食禾本科植物（小麦、玉米、水稻等）才能生长，而成虫则具备长途飞行能力——一旦条件适宜，一只雌蝗可产卵300～400粒，虫卵在20℃以上的干旱环境中20天就能孵化，短短几个月就能形成“亿级虫群”。

中国古代的农业环境，恰好为蝗虫提供了“温床”：

· 粗放种植与荒地遍布：传统农耕“靠天吃饭”，灌溉系统不完善，干旱年份荒地裸露，成为蝗虫产卵的“天然产房”；

· 生态链断裂：过度开垦导致植被破坏，青蛙、麻雀、寄生蜂等蝗虫天敌数量锐减，失去自然制约；

· 防控技术落后：古人只能靠“人工捕捉”（如挖虫卵、点火驱蝗），效率低下，往往“灭蝗不成反成灾”。

据《中国蝗灾史》统计，秦汉至清末的2000多年里，中国发生蝗灾超过800次，平均每2～3年就会在局部区域爆发一次大的蝗灾，严重时庄稼颗粒无收，百姓易子而食。

二、从“被动抗灾”到“主动防控”：中国如何切断蝗虫的“生存链条”？

如今蝗虫的“退隐”，并非偶然，而是生产方式的变革、生态治理、科技突破协同作用的结果。这背后，藏着一套“全链条防控密码”。

1. 农业生产方式：把蝗虫的“产房”变成“绝地”

蝗虫的一生中，“卵期”是最脆弱的环节——它需要含水量10%～20%的沙质土壤，且必须在无植被覆盖的裸露土地上产卵。而中国农业的“集约化革命”，恰好掐断了这条“生产线”。

· 农田“网格化”改造：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兴修水利，让原本易旱的华北、西北农田实现“旱能灌、涝能排”。湿润的土壤环境不适合蝗虫产卵，而连片的灌溉农田取代了零星荒地，让蝗虫失去了“孵化基地”。

· 耕作制度升级：过去“春种秋收、土地裸露”的模式，被“轮作休耕+秸秆还田”取代。秸秆覆盖地表后，既保持了土壤湿度，又阻止了蝗虫产卵；而冬小麦、油菜等越冬作物的种植，让农田全年有植被覆盖，进一步压缩了蝗虫的生存空间。

数据显示：20世纪50年代，中国蝗灾发生面积年均超1000万亩；到2020年，这一数字已降至不足50万亩，且多为零星发生。

2.“一物降一物”，生态链的修复，让蝗虫再也“嚣张”不起来

天敌回归：农田里的“隐形卫士”
过去因农药滥用、湿地破坏消失的青蛙、蟾蜍、麻雀、粉红椋鸟等，如今在生态保护政策下重新活跃。新疆巴里坤草原曾是蝗灾重灾区，当地通过建立“椋鸟栖息塔”，吸引数万只椋鸟入驻，2023年蝗灾发生面积较2010年下降90%。

生物防治：用“虫子克虫子”
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开始推广生物农药替代化学农药。比如用专门针对蝗虫的农药喷洒农田，蝗虫感染后会行动迟缓、产卵量下降，且能通过虫体传播给同类；而绿僵菌、白僵菌等真菌农药，能让蝗虫“生病死亡”，却对人畜和环境无害。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生物防治技术应用率已达45%，化学农药使用量较2015年减少30%，蝗虫的自然死亡率提升至60%以上。

3. 科技防控：给蝗虫装上“电子围栏”

“早发现、早扑灭”，科技让蝗灾防控从“被动救灾”变成“主动预警”。

天空地一体化监测：蝗虫“无处遁形”
如今，卫星监测、无人机航拍、地面智能虫情测报灯等组成了“天罗地网”。2023年，甘肃酒泉通过卫星遥感发现某区域土壤湿度异常，提前7天预警了蝗虫孵化，用无人机精准喷洒生物农药，将蝗灾消灭在萌芽状态，防治成本较传统方式降低60%。

精准施药：无人机“点穴式打击”
过去人工喷药“大水漫灌”，既浪费农药又污染环境。现在，植保无人机可根据监测数据，对蝗虫聚集区进行“定点喷洒”，每亩施药量从过去的500毫升降至50毫升，防治效率却提升10倍。2022年，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发生局部蝗灾，20架无人机3天内完成150万亩防治。

4. 政策协同：全国“一盘棋”防扩散

蝗虫不会“认国界”，跨区域、跨部门的协作，是彻底控制蝗灾的关键。

国家层面“统一作战”
中国建立了“国家－省－市－县”四级病虫害防治体系，农业农村部牵头制定《全国蝗虫灾害可持续治理规划》，明确“监测预警、生态调控、应急防治”三大任务。每年春季，农业农村部会组织“蝗虫越冬基数调查”，提前研判发生趋势，调配防控物资。

国际联防联控：不让蝗虫“跨境串门”
东亚飞蝗、沙漠蝗等具有迁飞性，中国与哈萨克斯坦、蒙古国等周边国家建立了“边境蝗虫联合监测站”。2021年，蒙古国东部发生沙漠蝗灾，中蒙两国通过共享监测数据、联合喷洒生物农药，成功阻止蝗虫入境。

从“人虫大战”到“和谐共生”：一场跨越千年的农业革命

蝗虫的“消失”，不是某一项技术的功劳，而是中国农业从“粗放对抗”到“生态协同”的缩影。它背后，是农田水利的“硬件升级”、生态保护的“理念转变”、科技赋能的“精准防控”，以及政策体系的“制度保障”。

今天，当我们在农田里很难再见到成群的蝗虫时，看到的不仅是“虫灾”的远去，更是中国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上的坚定步伐——毕竟，真正的“蝗灾防治”，从来不是“赶尽杀绝”，而是找到与自然相处的平衡之道。

或许，千年前诗人“雨顺风调百谷登，民无饥苦永安宁”的愿景，正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变成现实。

来源：村庄全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