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 世纪 40 年代, 陈寅恪在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中指出, 从西魏北周到唐前期, 皇室等核心统治者都出自西魏权臣宇文泰以关中本位政策凝聚起来的关陇集团; 关陇集团的兴衰历程就是西魏北周隋唐政治史的主要线索。关陇集团论从此成为北朝隋唐史研究者无法绕开的理

20 世纪 40 年代, 陈寅恪在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中指出, 从西魏北周到唐前期, 皇室等核心统治者都出自西魏权臣宇文泰以关中本位政策凝聚起来的关陇集团; 关陇集团的兴衰历程就是西魏北周隋唐政治史的主要线索。关陇集团论从此成为北朝隋唐史研究者无法绕开的理论框架。 然而八十年过去, 到底什么是关陇集团, 今日时常使用的关陇集团概念是不是陈寅恪原意里的关陇集团, 依旧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从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的描述看, 第一, 关陇集团起止点是清晰的, 起于西魏权臣宇文泰, 止于唐玄宗。 但其贯穿始终的特质是模糊的。所谓 “关中本位” “融冶胡汉” “八柱国家” 分别被后人以地域集团、 胡化集团、 门阀集团等不同角度解释。 第二, 关陇集团的形成原因是清晰的, 即宇文泰为对抗东魏、 南朝而施行关中本位政策, 从物质和精神上凝聚关陇地区胡汉民族于一体。 但关陇集团的衰亡原因是模糊的。 陈寅恪类比于生命进程的自身衰腐, 以及富有主观色彩的判断认为武则天为夺取政权而故意破坏, 并没有足够的解释力。 第三, 关陇集团的核心是清晰的,即以所谓 “八柱国家” 为代表, 人们熟悉的宇文周、 杨隋、 李唐皇室等都属关陇集团。 但关陇集团的边界是模糊的。 尤其是加入周隋唐政权的山东、 江左人物难以定位。 因此, 需要弄清楚关陇集团的特质是什么, 其范围如何界定, 其兴衰演变有怎样的逻辑。 这些问题正是几代学者争论的焦点, 也是本文在梳理学术史基础上力图厘清的。

一 学者的分歧和陈寅恪的矛盾

自从陈寅恪提出关陇集团理论, 后世学者相关论著不计其数。 借助陈氏结论或运用其分析框架划分新的地域集团以研究南北朝隋唐人物史事者,往往对关陇集团概念持拿来主义态度, 很少留意关陇集团的具体界定和内在逻辑。 综述类文章则重在分门别类列举研究成果, 却并未在此基础上加深对陈氏理论的理解。因此本文更关注的是对陈寅恪关陇集团理论本身的阐发。对关陇集团理论本身的推进大致可分为两大视角———地域集团视角、种族文化视角。 下面我们逐一分析。

(一) 地域集团视角

“从政治集团核心人物的地域构成入手, 考察政权的地域性特征和政治架构”的地域集团视角, 一直是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政治史的主流范式。 对于西魏北周即关陇集团形成时期的相关研究, 成果尤其丰硕,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发表的成果有王大华的 《论关陇军事贵族集团之构成》, 从地域和民族的角度把形成初期的关陇集团划分为六镇军人、 关陇五胡、 关陇土著、 入关关东著姓及江南降人五种成分;以及汤勤福的 《关陇集团兴起的历史背景及其形成阶段》, 认为关陇集团是武川军事集团吸收关陇豪右及其他军阀豪门的结果。21 世纪以来, 姜望来、 李民刚、 门绪峰等更系统地梳理了关陇集团的形成过程中各派系的合作斗争及关陇集团与其他地域集团的互动关系。苏小华的 《北镇势力与北朝政治文化》 则从关陇集团内部各方文化素质的优缺点入手, 提醒我们在外部压力之下, 他们不仅有此消彼长的一面, 更有 “内先协和” 的一面。 这一视角的实质是使地域集团的逻辑深入关陇集团内部。

至此, 学界从地域集团角度对关陇集团理论的推进十分顺利。 然而进入隋唐时期, 地域集团视角的解读与陈寅恪关陇集团理论的矛盾便无法回避, 对陈氏理论的批评和修正多了起来。 岑仲勉的 《隋唐史》 统计后认为, 唐太宗时宰相关中籍贯者较少, 因此关陇集团到唐初已不存在。 黄永年在对统治集团核心成员籍贯进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 又增加成员个体的文武合一为关陇集团资格标准, 指出隋朝中期以后文武分途就逐渐出现,所以关陇集团从隋开始破坏, 到唐初已经崩溃无遗。 雷依群的 《论关陇集团》 明确说关陇集团是地域性政治军事集团, 只存在于西魏北周, 隋朝建立后就已经不复存在。 雷艳红的 《陈寅恪 “关陇集团” 说评析》 也判定由于地域扩张、 天下统一, 关陇集团延续不到唐初。他们的逻辑支柱是关陇地方性政权走向全国必然要放弃狭隘的关中本位政策。 上述学者从严格的地域集团角度审视关陇集团, 不约而同地得出关陇集团不用等到陈寅恪所说的唐玄宗时代, 在隋和唐初就已经瓦解的结论。 这是对关陇集团理论的重大修正。 只是我们不禁要问, 经过修正的关陇集团概念是否还符合陈寅恪的原意?

关于入唐以后关陇集团的研究大大减少, 尤其是对唐高宗武则天以后的关陇集团衰亡期, 研究就更少了。 孟彦弘的 《木屑下的河流》 认为陈寅恪提出关陇集团概念, 正是针对唐初全国已经统一而关陇一地之人仍然垄断政权这一矛盾, 进而指出岑仲勉、 黄永年等学者修正陈氏观点使关陇集团概念解释力削弱。 但他同样把唐初的关陇集团视为封闭的地域集团。汪篯、吴宗国指出唐初门阀贵族地主衰落, 普通地主崛起, 关陇军事贵族虽然继续占据统治核心, 但不断衰弱、 收缩, 以魏徵为代表的山东寒微士人跻身统治集团。 最终唐高宗废王皇后立武则天, 不仅标志着西魏以后关陇贵族统治的终结, 也标志着中古皇权—贵族政治的终结。此外, 张伟国的 《关陇武将与周隋政权》 强调皇权这一关键因素, 指出关陇集团中的武将势力受到不断强化的周隋皇权的制约, 经历了从武将功臣到政治贵族再到官僚家族逐步从属于皇权的过程。吴霜、 张欣都用从门阀政治到皇权政治的思路梳理了西魏到唐初的政治史, 指出到唐太宗或者最晚到唐高宗、 武则天时期关陇贵族已经凋零。上述研究唐代关陇集团的论著更关注门阀政治、 皇权政治视角下的政治演进, 但在他们眼里, 关陇贵族、 关陇武将、 关陇门阀被默认为关陇地域内的门阀贵族, 或者说原西魏北周疆域内将相家族及其后裔, 因此这种视角和地域集团视角其实是一体两面。赵义鑫的 《乡兵集团的变化与关陇集团的解体》 是近年来较新的研究成果, 重视作为关陇集团社会基础的乡兵集团在三长制推行之下的瓦解。这仍然属于地域集团视角下注重宗族乡里基础的思路。 如此把关陇集团视为地域性门阀贵族集团, 其解体时间可以推迟到高宗武则天时期, 但仍远远早于陈寅恪最初指出的玄宗时代。

肯定陈寅恪分析框架的代表是毛汉光。 毛汉光在 《中国中古政治史论》 中将关陇集团说发展成核心区及核心集团理论。 周隋唐初核心区从北魏东魏北齐时期的云代并地区转移到关中, 安史之乱以后核心区转移到河北。 毛氏抓住了陈寅恪 “关中本位政策” 的观点, 关中本位就是以关中为核心区。 玄宗以前唐朝赖以维持统治的核心区仍在关中, 那么关陇集团就仍然存在。 然而毛氏对 “关中本位政策” 的阐发, 重在西魏北周隋唐依凭关中地域统御天下的层面, 而对于关陇集团尤其是唐代关陇集团内部来自不同地域、 各有本位的人群何以能凝聚在关中本位之下的内在逻辑和文化内涵则着墨不多。

为什么研究西魏北周关陇集团形成时期者多, 研究唐代关陇集团者少? 为什么上述研究者对关陇集团消亡时间的判定多与陈寅恪不同, 而是将其大大提前? 问题的关键在于, 他们都把陈寅恪提出的关陇集团预设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地域集团, 或者说地域性的门阀贵族集团, 总想按照地域籍贯、 家世出身划定界限。 北朝后期, 天下分裂, 西魏北周政权是割据关陇地域的政权。 无论陈寅恪的关陇集团原意是什么, 将这个控制西魏北周的政治集团定义为地域集团, 是便于理解的。 然而随着隋唐时期国家统一、 皇权重振, 再从地域集团的视角解释关陇集团的政治影响, 将多有违背事实之处, 只能让它提前退场。

那么是不是陈寅恪的理论框架自身存在矛盾呢? 学者们确实是沿着这样的思路思考的。 孟宪实 《陈寅恪先生 〈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 引论》 认为, 陈氏 “二稿” (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 在论述从武则天到唐玄宗关陇集团衰落时, 只提到关陇集团在外朝、 内廷、 边镇分别为高度汉化的士大夫、 出身蛮夷的宦官、 胡化善战的武人所取代, 却未提及在最高统治集团方面取代关陇集团的是谁。 后来陈氏在 《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 (简称 《婚姻集团》 ) 中揭示, 这个替代者正是武则天打造的 “李武集团”。 关陇集团说的逻辑至此才告完整。孟文虽然维持了从宇文泰到唐玄宗关陇集团分析框架的完整性, 但实际上已经认为陈氏在 “二稿” 中提出的 “关陇集团” 概念存在缺陷, 需要新的“李武集团” 概念对其衰落期加以补充。 问题是外朝士大夫、 内廷宦官、胡化武将等分化现象是安史之乱以后才真正明朗起来的, 而此时 “李武集团” 已成明日黄花。 武则天在位期间到唐玄宗开元盛世, 实属新旧交叠时期, 上述现象已露端倪, 而关陇集团胡汉融冶、 文武一体的传统依旧有延续性。 此时重视寻找关陇集团的替代品, 本身就反映了学者把关陇集团视作关陇勋贵的地域集团的普遍观念。 屡遭打击的关陇贵族集团确实失权了, 被李武集团取代合情合理。只是后文我们会谈到, 此关陇贵族集团非陈氏界定的关陇集团。

张耐冬的 《从 “关陇集团” 到 “李武韦杨” 》 一文, 已经把地域集团的思路推进到一个新的深度。 张文认为陈寅恪后来在弟子汪篯的影响下意识到, 在唐朝统一、 统治重心东移的情况下, 关中本位及关陇集团旧说解释力不足。 为了弥补缺陷, 陈氏以唐高宗废王立武为界, 用李武韦杨婚姻集团接续关陇集团, 又下接安史之乱后的内廷专权宦官、 外朝科举文人、 河北藩镇胡化军人权力三分之局, 形成更加完整的解释框架。 与孟宪实的论述相比, 张耐冬直接把关陇集团的解释范围截止在高宗武则天时代, 而之后的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则不仅是补充, 而且上升为与关陇集团具有同等解释力的另一统治集团。 张文的贡献有二: 一是指出从 20 世纪 40年代初的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到 50 年代的 《婚姻集团》, 陈氏思路发生了变化; 二是把李武韦杨婚姻集团提升为前承关陇集团、 后接安史之乱后权力三分的解释框架。 看来写作 《婚姻集团》 的时候, 陈寅恪也转而把关陇集团视作地域集团了。 这样一来, 作为地域集团的关陇集团圆满了, 但关陇集团也彻底成了一个地域集团。 它的宏观解释力被削弱了。 关陇集团的兴衰再也不是能够横贯整个唐前期政治史的解释脉络。 面对越来越多难以装进关陇集团的人和事, 人们只能不停地袭用陈寅恪创造的山东集团、 山东豪杰、 李武韦杨婚姻集团、 山东寒微士人等新概念加以弥补, 以致本已明了的头绪重归复杂, 后世争议也越来越多。

长期以来, 人们对陈寅恪关陇集团说争论不休, 而新概念解释力往往下降, 这很可能反映了人们努力方向的偏离。

事实上, 按照笔者的理解,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中的关陇集团并不是一个地域集团。 从 20 世纪 40 年代到 50 年代, 陈氏的观念在十年间变化很大。 细读早期的 “二稿”, 陈寅恪谈籍贯不多, 谈胡化汉化、 军队士人、皇帝等等却很多。 他讲 “集团”, 后面往往还要佐以 “阶级” 或者 “系统” 作为补充, 似乎自己也无法确定, 于是都罗列上去。 这说明陈氏使用这些社会科学名词时并未仔细甄别其间的差异。 反倒是发表于 50 年代的《论隋末唐初所谓 “山东豪杰” 》 (简称 《山东豪杰》 ), 从地域角度把关陇集团与山东豪杰对立起来, 并明确指出李 因为和武则天同属山东地域,所以在 “废王立武” 的政治斗争中支持武则天。 关陇集团始有地域集团的味道。 因此, 切不可看到 “关陇集团” 四个字就严格地理解为地域性政治集团, 不能用陈氏后来的解说遮掩其原本的意涵。

此类差异还有不少。 陈寅恪笔下的 “士族” 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门阀士族。 40 年代的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中篇专门有一段话论及士族:

唐代统治阶级在武曌未破坏 “关中本位政策” 以前, 除宇文泰所创建之胡汉关陇集团胡汉诸族外, 则为北朝传统之山东士族, 凡外廷士大夫大抵为此类之人也。 所谓士族者, 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征, 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

足见陈寅恪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中的 “士族” 是开放的、 以儒学和道德为标准的, 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世代为官的高门士族。然而 50 年代发表的 《婚姻集团》 则说:

太宗深恶山东士族, 故施行压抑七姓十家之政策。 张行成传所谓“山东人” 乃指山东之士族阶级, 非其他不属于高等门族之文人及一般庶民, 至若山东武人, 如隋末唐初间所谓 “山东豪杰” 者, 则尤为太宗所特别笼络之集团。

十余年后, 陈氏笔下的山东士族概念已经收缩成通常意义上的崔、 卢、李、 郑等少数高门士族了。

由此可见, 政治集团概念中的地域出身和门阀阶层因素是陈寅恪后来逐渐重视起来的。 早期的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中的关陇集团并未被界定为关陇地域集团, 也不是关陇贵族集团, 只是恰好宇文泰将其凝成于关陇地区, 从而给了地域集团论者一种错觉。 汉末分裂以后, 政治、 文化具有地域性。 从地域、 家世出发解读中古史是陈寅恪的巨大贡献, 有助于打破传统王朝史观, 把握魏晋隋唐时代的整体特征, 但这并不等于陈寅恪笔下的关陇集团就是地域集团。 后世从地域集团视角出发的学者亦足以自成一系, 但他们研究的 “关陇集团” 实际上只是自己头脑中的关陇集团, 与陈氏本意颇有出入。

若要更贴近陈寅恪原意, 就必须提到另一种研究视角。

(二) 种族文化视角

种族文化史观指导下的一系列历史解释, 是陈寅恪治史的精华。 陈怀宇在 《在西方发现陈寅恪: 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 一书中认为, 陈寅恪的种族文化史观很可能受德国浪漫派史家赫尔德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影响, 强调文化共同体, 涉及种族问题时多从文化入手, 讨论政权较少, 讨论胡化汉化较多。 该书在刘健明相关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 “寅恪认为中古时代胡人南下给中华文化注入新鲜活力的思想和赫尔德的民族文化价值多元与日耳曼蛮族南下为罗马帝国注入新鲜血液有异曲同工之妙”。 那么提出关陇集团融冶胡汉以创霸业的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正是上述以文化为出发点的代表作。 而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中的关陇集团也是基于共同文化的, 而不必在地域方面考虑过多。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上篇开篇即援引 《朱子语类》 “唐源流出于夷狄, 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 之语, 进而评论道: “即此简略之语句亦含有种族及文化二问题, 而此二问题实李唐一代史事关键之所在, 治唐史者不可忽视者也。兹请先论唐代三百年统治阶级中心皇室之氏族问题, 然后再推及其他统治阶级之种族及文化问题。” 显然, 书中接下来所提关陇集团等概念, 都是围绕李唐皇室这个中心以及种族、 文化两大问题建构起来的。 可惜后世学者大多把注意力放到地域集团上去了。

直到 21 世纪, 从反思地域集团的缺陷出发, 种族文化视角再次受到重视。 李万生的 《说 “关中本位政策” 》 对陈氏著作进行广泛的文本分析,揭示出关陇集团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狭义的关陇集团是宇文泰 “关中本位政策” 鸠合的、 出身关陇籍贯的统治者及其后裔; 广义的关陇集团既包括狭义的关陇集团, 也包括非关陇籍贯而加入或附属此狭义者。 这就超越了单一的关陇地域。 人们熟知的房玄龄、 魏徵等并非关陇籍贯但很像关陇集团成员者的定位问题, 因此迎刃而解了。 此外黄富源、 曹印双、 贾海燕都把重点放在胡汉种族文化问题上。 曹印双的 《试析陈寅恪先生的关陇集团概念》和贾海燕的 《陈寅恪先生 “关陇集团理论” 解析》 梳理关陇集团论的逻辑思路, 揭示出关陇集团始于胡汉融合, 终于胡汉再度分野。黄富源的 《陈寅恪唐初胡汉体用说试析》 则干脆点明宇文泰的胡汉融冶就是胡化, 胡化的实质就是为了保持善战的军事性质。 他敏锐地把陈氏对晚清同、 光年间 “中体西用” 的认同与他的北朝隋唐史研究联系起来, 认为关陇集团论也隐含着体用问题, 即胡化为体, 汉化为用。 胡化为体表现在关陇集团的尚武之风, 汉化为用表现在从四方加入唐初政权助其治国理政的附属系统。 只要关陇集团还重武轻儒、 维持军事统治, 不管汉化多深,都是汉化为用的表现; 不管胡化因素如何衰减, 都是胡化为体的延续。可以说李文突破了以籍贯划界的地域集团的狭隘视野, 曹文和贾文从种族文化视角重新梳理了关陇集团的演变过程, 黄文则从胡汉体用的角度提供了一个重新认识关陇集团的思路, 很有启发意义。

另外熊伟从制度史的角度解读关陇集团, 牢牢抓住府兵制是关陇集团的中心, 科举制是破坏因素这一点, 强调 “关陇集团” 存续与否实由唐前期的制度结构所决定, 关陇集团与府兵制相始终。 因为府兵制的维持和黄富源所说关陇集团保持胡化尚武之风异曲同工, 所以我们暂且把熊文的制度史视角纳入种族文化视角考察。

上述五者无一例外都能保证关陇集团的解释力延续到唐玄宗时代, 和陈寅恪原著吻合。 似乎学界终于找到了正确把握陈氏关陇集团理论的路径。

然而, 上述诸文的思路仍有纠结之处。 李万生仍然以籍贯和血缘作为狭义关陇集团与关陇集团附属系统的界限, 与种族文化史观不尽相合。 曹印双和黄富源本以胡汉种族文化为出发点, 但当他们谈到同样尚武的唐初山东豪杰之时, 又不自觉地按照地域集团的思维把山东豪杰和关陇集团对立起来。 事实上李 、 苏定方等山东豪杰出身的将领, 长期受到唐太宗、唐高宗的信任, 与关陇将领的矛盾也并不明显。 归根到底, 误区有二, 一是他们仍受地域集团视角的影响; 二是把陈寅恪的著作理想化为一严密的逻辑体系, 总想把陈寅恪 20 世纪 40 年代的 “二稿” 与 50 年代的 《山东豪杰》 《婚姻集团》 诸文统合起来, 把 “关陇集团” “关陇集团之附属品”“山东士族” “山东豪杰” 等概念糅为一个逻辑贯通的整体。 事实上, 这只是学者们的一厢情愿。 历史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科学。 随着认识的深入和思路的变化, 陈寅恪不同时期的论著本身就存在一定的矛盾。 如前所述, 张耐冬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这里再举黄富源、 曹印双、 李万生等学者揭出的附属品或附属系统概念为例说明之。

关陇集团附属品概念的重新发现确实增强了关陇集团理论的解释力,但陈寅恪到底在什么情境下会使用附属品这一概念呢?

《山东豪杰》 中说:

后来高宗欲立武曌为后, 当日山东出身之朝臣皆赞助其事, 而关陇集团代表之长孙无忌及其附属系统之褚遂良等则竭力谏阻。

《婚姻集团》 中说:

至褚遂良、 许敬宗等忠奸不同, 然具属来自南朝之系统。 此系统之人物不论其先世在晋过江前或后为何地域之人, 但北朝平灭南朝以后, 此等人乃属俘虏家臣性质, 绝无独立资格, 非若山东士族北齐亡后仍保有地方势力者可比, 是以遂良可视为关陇集团之附属品, 而敬宗则又以奸谄之故, 倾向于出身山东地域之武氏也。

……高宗将立武曌为皇后时, 所与决策之四大臣中, 长孙无忌、于志宁、 褚遂良三人属于关陇集团, 故为反对派, 徐世 一人则为山东地域势力之代表, 故为赞成派。

按照这两篇文章的逻辑, 南朝系统是亡国之余, 只能充当其他仍保有地方势力的地域集团的附属品。 褚遂良是关陇集团的附属品, 从而属于广义的关陇集团, 而许敬宗则是出身山东地域的武则天的附属品, 从而属于广义的山东地域势力。

然而自从北齐灭亡, 八十年间山东地域虽屡有割据叛乱, 但从未有核心统治集团崛起。 当日武则天也并未觊觎帝位。 缺乏宇文泰式的灵魂人物, 山东地域岂能凝聚成一共进退的政治集团? 而且武则天家族地望不高, 父亲出身木材商人, 因缘际会参加李渊太原起兵, 通过与杨隋皇室联姻攀附关陇贵族, 更无地方势力。 按照上述逻辑, 是否她本人就应算入关陇集团附属品呢? 类似的还有魏徵、 马周等唐太宗重用的山东寒微士人,不必详述。

关于唐初关陇集团, 谈到附属品的只有这两处, 无一处出自早期发表的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但在此书论述唐后期宦官专权和朋党之争的时候, 陈氏则使用了附属品这一概念:

况士大夫之党乃阉寺党之附属品, 阉寺既不能去, 士大夫之党又何能去耶……鄙意外朝士大夫朋党之动态即内廷阉寺党派之反影。 内廷阉寺为主动, 外朝士大夫为被动……终于事势既穷, 乞援外力, 遂同受别一武装社会阶级之宰割也。夫皇帝之身既在北军宦官掌握之内, 若不以南衙台府抱关游徼敌抗神策禁旅, 则当日长安城中, 将用何等兵卒与之角逐乎? 此甘露之变后所以仅余以藩镇武力对抗阉寺北军之唯一途径。李氏子孙充傀儡, 供牺牲, 而士大夫党派作阉寺党派之附属品。

显然不同语境下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附属品。 40 年代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里的附属品以文武划分, 以是否掌握强大的军队划分; 50 年代 《山东豪杰》 《婚姻集团》 二文里的附属品以地域划分, 以有无地域性社会基础划分。 所以 《山东豪杰》 《婚姻集团》 二文强调褚遂良等来自南朝的、 没有社会基础而只能依附关陇贵族的官僚是关陇集团附属系统。 在山东地域仍保有宗族乡里基础的山东士族、 具有军事力量的山东豪杰, 则是另外两种独立于关陇集团之外的地域集团。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则不提褚遂良、李绩。

那么在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的语境下, 唐初的附属品会是谁呢?《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谈唐后期时以掌握北军禁旅的内廷宦官为主体, 以待人宰割的外朝士大夫为附属品的思路, 可以给出答案。 前文提到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的一段话:

按照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以是否掌握军队, 进而掌握政治作为主体与附属品的区分标准, 西魏北周以来在控制府兵系统的基础上掌控政治的政治势力及其后裔是主体, 此外的各方人士, 包括山东士族, 都可视为附属品。 陈氏怕读者误解, 紧接着还特意解释, 这里的士族并非一般意义上封闭的门阀士族, 而是开放的、 只要家学门风优越皆可算入的 “士族”。 那么不仅狭义的山东士族, 精神气质类似的魏徵等山东寒微士人、 褚遂良等南朝士人, 都属于关陇集团附属系统。

同理可推,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同样不提李 及其代表的山东豪杰,也是因为在注重种族文化、 注重军事的视角下, 他们忠于李唐皇室、 尚武领兵, 就是关陇集团的一部分, 是隋唐统一后新扩充的那一部分。

也就是说,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里的关陇集团及其附属系统的解释力可以一举涵盖唐初政权的全部。 而且政权内部各成分的划分界限也更简洁明了。 这正是陈寅恪的高明之处。 以往我们看不清此种主从之分, 除深受地域集团视角及陈寅恪后期文章影响之外, 未能重视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中有关附属系统的论说也是原因之一。

由此观之, 从 40 年代的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到 50 年代的 《山东豪杰》 《婚姻集团》 诸文, 陈寅恪虽然仍重视种族文化, 但落脚点已经转向地域集团。 关陇集团和关陇集团附属系统的范围缩小了, 额外多出了山东士族、 山东豪杰等独立的地域性政治集团, 关陇集团理论的宏观解释力也随之下降, 诚可叹也!

二 关陇集团的界定与疏通

那么符合早期陈寅恪本意的关陇集团到底该如何界定呢? 万《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曾这样记述陈氏观点:

宇文泰更改府兵将士的郡望与姓氏, 是要使他所带来的山东人与关内人混而为一, 使汉人与鲜卑人混而为一, 组成一支籍隶关中、 职业为军人、 民族为胡人、 组织为部落式的强大的军队, 以与东魏、 梁朝争夺天下, 这就在关中地区形成了一个集团———关陇集团, 这个集团是一个统治集团。

万绳楠介绍, 该书脱胎于 947 ～ 1948 年听陈寅恪讲课的课堂笔记。 这个时间正好处于陈寅恪 40 年代旧思路已经成熟、 50 年代新思路尚未出现的中间节点, 是窥测 40 年代陈寅恪思想的绝佳文本。 这里的表述比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更进一步, 明确给关陇集团下了定义———胡化军人组成的统治集团。 这个集团只是 “在关中地区形成”, 而不是说成员必须是关中地域的人。

再结合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中的话我们看得就更明白了:

故 “关中本位政策” 最主要之 “府兵制” , 即于此时 (按: 指武则天掌权以后) 开始崩溃, 而社会阶级亦在此际起一升降之变动。 盖进士之科虽创于隋代, 然当日人民致身通显之途径并不必由此。 及武后柄政, 大崇文章之选, 破格用人, 于是进士之科为全国干进者竞趋之鹄的。 当时山东、 江左人民之中, 有虽工于为文, 但以不预关中团体之故, 致遭屏抑者, 亦因此政治变革之际会, 得以上升朝列, 而西魏、 北周、 杨隋及唐初将相旧家之政权尊位遂不得不为此新兴阶级所攘夺替代。

前半段所论从隋代科举制创立到武则天大兴科举文章选官这段时间, “人民致身通显” 的真正途径为何? 是府兵制和门荫制度。 后半段是在说关陇集团的地域歧视吗? 那为什么只歧视 “工于为文” 的那一部分人呢? 应该说关陇集团的歧视不是地域歧视, 而是文化歧视。 陈寅恪界定政治集团时, 地域只是一个载体, 种族和文化才是重点, 而种族最终又服务于文化。 关陇集团推崇的是尚武文化、 军人文化, 地位上升要有军功为凭。 所谓 “将相旧家” 其实就是 “旧时将家”。 山东、 江左的文人虽有文学才华但不善打仗, 满足不了 “旧时将家” 们的口味, 那就要被具有尚武文化的关陇集团歧视。武则天家族则被排除在关陇集团之外, 陈氏明确指出: “至于武曌,其氏族本不在西魏以来关陇集团之内。”② 陈寅恪的判断依据, 不是因为并州文水不属关陇地域, 也并非因为武氏家族是山东寒族, 这些理解也未达陈氏深意。 关键原因在于武则天的父亲以木材商人因缘际会参加太原起兵而置身高位。 武家缺少知名的将才, 上升过程中也没有显赫的军功。陈氏还特重 “气类”,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中篇讲朋党之争时尤其明显。

始兴张氏实为以文学进用之寒族, 即孔至之所谓 “近世新族” 之列。 宜乎张说与九龄共通谱牒, 密切结合, 由二人之气类本同也。 因是, 九龄侄孙仲方与山东旧门李吉甫气类绝不相近, 亦成为反对之党。

所谓 “气类” 也是一种文化气质。 唐玄宗时期出身河南洛阳的张说与出身岭南始兴的张九龄远隔千里, 能因为都凭借文学晋身而气类本同。 那么,隋唐之际关陇武将遇见同样尚武又忠于关陇李唐皇室的南朝名将周法尚、山东豪杰李 等人, 就不能引为同类? 这些出自南朝、 山东的武将军人与前文提到的遭到屏抑的山东江左文人相反, 他们是 “山东、 江左人民之中” 参与关陇集团、 没有遭到屏抑的那一部分。 他们就是唐代关陇集团的一部分。

综上, 根据陈寅恪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和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本文对关陇集团的阐释如下。

关陇集团是一个军人集团。 关陇集团的界定标准一是忠于关陇皇权,二是军人文化。 这种文化不仅是一种尚武风气, 而且规定了民众上升途径也是军人式的, 即立功升迁。 种族方面固然带有胡化色彩, 但胡化也是强化尚武的军人文化。 尽管皇帝及核心成员是关陇军事贵族所谓八柱国家,但随着统治区域的扩大, 关陇集团在后来的扩充过程中并不以地域、 阶层为限, 只要符合上述军人特质者都可加入关陇集团。 其他人群, 如凭德业儒素、 礼法门风立足的山东士族, 作为亡国之余的南朝士人, 凭科举文学晋身的新兴文人等, 皆属关陇集团的附属系统。 之所以隋和唐初的关陇集团看起来仍像是关陇地域集团, 是因为府兵制之下关陇地区及周围的河南河东军府集中、 民风尚武, 精兵强将自然多出其中。 这是历史给人的错觉, 而非单纯地域排他的结果。 这样一来, 关陇集团理论即可一举涵盖从宇文泰到唐玄宗二百年间关陇皇权掌握军队、 社会崇尚武力军功的整个时代。

这个时代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西魏北周时期。 关陇政权军国草创, 以弱敌强, 形势特殊。 为了战胜富强的东魏、 南朝而争天下, 整个国家都是军事化的。 宇文泰凝聚起来的整个统治集团不分文武都是关陇集团, 包括六镇胡汉军人、 关陇五胡、 关陇士族、 入关山东士族、 山东及南朝降人等成分。 文人也被军人化了, 不必说入关的山东文化士族, 就连从南朝俘虏来的王褒、 庾信这样的文学家都被安上了车骑大将军、 骠骑大将军的称号。

第二阶段, 北周统一北方直到武则天掌权。 关陇政权逐渐成长为全国政权, 吸纳了来自各政权的人士, 关陇集团由此得以扩充。 来自南朝、 山东, 而与关陇军人有相同气类的武将、 军人、 豪杰加入扩充后的关陇集团。 一部分亡国归降的南朝文化士族也日渐军人化而融入关陇集团, 如原梁朝皇族的兰陵萧氏。 梁宣帝萧詧 “幼而好学, 善属文, 尤长佛义”, 到其子孝明帝萧岿也还是 “机变有文学”, “孝悌慈仁, 有人君之量”, 都具有南朝士族的特点, 而到了萧岿之子萧琮, 则变得 “性倜傥不羁, 博学有文义, 兼善弓马”,全然一副文武兼长的关陇贵族模样了。 然而西魏时期作为关陇集团成分之一的入关山东士族, 却在此时有一部分从关陇集团分离出去, 回归山东, 成为统一王朝里的关陇集团附属者; 另一部分继续留在关陇集团, 并在关陇集团尚武风气的熏染下军人化了, 如博陵崔仲方。 此阶段关陇集团包括两种成分。 第一, 关陇军将及后来扩充的各地武将军人, 如关陇六镇胡汉军人和其后代、 南朝军人、 山东豪杰及其他少数民族军人等。 第二, 西魏北周延续下来的关陇士族及少数入关山东士族后代。 后者虽然包含很多文士, 但他们是宇文泰凝成的关陇集团的后裔, 享受着军人文化的红利, 甚至不乏渐染尚武风气的子弟, 因此仍是关陇集团的一部分。 其他以儒学、 文学、 艺术等非军事才能晋身者如南朝士族、 山东士族、 山东寒微士人等, 则成为关陇集团附属系统或陈氏所谓 “外朝士大夫”。 山东士族虽然地方基础深厚、 衰而不朽, 且凭借优越的礼法门风在朝中仍有一席之地, 但礼法门风、 德业儒素皆需长期积累, 绝非普通人可掌握的晋身捷径。 魏徵、 杜正伦等后起的山东寒士终究是隋末唐初特殊环境下崛起的少数。 这条路在关陇集团崇尚的军功进取之路面前, 没有足够的竞争力。 因此, 山东士族看似备受关陇集团顾忌, 有分庭抗礼之状,但关陇集团的主导地位未受挑战。

第三阶段, 武则天到唐玄宗时期。 武则天为夺权首先要削弱支持李唐的军事力量, 于是大杀李唐宗室, 清洗关陇贵族, 滥杀武将功臣, 变更民族政策, 使领兵宗室、 关陇贵族、 武将世家、 少数民族首领等关陇集团上层严重削弱。 同时, 以文学才能为录取标准的科举制日益兴盛, 武则天大开制科, 使关陇集团基层成员如军队系统中的平民上升通道变窄。 尚武的关陇集团开始衰落。 然而这一时期府兵制的格局犹存, 关中、 河南、 河东三处的军府数量占全国大半, 这些地区近水楼台, 参军立功风气仍然浓厚。 而河北等地人口稠密却设府很少, 人不习战。 面对长期对峙的吐蕃、复兴的突厥、 叛乱的契丹, 武则天一时间舍关陇河东河南军人也无兵可用。 因此武则天虽然摧残了西魏北周以后的关陇贵族, 但关陇及周边地区中下层军人迅速在实战中崛起, 接替了原来上层的位置。 关陇集团虽然上层已非原班人马, 但得以继续维持。 衰落期的关陇集团包括部分关陇军事贵族后代, 如裴行俭、 信安王李祎; 新兴关陇军人, 如薛仁贵、 王孝杰、唐休璟等; 以及部分少数民族军人, 如黑齿常之等。 在这个过渡时代, 武则天仍须派武氏宗王带兵平定营州之乱, 积累军功, 非此不足以树立武家子弟的威望; 信安王祎依旧与将士们奋战在石堡城下; 唐玄宗也依然能与突厥贵族共同骑射 趋于衰落的关陇集团仍有延续性的一面。

然而平静的外表下, 时代的暗流正在涌动。 高宗武则天时期, 娄师德应募猛士, 出将入相, 最初却出身进士文辞之科。④ 唐玄宗时期趋势更加明显。 《旧唐书·李林甫传》 载:

开元中, 张嘉贞、 王晙、 张说、 萧嵩、 杜暹皆以节度使入知政事, 林甫固位, 志欲杜出将入相之源, 尝奏曰: “文士为将, 怯当矢石, 不如用寒族、 蕃人, 蕃人善战有勇, 寒族即无党援。”

李林甫的话一方面说明 “出将入相” 的传统在玄宗前期仍在延续, 另一方面又说明玄宗时代的 “出将入相” 已经不是 “武将为相” 而是 “文士为将”。 这些都预示着时代转折即将到来。

唐玄宗天宝年间府兵制废止, 用招募的职业军人代替兵农合一的府兵戍边征战。 内地不闻兵甲之声数十年, 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 中原社会风气由尚武转向崇文。 关陇集团的军人文化不再流行。 开天盛世到来了, 关陇集团却成为无源之水。 唐前期崇尚军功风尚下成长起来的关陇军人及少数民族军人, 又把关陇集团的余音维持了数十年, 诞生了安史之乱前后的一批名将, 如王忠嗣、 张守珪、 郭子仪、 李光弼等。 待到这批人凋零殆尽, 在安史之乱的冲击下, 关陇皇权失去了直接掌控的军事力量, 地方军事力量落入藩镇之手, 而中央禁军则被内廷宦官掌握。 关陇集团的故事就在安史之乱的鼙鼓声中终结了。

结 语

陈寅恪治史特重种族与文化, 而种族最终服务于文化。 笔者认为, 其最初在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中提出的关陇集团不是一个地域集团, 也不是一个贵族集团, 而是一个以关陇皇权为中心的、 具有尚武尚军功文化特质的军人集团。 这个集团最初是偏居关陇的西魏为了对抗东魏、 南朝而建立的, 但尚武尚军功的文化气质和晋身渠道使其在后来的扩充过程中具有高度的地域整合性和垂直流动性。 在偏重文学的科举制大规模崛起之前,山东士族所推重的德业儒素等方面的竞争力和生命力都无法与之相抗衡。武则天大开制科, 科举文词之风大盛, 关陇集团崇尚的军功文化吸引力受到冲击。 唐玄宗废止府兵制, 关陇集团遭到釜底抽薪的打击, 终成无源之水。 安史之乱引发的一系列政治军事变动, 彻底埋葬了关陇集团。 后世学者对关陇集团的阐发众说纷纭, 其中把关陇集团理解为地域集团者最为流行。 陈寅恪本人的思路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也日益转向, 使关陇集团更贴合一个地域集团的形象, 却削弱了关陇集团说的解释力。 事实上, 陈氏最初提出的关陇集团论, 仍是迄今为止最具解释力的北朝隋唐政治史分析框架。 后人深受地域集团视角的影响, 也未识别陈氏思路的变化, 试图糅合其不同时期的观点, 使陈氏对关陇集团最初的申说未能得到进一步阐发。

来源：近现代史论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