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隋朝：大一统帝国的重建

摘要：公元580年，北周宣帝宇文赟（天元帝）去世（22岁）。北周的历史上一共是五位皇帝，五位皇帝都非常的短命，有的是病死，有的被害死的。宇文赟去世前一年传位于7岁的儿子，21岁的宇文赟自称太上皇。一个8岁的小孩子没控制朝政的能力，因此朝廷政权落在嫡母（不是真母亲，宇

一、杨隋代周及其历史文化评价

1.杨隋代周

公元580年，北周宣帝宇文赟（天元帝）去世（22岁）。北周的历史上一共是五位皇帝，五位皇帝都非常的短命，有的是病死，有的被害死的。宇文赟去世前一年传位于7岁的儿子，21岁的宇文赟自称太上皇。一个8岁的小孩子没控制朝政的能力，因此朝廷政权落在嫡母（不是真母亲，宇文赟5位皇后里的首席皇后，天元皇后）杨丽华手中，但杨丽华只有19岁，也没有能力控制政局，这样政权便落在其父亲杨坚手中，很快杨坚在掌握北周军政大权的基础之上，迫使小皇帝周靖帝退位，然后杨坚称帝，因为杨坚继承父亲杨忠的爵位，做了“隨国公”，所以王朝被称为“隋朝”。

隋朝比起隨国公的“隨”少了一个走之，是因为随当中有一个走之，暗示着王朝走的太快，因此去掉，但是在历史上是有争议的，历史记载在随国公时期便有“隋国公”字样，具体仍需考证。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说到：“古来得天下之易，未有如隋文帝者”。

李世民对隋文帝的评价：“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又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恒恐群臣内怀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顺而已。”可见因为他的性格，也为杨广上位埋下伏笔，因此间接导致隋朝的灭亡。

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的《读通鉴论》也有相关评价：“隋无德而有政，故不能守天下而固可一天下。以立法而施及唐、宋，盖隋亡而法不亡也，若置仓、递运之类也。”

隋文帝在位的二十四年间，锐意改革、政绩卓著。但是在位晚期逐渐多疑，杀害功臣，并且听信文献皇后之言，废黜太子杨勇立晋王杨广为太子，埋下了亡国的祸根。但是隋亡而法不亡，其体制对唐、宋有深刻影响。

2.杨隋代周的历史文化评价

（1）关陇集团与关本位政策

隋文帝上台是很容易的，这样的一种容易并不完全取决于隋文帝个人的能力，或者说个人的本领，实际上是和当时整体的政治形式有密切的关系，即陈寅恪先生所说关陇集团。

所谓关陇，其实是一个地域概念、区域概念，它首先强调的是在这一个区域里边生活的背景不同的人群，有的是土著，有的是跟着宇文泰西迁从外面来的。这样的一个人群，从它的组合性质上来讲，应该说是一个胡汉混融的集团，也是一个文武混融的集团。从统治人群的性质角度也可以看出来，它实际上是一个军事贵族集团。而这样的一个军事贵族集团，从西魏到北周到隋一直到唐的前期，延续了很长的时间。这个集团一直在政治上采取关中本位政策，即一直是以关中地区作为他们政策出发的根据地。

关中本位政策是和关陇集团密切联接、根连缔结的。以婚与宦的关系维持。密切到什么程度呢？看下表：

（2）婚与宦

蓝色代表北周皇室，紫色代表隋朝皇室，橘黄色代表唐朝皇室。还有独孤信一支。

北周开创者宇文泰（八柱国之一）、隋朝先祖杨忠（十二大将军之一）、唐朝先祖李虎（八柱国之一）还有独孤信（八柱国之一），他们都是西魏北周时期的八柱国十二大将军。

他们之间通过婚与宦形成了密切的关系。

独孤信的长女独嫁给了北周的第二个皇帝宇文毓。他的第四个女儿嫁给了李虎之子李昞，即李渊的母亲。他的第七个女儿嫁给了杨坚。杨广和李渊其实是关系非常密切的姨表兄弟，他们两个人的亲生母亲是亲姐妹。

《剑桥中国隋唐史》认为：“帝国的继承和创建，在当时不过是一次宫廷政变，是西北的一个贵族家族接替了另一个家族即位。后来唐朝的继承也不过是把皇位移向这一紧密结合的家庭集团中的另一个家庭而已。”

在中古时期，研究政治史或社会史时关注的核心是婚与宦。婚即婚姻关系，宦即官声上的网络关系。这提醒我们，在研究中古历史时社会史和政治史是分不开的。例如，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认为，观察一个时期的政治得失，要从人事和制度两方面着眼。

我们用这样的视角看隋朝。可以发现，隋朝的建立，它所受到的人事方面的支持，主要是来自于关陇集团中一些汉族的势力。从制度方面看，隋朝建立后颁布了一些重要的政令，这些政令奠定了当时的政治制度。

最主要的政令有两个：

1.令宇文泰时改为鲜卑姓氏的汉人文武大臣恢复原来的姓氏。

2.废除北周“六官”制度，复行魏晋官制。

所以从制度的取向，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当时的倾向是汉化，这涉及到当时制度改革的问题。

表面上看，杨隋代周是政权由关陇集团的一个家族转到另一个家族，但其意义决不止于宫廷政变，不是简单的家庭兴衰。实际上在关陇军事贵族集团的内部组合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力量，已由鲜卑贵族变为汉人贵族。杨隋代周，实际上建立了以关陇汉人贵族为本位的新政权；尽管这些汉人贵族往往具有双重血统，但他们却自我标举为中原汉文化的代表，以继承汉人传统政治文化为号召，打破了以武将为主体的北周政治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隋朝建立，标志着东晋十六国以来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民族大融合告一段落。隋唐的制度改革奠定了大一统格局的基础

二、隋朝前期的政治经济措施

隋炀帝从谥号来看，好内远礼曰炀。这种评价完全是负面的。近几十年来，史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分析隋炀帝的功过。隋代的整个局面的奠定，其实和隋炀帝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一）政治制度的整理和更革
为什么首先从政治制度的整理和更革讲起呢？因为这和我们对于隋代前期的整体估价有关系。
从隋代到初唐，不是一个制度剧变或者大规模全盘创新的时期。这是一个改革与整合的时期，是使行政秩序合理化、简化和效益化的时期。

从研究南北朝的角度来说，隋是南北朝的“历史出口”。从隋唐史的角度往前面看，我们也可以说隋朝是隋唐这样一个新时代的“历史入口”。

政治制度的整理与更革包括四个方面：中央制度、地方制度、以才授官、律令制度。

1.中央制度
中央制度三省制。三省中内史省由中书省改名而来。隋朝因为隋文帝的父亲名叫杨忠，为忠避讳，改中书令为内史令，中书省为内史省。

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南北朝时期就已经有了。我们可以说南北朝时期已经有了三省，但是我们不说南北朝时期已经有了三省制。因为三省制意味着，这三个机构本身的职能、建制要清晰明确，更重要的是三省之间融合成为一个协调运转的组合，这是它能成为体制的重要因素。南北朝时期虽然有了三省，但是真正三省制的奠定是在隋代开始的，三省制的完善是在唐代。
在隋代，实际上有五省，除了这三省以外，还有殿中省和秘书省。在唐代，实际上有六省。但不管怎样，最核心的实际上是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在尚书省下面有六部，组合起来称为三省六部制。

2.地方制度

地方制度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就是地方的层级。另一个是地方上执掌各种不同权力的官吏。

（1）地方层级的问题
《隋书·杨尚希传》记载：当今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可见那时的郡县数量是非常多的，这和层级是有关系的。

在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协调上，地方上的层级曾经经历过多次的变化，主要围绕怎样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怎么能有效实现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如果层级比较少，中央要直接面对的是一个一个的郡，郡的数量可能高达三四百个之多，这样的话，好处是政令能够快速传达至地方，坏处是一旦地方有问题就要上报到中央，中央来不及应对。
在汉代时，在郡的基础之上出现了监察区，即州。州逐渐的介入地方的事务，慢慢的它就从监察区过渡成为行政区。每一个州下面会对应若干个郡。汉代最初13个州。这样中央直接面对十几个州，每个州面对若干的郡，这样的好处就是事情不至于一下子分摊到好几百个郡上面，不好的地方就是多了一个层级，中央的政令说不定就被这些做大了的地方机构，在中间起到阻滞作用，不利于中央集权。

这种矛盾性在历史上一直存在着，到了魏晋南北朝特别的严重，因为有侨置州郡县的问题。这样有土著的州郡县，同时又有侨置的州郡县，这样地方机构再次膨胀开来。因此才有了《隋书·杨尚希传》中提到的地方郡县过多问题，“民少官多，十羊九牧”。即州郡县数量太多，中央没办法统一集中管理。

隋文帝时对地方行政体制进行改革，把汉以来的地方三级制改为二级制，取消了郡，州直接管理县。到隋炀帝时，又把州的名字改为郡。隋代改地方行政三级制为二级制，唐代又出现向三级制回归的倾向。唐代最初是继承了隋的二级制，但在二级制之上又设置了监察区（道），后来道逐渐演变成了行政区。

(2)地方佐官的选任

地方佐官，即长官辟属协助办事的官僚。最初是由地方上自行辟属的，它是地方势力的代表。到了隋代，“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纤介之迹皆属考功”。这样中央权力集中了，但是铨选变成了不堪重负的沉重压力。

3.以才授官（科举制的创立）

这里主要是选官的改革，针对改革的人群：依靠武功上来的官员。

魏晋南北朝选官体制是以九品中正制为考核、品评机制，即在州郡设置中正、小中正，专司品评人才，向朝廷推荐。由于中正官均由本州郡的世家大族贵族官僚担任，九品中正制遂成了门阀士族把持选举的工具。南北朝后期，士族把持选举的局势开始发生变化。西魏时，苏绰替文帝元宝钜起草六条诏书，就提到：“今之选举者，当不限资荫，惟在得人。”此后，"周代以降，选无清浊“。说明了此时的选举已不全凭门第，开始注意到才干。到了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正式下令停止那些“操人主之威福，夺天朝之权势”的州郡中正官品评人物之权，并令诸州每岁贡士三人。到隋炀帝时，始建进士科，进士科的创置，标志着科举制的开始。

科兴趣制的创立，是中古史上选举制度的重大变革。它改变了以往门阀士族把持选举的弊端，重才学而轻门第，从而扩大了招揽人才的门路，使一批中小地主士人得以参加统治政权，适应了庶族地主在政治上的要求，削弱了门阀士族在政治上的垄断权。将选官权集中到封建中央政府的吏部，必然也削弱了地方上的士族势力。总之，科举制的创立显示了封建皇权的上升和魏晋南北朝以来门阀士族势力的削弱，同时，也是庶族地主势力发展的标志。它有利于选拔封建统治人才，提高行政效率，适应了大一统帝国的政治需要。

4.律令制度

律令制度方面的改革，主要体现在《开皇律》上。针对北周刑法繁杂苛酷的情况，废除了一些酷刑，适应了新王朝建立之初世望宽平、人心思稳的政治需要。

《开皇律》继承了中国封建法制的基本精神，也为历代封建法典所沿袭，唐代的《唐律》就是直接沿袭《开皇律》而来的。

（二）大索貌阅与输籍之法

这两项是经济方面的政策。经济方面的政策和政治需求是分不开的。

一个国家要想建立了以后，要想稳定住统治，就要解决财政问题，要有财政的保证，经济上要有收入来源。隋朝建立之初在财政上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隋文帝在他的一些助手像高颎、苏威的协助助下，制定了一些政策。

1.“大索貌阅”

当时山东地区，即崤山以东，太行山以东，原是北齐统治之下的地区，遗留下很多社会问题，最主要的社会问题是：地方豪强、地方势力与中央争夺财富来源。在古代国家财政来源主要是两部分“赋税”“征役”，合称为赋役。赋税主要落实于“人丁”即人口上面，所以赋税的征收是和政府对于人丁的控制、对户口的掌握有直接的关系。而对人丁的控制又以对人丁的详细统计为前提。户口不实会影响政府的收入和徭役的征派。

“大索貌阅”，即根据户籍簿上登记的年龄，来核对本人体貌，以防诈老诈小逃避租役。因此，“大索貌阅”是一种比较严格的户口清查制度。清查的重要方式就是“貌阅”，也称“阅貌“，把人聚集在一起，查看他们的面貌，防止有人诈老诈小，规免租赋。

池田温先生做过研究：唐代某一地区19岁的人特别多。就是说当时很多人为了少交赋役，故意隐瞒年龄。“大索貌阅”目的就是：减少“诈老诈小”的现象。

因此在貌阅过程中，存在“貌加”，“貌减”现象。就是负责貌阅的人觉得你不是16岁，你是20岁，你的年龄就会被改成20岁，他觉得你不是60岁，是55岁，你的年龄就会被改成55岁。尽管这中间有一些不足之处，但通过几次“大索貌阅”检出二百余万户隐漏人口，这样账计簿上增加了人丁，从而也保证了赋役来源。

在隋炀帝时期出现了“相纠之科”，鼓励相互举报，相互告发。如果举报成功，则被举报的家庭替举报家庭上交赋役。
2. 输籍定样
早期很多老百姓不愿意归附于国家而成为依附于豪强的佃户，原因是因为国家赋役过重。并且在国家的指令传达到基层的过程中，很多官员会增加额外的勒索，趁机捞油水。因此隋文帝根据高熲和苏绰等人的建议，进行了“输籍定样”，“样”即标准，重新建立赋役标准，并公布到基层。根据标准定户等上下，从轻制定税额，并将各户应纳税额写成定簿。这样百姓不能逃避赋税，地方官也不致任情舞弊。更为重要的同，由于所定税额比世家大族对其佃客（浮客）的剥削为轻，因此吸引佃客脱离世家大族的荫庇，成为国家编户。史称“高颎设轻税之法，浮客悉自归于编户，隋代之盛，实由于斯。“

“大索貌阅”与“输籍之法”，既有利于国家的赋税收入，又打击了豪强世家的势力，从而加强了中央集权，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

三、大一统格局的形成

（一）南北统一的深层因素

法国年鉴学派的重要的代表人物费乐南·布罗代尔在《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提出了一些历史研究方面根本的原则，即从历史的长时段来观察历史，在这本书中作者从总体的历史思想出发，将菲利普在位时期的地中海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总体史观和问题意识贯穿始终。

可以从这本书中借鉴它的研究方法，即对中国历史研究进行一个长时段的关怀。虽然中国古代史有漫长的时期，但我们习惯上对它进行一个朝代的分期，在这些朝代的框架下，有一些很重要的问题就会被人为的切割开来，因为这些重要问题不是和朝代同时兴废、同时起伏的。邓小南老师认为学习朝代史对于我们整体理解是有好处的，但此外还应该有长时段的关怀，去思考这个朝代的这个特点是从前代怎么过来的？后来又影响到什么？发展到什么方向？因为这样一个长时段的关照能使我们对历史有一个整体的了解，学会从整体史观上看问题。

整体史观是在20世纪30年代由法国年鉴学派倡导。整体史观把社会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注重探求部分与整体的相互关系。

如果把历史区分为政治史、社会史、妇女史等不同的板块，可是当时社会上很多重要的问题并不是在这些被人为切割开来的板块里独自发展的，反而是板块的衔接部分可能是比较有生命力的，而且各个板块是衔动着的、是一个互动的关系。

年鉴学派是20世纪30年代开始萌芽、40年代中期开始形成的一个法国史学流派，60年代时开始有世界性影响。但是在中国一直到80年代开始引起重视。

在《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这本书中，布罗代尔提到了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结构、突发事件等的变化，但是它们的变化节奏是不一样的，有的可能是十万年是一个演变单位，有的可能三五天就会发生重大变化，所以演变的节奏是不同的。但是不论观察哪一个瞬时间的演变，都要注意到它背后支撑它的较长的时段，即社会结构和地理环境的因素。

年鉴学派出现的意义在于，传统史学中一成不变的节奏已经被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三种节奏所取代，而在这三种时间中，尤其突出社会时间的重要性。"全面的历史"也就是一种"整体的历史"，它强调历史是包罗人类活动各个领域的"整体"，是在这些领域之间相互关联、彼此作用所形成的结构和功能关系中得以体现的。要反映出这个"整体"，要反映出其内部的结构－功能关系，因果性的思维逻辑是不能胜任的，必须借鉴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方法，从横向关系进行研究。这种研究方法是"共时性的"，与传统史学的那种"历时性的"研究方法截然不同。因此，摈弃传统史学的观念和方法，就十分合乎逻辑。但"共时性"的研究需要一个相对静止的操作平台，"社会时间"扮演了这个角色。一方面，社会时间相对于地理时间变化较快，这使其能体现历史的流变性质；另一方面，社会时间相对于个人时间变化又较慢，这又使其能满足"整体历史学"所要求的"共时性"研究取向。

在这样的视角下，运用年鉴学派长时期的研究方法观察隋代的统一，隋代的统一是一个瞬间发生的事情，是一个势如破竹、急速的推进的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背后，也有它深层次的因素，有它的长时段在发挥作用。

所以，我们在看一个事件的时候，不仅要把它作为一个聚集的目标，而且要把它当作观察深层次历史变化的一扇窗，即推开这扇窗，后面能看到什么。

1.地理环境（不同政治势力分布）

隋代的北边有突厥的势力，突厥的势力此时分裂成了东西两个部分，这给隋代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南北的再度统一，是民族斗争和民族融合的一个重要的结果。在当时东亚和东北亚版图上，影响力最大的势力并不是隋朝，而是突厥。当时突厥将北齐北周视为南方的两个儿子，争相孝敬各种资源。而隋代在初期采取了远交近攻的原则，随着突厥的分裂，为隋解除了南下的后顾之忧。

2.深层因素

（1）制度因素

北朝是一种“胡汉杂糅”的体制，隋代的制度发展基础就是在北朝，特别是在西魏北周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以“胡汉杂糅”为特征的体制，虽然在某些方面降低了秦汉以来官僚政治的水平，但在北朝最终形成的军事贵族，为皇权提供了强大的支持，从而为官僚政治的复兴提供了深厚的基础与活力，构成为迈向隋唐的“历史出口”，即当时皇权能够调度的资源，也使得统一战争能够进展的比较顺利。

（2）观念因素
在古代思想家、古人的心目中，他们觉得“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即是正统。

意思是，你要统合了才被认为是正统，才能证明你长久的合法性，如果不能把九州合为一统，尽管有一个天子的名义，也没有实质的内容。在这样的一种观念支配下的中国古代，从西周到春秋再到隋时，但凡有力量能够问鼎的实力，一定会逐鹿中原，一旦掌握了中原地区，就会立足于追求统一。中国古代这样的一种发展模式是与正统的政治学说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正统论”是中国传统的政治学说之一，其实质是为政权的建立和存在提供合法的历史依据。）

（3）文化因素

《隋书·儒林传》、《隋书·文学传》都非常敏锐的观察到了南北的不同，这种南北的不同其实是延续了几千年。但是这样的一种文化差别并没有构成当时政治上统一的重大障碍，反而使当时南北方的读书人、上层的精英人物，产生了很深刻的互补的需要。

例如钱钟书提出：“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恩格斯在《德意志人国家的形成》一书中提出：“凡德意志人给罗马世界注入的一切有生命力和带来生命的东西，都是野蛮的东西。的确，只有野蛮人才能使一个在垂死的文明中挣扎的世界年轻起来。”

隋唐前期的情形也是这样，所谓的杨隋、李唐这样的一些上层统治家族，从血统上，从养育生长的文化背景来说，都是胡汉杂糅的。这样的所谓野蛮民族的一些有生命力的一些因素，就通过他们带到了中原地区，对于原来有陈旧传统的文化起到了一种激活、刺激的作用，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够重新开创一个新的局面。

陈寅恪在《李唐氏族推测之后记》中说：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

（二）鼎盛的出现

隋富唐强是对隋唐社会现象的一种概括。对于我们来说，一方面要看富反映在什么地方，有哪些表现；另一方面，要注意富的途径是什么，此外这样的一种途径对当时带来了哪些问题？即从三个方面来看，分别是表现、途径、影响。

1.隋富的表现：仓廪丰实，户口增殖

国家的仓库里边呢都充满着粮食，西京大兴城（今西安）、东京洛阳之间有很多的国家的仓库，而这些仓库里边储藏着很多的米粟。天下还有很多义仓。

北周大象二年，有359万户，900多万口。隋代大业二年，达到了890万户，4601万口，26年时间，户口提高5倍。

2.富的途径：户口的增加和仓库的充实不完全是自然增殖的结果，重要原因是国家对于户口的控制力增强了很多，即上面说的“大索貌阅”和“输籍之法”。

3.国富的影响：总的来说“户口滋盛，仓库盈积”。《贞观政要》记载：“隋家贮洛口仓，而李密因之；东京积布帛，王世充据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说：“隋室虽祚短运促，然其国计之富足，每为治史者所艳称。”可见当时国家积累的财富是非常充足的。但就在这种国家财富充足的情况下，却出现了“四海百姓，衣食不丰”的情况。即国富而民贫，积累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国富的代价是很高的。

从外部环境来看，隋炀帝是一个雄才大略的人。《隋书·东夷传》称“志包宇宙”，《隋书·南蛮传》称“威振殊俗“。

另一个因素，是和大运河的开通有关的。

四、大运河的开通及其历史意义

（一）沟通南北的大运河

一直到唐前期，大运河基本上是官用的，它在南北沟通里的重要性是非常强的。大运河的开凿和营建东都洛阳有关。

营建东都洛阳是为了巩固统一，因为以关中长安为都城，它距离东边的大片土地太远，不能及时牢固地掌握，为了更好地控制东部地区，因此各朝但凡都城在长安，大都选取洛阳作为第二个首都。运河的开凿是一个伟大的事件，但对于隋朝来说代价是非常沉重的。

运河的开凿以洛阳为中心，向南北呈辐射状。通济渠沟通了黄河和淮水，邗沟沟通了淮水和江水，江南河沟通了长江和钱塘江，永济渠把黄河呢和海河流域连接起来。隋唐运河2700公里，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及钱塘江五大水系。运河分段设计施工，一次通航成功，是当时世界上最为伟大的工程之一。人工水系与自然水系的水位协调十分困难，如今长江三峡还需要靠放水来运行。证明当时技术水平之高。大运河在很短的时间里修成的，它是用很高的代价换来的高效率。

元代运河被拉直，因为供应对象不同，元代定都大都，因此被拉直。运河线路的选择，明显的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大运河真正把中国的两大流域，即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密切联系起来。

大运河的开通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

（1）.政治上：沟通南北

中国的山川河流大多数都是东西走向，对于水流上游下游的联系相对比较容易，但对于南北的交流却起到了阻隔作用。

罗大经说：“自古战争，唯曰南北，而罕曰东西。”南北之间的战争较多，东西较少，王朝的分裂也是南北的分裂较多，这都与东西向的山川河流的走向是有关系的。
中国的历史上虽然有很多次的分裂，但是总是会重归统一，而且统一之后的版图变化不大，这样的一种疆域和版图的形成是和山川地理自然形式的影响是有关系的。

《元和郡县图志》：“隋氏作之虽劳，后代实受其利焉”。《行水金鉴》：“炀帝此举，为其国促数年之祚，而为后世开万世之利，可谓不仁而有功者矣。”

可见，大运河在政治上沟通南北，巩固了政治上的统一和经济上的联系。但是隋代时大运河的真正效益并未真正发挥出来，而是在唐代才得到充分发挥。

秦汉帝国时期，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都在北方；唐宋帝国，政治重心在北方，经济重心在南方。想让南北经济交流起来，让帝国的命脉活络起来，大运河在交通上就起到了沟通南北经济交流的作用。

全汉昇在《唐宋帝国与运河》中指出：唐宋帝国发展与大运河休戚相关。

夏商周时期，都城基本上是沿黄河一线左右移动。从秦代到汉代一直到隋唐时期，国家的统治重心往往在关中，在长安一带，另以洛阳为陪都，还是在黄河流域左右迁动。唐末五代以后，中国的国都再也没有移回到关中地区，而是在比较东边靠海的地带进行南北的移动。北宋开封，南宋临安（杭州），元代大都（北京），明代先南京后北京。这样的一种移动方式，影响到了大运河的走势，另外也是受大运河的走势影响的，运河沟通了北方的政治重心和南方的经济重心，使南方的物资运往北方成为可能。可见，运河的开通是非常重要的，它的开通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性的问题或经济性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大运河的修建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改朝换代都重要。

（2）经济上：南北物资交流与国家经济命脉的畅通

北宋开国者赵匡胤把都城定于开封，开封周边都是平原，易攻难守，被认为是四战之地，但赵匡胤作为中国历代开国者中为数不多的军人出身的帝王，他从军事角度出发不得已把都城定于开封，就是由于开封处于大运河中的通济渠沿线上，通济渠在当时被称为汴河。宋代是以兵立国，而不是靠天险，军队的供应、官僚体系的供应都需要充足的物资。由此可见，大运河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影响是很长远的。

运河将我国纬度、气候、物产大不相同的区域联系起来，成为国家的生命线。运河沿岸成长起一批经济都会。处于水运干线与江海交汇处的区域，成为中国古代经济史上最为发达的地区。

（3）生活方式与文化氛围：经济都会的发展

宋代定都开封，因其在运河周围

而扬州也是因为地处淮河和运河交点，成为当时的大都市，有“扬一益二”之说。益，即益州，就是成都。

同时大运河也沟通了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

在运河的沿岸成长起来一些经济的都会。中国历史上第一批最重要的、有影响力的经济性的大城市，而不是防守性的、政治性的大城市，是在运河沿岸发展起来的。
扬州的位置突然重要起来，不光是南北朝时候的一些措置，更重要的是与运河在扬州和出海口交汇有重要的关系。

唐代的丝绸之路是很重要的中外沟通的一个途径，大运河起到了沟通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作用。因为大运河沟通了五大水系，而很多水系都是通向出海口的。

今天的运河作为还在供人类使用的交通通道，大运河穿越中国两个最有活力的经济带（沿海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和经济圈（长江三角洲经济圈和环渤海湾经济圈），在中国区域发展战略格局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4）大运河的负面影响

①中国东部平原的季风气候，造成全年雨量不均匀；加上地貌的起伏，给运河保持载船的水量带来困难。

②运河与农田水利灌溉相互争水。尤其明清时期，运河沿线诸水源不得用于灌溉，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

③运河大堤阻碍了其西部地区排水，使这一地区几百年来经济遭受洪涝之灾，土壤逐渐盐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