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为何治疗癌症的药价那么高？像之前热播的电影《我不是药神》里，原版正价药一盒就需要好几万，而且要长期服用，很多家庭负担不起如此高的医疗费用，不得不另辟蹊径。

文丨神外王建业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每次去药店拿药时，不同的药价格也不一样，哪怕是同一类型的药也有价高价低之分。

像感冒药的价格普遍集中在十几块钱，当价格超出人们心中的预期价位后，消费者就会选择其他品牌的感冒药代替。

那为何治疗癌症的药价那么高？像之前热播的电影《我不是药神》里，原版正价药一盒就需要好几万，而且要长期服用，很多家庭负担不起如此高的医疗费用，不得不另辟蹊径。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药与药之间的价格相差巨大？

药品定价仅仅是由药企简单的成本相加吗？事实并非如此，药品定价的背后有着一套复杂流程，它不仅仅是药企的事。

它关乎到消费者、社会制度和政府对医疗健康的调控等方面，下面我们就来详细了解下，药品的定价流程以及它背后的故事。

在我们以往的认知里，产品的定价往往跟企业的生产成本和利润空间有关，但药品不一样，我们要先打破以往的认知局限。

药企在产品研发出来后，不仅要考虑到生产成本，还有市场需求、消费者是否愿意购买，以及符不符合医保的支付标准等因素，而这些因素并不是由药企完全掌控的，尤其是进入到医保谈判阶段。

因为药企不仅要面对消费者的支付心理，还需要应对当地政府和医保局讨价还价的压力，在这种环境下，药品定价往往是和医保局之间的谈判博弈。

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方便大家理解，假设你是一家药企的负责人，准备推出一款全新的治疗药品，而这款药品的研发成本极高，投入的资金和时间都远超常规药品。

要如何制定出一个既能保证药企盈利，又能让消费者接受的价格就成了一个难题，这时的药品定价就不能只计算成本和毛利率这么简单，而是要综合考虑很多因素。

而作为药企的负责人，为了在市场上获得最大收益，需要充分考虑消费者对该药品的支付意愿，这种支付意愿往往取决于药品的治疗效果、同类药物竞争的价格以及患者的需求强度。

像一些很常见的疾病，头疼流鼻涕引起的小感冒，患者的支付意愿相对较低，价格稍高就容易失去市场，但面对绝症或重大疾病时，患者的支付意愿就会高一些，愿意为了药品支付更高的费用。

因此，药品的定价并不是简单的成本相加，还需要结合消费者的心理预期，预测患者对该药品的需求程度以及能接受的价格区间，在价格区间里再次进行筛选，直到找到最合适的价格。

就像我们刚刚假设的，你管理的这家药企，在生产此药时的过程非常复杂，涉及到高端技术和高价原材料，那就意味着这个药品本身的成本就很高，无法采取低价策略。

那么你在制定价格时，就必须要确保在覆盖成本的基础上，核算出一个合理的企业利润空间，而且考虑到前期投入很大，在面对市场需求变化、竞争对手定价等外部不确定因素时，都会影响企业的定价决策。

一般来说，在药品定价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药品经济学，往往药物经济学专家会根据药品的治疗效果、治疗周期以及对患者生活质量的改善，来估算该药品带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我们换句简单好理解的话，就是药物经济学专家通过对该药品各个方面的检测，衡量它的治疗效果、成本以及带来的收益，最终确定药品具备的市场价值。

我们用治疗结直肠癌的药品做个例子，当它的治疗药出来后，药物经济学专家会先估算此药的治愈功能或者是缓解疾病的效果，再计算使用此药后给患者生活质量带来的变化。

在这个过程中，专家不仅要考虑到使用该药患者的生命时间延长多少，也得考虑患者在接受治疗中遭受到的痛苦和副作用，以及出院后的护理会不会对生活产生影响等等方面。

如果一款治疗疾病的药能很明显的延长患者生命，而且在治疗过程中没有带来副作用以及剧烈疼痛，恢复后在生活上没有带来负担，那么这款药的价格极大可能被评估较高。

除了计算药品的疗效，专家还需要综合考虑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因素。

毕竟在使用药品期间，患者和家属面对的是治疗费用和该患者生病期间的护理照顾，如果因为生病无法工作或需要长时间护理，那带来的是间接性经济损失。

所以药物经济学专家需要结合各个方面进行计算，最终帮助医保局确定药品的性价比，也为药企在市场上定价提供了有力的参考。

一款新药要想被消费者接受，最快的路径就是在医保目录里，那么医保局对药品定价就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我们都知道，医保局作为最大的医疗费用支付方，控制着药品能否进入医保目录以及进入后的支付标准。

往往药企在制定药品价格时，必须要考虑到医保局的定价标准和支付能力，毕竟只有在医保局的认可下，药品才能顺利进入到医保目录。

在最终的价格确定之前，药企和医保局也会围绕药品进行讨价还价。

在谈判的过程中，药企希望定个相对较高的价格，以便快速收回研发成本并实现盈利，而医保局会压低药品价格，以此来减少对医保基金的压力。

等待谈判开始后，医保局会先展示出信封价作为参考价格，如果药企给的价格高于信封价，医保局就会立马表示不同意，直到经过一番激烈讨论和口舌之争后，最终确定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价格。

即使在药品成功进入医保目录后，药企还是要面临价格上的问题，毕竟药品的市场竞争、医保政策变化以及消费者的支付心理等不确定因素很多，药品的价格也需要进行调整。

说白了，药企的最终目的是要盈利，在面对市场竞争时，适当的调整价格以保证自己占据更多的市场份额。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药企之间的竞争比我们想象中的要激烈，尤其是当多个药企推出相似的治疗药物时，那么，哪家企业更能吸引到消费者就成了重点。

药企竞争有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辉瑞和礼来这两家药企，他们在乳腺癌的治疗上都有药品推出，我们假设辉瑞的药是P药，礼来的药是A药。

辉瑞的P药在全球市场上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截止到2023年占据的全球市场份额高达65%，一直处在领先地位，它在2018年进入到中国市场，因为价格过高，连续三年没有通过医保谈判，直到2022年才正式纳入医保。

礼来的A药比起辉瑞的P药出世要晚两年，但A药在2020年进入到中国市场，仅仅用了一年时间在2021年就顺利通过了医保谈判，进入到医保目录。

礼来A药成功进入到医保目录，在市场定价上给辉瑞带来了很大影响，不得不大幅度降价来应对礼来的挑战。

虽然辉瑞的P药在中国市场上占据的份额没有礼来A药高，但它在国际市场上依旧占据主导地位。

它之所以三年都没有通过医保谈判，主要是它占据的全球市场份额高，在每个国家最终定下的价格都需要顾忌到其他国家的价格，因为各国之间的医保局和政府也会参考其他国家的药品价格，尤其是在类似药品之间。

因此，药企在制定药品价格时，需要充分考虑到国际市场的竞争环境和医保政策之间的差异，避免因定价过高失去市场份额。

在实际定价操作中，药企通常会根据不同的情况选择不同的定价策略。

像药品的成本价是最低价，最优价是价格最高的，信封价是三者居中的，这是最常见的情况。

在三者中，药企绝大部分会选择信封价作为最终定价，因为这个价格能保证企业盈利，又能顺利通过医保谈判。

也有特殊情况，就是药企选择了最优价，但这种情况就是医保局给出的信封价较高，就算药企选择最优价也不会超出医保局的价格，同时药企还能收获最大利润。

我们也不能排除医保局给的价格都是最优的，也存在药企在研发过程中投入成本过高，使用了昂贵的成本，药企的价格不得不选择高于信封价，以尽量回收生产成本。

往往选择高于信封价的药品，都是针对一些特定人群，面向人群的市场规模较小，但药企的投入成本又很大，只能通过高价来实现成本回收和盈利。

像我们熟知的亨廷顿舞蹈症，它就是精神系统方面的疾病，是由遗传基因突变导致的神经退行性疾病，会出现运动异常抽动或舞蹈样动作，在过去一直被认定为无法治愈。

因为它是罕见疾病，市场对这类药品的需求不大，加上研发难度大，技术复杂，经过长时间研究，截止到目前也没有研发出彻底根治的药，只能帮助患者控制异常动作，提高生活自理能力。

那这一类药品的价格就会比市面上的绝大部分药价高，因为它的研发成本很大，需要付出大量时间，药企也只能通过高价进行成本回收。

所以我们在药店看到的价格，不仅仅是简单的成本相加问题，更关系到市场竞争、消费者心理、医保政策等多方面因素。

药企在定价时，就需要充分考虑到方方面面，以便做出最优的决策。

除了药企要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外，政府和医保局在药品定价的过程中也起到了关键的调控作用，给出的价格不仅能让药企盈利，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消费者的支付能力。

也许未来的理想状态，是科学进步能持续降低创新药的边际成本，政策机制能更公平地分配医疗资源，而人们不必再在“治得起”与“活得下去”之间摇摆。

那时，药价将不再是生命的门槛，而是医学与人道并行的注脚。

来源：神外一科王建业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