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说白了，就是个孩子王，带着一群半大小子，扛着没几发子弹的汉阳造，在田埂上练队列，喊口号。

那年是1973年。

风吹过我们村头的白杨树，叶子哗啦啦地响，跟过节放鞭炮似的。

我那时候，是村里民兵连的指导员。

说白了，就是个孩子王，带着一群半大小子，扛着没几发子弹的汉阳造，在田埂上练队列，喊口号。

太阳晒得脊背发烫，汗水顺着脖子流进粗布军装里，又黏又痒。但心里头，是真敞亮。

全村的姑娘小子，见了我都得喊一声“指导员”。

尤其是小芹，她那两条乌黑的辫子，总是在我喊“向右看齐”的时候，甩出一个特别好看的弧度。

辫子梢上的红头绳，像两只停在花丛里的蝴蝶。

我喜欢看她，她也喜欢看我。

我们俩没说过几句话，但每次在打谷场上碰见，她都会低下头，脸颊红得像秋后的柿子。

我觉得，这辈子大概就是这样了。

守着这片地，守着村子，守着她。等过两年，就托媒人去她家提亲。

日子像村口那条小河，看得见头，也看得见尾，清澈见底，安安稳稳。

直到那天，村里来了两个穿白色海军军装的人。

他们的车是绿色的吉普，停在村委会大院里，像是天外来的一个方盒子，把全村的鸡和狗都惊得不敢叫唤。

一个年纪大点，肩膀上扛着两颗星，眼神像我们家磨了二十年的镰刀，不锋利，但沉甸甸的，能看透人心。

另一个年轻些，脸上总带着笑，说话客客气气。

他们是来征兵的。

村支书陪着笑，把全村的适龄青年花名册递过去。

我的名字，就在第一页，第一个。

民兵连指导员，根正苗红。

那位老首长，我们后来都叫他政委，手指头在我名字上点了点，抬起头，那双沉甸甸的眼睛就落在了我身上。

“你就是指导员？”他问。

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小石子，丢进我心里，荡开一圈圈的涟漪。

我挺直了腰杆，脚跟“啪”地一并，吼了一声：“是！”

声音太大，把房梁上的灰都震下来一点。

年轻的那个干事笑了，政委也笑了，嘴角微微往上一挑。

“小伙子，精神头不错。”他说，“想不想去当真正的兵？去看看大海？”

大海？

我们这里，离最近的海，坐火车都要三天三夜。

我见过最大的水面，就是县城水库。涨水的时候，水面黄乎乎的，一眼能望到对面的山。

大海是什么样？

我不知道。

书上说，是蓝色的，无边无际。

政委看着我发愣的样子，说：“我们是海军，潜艇部队。”

潜艇。

这个词更陌生了。

我只在电影里看过，一个黑乎乎的铁家伙，能钻到水底下去。像我们村里捉泥鳅最厉害的王二麻子，一头扎进水里，半天不出来，再出来手里就多了几条活蹦乱tiao的泥鳅。

“潜艇兵，是海军里的‘种子’，是国家的‘水下尖刀’。”政委的声音里，有一种让我无法抗拒的力量。

我的心，在那一瞬间，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撞了一下。

是那片未知的蓝色大海？

是那个叫“潜艇”的黑铁家伙？

还是“水下尖刀”这四个字？

我说不清楚。

我只知道，村口那条清澈见底的小河，忽然变得有点窄了。

我答应了。

没有半点犹豫。

村支书一个劲儿给我使眼色，意思是民兵指导员当得好好的，跑那么远去受那个苦干嘛。

我假装没看见。

晚上，我去找小芹。

她家院子里的那棵枣树，叶子已经开始黄了。

她就站在树下，低着头，绞着衣角。

“我要去当兵了。”我说。

“嗯。”她声音细得像蚊子叫。

“海军，潜艇兵。”我把这几个字说得特别响亮，好像这样就能显得自己很了不起。

她还是“嗯”了一声。

沉默。

空气里只有秋虫在不知疲倦地叫。

我有点急了，我说：“小芹，你……你等我吗？”

她猛地抬起头，眼睛里亮晶晶的，像是盛满了天上的星星。

“我等你。”她说。

就这三个字，比政委那番话还有力量。

我觉得自己能把天都给捅个窟窿。

走的那天，全村人都来送我。

爹娘的眼圈是红的，一个劲儿地往我怀里塞煮鸡蛋和烙饼。

小芹也来了，她没哭，就那么远远地站着，看着我。

她那两条乌黑的辫子，今天的红头绳，好像格外鲜艳。

火车开动的时候，窗外的景象开始慢慢后退。

白杨树，打谷场，村口的小河，还有小芹越来越小的身影。

我忽然觉得，自己像一颗被风吹起来的蒲公英种子。

不知道会飘向哪里，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落回这片熟悉的土地。

火车哐当哐当，走了三天三夜。

我第一次闻到了海风的味道。

咸的，湿的，带着一股子腥味。

跟我们村里腌咸菜的味道完全不一样，这个味道里，有股说不出的辽阔。

然后，我看到了海。

真的，是无边无际的蓝色。

天是蓝的，海也是蓝的，天和海在最远的地方连成一条线。太阳照在海面上，碎成一片片金子，晃得人睁不开眼。

那一刻，我忘了村子，忘了小芹，忘了自己是谁。

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这么大的水，得藏着多少鱼啊。

新兵连的日子，是苦的。

比在村里带民兵累多了。

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跑五公里。回来之后，被子要叠成豆腐块，上面不能有一丝褶子。

吃饭要抢，洗澡要抢，什么都要用最快的速度。

我这个当惯了“指导员”的人，一下子成了队伍里最不起眼的一个兵。

班长是个老兵，黑得像块炭，嗓门大得能震破人的耳膜。

他总说我队列走得不对，说我身上有股“土腥味”。

我心里不服气。

我这个民兵指导员，队列走得全乡有名。怎么到了你这儿，就一无是处了？

但我不敢说。

在这里，命令就是一切。

和我一个班的，有个从上海来的兵，叫王志军。

他皮肤白，说话细声细气，总喜欢抱着本书看。

他看不起我，觉得我是个土包子。

我也看不起他，觉得他是个弱不禁风的“白面书生”。

我们俩谁也瞧不上谁，训练的时候总暗暗较劲。

五公里越野，我比他快一分钟。

单杠引体向上，他比我多做两个。

班长看着我们俩，嘿嘿直笑，也不说话。

新兵连最难熬的，不是训练，是想家。

尤其到了晚上，熄灯号一吹，整个营房都黑下来。

耳边只有身边战友的呼吸声，和窗外哗哗的海浪声。

那海浪声，一阵一阵的，像叹气，也像呼唤。

听着听着，心里就空了一大块。

我会想起爹娘，想起村口的白杨树，想起小芹那双亮晶晶的眼睛。

我给她写信，写我在部队的生活，写我看到了大海。

我把信纸折成方方正正的形状，塞进信封，像完成一个神圣的仪式。

她的回信，总是很短。

就那么几句话：家里都好，勿念。好好训练，保重身体。

字迹娟秀，像她的人一样。

我把她的信，压在枕头底下，每晚睡觉前都要拿出来看一遍。

那娟秀的字迹，像是能透过冰冷的军营，给我带来一丝家乡的暖意。

新兵连三个月，我黑了，也瘦了，但骨头缝里，像是被灌满了钢水，硬邦邦的。

身上的“土腥味”，被汗水和海风冲刷得一干二净。

我和王志军，也从互相看不顺眼，变成了能递给对方半个馒头的兄弟。

有一次紧急集合，我俩慌里慌张穿错了鞋，就那么一左一右跑完了五公里。

回来后，脚上都磨出了血泡。

我俩坐在床边，互相给对方挑血泡，疼得龇牙咧嘴，却又忍不住想笑。

班长走过来，丢给我们一瓶碘酒，说：“这才像个兵的样子。”

那天晚上，王志军第一次跟我聊起了他的家。

他说他家在上海的弄堂里，他爸是个钟表匠，他最大的梦想，是考上大学。

他说，他羡慕我，从小在田野里长大，自由自在。

我说，我才羡慕你，从小生活在大城市，见多识广。

我们俩都沉默了。

原来，我们都在羡慕着对方所拥有，却又急于摆脱的生活。

新兵连结束，我们被分配。

我和王志军，都被分到了同一艘潜艇上。

第一次见到潜艇的全貌时，我们所有人都被镇住了。

它静静地停在码头上，像一头巨大的黑色鲸鱼，在阳光下打着盹。

表面光滑，冰冷，充满了力量感。

政委说得没错，它就是一柄“水下尖刀”。

而我们，即将成为握着这柄尖刀的人。

登上潜艇的那一刻，我的脚踩在冰冷的甲板上，心跳得厉害。

一股浓烈的味道扑面而来。

是柴油、机油、铁锈，还有无数人汗水混合在一起的味道。

这个味道，后来成了我军旅生涯中最熟悉的味道。

我们管它叫“潜艇味”。

潜艇内部，比我想象的要狭窄得多。

到处都是管道、阀门、仪表盘。

过道窄得只能容一个人侧身通过。

睡觉的床铺，像一个个小抽屉，翻个身都困难。

我们开玩笑说，这哪是军舰，这简直就是个“铁罐头”。

艇长是个四十多岁的山东汉子，个子不高，但很壮实，笑起来眼角全是褶子。

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小伙子，欢迎来到‘龙宫’。从今天起，你们的家就在这里了。”

“龙宫”。

这个名字，比“铁罐头”好听多了。

在潜艇上的日子，是枯燥的。

没有白天黑夜，只有灯光。

分不清东南西北，只有前后左右。

每天的工作，就是熟悉自己战位上的每一个零件，每一个仪表。

我是鱼雷兵，我的战位在潜艇的最前端。

那里有六个巨大的鱼雷发射管，像六只时刻准备噬人的巨兽之口。

我的任务，就是保证它们在任何时候，都能准确无误地把“牙齿”发射出去。

我每天都要把那些冰冷的机械摸上几十遍，熟悉它们每一个细微的反应。

王志军被分到了声呐岗位。

他的工作，是“听”。

戴上耳机，整个世界就只剩下海底的声音。

水流声，鱼群游动的声音，远处货船螺旋桨的声音。

他说，那是世界上最孤独，也最丰富的交响乐。

他要从这无数种声音里，分辨出哪些是朋友，哪些是敌人。

他说，他的耳朵，就是潜艇的眼睛。

我们很少能见到阳光。

每次潜艇上浮，有机会到甲板上透透气，那简直是天大的享受。

我们会贪婪地呼吸着新鲜空气，任凭海风吹乱头发。

看着远处的海鸥，看着天边的云彩，会觉得那才是真实的世界。

而我们，像是生活在另一个时空里的人。

在水下，时间会变得很慢，很模糊。

唯一的参照，是墙上的时钟。

我们最怕的，不是枯燥，不是狭窄，而是寂静。

当潜艇进入静默状态，所有的机器都停止运转。

整个世界，就只剩下我们自己的心跳声，和潜艇外那深不见底的海水，传来的巨大压力。

那压力，是无形的，却又像是实质性的，从四面八方挤压过来。

挤压着潜艇的钢板，也挤压着我们每个人的神经。

你会感觉自己被整个世界抛弃了，悬浮在无尽的黑暗和冰冷之中。

第一次经历静默的时候，我紧张得手心全是汗。

我能清晰地听到自己的牙齿在打颤。

我旁边的老班长，却像睡着了一样，一动不动。

后来我问他，你不怕吗？

他笑了笑，说：“怕啥？这铁家伙，比你想象的结实。再说了，我们一船的兄弟都在这儿呢，要沉一起沉，黄泉路上也不孤单。”

我看着他满是油污的脸，和那双平静的眼睛，心里忽然就安定了下来。

是啊，一船的兄弟都在。

我们同在一个“铁罐头”里，呼吸着同样的空气，吃着同样的饭菜，执行着同样的任务。

我们的命，早就绑在了一起。

这种感觉，很奇妙。

它超越了战友情，更像是一种血脉相连的亲情。

我继续给小芹写信。

信里，我不再说训练有多苦，只是告诉她，潜艇里很有趣，战友们都很好。

我给她讲艇长打呼噜像打雷，讲王志军能听出海豚在“唱歌”。

我不敢告诉她水下的危险和孤独。

我怕她担心。

她的回信，越来越短，也越来越慢。

有时候，一个月才能收到一封。

信里的内容，也从“保重身体”，变成了“队里组织学习”，“村里谁家又盖了新房”。

我能感觉到，我们之间的距离，正在被那无边无际的大海，越拉越远。

我心里有点慌，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只能把更多的心思，投入到训练中去。

我把鱼雷发射管的每一个结构都画在纸上，背得滚瓜烂熟。

我能在黑暗中，仅凭触觉，就完成所有的操作。

艇长拍着我的肩膀，说：“好小子，有股钻劲儿。”

一年后，我们接到了一项重要的任务。

极限深潜试验。

我们要驾驶着这艘潜艇，下潜到它设计的最大深度。

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试验。

在那个深度，海水压力巨大，任何一个焊点，一个阀门的瑕疵，都可能导致艇毁人亡。

出航前，每个人都写了遗书。

我写了很久。

写给爹娘，写给小芹。

写到最后，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千言万语，最后只化成了几个字：勿念，等我回来。

我把信和我的津贴，一起锁进了柜子里。

王志军的遗书，写给了他那个当钟表匠的父亲。

他告诉我，他信里说，如果他回不来，就让他爸把他收藏的那些书，都捐给学校。

我们看着对方，都笑了。

那笑容里，有紧张，有恐惧，但更多的是一种说不出的坦然。

潜艇缓缓下潜。

深度计上的指针，一点一点地往下走。

一百米。

两百米。

光线被海水吞噬，舷窗外，一片漆黑。

艇内的空气，仿佛凝固了。

只有各种仪表盘发出幽幽的绿光，照在每个人紧张的脸上。

“深度两百五，一切正常。”

“深度三百，右舷主压载水舱有轻微渗水。”

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损管队员立刻冲了过去，叮叮当当的声音，在寂静的艇内格外刺耳。

艇长的声音，依旧沉稳。

“继续下潜。”

我的手，紧紧地握着操作杆，手心里的汗，把冰冷的钢铁都捂热了。

我能听到潜艇的钢板，在巨大的水压下，发出“嘎吱嘎吱”的呻吟声。

就像一个巨人，在呻吟，在挣扎。

每一个声音，都像一把小锤子，敲在我的心上。

王志军坐在声呐室里，戴着耳机，他的脸色比灯光还要白。

但他握着仪器的手，稳如磐石。

“报告，未发现异常回声。”

他的声音，通过广播，传遍了潜艇的每一个角落。

给了所有人一颗定心丸。

深度还在增加。

三百五十米。

四百米。

潜艇的呻吟声越来越大，甚至能听到铆钉被挤压得快要崩裂的声音。

一滴水，从我头顶的管道上滴了下来，落在我的脸上。

冰凉。

我不知道那是渗进来的海水，还是凝结的冷凝水。

那一刻，死亡的感觉，是如此的真切。

我甚至想，如果就这样结束了，小芹会知道吗？她会为我哭吗？

时间，仿佛停止了。

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报告！已到达预定深度！”

“各舱室报告情况！”

“一舱正常！”

“二舱正常！”

……

“全艇正常！”

当最后一个“正常”响起时，整个指挥舱里，爆发出了一阵压抑的欢呼。

我们成功了！

我们把这头“铁鲸鱼”，带到了它从未到过的深海。

艇长拿起话筒，声音有些嘶哑。

“同志们，我们胜利了！准备上浮！”

上浮的过程，感觉比下潜还要漫长。

当潜艇终于冲出水面，第一缕阳光从指挥塔的舱口照进来时，我哭了。

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哭。

是因为劫后余生的喜悦？还是因为完成了任务的激动？

我只知道，那一刻，阳光是那么的温暖，空气是那么的香甜。

活着，真好。

我们回到基地，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

码头上，站满了人。

政委亲自来迎接我们，他挨个拥抱了我们每一个人。

抱着我的时候，他说：“好小子，没给咱们海军丢脸。”

我的眼泪又下来了。

那次任务之后，我感觉自己像是换了一个人。

我不再害怕那深海的黑暗和寂静。

我开始真正地爱上了这艘潜艇，爱上了这个“铁罐头”。

它不再是冰冷的钢铁，而是我的战友，我的兄弟，是我能托付生命的依靠。

我给小芹的信里，第一次写了我们的任务。

我告诉她，我们下潜到了很深很深的海底，那里一片漆黑，但我们不怕。

我希望她能为我感到骄傲。

信寄出去后，我等了很久，都没有收到回信。

两个月，三个月。

我开始不安。

我写信回家问爹娘，小芹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爹的回信很快就来了。

信里说，小芹结婚了。

嫁给了邻村的一个拖拉机手。

上个月办的酒席，很热闹。

爹在信的最后说，孩子，别怪她，女孩子家，等不起。

我捏着那封信，站在码头上，吹了一夜的海风。

海风很冷，吹得我骨头缝里都疼。

我不怪她。

真的，一点都不怪。

她只是选择了一条看得见头，也看得见尾的，清澈见底的小河。

而我，却选择了一片深不见底，波涛汹涌的大海。

我们从一开始，就不是一条路上的人。

只是那时候，我们都太年轻，看不明白。

我把她以前写给我的所有信，都拿了出来。

连同那根她送我的，早已褪了色的红头绳，一起，放进了一个铁盒子里。

然后，我走到码头的尽头，把盒子用力地扔进了海里。

盒子在海面上打了几个转，很快就沉了下去。

就像我那段无疾而终的青春。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提过小芹的名字。

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潜艇上。

我跟着老班长学习维修，学习各种应急处理。

我的手上，长满了厚厚的茧子，沾满了洗不掉的油污。

我和王志军，成了最好的朋友。

我们一起站岗，一起训练，一起在狭窄的舱室里，聊着天南地北。

他给我讲上海的繁华，讲大学里的生活。

我给他讲我们村里的趣事，讲怎么分辨麦子和韭菜。

我们俩，一个来自最繁华的都市，一个来自最偏远的乡村。

却在这深海之下，成了最懂彼此的人。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几年就过去了。

老兵退伍，新兵入伍。

艇上的人，换了一批又一批。

我也从一个新兵，成了一个老兵，后来又提了干，当上了部门长。

我带过的兵，很多都叫我“师傅”。

我看着他们，就像看到了当年的自己。

一样的年轻，一样的迷茫，一样的对未来充满了憧憬。

我会像当年的老班长一样，拍着他们的肩膀，告诉他们：“别怕，有我们呢。”

那艘潜艇，也老了。

艇身上，布满了岁月的痕迹。

每一次出航，它都会发出苍老的呻吟。

但只要命令下达，它依然会像一头忠诚的鲸鱼，义无反顾地扎进深海。

那是我军旅生涯的最后一次远航。

我们要去一个很远很远的海域，执行一项战备巡逻任务。

我们在水下，待了整整九十天。

那是真正的与世隔绝。

没有任何补给，没有任何消息。

我们吃的，是早就储备好的罐头和压缩干粮。

喝的，是过滤循环的海水。

艇内的蔬菜，早就吃光了。

每个人都开始出现口腔溃疡，牙龈出血。

但没有一个人叫苦。

最难熬的，是精神上的折磨。

长时间的压抑和孤独，会让人的情绪变得非常脆弱。

有一次，一个年轻的战士，因为想家，在自己的床铺上偷偷地哭。

被我发现了。

我没有批评他。

我只是坐在他身边，给他讲我刚当兵时的故事。

讲我那个叫小芹的姑娘。

讲我第一次见到大海时的震撼。

讲我们第一次极限深潜时的恐惧。

他听着听着，就不哭了。

他说：“班长，我明白了。”

在水下的第九十天，我们接到了返航的命令。

当潜艇浮出水面的那一刻，所有人都疯了一样冲上甲板。

我们像一群孩子，在甲板上又笑又叫。

有的人，甚至跪下来，亲吻着那冰冷的甲板。

阳光照在脸上，暖洋洋的。

我看着远处的海平面，忽然觉得有些恍惚。

这几十年的军旅生涯，就像一场漫长的深潜。

我从一个懵懂的乡村少年，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海军军官。

我失去了很多，比如青春，比如爱情。

但也得到了很多，比如荣誉，比如战友情，比如一颗在任何风浪面前，都能够保持平静的心。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值得。

退役那天，我最后一次，去看了我的那艘潜艇。

它静静地停在码头上，像一个功成身退的老伙计。

我伸出手，轻轻地抚摸着它冰冷的艇身。

上面有我青春的印记，有我兄弟们的汗水，有我们共同经历过的生与死。

“老伙计，我走了。”我轻声说。

“以后，不能再陪你一起闯‘龙宫’了。”

我转过身，没有再回头。

我怕我一回头，就再也走不了了。

我回到了我的家乡。

村子变化很大。

盖起了很多新楼房，修了宽阔的水泥路。

村口的白杨树，比我走的时候，又粗壮了一圈。

爹娘都老了，头发白了，背也驼了。

看到我回来，他们笑得合不拢嘴。

我在家没待几天，就觉得浑身不自在。

太安静了。

安静得让我心慌。

我习惯了潜艇里机器的轰鸣，习惯了战友们的说笑，习惯了那股浓烈的“潜艇味”。

在这里，我像一个外人。

有一天，我在村里闲逛，碰到了小芹。

她也老了。

眼角有了皱纹，身材也发福了。

她身边跟着一个十几岁的男孩，眉眼间，有几分她的影子。

我们俩对视了一眼，都愣住了。

“你……回来了？”她先开了口。

“嗯，回来了。”我点点头。

我们俩就这么站着，相顾无言。

当年那些没说出口的话，那些埋在心底的情愫，早就被岁月冲刷得一干二净。

只剩下一点点，淡淡的，像水墨画一样的痕迹。

“挺好的。”她笑了笑，打破了尴尬。

“你也是。”我也笑了。

我们互相道别，擦肩而过。

就像两个最熟悉的陌生人。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我梦见自己又回到了潜艇上。

我和王志军，还有那些熟悉的战友们，一起坐在舱室里。

艇长给我们讲着他年轻时的故事。

潜艇在深海里，安静地航行着。

舷窗外，有成群结队的鱼游过，它们的鳞片，在黑暗中闪着微光。

王志军碰了碰我，指着声呐显示屏说：“你听，海豚在唱歌。”

我侧耳倾听。

那歌声，空灵，悠远。

像是从世界的尽头传来。

我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

窗外，是鸟叫声，是村里人开始劳作的嘈杂声。

我的枕头，湿了一片。

我知道，我再也回不去了。

我的青春，我的人生，有一大半，都留在了那片深蓝色的，冰冷的海水里。

留在了那个被我们称之为“龙宫”的“铁罐头”里。

后来，我离开了村子，去了一个沿海的城市。

我找了一份在船厂的工作，当了一名质检员。

每天，我都会检查那些即将出厂的船只。

我会用手，一遍一遍地抚摸那些冰冷的钢板，检查每一条焊缝。

我知道，在这些船的深处，藏着无数人的梦想和生命。

就像我当年的那艘潜tǐng一样。

有时候，我会一个人，去海边坐着。

看着潮起潮落，看着海鸥飞翔。

海风吹在脸上，还是那股熟悉的，咸湿的味道。

我会想起很多人，很多事。

想起政委那双沉甸甸的眼睛。

想起班长那张黑得像炭一样的脸。

想起王志军给我讲的上海弄堂。

想起艇长那像打雷一样的呼噜声。

想起那群和我一起，在“铁罐头”里，把青春和生命，都交给了大海的兄弟。

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永远地留在了那片海里。

而我，带着他们的记忆，活了下来。

我时常在想，如果当年，我没有选择离开村子，会是怎样一番光景？

或许，我会和小芹结婚，生子。

守着那几亩地，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我会成为一个好丈夫，一个好父亲。

但我也将永远不会知道，大海是什么样子。

永远不会知道，在世界的另一端，有一群人，驾驶着钢铁铸成的鲸鱼，在万米深的海底，默默地守护着这片土地的安宁。

人生，没有如果。

每一次选择，都意味着要放弃另一些东西。

我无怨，也无悔。

因为那片深蓝，早已融入了我的血液，刻进了我的骨髓。

它是我一生的荣耀，也是我一生的牵挂。

我叫什么，来自哪里，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曾经是一名中国的潜艇兵。

这就够了。

来源：等风来的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