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武德九年（626 年）冬，长安东宫显德殿内，刚满八岁的李承乾身着太子冕服，在礼官的指引下完成册封仪式。随着 “皇太子承乾” 的册文宣读，这位李世民的长子，正式成为大唐王朝的储君。彼时的李世民，刚经历权力更迭登上皇位，深知 “国之根本，在于储君”—— 他不仅希望
武德九年（626 年）冬，长安东宫显德殿内，刚满八岁的李承乾身着太子冕服，在礼官的指引下完成册封仪式。随着 “皇太子承乾” 的册文宣读，这位李世民的长子，正式成为大唐王朝的储君。彼时的李世民，刚经历权力更迭登上皇位，深知 “国之根本，在于储君”—— 他不仅希望李承乾未来能稳定传承基业，更盼其习得治国之道，延续贞观初年的清明政风。为此，李世民亲自遴选朝堂最负盛名的贤臣，将魏徵、于志宁等名臣派往东宫，担任太子师傅，为李承乾搭建起一套 “以史为鉴、以贤为师” 的教育体系。这场持续十余年的储君培养，不仅是一位父亲对儿子的期许，更是贞观之治 “治国理念传承” 的重要实践。
李承乾能被早早立为太子，既有 “嫡长子” 的礼法依据，更源于他早年展现的聪慧特质。幼时的李承乾 “性聪敏，好读书”，三岁便能诵《孝经》，五岁可辨《论语》章句，李世民曾在朝会上对群臣感叹：“朕观承乾，虽年幼却有仁心，见宫人疾苦会主动体恤，此乃社稷之幸。” 但李世民也清醒地认识到，储君之责非仅靠聪慧便能胜任 —— 他自己历经隋末战乱，从沙场到朝堂积累的治国经验，需通过贤臣引导，才能转化为李承乾的执政能力。
贞观元年（627 年），李世民召集群臣商议东宫师傅人选，提出 “三选标准”：一需 “通经史，明兴衰”，能以历史为镜教太子辨是非；二需 “敢直言，不徇私”，能及时纠正太子偏差；三需 “历实务，懂治国”，能教太子处理政务的实操之法。满朝文武中，魏徵与于志宁无疑是最佳人选。
此时的魏徵，已因 “犯颜直谏” 深得李世民信任，他曾辅佐李建成却仍被重用，其 “以隋亡为鉴” 的治国理念与李世民不谋而合；于志宁则出身关陇士族，自幼博览经史，曾任隋末著作郎，入唐后又参与修订《唐律》，既通礼法又懂实务，且性格沉稳，擅长循序渐进地传授知识。当李世民提出让二人兼任东宫师傅时，魏徵曾躬身推辞：“臣性刚直，恐对太子过于严苛；于公学识渊博，更适合担此重任。” 李世民却摇头道：“正需卿之刚直，方能让太子知敬畏；于公之沉稳，可补卿之锐，二者相辅相成，乃太子之福。” 最终，魏徵被任命为太子太师，主授 “治国理念与纳谏之道”；于志宁任太子左庶子，主授 “经史典籍与政务实操”，东宫的育储格局就此确立。
魏徵教导李承乾，从不空谈理论，而是以 “直言” 为器，将治国的核心 “仁” 与 “戒奢” 融入日常对话。贞观四年（630 年），李承乾见东宫宫人数量不足，便向李世民请求增加，魏徵得知后，当即入宫劝谏太子：“陛下即位之初，便下令削减宫廷用度，释放冗余宫女，为的是让百姓休养生息。太子作为储君，当效仿陛下节俭，而非追求宫室奢华。今百姓仍有流离失所者，太子若增宫人，恐失民心。”
彼时的李承乾虽年仅十二，却也明白魏徵的用意，当即撤回请求，还主动减少东宫膳食种类。事后，魏徵特意带李承乾前往长安城郊的农户家，让他亲眼见农夫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的辛劳，亲口尝粗茶淡饭的滋味。李承乾回宫后对魏徵说：“先生带我见百姓疾苦，才知‘节俭’非仅口号，而是让百姓能有饭吃、有衣穿。” 魏徵闻言欣慰：“太子能知此理，便是大唐百姓之幸。治国者，需时刻记挂百姓，而非自身享乐，隋炀帝国破家亡，皆因忘了这点。”
除了日常劝谏，魏徵还为李承乾编撰《谏苑》，收录历代贤臣向君主进谏的故事，从商汤纳伊尹之谏到汉文帝听贾谊之言，每则故事后都附上自己的点评，教李承乾 “如何听谏、如何辨忠奸”。贞观七年（633 年），李承乾处理东宫属官违纪事件时，因愤怒欲重罚，想起《谏苑》中 “齐景公听晏子谏，从轻处罚大臣” 的故事，遂改为 “罚俸三月”，还特意将此事告知魏徵。魏徵当即称赞：“太子能学以致用，懂得‘怒时思理’，此乃治国者应有的素养。”
魏徵的教导，虽常以 “直谏” 呈现，却始终带着对储君的期许。他曾对人说：“太子乃未来君主，今日我严之，是为他日百姓不受苛待。若因怕得罪太子而纵容，便是害了太子，也害了天下。” 这种 “严中有爱” 的教导，让李承乾早年对魏徵既敬畏又依赖，每逢遇到困惑，都会第一时间找魏徵商议。
如果说魏徵教的是 “治国之道”，于志宁则更侧重 “执政之术”—— 他将经史典籍与政务实操结合，教李承乾如何处理具体事务，如何平衡礼法与民情。贞观五年（631 年），于志宁开始为李承乾开设 “政务模拟课”：选取地方上报的简单案件，如 “邻里争田”“商户纠纷” 等，让李承乾尝试裁决，自己则在一旁指导。
一次，有农户因邻居占了自家半亩田前来申诉，李承乾起初想按 “占田者归还并罚粮” 裁决，于志宁却问道：“太子可知这半亩田为何会被占？” 李承乾摇头，于志宁便带他前往当地调查，发现占田者是因妻子重病无钱医治，才误占了邻居田地。了解实情后，李承乾改判 “占田者归还田地，由东宫出资为其妻子治病”，既维护了律法，又体恤了民情。于志宁趁机教导：“处理政务，不可只看条文，需知背后的人情事理。律法是底线，仁心是温度，二者结合，才能让百姓信服。”
为了让李承乾熟悉朝堂运作，于志宁还会带他旁听朝会（非重要议题时），教他 “如何观察大臣言论、如何判断政务轻重”。贞观八年（634 年），朝议 “关中水利修缮” 时，于志宁在会后对李承乾分析：“房玄龄大人提议‘先修主干渠，再补支渠’，是因主干渠受益范围广；魏徵大人建议‘优先修受灾县渠’，是因百姓急需灌溉。陛下最终采纳‘主干与受灾县并重’，是兼顾长远与当下。太子日后执政，也需学会平衡各方意见，而非偏听偏信。”
于志宁还尤其重视 “历史教训” 的传授，他为李承乾讲解《汉书》《后汉书》时，会重点分析 “外戚专权”“藩王作乱” 的案例，教他如何防范朝堂风险。贞观十年（636 年），李承乾问起 “如何对待宗室子弟”，于志宁便以 “汉景帝七国之乱” 为例：“宗室子弟若权力过大，易生叛乱；若过于疏远，又失宗室助力。陛下如今分封宗室却不授实权，让他们享有俸禄却不掌兵权，便是吸取了汉初七国之乱的教训，太子日后需谨记此法。”
李世民虽将教导重任交给魏徵、于志宁，却从未放松对李承乾教育的关注。他规定 “每月初一、十五，太子需向朕汇报学习情况”，内容包括 “读何书、辨何理、处理何案”；每季度还会召魏徵、于志宁入宫，详细询问太子的进步与不足，甚至会亲自出题考核李承乾的治国认知。
贞观六年（632 年），李世民让李承乾 “拟一份赈灾诏书”，李承乾在诏书中写道 “百姓为邦本，赈灾需先查灾情，再定赈济之策，不可滥发粮款”，既体现了魏徵教的 “以民为本”，又融入了于志宁教的 “实务思维”。李世民看后大喜，拿着诏书对魏徵、于志宁说：“二位先生教导有方，太子已懂‘治国需务实’的道理。” 随后，他还将这份诏书修改完善后颁行天下，让李承乾感受到 “所学能致用” 的成就感。
遇到李承乾出现偏差时，李世民也会及时介入。贞观九年（635 年），李承乾因沉迷骑射耽误学业，于志宁多次劝谏无果，便向李世民禀报。李世民并未斥责李承乾，而是带他前往长安城西的练兵场，让他观看士兵训练，说：“骑射可强身，却不可误主业。朕年少时也爱骑射，但从未因之耽误军务；太子作为储君，学业与治国认知才是主业，若因喜好荒废，日后何以担天下之责？” 李承乾听后羞愧不已，从此严格规划时间，不再沉迷骑射。
李世民还注重营造 “君臣共护储君” 的氛围，他允许魏徵、于志宁 “可直接入宫向朕禀报太子问题，无需避讳”，甚至鼓励其他大臣也参与太子教育 —— 房玄龄曾为李承乾讲解 “官员选拔之法”，杜如晦曾教他 “军事与民政的平衡”，形成了一套 “多位名臣共同参与” 的育储体系。这种体系，不仅让李承乾学到多方面的知识，更让他早早熟悉朝堂的协作模式，为未来执政打下基础。
贞观年间对李承乾的培养，虽最终因后续变故未能完全实现预期，但这段 “名臣辅储” 的经历，仍成为贞观政治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体现了李世民 “治国先育储，育储用贤臣” 的远见 —— 通过魏徵、于志宁等名臣的教导，将 “以民为本”“纳谏明理”“务实治国” 等贞观核心理念，试图传递给下一代，确保王朝治理的连贯性。
更重要的是，这种 “择贤师育储君” 的模式，为后世树立了典范。此后的唐朝，乃至后世王朝，都常效仿贞观做法，选派名臣担任太子师傅，以经史为基、以实务为要，培养储君的治国能力。而魏徵、于志宁在教导中展现的 “严而不苛、教而有方”，也成为古代 “帝师” 的标杆，彰显了贞观年间贤臣 “既尽忠君主，又尽责育储” 的双重担当。
回望贞观年间的东宫，魏徵的直谏、于志宁的细授、李世民的督学，共同构成了一幅 “君臣同心育储” 的图景。这幅图景的核心，不仅是对一位太子的培养，更是对贞观之治 “清明政风与治国理念” 的守护与传承 —— 它证明，一个王朝的长久，不仅需要一代明君的开创，更需要通过有效的教育，将治国的智慧与仁心传递下去，这正是贞观育储留给后世最宝贵的启示。
来源：雁飘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