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天上午，干休所里来了几个穿制服的年轻人，带着两枚金色纪念章。

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那天上午，干休所里来了几个穿制服的年轻人，带着两枚金色纪念章。

老头儿在树荫下打盹，老太太在屋里翻晒旧相本。

工作人员轻轻敲门，老太太开门时愣了一下，回头喊了声：“老头子——你快出来看看，这事儿挺稀奇的。”

两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的纪念章，被郑重地挂在这对百岁老人的胸前。

金属的冷光在太阳底下反着光，四周一片寂静。

谁都没说话。

几秒钟后，老太太轻轻摸了摸那块章，眼睛一下子红了。

那一刻，很多人才意识到——这不是普通的荣誉章。

这是八十年前那段硝烟岁月留在他们身上的痕迹。

能活到今天的老战士本就不多，夫妻俩都还在，而且还都亲历了抗战，能双双获此纪念，这事儿太少见了。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时间要往回翻很久。1938年，山东临清一带，鬼子已经打到了村口。

那会儿民兵、游击队都到处征兵，谁家要是出了个参军的孩子，村里人都得敬着。

老头儿那年才17，个头瘦高，脾气倔。

听说许世友的部队来招兵，他头一个报了名。

“我爹那会儿不让，说家里就我这一个儿子。”他后来回忆，“我说，家都快没了儿子还有什么用？我就走了。”

老太太比他大一岁，家在另一个村子，她那时候已经在地方卫生队干了两年。

说是“队”，其实就是一堆姑娘在破庙里救伤员。

条件苦得很，连绷带都得洗了再用。

她说过一句让人印象特别深的话：“死人我不怕，我怕的是眼看着人活着，没东西救。”

那时候他们还不认识。

老头儿打仗，老太太救人，都是在山东抗日根据地。

一个在前线，一个在后方，谁也不知道彼此的存在。

可也正是那几年，他们把命都扔在了一个方向——为了活下去，也为了不白活。

抗战胜利后，他们没有退伍。

部队南下解放福建，老头儿跟着叶飞的第十兵团一路打到了福州，后来在前线一个医疗点上，认识了老太太。

“她那时候瘦得脸都尖了，拿着药箱整天跑前跑后。

我问她是哪儿人，她说，山东临清的。

我当时一听就笑了，我说，我也是。”

他们的婚事很简单。

部队里批了个条子，战友们找了几块红布包着糖，借了两套衣服，就算结了。

没有照相，也没有请客。

可谁知道，这桩战地婚姻，一过就是几十年。

解放后，老头儿留在部队，老太太转业到地方医院，后来分到福州。

两个孩子也都在那儿长大。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两人相继离休，搬进干休所，日子一下子慢了下来。

可他们一直不太说从前的事。

儿女问起，老太太总是摆摆手：“那时候的事，说多了也没意思。”老头儿倒是偶尔会提几句，但一说到牺牲的战友，就不说了。

“我们那个团，打完淮海战役，全连就剩7个人。

后来走福建的时候，我数了数，原来连长的队伍里，一个都没了。”

这事儿他说过一次，再没提过。

时间长了，大家也不太知道他们曾经的身份。

干休所里住的都是老军人，有的人勋章挂了一墙，有的人照片贴了一屋。

可这两口子，连张老照片都没挂出来。

直到2025年，国家开始统计健在的抗战老兵名单。

档案一查，才发现这对夫妻竟然都是老八路，还是抗战时期入伍的。

更巧的是，两人入伍时间只差不到两个月。

颁章那天，干休所里来了不少人。

有人拿出相机，有人拍视频，还有几个年轻人站在一边，悄悄地抹眼泪。

老太太那天穿了一件深蓝色的旧上衣，胸前别着纪念章。

她笑着说：“这章我等了八十年。”老头儿也点点头，补了一句：“也不算晚。”

整个过程很安静，没人说太多客套话。

可过了几天，干休所门口贴出的合影下面，多了不少人驻足。

有人认出了他们，有人完全没想到。

“这两位啊？我以为就是普通老干部，孩子们都在外地。”有人说，“没想到是抗战老兵，而且还是一对。”

后来，外面单位来采访，想拍个纪录片。

老太太没同意。

她说：“我们这辈子，最值的不是勋章，是还活着。”

从那以后，干休所里每次举行活动，大家都会请他们坐在前排。

可他们总是坐在角落里，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后边的人比我们苦多了。”

老太太前几年身体还好，能在院子里种点花，晒晒被。

老头儿喜欢坐在树下听广播。

现在年纪大了，话也少了，偶尔说起往事，眼睛里还是有光。

去年重阳节，有个小学生来敬老，问老太太：“奶奶，您是怎么打鬼子的？”

老太太笑了笑：“我没打过鬼子，我是救人的。”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这样叫过。

参考资料：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历史资料选编（上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

解放军总政治部老干部局编，《老战士口述实录·抗战卷》，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

许世友将军纪念馆编，《许世友将军与山东抗战》，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

福建省军区政治部编，《福建老兵档案》，福建人民出版社，2019年。

来源：招财夏史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