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日本艺术的长河中，有一支独特的画派，它既承载着中国文人画的精髓，又融入了日本独有的审美情趣，这就是日本文人画。

在日本艺术的长河中，有一支独特的画派，它既承载着中国文人画的精髓，又融入了日本独有的审美情趣，这就是日本文人画。

17至19世纪，这种画风在日本逐渐形成并发展，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

日本文人画的诞生，与中国明清文人画有着不解之缘。

江户时代，中国清代画家伊孚九等人将《八种画谱》、《芥子园画传》等木版画谱和清代画家的作品带到长崎，这些作品被泛称为“南宗画”。

这些来自中国的画谱和作品，与一批具有较深汉诗、汉文教养的日本武士兴味相投。园南海、柳泽淇园等武士开始模仿这些南宗画，在作品中传播南宗画风。

这种新风潮引起了社会和绘画界的广泛关注，不久便吸引了对守旧的狩野派、土佐派强烈不满的市民画家彭城百川、池大雅、与谢芜村等人，从而形成了独立的日本文人画风。

日本文人画以清雅淡逸、信笔遣兴为特点。其中，一部分着重从技法上模仿，格调较为俗气，称为“南画”；一部分着重以对中国古典文学艺术的尊崇和修养为前提，讲究诗情画意，格调高雅，称为“文人画”。

不过这两种范畴的界限并不清晰，常常混为一体。

提到日本文人画，不得不提池大雅（1723—1767）。他是日本文人画的集大成者，原名池野秋平，因向往中国，通常以中国的单姓“池”自称，号“大雅”。

池大雅自幼喜欢书法，15岁即以扇面画谋生，后自学中国《八种画谱》。他26岁时遍游各地，以擅长指头画闻名。

池大雅像

从代表作《日本名胜十二景图》、《山水人物图》、《十便图》、《楼阁山水图屏风》等画中，可以看出他从学习中国文人画入手，融合日本传统绘画，又吸取西洋画营养，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池大雅对中国文人画的推崇可以从他的一枚印章中看出，上面刻着：“已行完千里路，尚未读万卷书”。这句话由明代董其昌的“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演变而来，表明了他对中华文化的仰慕。

池大雅的艺术成就，得益于他广泛吸收各种艺术养分。他不仅学习中国画谱，还通过老师柳泽淇园间接学到了中国画家沈铨的指画技巧，同时吸收了日本光琳派的技法。

渭城柳色图 池大雅

这种兼收并蓄的特点正是日本文人画的独特之处。

自从池大雅、与谢芜村等确立了日本文人画之后，在日本各地出现了不少追随者，涌现出许多优秀画家。特别是在1810至1840年间，京都、大阪一带，冈田米山人、浦上玉堂、青木木米、田能村竹田等富于个性的画家相继争雄，形成日本文人画的黄金时期。

另一方面，在江户出现了谷文晁、渡边华山等画家，他们将清朝画家沈铨的写实作风和西洋画风糅合一起，与关西文人画派并立。

谷文晁（1763-1841）是江户时代著名画家，他广泛学习狩野派、圆山派、南画（水墨画）及西洋画法，并将各画种的表现手法相互借鉴，形成自己的风格。

雪中山水图 谷文晁

他熟练掌握了中国画的设色、泼墨技法，成为江户文人画的代表人物。

日本文人画家的特点之一是强调修养和学识，因此撰述画论者为数不少。

如田能村竹田的《山中人饶舌》，中山高阳的《画谭鸡肋》，桑山玉洲的《玉洲画趣》、《绘事鄙言》等。这些画论丰富了日本的艺术理论，也为研究日本文人画留下了宝贵资料。

日本文人画在吸收中国文人画精髓的同时，也发展了自身的特色。与中国文人画相比，日本文人画具有更强烈的装饰性，色彩也更为丰富。

日本文人画还常常将俳谐（一种日本诗歌形式）融入画中，增加了民间意识。

日本文人画在近代文化史中可说是加深中日文化关系的一条纽带。日本文人在把握中国文人画时，对汉学、汉诗、中国绘画理论都下过一番功夫，他们不仅能充分理解中国明清文人画之要谛，更能在消化日本古典艺术的基础上充实其精神和技法，留下不少优秀作品。

池大雅与与谢芜村合作的《十便十宜图》是日本文人画的杰作，后来被作家川端康成收藏，他甚至为此售出自己全集的预付稿费。这套作品现在已被定为日本国宝，见证了日本文人画的崇高艺术价值。

癸丑山水图 谷文晁

日本文人画持续发展到19世纪末，终因其程式化的局限而逐渐枯竭。明治时期可称为文人画家的只能举出田崎草云、田能村直入、富冈铁斋等。其中富冈铁斋的作品面貌别具一格，颇富影响。

明治以后，日本文人画迅速衰落，至今虽有南画院等团体，但其作品面貌已名实两殊了。

尽管如此，日本文人画作为日本艺术史上的重要篇章，仍然影响着当代日本艺术，并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

来源：艺域无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