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公元954年春，后周汴梁城笼罩在哀伤之中。一位73岁老人的离世，让街巷百姓自发罢市痛哭，连后周世宗柴荣都为之辍朝三日，追封他为瀛王，谥号“文懿”。然而谁也没想到，这位在当世享有“在世孔圣”美誉的重臣，会在百年后被欧阳修斥为“不知廉耻”，被司马光骂作“奸臣之尤”

公元954年春，后周汴梁城笼罩在哀伤之中。一位73岁老人的离世，让街巷百姓自发罢市痛哭，连后周世宗柴荣都为之辍朝三日，追封他为瀛王，谥号“文懿”。然而谁也没想到，这位在当世享有“在世孔圣”美誉的重臣，会在百年后被欧阳修斥为“不知廉耻”，被司马光骂作“奸臣之尤”，钉在道德的耻辱柱上千年不休。

他就是冯道，中国历史上最具争议的政治奇人。在“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尔”的五代乱世，他历经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侍奉11位君主，官居宰辅二十余年，却始终稳如泰山。有人说他是见风使舵的“官场不倒翁”，也有人赞他是乱世中护民保教的真君子。当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会发现他的一生，藏着传统政治伦理最激烈的碰撞。

初入仕途：茅庵里的真士大夫

唐僖宗中和二年（882年），冯道生于瀛州景城（今河北泊头）一个耕读世家。彼时的大唐早已不复盛世荣光，黄巢起义的烈火焚烧着山河，节度使割据一方，天下即将陷入“五代十国”的分裂深渊。冯道的家庭“为农为儒，不恒其业”，却培养出他孝顺好学、安贫乐道的品性。青年时期的他，即便衣食窘迫，也常“负薪读书，昼夜不息”，在当地积累了极佳的声名。

25岁那年，冯道被幽州节度使刘守光征辟为幕僚，正式踏入仕途。这位初入官场的年轻人，尚未学会乱世的生存法则，却带着文人的刚直。当刘守光执意攻打定州时，冯道不顾安危直言劝谏，痛陈用兵之弊，结果被暴怒的节度使扔进大牢，险些丧命。好在不久后刘守光兵败身死，冯道才得以逃脱，辗转投奔了驻扎太原的晋王李存勖。

这次牢狱之灾，让冯道初尝乱世为官的凶险，却未磨去他的本心。在李存勖帐下，他凭借出众的文才担任掌书记，负责起草文书、谋划军机。某次李存勖与后梁交战正酣，因不满前线将领郭崇韬，竟下令冯道撰写罢免文书。冯道当即拒绝，当面谏阻：“今大王屡败梁军，全靠崇韬之力，若临阵换将，恐动摇军心。”这番话虽触怒了李存勖，却让满朝文武见识了他的胆识，也为他赢得了“敢言直谏”的声望。

后唐同光元年（923年），李存勖称帝，冯道升任户部侍郎，跻身朝廷重臣之列。可就在仕途蒸蒸日上时，父亲的离世让他毅然辞官，回乡守孝。守孝期间，恰逢当地大旱，粮食歉收，冯道将自己不多的俸禄全部赈济乡民，自己则居住在茅草棚中，“与农夫杂处，略不以素贵介怀”。他亲自耕田砍柴，与村民同吃同住，丝毫没有高官的架子。连北方的契丹人都听闻他的贤名，曾想派兵将他掳走，只因边疆防范严密才未能得逞。

后唐明宗李嗣源继位后，听闻冯道的德行与才学，立刻将他召回朝廷，先任端明殿学士，次年便拜为宰相。李嗣源曾对左右赞叹：“冯道性纯俭，居茅庵与从人同器食，其心晏如也，真士大夫也。”这位从底层崛起的皇帝，格外看重冯道的务实与清廉，而冯道也终于得到了施展抱负的舞台。

四朝沉浮：狼虎丛中的生存智慧

五代十国的政权更迭，比翻书还要迅速。冯道担任宰相的二十余年间，见证了一次次兵变、弑君与改朝换代，却总能在权力的漩涡中站稳脚跟，这绝非单纯的“投机取巧”所能解释。

后唐明宗天成五年（930年），李嗣源的养子李从珂起兵反叛，攻破洛阳。当时的皇帝李从厚逃往石敬瑭军中，冯道身为宰相，并未选择追随逃亡的君主，而是率百官迎接李从珂入城。这一举动成为后世批判他“不忠”的重要依据，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当时的背景：李从珂已掌控京城兵权，顽抗只会引发更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冯道的选择，实则是为了避免朝堂动荡波及百姓。

不过李从珂对这位“前朝旧臣”并不信任，继位后便将冯道外放为同州节度使，后来虽召回朝廷任司空，却剥夺了他的实权。这样的冷遇并未持续太久，后唐清泰三年（936年），石敬瑭勾结契丹攻破洛阳，灭亡后唐，建立后晋。让人意外的是，石敬瑭上台后的第一件事，便是重新启用冯道为宰相。

此时的后晋，因依附契丹而备受非议，石敬瑭甚至不惜认契丹主耶律德光为“父皇帝”。当朝廷需要派人出使契丹时，满朝文武皆因塞外苦寒、契丹蛮横而避之不及，唯有冯道挺身而出。临行前石敬瑭感叹：“此行非卿不可。”冯道面无难色，从容启程。

在契丹的日子里，冯道展现了惊人的应变智慧。耶律德光欣赏他的才名，想留他在契丹为官，冯道却婉言推辞：“南朝为子，北朝为父，臣在两朝皆为臣子，何处任职均可。”这番话既保全了契丹的颜面，又暗表归心。启程返回中原时，他故意放慢行程，装作不舍，直到契丹主彻底放下戒心才加速南行。这次出使不仅为后晋争取了数年的和平，更让冯道赢得了“临危不乱”的赞誉。回朝后，石敬瑭将政务全部委托给他，加授司徒、侍中，进封鲁国公。

石敬瑭病逝后，冯道力排众议，拥立其侄子石重贵为帝。可这位新君忌惮冯道的威望，听信谗言将他外放为匡国军节度使。即便身处地方，冯道仍心系民生，减免赋税、兴修水利，深得百姓爱戴。开运四年（947年），契丹大军南下灭晋，耶律德光进入汴梁后，召见冯道时戏谑地问：“天下百姓如何救得？”冯道答道：“现在就是佛出世也救不得，只有你皇帝救得。”

这句看似谄媚的话，实则暗藏机锋。当时契丹军队在中原烧杀抢掠，冯道的回答巧妙地将百姓的安危系于耶律德光一身，让他意识到“屠城易，治民难”，间接阻止了更大规模的杀戮。耶律德光随后任命冯道为太傅，而冯道则利用这个身份暗中保护中原士人，缓解契丹的残暴统治。不久后耶律德光病逝，冯道趁机安抚城中百姓，维持秩序，直到汉军收复镇州。

此后的岁月里，后汉取代后晋，后周又取代后汉，政权更迭如同走马灯。可无论哪位君主上台，都会第一时间重用冯道：后汉高祖刘知远拜他为太师，后周太祖郭威尊他为中书令，甚至“每逢觐见，从不直呼其名”。这种跨越朝代的信任，在五代史上绝无仅有。

千秋功业：战火中的文化火种

如果说冯道的“历仕四朝”让他充满争议，那么他在乱世中坚守的两件事，足以让他名留青史：一是护佑百姓，二是传承文化。

在后唐明宗时期，冯道担任宰相期间，推行了一系列务实的政策。他深知战乱之后民生凋敝，多次劝谏明宗：“谷贵饿农，谷贱伤农，为政者当以民生为本。”在他的推动下，后唐减免赋税、鼓励农桑，使得中原在久经战乱后迎来短暂的“小康”局面。更可贵的是，他在选官用人上坚持“唯才是举”，大力提拔寒门士子，抑制飞扬跋扈的贵族子弟。史载他“凡孤寒士子、抱才业者，皆得提拔；世家显贵、品行浮躁者，必遭抑制”，这在一定程度上净化了吏治，避免了权力被少数贵族垄断。

冯道对百姓的体恤，贯穿了他的整个仕途。无论是在后晋出镇同州，还是在后汉任职南阳，他都“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即便在契丹占领期间，他也冒着风险“周旋其间，庇民无数”。明代李贽曾评价：“冯道五十年间历经四姓，事十二君并降契丹，使得百姓卒免锋镝之苦，道务安养之力也。”这或许正是为何每次改朝换代，新君都要重用他——百姓信服这位能为他们做主的“老宰相”。

比护佑百姓更深远的，是冯道主持的雕印《九经》工程。后唐长兴三年（932年），冯道上书唐明宗，提出以唐代《开成石经》为底本，用雕版印刷术刊印儒家经典。在那个战火纷飞、文化濒临断绝的年代，这个提议堪称石破天惊。要知道，在此之前，书籍全靠手抄，不仅效率低下，还容易出错，根本无法大规模传播。

唐明宗批准后，冯道立刻牵头成立专门机构，任命田敏等学者详勘经文，挑选李鹗等书法家书写，召集全国最优秀的工匠刻版。这项浩大的工程，前后历经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跨越22年，期间政权更迭、兵荒马乱，却从未中断。直到后周广顺三年（953年），《易》《书》《诗》等九部儒家经典终于全部刻印完成，史称“五代监本九经”。

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以官方财力印刷套书，不仅开创了官刻图书的先河，更让儒家经典得以标准化、规模化传播。元代王祯曾评价：“因是天下书籍遂广。”可以说，正是冯道的坚持，才让中华文化的火种在五代乱世中得以保存，为宋代文化的繁荣埋下了伏笔。这项功绩，远比一时的政治得失更值得铭记。

千年争议：忠君与民本的撕裂

冯道在《长乐老自叙》中曾自我评价：“在孝于家，在忠于国，口无不道之言，门无不义之财。”在他看来，自己坚守的“忠”，是对社稷百姓的忠，而非对某一位君主的忠。可这种价值观，在宋代以后却遭遇了毁灭性的批判。

北宋初年，政局稳定后，文人阶层崛起，程朱理学逐渐形成，“忠君”被提升为最高的道德标准。欧阳修在编撰《新五代史》时，读到冯道的《长乐老自叙》，见他自述历仕多朝的经历反以为荣，怒不可遏地写道：“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更是痛斥：“冯道历事五朝、八位君主，如同旅店看待过客，清晨是仇敌，傍晚成君臣，大节如此，即使有小善，哪里值得称道？”

宋代文人对冯道的批判，看似是道德谴责，实则是政治需要。五代以来，武人篡权成风，君臣伦理荡然无存，宋朝统治者急需树立“忠君”的道德标杆，以巩固政权。冯道这个“历仕四朝而不倒”的典型，自然成了被批判的对象。正如抖音视频中历史博主所言：“北宋批评冯道，是为了纠正五代政权更替的乱象，维护社会稳定，这是有意识形态目的的。”

但在五代当世，人们对冯道的评价却截然不同。后唐明宗称他“真士大夫也”，后周太祖对他敬重有加，百姓更是在他去世时“巷哭，辍市三日”。宋代名臣范质也曾赞扬他：“厚德稽古，宏才伟量，虽朝代迁贸，人无间言，屹若巨山，不可转也。”即便是批判他的欧阳修，也不得不承认“当世之士无贤愚皆仰道为元老，而喜为之称誉”。

随着时代的变迁，对冯道的评价逐渐回归理性。明代李贽率先为他翻案，认为他践行了孟子“社稷为重，君为轻”的理念，“身体力行安民、养民、保民，完美诠释了臣责”。近代史学家南怀瑾、樊树志等也认为，冯道在乱世中“见风使舵”的行为，实则是为了更好地护佑百姓、传承文化，功大于过。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更是评价：“在五代那样的非常时期，冯道替人民请命，保存了传统行政的逻辑，他是一个例外的人物。”

这种评价的转变，本质上是对“忠”的重新理解。冯道所处的五代，“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双向伦理尚未被“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单向忠诚取代。在他看来，臣子的使命不是为某一位君主殉葬，而是守护江山社稷与天下百姓。当君主无道、政权覆灭时，与其愚忠赴死，不如保全自身以济苍生。

这种理念，在魏征身上同样存在——他曾是李建成的幕僚，却在玄武门之变后辅佐李世民开创贞观之治，被奉为“千古名相”。可冯道仅仅因为经历的朝代更多，便落得截然不同的下场。这恰恰说明，道德评价的标准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深受时代语境的影响。

结语：狼虎丛中的守心者

显德元年（954年），冯道在监修完后周太祖郭威的陵墓后，油尽灯枯，病逝于汴梁。这位历经四朝十一帝的老臣，终于结束了他在“狼虎丛中”的一生。他在自传中写道：“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这句话，或许正是他一生的写照。

在那个道德沦丧、人命如草芥的乱世，冯道没有选择归隐山林独善其身，也没有像其他官僚那样鱼肉百姓、助纣为虐。他以文人之身周旋于武夫之间，在权力的夹缝中坚守本心：不贪财、不好色、不树敌、不欺名，始终以百姓疾苦为念，以文化传承为责。他的“不倒”，不是因为圆滑世故，而是因为他的德行与能力，成为了乱世中最稀缺的“稳定器”。

千年后的今天，我们再看冯道，早已不必用“奸臣”或“能臣”这样简单的标签来评判他。他是一面镜子，映照出皇权更迭的残酷、文人生存的困境，以及传统政治伦理中“忠君”与“民本”的永恒张力。他用一生证明，真正的坚守，不是在太平盛世里高谈道德，而是在乱世绝境中守护良知。

当我们为他的“官场智慧”惊叹时，不应忘记汴梁百姓的哭声；当我们批判他的“道德瑕疵”时，更应记得那部跨越四朝刻成的《九经》。冯道的故事早已落幕，但他留下的思考从未停止：在忠诚与道义、理想与现实的抉择中，何为真正的“士大夫精神”？这个问题，或许永远没有标准答案，但冯道用他的一生，给出了最鲜活的注脚。

来源：小罗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