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孙女指着那张已经泛黄起皱的黑白照片，问我：“爷爷，奶奶的名字不是叫林秋霜吗？为什么照片背后写的，是‘赠陈明同志，李雪娥’？”

孙女指着那张已经泛黄起皱的黑白照片，问我：“爷爷，奶奶的名字不是叫林秋霜吗？为什么照片背后写的，是‘赠陈明同志，李雪娥’？”

我摩挲着照片边缘，上面那个扎着两根麻花辫，眼神里既有惊恐又有一丝倔强的姑娘，仿佛跨越了四十几年的时光，又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

是啊，她叫林秋霜，那是我给她起的名字。可是在我心里，尤其是在那些被岁月尘封的记忆深处，她永远是那个叫李雪娥的姑娘。为了守住她，守住那个在1974年冬夜里许下的，几乎压垮了我一辈子的承诺，我用尽了半生的力气。

故事，要从那个寒得能把人骨头冻裂的夜晚说起。

第1章 冰冷的铺草

1974年的冬天，陕北的黄土高坡格外得冷。风像是一群饿狼，整夜整夜地在村子上空打着旋儿嚎叫，从门窗的每一条缝隙里钻进来，刮在脸上，像刀子割一样疼。

我叫陈明，是上海来的知青，到这个叫“石窑村”的地方已经两年了。热血和理想，早就被日复一日的“修理地球”和永远也吃不饱的肚子消磨得差不多了。每天收工后，最大的念想就是钻进我那用土坯搭起来的知青点小屋，缩进冰冷的被窝里，用自己那点可怜的体温，慢慢把被子焐热。

那天晚上，我刚吹熄煤油灯，正迷迷糊糊要睡着，突然听见门“吱呀”一声，被极轻地推开了一条缝。

我瞬间就清醒了，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这年头，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紧的，村里民兵队长老赵——赵卫东，是个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最喜欢半夜三更搞突然袭击，查我们这些“城里娃”有没有偷听“敌台”，或者写什么“反动日记”。

我屏住呼吸，心提到了嗓子眼，准备好了应对赵卫东那张严肃的方块脸。

可借着窗外一点点微弱的月光，我看到的，却是一个瘦小的黑影。那黑影贴着墙根，像只受了惊的小猫，一点一点地挪了进来，然后轻轻地、不带一丝声响地把门又关上了。

不是赵卫东。他的脚步声我熟，像碾子碾过地面，又沉又响。

我的心跳得更快了。是贼？可我们这几个知青穷得叮当响，除了几本被翻烂的《毛选》和几件破衣服，什么都没有。

那个黑影在黑暗中站了一会儿，似乎在适应屋里的光线，也像是在鼓起巨大的勇气。然后，我眼睁睁地看着她，一步一步，朝着我的土炕走了过来。

空气仿佛凝固了，我甚至能听到自己血液在血管里奔流的声音。

直到她走到炕边，那张在月光下显得异常苍白的脸，才让我认出了她是谁。

李雪娥。

村里那户被划为“富农”成分的李家的女儿。

在石窑村，李雪娥这个名字，就像一个会传染的病毒，人人都避之不及。她的父亲李根田，解放前据说是村里有名的富户，虽然田地早就交公了，但那顶“富农”的帽子，像座大山，死死地压在他们一家人头上。

李雪娥和我差不多大，十八九岁的年纪，本该是像山丹丹花一样灿烂的时候。可我每次见到她，她总是低着头，头发枯黄，衣服上打着补丁，永远在干最脏最累的活。村里开批斗会，她和她爹李根田就要被拉到台前，弯着腰，挂着牌子，接受所有人的唾骂。

孩子们朝她扔泥巴，大人们用最恶毒的语言羞辱她，她从不反抗，也从不流泪，只是沉默地承受着，那双眼睛里，是一片死寂的灰。

我同情她。

这种同情，源于一个读书人最朴素的是非观。我见过李根田，一个被岁月和苦难压弯了腰的老实巴交的农民，手上全是老茧，眼神浑浊而善良。我不相信这样的人会是“阶级敌人”。我也见过李雪娥，在没人注意的山坡上，她会偷偷地给一只受伤的麻雀包扎翅膀。

所以，偶尔在食堂打饭，我会趁人不注意，把自己碗里仅有的几块土豆拨给她。在集体劳动时，我会悄悄帮她把最重的那捆柴火挪到我的背篓里。

我们之间没有任何交流，连一个眼神的交汇都没有。我的帮助是无声的，她的接受也是默然的。这是一种在那个特殊年代里，只能存在于沉默中的默契。

可我做梦也想不到，她会在这样的深夜，出现在我的房间里。

她想干什么？

我的脑子里一片混乱。一个“成分不好”的女人，半夜三更摸进一个男知青的屋子，这要是被人发现了，后果不堪设想。她会被唾沫星子淹死，罪名可能是“腐化革命青年”，而我，轻则被批斗，重则……我不敢想下去。

就在我惊疑不定的时候，李雪娥做出了一个让我魂飞魄散的举动。

她脱掉了脚上那双破烂的布鞋，然后，竟然开始解自己那件满是补丁的棉袄。

我的血“嗡”地一下全涌上了头顶。

“你……你干什么！”我终于忍不住，压低了声音，从牙缝里挤出这几个字。

她被我的声音吓得浑身一哆嗦，停下了手里的动作，黑暗中，我仿佛能看到她那双惊恐的眼睛。

她不说话，只是浑身发抖。那不是因为冷，而是一种巨大的、深入骨髓的恐惧和绝望。

过了一会儿，她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突然“扑通”一声，在我炕边跪了下来。

“陈……陈知青，”她的声音细若蚊蝇，带着哭腔，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求求你，救救我爹……”

我愣住了。

“你爹怎么了？”

“今天下午……开批斗会，赵队长他们……他们把我爹打得起不来了，现在……现在人躺在家里，一口一口地吐血，怕是……怕是熬不过今晚了……”

她的话像一记重锤，狠狠砸在我的心上。下午的批斗会，因为我们知青要去公社开会学习文件，所以没参加。我没想到，他们竟然下了这么重的手。

“那你……那你来找我干什么？我……我也没办法啊！得送卫生所！”我急切地说。

“没用的，”她绝望地摇着头，泪水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卫生所的王医生说，我爹是富农，给他看病是立场问题。他们……他们根本不给治……”

我的心一点点沉了下去。这就是现实。在“阶级立场”面前，人命一文不值。

“那你来我这里……你快起来！”我伸手想去扶她，指尖刚碰到她冰冷的胳膊，又像触电一样缩了回来。

李雪娥没有起来，她抬起头，那双在黑暗中依旧能看到绝望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

“陈知青，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你……你偷偷给过我吃的，我都知道。”她哽咽着，“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我爹快死了……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死……”

她停顿了一下，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说出了一句让我永生难忘的话。

“只要你能救我爹……我……我这条命就是你的。我给你当牛做马，给你……给你暖被窝……我什么都愿意……”

说完，她颤抖着，竟然真的开始脱身上的衣服。

我脑子“轰”的一声，像是炸开了一样。我终于明白她为什么会爬上我的炕，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举动。

在这个世界上，她已经一无所有。为了救她唯一的亲人，她能拿出来交换的，只有她自己，她那卑微到尘埃里的清白和尊严。

一股巨大的悲凉和愤怒瞬间攫住了我。悲凉的是她的命运，愤怒的是这个颠倒黑白的世界。

我猛地从被窝里坐起来，一把抓住她冰冷的手，制止了她的动作。

“把衣服穿上！”我的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些嘶哑，“你把我陈明当成什么人了！”

第2章 一盒红霉素软膏

李雪娥被我的呵斥吓住了，整个人僵在那里，一动不动，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

我意识到自己的语气太重了，深吸了一口冰冷的空气，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平复下来。

“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别误会。”我放缓了语调，尽量让声音听起来温和一些，“我是说，救人是应该的，不需要……不需要你这样。”

黑暗中，我看不清她的表情，只能感觉到她身体的颤抖。过了很久，她才用一种近乎哀求的语气，小声说：“可是……除了这个，我什么都没有了……”

这句话像一根针，狠狠地扎进了我的心里。

是啊，她什么都没有了。名声、地位、未来……这些属于正常人的东西，从她生下来那一刻起，就注定与她无缘。她唯一拥有的，就是这具瘦弱的、可以被拿来当做筹码的身体。

我沉默了。

屋子里静得可怕，只有窗外的风声和她压抑的啜泣声。

我是一个懦弱的人。从来到这个村子开始，我就学会了谨小慎微，学会了把所有的棱角都收起来。我看到不公，看到荒唐，但我选择沉默，因为我害怕，我怕自己稍有不慎，就会被卷入那个巨大的漩涡，粉身碎骨。

可是今晚，看着跪在我面前的这个绝望的女孩，我内心深处某种一直被压抑的东西，开始疯狂地搅动起来。

如果我今晚把她赶出去，假装什么都没发生，我大概率会安然无恙。而她，和她那个垂死的父亲，就会被这个寒冷的冬夜彻底吞噬。

那我读过的那些圣贤书，我父母从小教我的那些做人的道理，又算什么呢？

我还是个人吗？

“你先起来。”我再次开口，声音里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坚定，“地上凉。你把你爹的情况，仔細跟我说说。”

我的话似乎给了她一丝希望，她停止了哭泣，迟疑地从地上站了起来，但依旧不敢靠近，只是远远地缩在墙角。

她断断续续地把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原来今天下午的批斗会，是因为队里丢了一只羊，赵卫东不分青红皂白，就认定是李根田偷的，说他是“阶级敌人贼心不死，妄图破坏集体财产”。李根田辩解了几句，就被几个民兵按在地上拳打脚踢，打断了两根肋骨，内脏也受了伤，回来就一直吐血。

“他身上全是伤口，皮都破了，流着血……”李雪娥的声音里充满了恐惧，“我怕……我怕伤口会烂掉……”

我心里一动，想起了我妈在我来之前，偷偷给我塞的一点备用药品。里面好像有一盒红霉素软膏，是用来处理外伤，防止感染的。还有一些止痛片和云南白药。

虽然这些药治不了内伤，但至少能处理一下外伤，减轻一点痛苦。

“你等一下。”

我翻身下床，点亮了煤油灯。昏黄的灯光下，我才看清李雪娥的样子。她的脸颊冻得通红，上面还挂着泪痕，嘴唇发白干裂，那双眼睛又大又亮，此刻却像受惊的小鹿，写满了惶恐和不安。她身上那件灰色的棉袄，手肘和肩膀处都磨得发亮，露出了里面的棉絮。

我没敢多看，转身从我那个破旧的木箱子底下，翻出了一个用手帕包着的小铁盒。

打开铁盒，我把里面的红霉素软膏、一瓶止痛片和一小包云南白药粉末都拿了出来。

“这个药膏，是消炎的，你拿回去给你爹涂在伤口上。这个是止痛的，疼得厉害就让他吃一片。这个是止血的，你撒在流血的地方。”我把药递给她，尽量详细地解释着用法。

李雪娥呆呆地看着我手里的药，眼神里充满了难以置信。在这个年代，药品是极其珍贵的，尤其是在这偏僻的农村。

她没有接，反而往后退了一步，怯生生地说：“这……这太贵重了……我不能要……”

“拿着！”我把药硬塞到她手里，不容她拒绝，“救人要紧！你快回去吧，天亮之前要是被人看见，就麻烦了。”

她紧紧地攥着那几样药品，像是攥着全世界最珍贵的宝贝。她的嘴唇翕动着，想说什么，却又说不出来，眼圈又红了。

突然，她又一次“扑通”跪了下来，这次，是结结实实地给我磕了一个头。

“陈知青，你的大恩大德，我李雪娥这辈子做牛做马，也报答不完……”

“快起来！你这是干什么！”我急忙去拉她。

就在这时，村口突然传来一阵狗叫声，由远及近，越来越清晰。

我和李雪娥的脸色同时变得惨白。

是赵卫东。他养的那条大黄狗，我们都认识。他有夜里巡查的习惯。

“快！快走！”我急得满头是汗，连推带搡地把她往门口弄。

李雪娥也吓坏了，她抓起鞋子，踉踉跄跄地跑到门口，拉开门缝，像一阵风一样闪了出去。

我赶紧把门栓插好，吹熄了煤油灯，飞快地钻回被窝，用被子蒙住头，心脏“怦怦”地跳得像要从胸口蹦出来一样。

果然，没过多久，我的门外就传来了赵卫东那粗声粗气的嗓门。

“陈知青！睡了没？”

紧接着，是“砰砰砰”的砸门声。

第3章 一碗红薯面糊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谁……谁啊？”我故意装出睡意惺忪的声音，慢吞吞地回应。

“我！赵卫东！开门，检查！”门外的声音不容置疑。

我磨磨蹭蹭地下了床，心里飞快地盘算着。李雪娥刚走，地上会不会留下脚印？屋里有没有什么异常？我的心跳得像打鼓，手心里全是冷汗。

我拉开门栓，赵卫东那张方块脸就出现在门口，身后还跟着两个拿着红缨枪的民兵。他手里提着一盏马灯，昏黄的灯光把他的影子在地上拉得老长，像个凶神。

“赵……赵队长，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我故作镇定地问。

赵卫东没理我，提着马灯径直走了进来，那双鹰一样的眼睛在我的小屋里扫来扫去。他的目光从土炕扫到桌子，最后落在了地上。

我的心瞬间沉了下去。

刚才太慌乱了，李雪娥的鞋底肯定沾了外面的雪泥，地上一定留下了痕迹。

完了。

赵卫东果然弯下腰，凑近地面仔细看着。我紧张得连呼吸都快要停止了。只要他看到那排不属于我的、小小的脚印，一切都完了。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

然而，出乎我意料的是，赵卫东直起身子，只是皱了皱眉，嘟囔了一句：“你这屋里怎么一股怪味？”

我愣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李雪娥身上常年穿着那件破棉袄，又总干脏活，身上难免有一股汗味和霉味。

我急中生智，赶紧指了指墙角那双我白天劳动时穿的、满是泥巴的胶鞋，尴尬地笑了笑：“嘿嘿，赵队长，可能……可能是我这鞋没刷，味儿有点大。”

赵卫东嫌恶地瞥了一眼那双鞋，没再说什么。他又在屋里转了一圈，用手电筒照了照我的床底，翻了翻我桌上的书，没发现什么异常，这才悻悻地准备离开。

走到门口，他又停下脚步，回头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陈知青，你是个文化人，脑子灵光。但要记住，屁股要坐正，立场要坚定。别跟那些成分不好的人瞎掺和，听见没？”

“是是是，赵队长说的是，我一定牢记在心。”我点头哈腰，像个犯了错的小学生。

直到他们三人的身影消失在夜色中，我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感觉后背已经被冷汗湿透了。我赶紧关上门，瘫坐在炕上，心脏还在狂跳。

我走到刚才赵卫东看过的地方，借着月光仔细一看，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地上，清清楚楚地留着几个湿漉漉的、小巧的脚印。

他怎么会没看见？

我百思不得其解。也许是灯光太暗，也许是他根本没往那方面想。不管怎样，总算是侥幸躲过了一劫。

这一夜，我翻来覆去，再也睡不着了。脑子里一会儿是李雪娥那双绝望的眼睛，一会儿是赵卫东那张充满警告的脸。我不知道自己做的是对是错，我只知道，我好像把自己卷进了一个巨大的麻烦里。

第二天，我一整天都心神不宁。上工的时候，我好几次偷偷朝李家的方向望去，但什么也看不见。我不知道李根田是死是活，也不知道我的药有没有用。

好不容易熬到收工，我连饭都没吃，就躲在屋里，竖着耳朵听外面的动静。

天快黑的时候，我的房门被轻轻敲响了。

我吓了一跳，以为又是赵卫东。

“谁？”我警惕地问。

门外传来一个怯怯的声音：“陈知青……是我。”

是李雪娥。

我赶紧打开门，把她拉了进来。她手里端着一个豁了口的粗瓷碗，碗里是半碗热气腾腾的东西。

“你疯了？大白天的就敢过来？”我压低声音责备道。

她却像是没听到我的话，把手里的碗递到我面前，脸上带着一丝我从未见过的、微弱的笑意。

“陈知青，谢谢你……我爹他……他好多了。”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喜悦，“他吃了你的药，今天下午就没再吐血了，精神也好了一些。他说，一定要我谢谢你这个救命恩人。”

我心里的一块大石头总算落了地。

“那就好，那就好。”我松了口气，看着她手里的碗，“这是什么？”

“是……是红薯面糊糊。”她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家里……家里实在没什么好东西，这是我爹让我无论如何都要给你送来的。他说，不能白拿你的药。”

我看着碗里那点稀稀拉拉的、几乎能照出人影的面糊，心里一阵发酸。我知道，对于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李家来说，这半碗红薯面，可能就是他们今天全部的口粮了。

“我不要，你们留着自己吃吧。你爹身体虚，正需要补补。”我推辞道。

“不行！”她倔强地把碗又往前送了送，抬起头，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我，“陈知青，你要是不收，我爹会不安的。我们虽然穷，但不能没有良心。求你了，你就喝了吧，还热着呢。”

看着她那双充满恳求和真诚的眼睛，我无法再拒绝。

我接过碗，当着她的面，几口就把那碗温热的红薯面糊喝了下去。面糊没什么味道，甚至还有点粗粝，划得嗓子疼，但喝到胃里，却暖洋洋的，一直暖到心底。

这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香的一顿饭。

她见我喝完了，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接过空碗，转身就要走。

“等等。”我叫住她。

我从箱子里拿出两个昨天刚发的、又黑又硬的玉米面窝头，塞到她手里。

“这个你拿回去。”

她拼命地摇头，想把窝头还给我。

我板起脸，故意用一种严肃的口气说：“你要是不拿着，以后就别再来找我了。你爹的药，我也不管了。”

这句话显然很有用，她立马不敢再推辞了，紧紧地把两个窝头揣进怀里，眼圈红红地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最终只说了一句“谢谢”，就低着头，匆匆地走了。

看着她消失在暮色中的瘦小背影，我心里五味杂陈。

我以为，这件事到此就该结束了。我救了她父亲，她还了我人情，我们之间，最好再也不要有任何瓜葛。

但我错了。我和她命运的绳索，从那个风雪交加的夜晚开始，就已经被紧紧地缠在了一起，再也分不开了。

第4章 致命的承诺

从那天起，李雪娥和我之间形成了一种新的、更加隐秘的默契。

她不再来我的小屋，但我们之间的联系并没有断。有时候，我会在我门口的石磨上，发现一小捧炒熟的豆子，或者几个烤得焦黄的土豆。我知道是她放的。而我，也会在去山里砍柴的时候，故意“遗忘”一个窝头或者一小块咸菜在我俩都熟悉的某棵老槐树下。

我们像两只在黑暗中相互取暖的刺猬，小心翼翼地靠近，又因为害怕刺伤对方和被外界发现而保持着距离。

李根田的身体，在我的药品和李雪娥的精心照料下，竟然奇迹般地慢慢好转了。虽然还是不能下地干重活，但至少保住了一条命。

然而，平静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

村里的风言风语，像野草一样开始疯长。

不知道是谁，开始在背后议论我跟李雪娥走得近。有人说，看到我偷偷给李雪娥东西吃。还有人说得更难听，说我一个上海来的“城里娃”，看上了“富农”家的闺女，是“被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了”。

这些话，像一把把无形的刀子，刀刀都扎在最要命的地方。

赵卫东找我谈了好几次话，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严厉。他警告我，如果再不跟李家划清界限，他就要把我的情况上报给公社，取消我年底返城的推荐资格。

返城，是我们所有知青的命根子。为了这个虚无缥缈的希望，我们在这里苦熬着。赵卫东的威胁，无疑是掐住了我的七寸。

我陷入了巨大的痛苦和挣扎之中。

理智告诉我，必须立刻停止和李雪娥的一切来往。为了我的前途，为了我远在上海的父母，我不能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开玩笑。

可是一想到李雪娥那双无助又充满信任的眼睛，我的心就硬不起来。在这个冰冷的世界里，我可能是她唯一能感受到一丝温暖的来源。如果我也抛弃了她，她该怎么活下去？

那段时间，我整夜整夜地失眠，人也迅速地消瘦了下去。

就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它彻底斩断了我的退路，也让我的人生，从此拐向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

那是一个初春的夜晚，倒春寒，天气依旧很冷。

李雪娥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了我的小屋。

她来的时候，满脸泪痕，神情慌张到了极点。

“陈知青，不好了……我爹……我爹他快不行了！”

我大吃一惊，扶住她问：“怎么回事？前几天不是还好好的吗？”

“今天……今天公社来人，说要搞什么‘深挖阶级敌人’的运动，又把我爹拉去批斗了……这次下手更重，回来的时候，人就已经昏迷了，怎么叫都叫不醒……”

我心里“咯噔”一下，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了我。

“走，去看看！”我当机立断，披上衣服，跟着李雪娥就往她家跑。

李家住在村子最偏僻的角落，一间摇摇欲坠的土坯房，连个像样的院墙都没有。屋里一股浓重的中药味和血腥味混合在一起，呛得人喘不过气。

李根田躺在炕上，脸色灰败，双眼紧闭，呼吸微弱得几乎感觉不到。他的嘴角还挂着一丝血迹。

我伸手探了探他的鼻息，又摸了摸他的额头，心里一片冰凉。

我知道，他这次是真的不行了。他的身体，早就在长年的折磨中被掏空了，这次的毒打，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李雪娥扑在炕边，哭得撕心裂肺。

就在这时，一直昏迷的李根田，眼皮忽然动了一下，竟然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他的目光在屋里搜寻了一圈，最后落在了我的脸上。

“是……是陈知青啊……”他的声音沙哑得像破锣，“你……你是个好人……雪娥她……她都跟我说了……”

“叔，你别说话，好好歇着。”我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

他却摇了摇头，浑浊的眼睛里，突然迸发出一股异样的光彩。他用尽全身的力气，朝我伸出了一只枯瘦如柴的手。

“陈知青……我……我快不行了……我这辈子，对不起雪娥……让她跟着我……受了这么多苦……”他喘着粗气，每一句话都说得异常艰难，“我求你……求你一件事……”

“叔，你说！”我握住他冰冷的手，哽咽着说。

他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那眼神，是一个父亲在生命最后一刻，最深沉、最绝望的恳求。

“我死之后……雪娥她一个人……在这世上……活不下去的……他们……他们不会放过她的……”

“求求你……带她走……走得远远的，再也别回来……”

“让她活下去……像个人一样……活下去……”

说完这几句话，他仿佛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剧烈地咳嗽起来，又是一口鲜血涌了出来。

“爹！”李雪娥哭喊着。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带她走？我怎么带她走？我们没有户口，没有介绍信，寸步难行。而且，带走一个“富农”的女儿，这跟“叛逃”有什么区别？

就在我震惊得说不出话的时候，李根田突然用另一只手，颤抖着从枕头底下摸出了一个用油布包得严严实实的小方块，硬塞到了我的手里。

那东西沉甸甸的，入手冰凉。

“这是……李家祖上留下的一点东西……你拿着……路上……用得着……”他的声音越来越弱，“陈知青……答应我……答应我……”

我低头看着手里的油布包，又看了看他那双充满期盼和哀求的眼睛，再看看旁边已经哭得快要昏厥过去的李雪娥，我的心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狠狠地攥住了。

我知道，如果我拒绝，这个老人将死不瞑目。这个女孩，也将在他死后，坠入更深的地狱。

我的脑海里，赵卫东的警告，返城的希望，父母的期盼，所有的一切，都在这一刻变得模糊。唯一清晰的，是一个垂死父亲的托付，和一个女孩未来的命运。

我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再睁开时，眼神已经变得无比坚定。

我握紧了李根田的手，一字一句，郑重地说道：“叔，你放心。只要我陈明还有一口气在，就一定护她周全，让她像个人一样，活下去。”

听到我的承诺，李根田那张灰败的脸上，竟然露出了一丝欣慰的笑容。他张了张嘴，似乎还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头一歪，握着我的手，缓缓地松开了。

他走了。

屋子里，只剩下李雪娥悲痛欲绝的哭声，和窗外呼啸的、仿佛永远不会停歇的风声。

我低头，缓缓打开了手里的油布包。

油布里面，是几根用红绳捆着的小黄鱼。

是金条。

那一刻，我感觉手里握着的不是黄金，而是千斤的重担，是一个父亲的血泪，是一个女孩一生的命运，是我刚刚许下的，一个足以改变我一生的、致命的承诺。

第5章 黑夜里的逃亡

李根田的死，在石窑村没有掀起任何波澜。

就像一颗石子投入大海，连一圈涟漪都没有。

赵卫东带着两个民兵来象征性地看了一眼，扔下一句“死了干净，也给国家省了粮食”，便扬长而去。

按照村里的规矩，李根田这种“成分”的人，是不能入祖坟的。最后，还是我趁着夜色，和李雪娥一起，在村子北边的乱葬岗上挖了个坑，用一张破草席卷着，把他草草埋了。

没有葬礼，没有哀乐，只有两行孤零零的泪，和一座连墓碑都没有的新坟。

安葬完父亲，李雪娥就像被抽走了魂一样，整个人都垮了。她不吃不喝，不哭不闹，只是抱着膝盖，呆呆地坐在那间空荡荡的土坯房里，一坐就是一整天。

我知道，我必须尽快带她离开这里。

李根田一死，她就成了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女。以赵卫东对她的敌意，再加上村里那些窥伺的目光，她一个年轻姑娘，留在这里，下场只会比她父亲更惨。

可是，怎么走？

我手里握着那几根沉甸甸的小黄鱼，第一次感觉到了金钱的力量，也感觉到了它带来的巨大风险。这东西是我们的希望，也是一颗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

我开始不动声色地做准备。

我利用一次去公社开会的机会，偷偷找到了公社邮局一个和我关系还不错的同乡。我给了他一小块碎金子，请他帮我一个忙——以我上海家里“发来急电，母亲病危”的名义，给我发一封电报。

那个年代，知青返城探亲，是需要公社、大队层层审批的，手续极其繁琐。但“直系亲属病危”，是唯一一个可以走加急程序的理由。

我的同乡被那块金子晃花了眼，犹豫再三，还是答应了。

三天后，电报“如期而至”。

我拿着那封伪造的电报，先是找到了我们知青点的带队老师，在他面前声泪俱下地演了一场戏。然后，我又拿着电报去找大队书记，最后才找到赵卫东。

赵卫东虽然怀疑，但在白纸黑字的电报和公社盖章的探亲申请面前，他也说不出什么。他只是阴沉着脸，警告我必须按时归队，否则后果自负。

我拿到了那张盖着鲜红大印的、可以离开石窑村的通行证。

接下来，最关键的一步，是如何带走李雪娥。

我不能让她跟我一起走，目标太大。我只能让她先走，我们约好在一个地方汇合。

我把计划跟李雪娥说了。她听完，只是默默地点头，眼神里没有一丝波澜，仿佛一个任人摆布的木偶。我知道，她已经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我身上。

我把一根小黄鱼和大部分的钱都缝在了她的贴身衣物里，又给她换上了一身我托人从县城买来的、最普通的蓝色工装服，剪掉了她那头标志性的长辫子。

“记住，”我看着她的眼睛，一遍又一遍地叮嘱，“你一路往南走，不要坐火车，容易被查。多坐长途汽车，专挑人多眼杂的小地方走。到了南京，就去我告诉你的那个地址，那是我一个远房表姑家，你就说是我让你去投奔的。在那里等我，哪里也别去，听明白了吗？”

她用力地点了点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把这个带上。”我把那张我们唯一的合影，就是那张后来被我孙女翻出来的黑白照片，塞到了她手里。那是我刚来村里时，一个会照相的知青给我们大家拍的，照片上，她站在最角落，笑得腼腆又胆怯。

“万一……万一我表姑不信，你就把这个给她看。”

出发的那天晚上，没有月亮，天黑得像泼了墨。

我把她送到村口那棵老槐树下。

“雪娥，”我握住她冰冷的手，轻声说，“记住，从今天起，你就不叫李雪娥了。你忘了这个名字，忘了石窑村，忘掉所有的一切。以后，你就叫林秋霜，秋天的秋，霜雪的霜。这是我给你起的名字。”

我希望她能像秋霜一样，虽然清冷，但坚韧、洁白，能洗去过去所有的污浊。

“林秋霜……”她喃喃地念着这个名字，眼泪终于决堤而出。

她没有说谢谢，也没有说再见，只是深深地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有恐惧，有不舍，有依赖，还有一丝对未来的渺茫希望。然后，她转过身，瘦小的身影很快就消失在了无边的黑暗里。

送走她之后，我的心也悬了起来。

第二天，我收拾好简单的行李，跟所有人告别，踏上了“回家探亲”的路。

然而，我并没有直接去火车站。

我先是坐车到了县城，然后又转车去了另一个方向的城市。我不断地变换交通工具，绕了一个大圈子，才在五天后，抵达了南京。

我不敢直接去表姑家。我怕赵卫东他们不放心，会往我上海的家里打电话核实。一旦谎言被戳穿，他们很可能会顺藤摸瓜，查到我南京的亲戚。

我在南京火车站附近找了个最便宜的小旅馆住下，每天都去表姑家附近那个约定好的街心公园里等。

一天，两天，三天……

一个星期过去了，林秋霜（我必须开始习惯叫她这个名字了）还是没有出现。

我开始慌了。

她一个从没出过远门的农村姑娘，不识字，又胆小，会不会在路上出事了？被骗了？还是被抓了？

无数个可怕的念头在我脑子里盘旋，我每天都坐立不安，度日如年。

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第十天的傍晚，我在公园的长椅上，看到了一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

她穿着那身蓝色的工装服，剪了短发，整个人又黑又瘦，脸上满是疲惫和风尘，但那双眼睛，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是她！

我几乎是冲过去的。

“秋霜！”

她听到我的声音，猛地抬起头，当她看清是我的时候，那双一直紧绷着的眼睛里，瞬间涌满了泪水。她再也控制不住，扑进我怀里，放声大哭起来。

那一刻，我抱着她瘦弱的、微微颤抖的身体，听着她压抑了许久的哭声，我的心，一半是重逢的喜悦，一半是后怕的酸楚。

我知道，我们俩的命，从今往后，算是真正地连在一起了。

我们的逃亡，才刚刚开始。

第6章 新生

在南京表姑家，我们不敢久留。

表姑虽然心善，收留了我们，但言谈举止间，还是充满了对我们这种“来路不明”的人的担忧。我能理解她，在那个年代，收留我们，就等于在家里放了一颗定时炸弹。

我拿出最后一根小黄鱼，换了一笔钱，一部分给了表姑作为感谢，剩下的，作为我们未来的生活费。

我们必须尽快找到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

我最终选择了一个遥远的、谁也不认识我们的南方小城。那里工厂多，人员流动大，对于我们这种没有身份的人来说，更容易混下去。

离开南京前，我给上海的家里写了一封信。信里，我不敢说实话，只说自己响应国家号召，自愿扎根边疆，让父母不要找我，也不要为我担心。我知道这封信会让他们多伤心，但这是我唯一能做的。

就这样，我和林秋霜，像两片飘零的落叶，一路南下，来到了那座陌生的城市。

最初的日子，是难以想象的艰难。

我们没有户口，没有介绍信，找不到正式的工作。我只能去码头上扛大包，去工地上搬砖，干最苦最累的活，换取微薄的收入。而秋霜，则在家里接一些缝缝补补的零活，或者去菜市场捡别人不要的菜叶。

我们租住在城中村最便宜的棚户区，一间不到十平米的小屋，夏天漏雨，冬天透风。

但我们都咬着牙，坚持了下来。

因为我们知道，和石窑村的日子比起来，现在虽然苦，却是自由的，是有希望的。

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秋霜展现出了我从未见过的坚韧。她不再是那个只会低头、沉默寡言的李雪娥了。她学着跟我说普通话，学着认字，学着跟邻里打交道。她把我们那个简陋的小屋收拾得干干净净，用最少的钱，做出最可口的饭菜。

每天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总能看到一盏为我亮着的灯，和一碗热腾腾的饭。

我们之间，没有说过一句关于情爱的话，但彼此都心知肚明。我们是这世上，对方唯一的依靠。我们的关系，早已经超越了简单的男女之情，那是一种在患难中结下的、相依为命的亲情。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像一声春雷，震动了整个中国。

那天晚上，我看着报纸上那几个醒目的大字，激动得浑身发抖。我看到了改变我们命运的机会。

秋霜看出了我的心思。她把我们所有的积蓄都拿了出来，放在我面前，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我：“陈明，你去考吧。你本来就该是读书人。”

“可是……钱不够，而且我一走，你怎么办？”我犹豫了。

“钱的事你别管，我来想办法。”她斩钉截铁地说，“你只要安心读书就行。我相信你，一定能考上。”

从那天起，她比以前更拼命了。她白天去给人家当保姆，晚上回来还要纳鞋底、糊纸盒，常常忙到深夜。我看着她日渐消瘦的脸颊和手上磨出的厚茧，心如刀割。

我把她所有的付出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然后把它们全部化作了学习的动力。我白天在工地上干活，晚上就在那盏昏暗的灯下，贪婪地汲取着知识。

第二年，我以全市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上海的一所重点大学。

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我俩抱在一起，哭得像两个孩子。

我们终于，靠自己的努力，撕开了命运的一道口子。

大学四年，是秋霜一个人撑起了我们的家。她跟着我来到了上海，在学校附近租了个小房子，一边打零工，一边照顾我的生活。她所有的收入，除了最基本的生活开销，全都给我买了书和学习资料。

周围的同学都以为她是我家的保姆或者远房亲戚，没人知道我们的真实关系。面对那些异样的眼光，她从不辩解，只是默默地做着自己该做的事。

我知道，她是在用这种方式，保护着我，保护着我们来之不易的新生活。

1982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了一个不错的设计院工作。

拿到第一个月工资的那天，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拉着秋霜，去街道办事处，登记结婚。

当工作人员把那本红色的结婚证交到我们手里的时候，我看着她，郑重地叫了她一声：“老婆。”

她愣了一下，随即笑了，那笑容，像冬日里最温暖的阳光，驱散了过去所有的阴霾。

从1974年的那个冬夜，到1982年的这个夏天，整整八年，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名正言顺的家。

再后来，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地。我辞掉了铁饭碗，用我们攒下的第一笔钱，加上当年剩下的一点黄金，开了一家小小的建筑设计公司。

凭借着我的专业知识和秋霜的勤俭持家，我们的日子，就像芝麻开花，节节高。我们买了房子，买了车子，有了自己的孩子。

生活越来越好，我们渐渐地，活成了别人眼中羡慕的样子。

秋霜也变了。她不再是那个瘦弱胆怯的农村姑娘，岁月给了她从容和优雅。她学会了打扮，学会了烹饪，把我们的家打理得井井有条。但唯一不变的，是她那颗善良、坚韧的心。

我们再也没有回过石窑村。那个地方，像我们心底一个结了痂的伤疤，我们从不轻易触碰。

我们也很少谈及过去，不是遗忘，而是把那些苦难，都珍藏在了心底，化作了珍惜眼下幸福的动力。

直到今天，孙女无意中翻出了那张老照片，才把那段尘封的岁月，又一次拉到了我的眼前。

我看着照片上那个叫李雪娥的姑娘，又看了看身边正在厨房里忙碌着的、我那叫林秋霜的妻子，眼眶不禁有些湿润。

我这一生，有过很多选择。但最让我感到骄傲和无悔的，就是在1974年的那个夜晚，我选择了善良，许下了那个几乎压垮我的承诺。

那个承诺，重塑了她的人生，也最终，成就了我的一生。

来源：正能量辰星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