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世纪，西欧人眼中的“他者”或“异族”有三个：北欧海盗、穆斯林和东欧草原的游牧民族。他们分别代表了不同于西欧的三种文明形态。而匈牙利人就是东欧草原游牧民族的典型代表。

风起潘诺尼亚：匈人、阿瓦尔与马扎尔的交错命运

在中世纪，西欧人眼中的“他者”或“异族”有三个：北欧海盗、穆斯林和东欧草原的游牧民族。他们分别代表了不同于西欧的三种文明形态。而匈牙利人就是东欧草原游牧民族的典型代表。

你让城里人听见马蹄，心里先一紧：是商队，还是劫掠？同样一片草原来的人，名字换了好几拨，故事却似曾相识。要分清匈人、阿瓦尔人、马扎尔人这三摊事，不是查一条年表就行，得把风声、火光和人的心气都捋顺。

先说匈人。四世纪的顿河边，冷风贴着水面吹，阿兰人的军旗还没展开，就被打了个跟头。王被斩，国灰飞，余部归降，西方世界哗然。匈人没有在原地久住，过了几年就又催马向西，领头的是个上了年纪的王——巴兰比尔，老人家把队伍带得像一群耐心的狼，不紧不慢，却总能咬到肉。

他们先拐进东哥特的地盘，征服过来的部落趁乱反噬，东哥特连连失守，最后投了降。匈人脚跟未稳，又去压西哥特；很快，罗马皇帝瓦伦斯在阿德里亚堡的黑土地上败得干脆，罗马城的根基震了一震，城里人第一次感到草原的鞭子真的能打到他们的门口。此后，匈人把北面的日耳曼部落往西南赶，一路拿下潘诺尼亚的平原，黑海到多瑙河以北的大片地带，像是被一块暗色的毯子盖了过去。被赶的民族上路，欧洲的“大迁徙”像被人推了一把，后来罗马的坍塌，里面也有这股风的力气。

到了五世纪，匈人的矛尖点在了君士坦丁堡城外，东罗马被打得毫无脾气，只能在城门口写下和约，暂时求个安生。再往后，人称“上帝之鞭”的阿提拉把队伍往西推，沙隆那一战，他终于被合力拦下。几年的气势，就在一个婚礼之后戛然而止——阿提拉婚后第二天暴亡，传说是血从鼻口涌，憋不住了。强人倒下，帝国像一把解了扣的腰带，谁都拽得动，匈人就这样逐渐退回历史的背光面。

罗马人嘴里的匈人，长得不怎么符合他们的审美：个头不高，鼻梁不挺，眼睛细细，脖子短，肩宽，尤其擅长骑射，像是和马连在一起生的。他们也做生意，收雇佣费给别人打仗，久骑的腿站在地上时有点外八。抛开恶意的描绘，那些长相特征，其实就是东亚草原的血脉。

说到这儿，不免要岔一句学界的旧账。十八世纪的德金提出过一个大胆的念头：匈人就是更早的匈奴走到了欧洲的分支。后来吉本把这个说法传播开，德国的夏德、中国的章太炎等人也点头。到了二十世纪，门琴·海尔芬不太认同这种等同，他写了本重量级的书，试着把匈人的故事挪回更早的“Chuni”一族，探究所谓“早期匈人”的影子。再往后，有学者把视野拉到整个欧亚草原——魏义天把“泛欧亚匈人”的形成分成三段：先是自鄂尔多斯、蒙古一带被挤到阿尔泰；中间有两百年的重组和改造，中心在阿尔泰和米努辛斯克盆地；到四世纪，向南、向西各自出发，虽然和北匈奴已经差了很多，但政治与某些文化的延续还在。澳洲的金贤真又补了一笔，把欧洲的匈人和萨珊波斯东北边境的匈尼特人，看作一个政治拼盘里不同的块，里面多多少少都留着匈奴的制度痕迹。说白了，草原上的人群是会重组的，名字变了，习惯还在。

匈人退场后，多瑙河中游交给了日耳曼的格皮德人看守。又过了一阵，披着东风来的阿瓦尔出现了。他们先拿到了拜占庭的“工作合同”，去找黑海北岸的库特里古尔、乌蒂古尔和东斯拉夫人麻烦，打得挺顺。拜占庭答应给地儿，塞尔维亚一带他们嫌弃，眼睛盯上多瑙河边的多布罗加，可是又停不住脚。五六八年，阿瓦尔拉着伦巴德一起收拾格皮德，按约分地：阿瓦尔进潘诺尼亚，伦巴德甩手进了意大利北部。阿瓦尔在潘诺尼亚扎了营，做了汗国，周围的斯拉夫、格皮德都成了臣属。

查理大帝上台后，法兰克人的肌肉一鼓一鼓地长起来。七八八年，巴伐利亚人跟阿瓦尔结盟要去对付法兰克，撞得头破血流；七九一年的法兰克铁拳直接砸到阿瓦尔的汗国，撒克逊人的援手也救不了——内部先乱了套，可汗本人都丢了命。七九六年，法兰克人捣了阿瓦尔的汗廷，能跑的跑了，更多的成了俘虏，权力被剥光。后面还有起义、传教、受洗这一连串，到九世纪时，阿瓦尔人的地盘已只剩下外多瑙河边小小一块，而且还被斯拉夫人挤着走。十二世纪的编年里，甚至直接说这群人消散了，像把水倒进沙子里，找不见原样。

“阿瓦尔是谁”的问题，很多人把线头系到柔然。六世纪中叶，阿尔泰山南麓的铁匠突厥熬成了大户。五五二年，突厥的首领因为求婚被柔然可汗拒绝，怒而联手高车开战，柔然的阿那瓌撑不住，轻生了。王室有的漂到北齐，有的留在漠北，被分了东西两块：东边推铁伐，西边拥邓叔子。东边后来被突厥再击破，投奔北齐又被打回去，庵罗辰人没了音讯。五五五年，突厥的木杆可汗率军把西部柔然也压垮，邓叔子带着几千人跑到西魏，原本以为安生了，结果在突厥的压力下，西魏把三千余人交了出去，在长安青门外血淋淋地砍掉了。一听到这段，心里会冷一下——有人就这样从一个文明的书页上被抹掉，剩下的余部流着汗和泪往西走，换了名字，成了阿瓦尔。

说句闲话，考古的人把阿瓦尔墓葬的样本拉出来，编号一串一串，看得头都大。但有几条信息非常“响”：父系里N系占绝对多数，常见的分支像N‑Y16220、N‑F4205、N‑F22331、N‑Y16313，在地理上都更靠北，和柔然的旧地盘对得上；C的支系也有，把鲜卑的影子照了出来；有一支R甚至能把线牵到更早的匈奴王族；Q系从早到晚像串珠子一样递进，现代的亲缘关系多落在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那一带，说明有中亚的血路；此外还有零星的G、I、J。母系更直接，B、D、C、M这些在东亚、北亚常见的类型很密集，中亚常见的H、Z也在。这些古DNA的线索合起来，就是一句话：阿瓦尔是草原上的拼盘，蒙古高原和中亚两边把人拼到了一条马鞍上。

轮到马扎尔登场，西欧人的笔记本上开始乱作一团。《圣伯丁年代记》在八六二年的那行字里突然提了“匈牙利人”，说他们跑去劫掠路易的领地，谁也不认识这伙人。马克·布洛赫的想法挺生活化：可能是马扎尔人在真正翻越喀尔巴阡之前的试探队。后来《富尔达年代记》里头反复提到“匈牙利人”，甚至把“阿瓦尔”这个老名字和“匈牙利人”混在一起用。八九四年写他们越过多瑙，在潘诺尼亚放火杀人，把年轻女子像牲畜一样牵走；八九五年又写他们在保加尔人那里吃了大亏。你看，这些条目里不只是信息，还有情绪——草原来的骑手在欧洲人的心里就是“异族”，一代又一代名字变了，恐惧感却沿用了。

其实，马扎尔人的早年生活挺典型：乌拉尔山与卡玛河、别拉雅河之间，冬季往河谷避寒，暖了再往高地放牧，逐水逐草。他们的社会像一个七骨架的帐篷：马扎尔部是主梁，涅克、菊特乔尔马特、陶尔扬、耶诺、凯尔、凯西这六部作支撑。到了九世纪，七个部落和三支可萨的部落绑成了一个联盟，叫“On‑Ogur”，“十”的意思在里面——有人说是“十支箭”，也有人说是“十姓乌古尔”。这名字本身就像一个出征时举起的标语，既是计数，也是旗帜。

八九六年，马扎尔人翻山定居，国家的框架搭起来，人口在二三十万左右，最多也就到五十万。初到欧洲，他们的攻击如同骤雨，打得周边抬不起头。可到了九五五年，奥格斯堡那场硬仗把他们的神话戳破了——奥托一世组织的联军让马扎尔的骑兵在泥地里失了速。失败带来的不仅是阵亡，更是一种揪心的明白：想活下去，必须和主流的秩序谈判。于是皈依基督教成了稳住局面的选择。

再往后，匈牙利王国也有自己的英雄叙事。十一世纪末，圣·拉斯洛一世把从东方过来的佩切涅格、库曼挡在门外，东部边境安定了一个半世纪，匈牙利成了西方的防线。问题是，心理上的接纳很慢。欧洲人心里的账本里，斯基泰、匈人、阿瓦尔三次浩劫记得清清楚楚，马扎尔也被摆在那条线上看。他们自己呢？也在塑造形象。十二世纪末的《匈牙利人的事迹》把源头拉到斯基泰，开篇就把阿提拉认作自己的祖裔；十三世纪八十年代的《匈人与匈牙利人的事迹》干脆把匈人与匈牙利人说成“兄弟”。我不认为他们是在有意骗人，更多是在人群融合之后，把不同家庭的旧记忆缝在一起——你想，马扎尔人在潘诺尼亚站稳脚跟时，阿瓦尔已经在那里过了两三百年，人口差距摆在那儿，婚姻、血缘、语言的混合是必然。有人家的祖父可能就是阿瓦尔的兵，甚至更早的匈人后裔；到了孙辈，讲故事时就把“我们”与“他们”混成了“大家”。古DNA的分布也佐证了这条直觉：中世纪匈牙利样本里N系还占大头，C、Q、R这些老草原的印记也在，不是一刀切换的新民族，而是慢慢迭加出的新共同体。

所以，西欧人说“匈牙利人是他者”，有他们的理由；匈牙利人说“我们是匈人的后裔”，也有他们的记忆。两边的叙事在多瑙河的雾气里交错，彼此都不肯完全让步。你要问一个民族要被接纳，靠的是改宗、守边，还是讲一个能被听懂的祖先故事？我更愿意把答案放在生活里：在布达佩斯的街角，孩子跑过，面包店的橱窗里蒸汽模糊了玻璃，谁家的血脉到底来自东方的哪条路，其实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风停的时候，河谷安静下来，人们还能记得——那些马蹄踏过的泥水，曾让两个世界短暂地理解了彼此的轻与重。

来源：奇幻可乐a8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