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70年春天，一件看上去很“奇怪”的事突然在全国多地同时发生了：数十万名民兵，成群结队地被派去守电线杆——没错，就是电线杆。

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1970年春天，一件看上去很“奇怪”的事突然在全国多地同时发生了：数十万名民兵，成群结队地被派去守电线杆——没错，就是电线杆。

白天站岗，晚上轮班，风里来，雨里去，几乎没有间断。

这不是演习，也不是电力抢修，他们守的是一根根通往太空的“生命线”。

这事儿起初并没多少人知道，等后来传开了，大家第一个反应就是：卫星发射，怎么还得靠人守电线杆？这也太原始了吧？

可那时候，就得这么干。

1960年代末，中国正处在巨大的政治和社会变动之中。

科研条件极其有限，很多基础设施甚至连“基础”都谈不上。

尤其是航天工程，几乎是从零起步。

别说卫星通信，就连测控网络都得自己搭。

那会儿，最可靠的办法就是拉明线——一根根电线杆，连成几万公里的通信线路，从发射场一直铺到各地测控站。

这些线路上跑的是最关键的数据，是“东方红一号”的实时心跳。

可问题也来了。

线路这么长，这么脆弱，要是被人剪断一段，整个卫星发射就可能功亏一篑。

而那个年代，外部环境不稳，内部也有各种不确定因素，真的没法保证不出岔子。

于是，中央一声令下，全国范围内紧急调集民兵，昼夜守护这些电线杆。

任务很明确：一根电线杆都不能出事。

这不是普通的执勤。

有的线路穿越山区，有的贴着铁路，有的在戈壁滩边上，白天晒得人脱皮，晚上冷得发抖。

可没人叫苦。

因为他们知道，这事儿关系大。

再往前推几年，这场卫星计划的起点，其实是1964年冬天的一封信。

那年年底，第三届全国人大正在北京召开。

就在会议期间，一封信悄悄送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案头。

写信的人是赵九章，中国空间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

赵九章不是轻易写信的人。

他当时已经是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的所长，对国家科研体系的短板一清二楚。

他在信中说得很直接：中国不能再拖下去了，得尽快把人造卫星的计划提上日程。

这封信说服了周总理，也推动了中央重新启动“东方红”工程。

那一刻开始，一切都动了起来。

可动得不容易。1969年年底，长征一号火箭第一次试射失败，很多人心里都悬着。

再试一次，成败就在眼前。

1970年1月30日，火箭成功了。

一大批科研人员在酒泉发射场抱头痛哭。

可这只是第一步。

真正的大考，是4月24日的正式发射。

那两个月，所有人都像上了发条。

通信线路一根根拉出来，电线杆一根根立起来，民兵一批批上岗。

有的地方，守杆的青年就睡在田埂边，用棉被搭个棚子遮风挡雨。

有人被蛇咬了也咬牙坚持，有人连续几天没回家，连家里出了事都没请假。

有一份老纪录里写着，陕西某地一位民兵队长，因为怕夜里有人破坏线路，干脆把铺盖搬到了电线杆下。

他说：“你们守白天，我守晚上，反正这根杆子不能出事。”

守电线杆的，不都是兵。

很多是刚参加工作的青年，也有不少是退伍老兵，还有妇女民兵。

有的甚至连卫星是什么都没搞清楚，只知道“国家有任务，咱不能掉链子”。

那时候，全国有六个主要测控站，分别设在酒泉、西安、昆明、南宁、长沙和上海。

每个站点和发射场之间都要靠这些线路来保持联系。

一旦中断，整个测控就会失灵，卫星再先进也白搭。

为了这事儿，西安的邮电局临时成立了一个“通信保卫小组”，有专人24小时跟踪线路状态。

上海那边，也有类似的安排。

很多技术员都说，那是他们生涯中最紧张的一段时间。

到了4月24日那天，全国的神经几乎同时绷紧。

下午6点20分左右，长征一号在酒泉点火升空，托举着“东方红一号”飞向太空。

广播里响起那熟悉的旋律：“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那一刻，没人说话。

守在电线杆下的人，很多都站着听完了整首歌，才慢慢坐下来。

有人哭了，有人笑了。

都没出声。

发射成功的消息当天晚上就传遍了全国。

也就在那天晚上，许多守杆民兵结束了任务，收队回家。

很多人一走几十里，连夜赶回村里，连顿热饭都没顾上吃。

这场“守杆行动”一共持续了近三个月，参与人数将近60万。

从甘肃酒泉到云南昆明，从陕西西安到上海浦东，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中部和东部地区。

卫星成功上天以后，再也没有人提过“守电线杆”的事。

可那根从地面通向太空的“线”，谁也忘不了。

参考资料：

陈国裕，《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的战备和边防工作》，新疆社科论坛，2016年第3期

钱学森主编，《中国航天发展史资料汇编》，中国宇航出版社，1997年

李政道等，《赵九章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1987年

中国科学院编，《中国科学院院士传记·赵九章卷》，科学出版社，2002年

国防通信史编写组，《中国国防通信史（1949—1999）》，人民邮电出版社，2001年

来源：垓下悲歌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