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时的毛主席，正忙着应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前线吃紧，事务繁重，可他还是亲自来了。

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1934年秋，江西瑞金，一场葬礼悄悄举行。

没有亲人送别，也没有哭声。

只有几位红军干部和毛泽东。

当时的毛主席，正忙着应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前线吃紧，事务繁重，可他还是亲自来了。

他说：“您没儿子了，我就做您的儿子，为您送终。”

这话不是场面话。

说出来的时候，人群一片寂静。

被送别的老人叫杨荣显。

那时候，瑞金的人都知道这个姓杨的老农。

他家住在离城不远的一个小村，家境贫寒，地少人多。

家里一共八个儿子，没一个是省油的灯。

可打小就都懂事，能吃苦。

三十年代初，中央红军在江西建立根据地，开始土地改革。

杨家是最典型的贫农。

以前那些年，种一亩田，要交三斗租，加上各种“摊派”，一年下来能剩几斗米就算好运气。

共产党来了以后，分了地，租子免了。

这事儿对他们家来说，不是小事，是天大的事。

所以当红军开始扩军的时候，杨家的几个儿子第一个报名。

大儿子那年才二十出头，最后一个上前线的是最小的老八，虚报年龄才混进去。

这事儿后来还惊动了邓小平——那会儿他是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

邓小平亲自派人找过杨荣显，说：“老七老八年纪太小，不如先留下。”老人摇头，说了一句：“他们也有手有脚，凭什么不为穷人打仗？”

干部们劝了半天，他就一句话：“要上就全上。”

后来这事儿被《红色中华》报社知道了，画了一幅版画，叫《八子参军》。

挂在苏区的墙上，贴在村口，成了当时最有名的一幅画。

可谁也没想到，画刚登出来几个月，杨家的八个儿子，全都牺牲了。

最快的是老大，在赣南战役中中弹，当场牺牲。

最晚的是老七和老八，两人在广昌突围时先后中弹，死在了一条小河边。

那时候，部队连给他们收尸的机会都没有。

消息是一点点传回来的。

老人的情绪一开始还算稳定，可到第五个儿子牺牲的时候，他整个人一下子垮了。

1934年秋，他病倒了。

那时候部队正在准备战略转移，局势非常紧张。

可毛泽东还是抽出时间，亲自到杨家去了。

有人说毛主席一路上都没说话，下车的时候眼圈是红的。

有人记得他跪在灵前点了三炷香，站起来说：“他是我们的父亲。”

再后来，红军踏上了长征路。

杨家的老屋被封了门，村里人说，那扇门从那以后就没再打开过。

说到这事儿，其实最让人唏嘘的不是杨家牺牲了八个儿子，而是他们原本可以留下两个。

老七老八那年才十四五岁。

参军的时候，干部没同意。

他俩趁夜从后山翻出去，跑到县里报了名。

报名表上，自己填的年龄是十八。

后来有人回忆说，当时登记的干部也知道他们年纪不够，但那会儿人手紧，实在拦不住。

他俩进了部队以后，写信回家说：“爹，别担心，我们在连里吃得好，等打完仗就回去种田。”

信是三月份寄的，人却在四月牺牲了。

有战友说，老八临死前躺在担架上，嘴里念叨：“我哥呢？我哥在哪？”

那时候，红军阵地已经被国民党包围，火力压得人抬不起头。

没人能给他一个答案。

战后，部队整理烈士名单时，杨家的名字一排排写。

写到最后，政工干部把笔放下，沉默了一会儿，说：“都没了。”

几年后，瑞金的老百姓还记得这家人。

有人路过杨家老屋，总会停下来看一眼。

有的孩子站在门口问：“这家怎么一个人也没有了？”

老人们会低声说一句：“都去打仗了，没回来。”

再后来，这个故事被改成了地方戏。2011年，张曼君导演在江西采风时听说了这段历史，回去就着手改编成采茶戏。

没加一句台词，也没减一句对白，全是从县志和口述资料里扒出来的。

2019年，高希希拍了电影《八子》，拍完以后接受采访时说：“我不敢多加一句戏，这种故事，最怕加工。”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这样叫过“八子参军”。

参考资料：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

《红色中华》编辑部，《红色中华报选编（1931—1934）》，人民出版社，1984年。

黄道炫，《中央苏区史》，人民出版社，2012年。

江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瑞金市志》，方志出版社，1998年。

张曼君，《采茶戏与红色题材创作访谈录》，中国戏剧出版社，2012年。

高希希，《电影〈八子〉幕后访谈》，《大众电影》，2019年第6期。

来源：历史记录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