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17年的福州三坊七巷，宫巷的青石板路还沾着闽江的湿气，聂曦就在这片交织着市井烟火与书香气息的老巷里降生了。他家是寻常人家，日子过得不算宽裕，但紧邻的怀德坊水玉巷住着堂兄聂能辉一家，两个年纪相仿的少年常踩着晨露在巷弄里奔跑，听着街头卖报人喊着"九一八事变"的

一、坊巷火种：三坊七巷的少年觉醒

1917年的福州三坊七巷，宫巷的青石板路还沾着闽江的湿气，聂曦就在这片交织着市井烟火与书香气息的老巷里降生了。他家是寻常人家，日子过得不算宽裕，但紧邻的怀德坊水玉巷住着堂兄聂能辉一家，两个年纪相仿的少年常踩着晨露在巷弄里奔跑，听着街头卖报人喊着"九一八事变"的号外，懵懂间埋下了家国情怀的种子。

聂曦的少年时代，正是山河破碎的岁月。1931年秋，14岁的他在宫巷口捡到一张被雨水打湿的抗日传单，上面"匹夫有责"四个字被他反复摩挲得发亮。那时聂能辉已接触进步思想，常趁夜悄悄来家里，借着煤油灯的微光给聂曦讲新四军的故事，告诉他"真正的英雄不是在战场上逞凶，而是为受苦的人撑起天"。这些话语像种子落在聂曦心里，在他年少的胸膛里生根发芽。

1935年，18岁的聂曦做出了人生第一个重要选择——考入海军陆战队讲武堂。家人起初反对，母亲抹着眼泪说"好男儿不当兵，安安稳稳过日子不好吗"，但聂曦望着堂兄聂能辉奔赴抗日前线的背影，只说了句"娘，我要去保家卫国"。讲武堂的训练异常严苛，每天天不亮就要出操，负重跑十里山路，夜间还要紧急集合，但聂曦从未叫苦。他知道，这身军装下藏着的不仅是少年意气，更是救亡图存的使命。

1938年2月，21岁的聂曦从讲武堂毕业，被授予少尉军衔，分配到海军陆战队任排长。临行前，聂能辉悄悄塞给他一本《论持久战》，扉页上写着"隐蔽锋芒，待机而动"。那时的聂曦还不知道，这句话将成为他日后潜伏生涯的座右铭。而他的亲弟弟聂磊也紧随其后考入同一讲武堂，兄弟三人虽身处国民党部队，却在聂能辉的引领下，悄然组成了家族里的革命火种。三坊七巷的老邻居王正均后来也受他们影响，打入国民党国防部二厅，成为地下工作的重要力量。

二、潜伏生涯：从福州档案到台湾谍网

1945年抗战胜利后，聂曦因表现出众被调往国防部史政局，任总务组组长。此时的他已在聂能辉的介绍下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了隐蔽战线的工作。他利用职务之便，将大量国民党军的编制、装备资料悄悄抄录下来，通过地下交通站传递出去。那些深夜里，他常常关起办公室的灯，借着窗外的月光奋笔疾书，桌上的台灯始终备着，一旦有动静就立刻切换到整理档案的姿态。

1949年，吴石前往福州就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聂曦因其干练可靠，被吴石任命为贴身副官。此时国共谈判破裂，国民党当局急电吴石，要求将存放在福州的298箱绝密军事档案火速运往台湾。这些档案记载着国民党军的布防图、兵力部署、武器装备等核心信息，一旦落入台湾当局手中，将给解放事业带来巨大阻碍。

接到命令的吴石陷入两难，聂曦看出了上司的顾虑，深夜叩开吴石的办公室："长官，这批档案绝不能运走，交给解放军才是正途。"两人一拍即合，随即制定了转移计划。聂曦带着亲信王强，以"档案分类整理"为由，将一箱箱沉重的档案从军政仓库悄悄转移到仓前山的福建省研究院书库。为了掩人耳目，他们白天正常整理待运档案，夜里则用马车分批转运，整整忙活了七天七夜。聂曦的手上磨出了血泡，肩膀被档案箱压得红肿，但他始终咬牙坚持。福州解放后，这批珍贵的档案顺利移交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司令部，为解放东南沿海岛屿提供了重要情报支持。

1949年11月，吴石接到赴台任职的命令，聂曦毫不犹豫地选择随行潜伏。临行前，他回了趟三坊七巷的家。妻子高秀娟正抱着三岁的小儿子喂奶，另外三个孩子围着他喊"爹爹"。聂曦蹲下身，挨个抚摸孩子们的头，又帮妻子掖了掖衣角，想说些什么，最终只化作一句"照顾好自己和孩子，等我回来"。他不敢告诉家人真相，甚至不敢留下任何可能暴露身份的物品，只是悄悄带走了那张全家福，藏在军装内衬的口袋里。

抵达台湾后，聂曦的公开身份是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总务处上校交际科科长。这个职位看似只是负责迎来送往，却能接触到各类军政要员，为收集情报提供了便利。他凭借出色的交际能力，很快在台湾军政圈站稳脚跟，三杯两盏之间就能巧妙套取信息。但他始终保持警惕，从不饮酒过量，也从不参与投机钻营的圈子，每次外出回来，都要仔细检查住所是否有被翻动的痕迹。

不久，华东局派朱枫赴台与吴石联络，聂曦成为两人之间的关键纽带。他负责安排接头地点，传递情报载体，还要保障朱枫的安全。有一次，朱枫需要将一份台军防御图送往香港，聂曦特意将地图缩印在薄如蝉翼的米纸上，藏在一本《唐诗三百首》的书页夹层里。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亲自护送朱枫到码头，直到看到轮船驶离港口，才松了口气。那段时间，他常常一天要换三四次衣服，辗转多个地点，饿了就啃几口随身携带的干粮，渴了就喝街边的自来水。

三、生死考验：叛徒出卖后的铁骨柔情

1950年1月29日，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在台北泉州街被捕，这个生活奢靡、纪律松懈的叛徒，笔记本上赫然写着"吴次长"三个字。保密局二处处长谷正文如获至宝，立刻将怀疑的目光投向了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更致命的是，蔡孝乾第一次被捕后侥幸逃脱，却因馋嘴进城吃牛排再次被抓，在酷刑和美色诱惑下彻底叛变，供出了包括朱枫在内的400多名地下工作者。

2月初，聂曦察觉到风声不对，他发现住所附近多了几个形迹可疑的人，打电话时也总有杂音。他立刻意识到情况危急，第一时间赶到朱枫的住处，告知她"老郑出事了，你必须马上离开"。此时台湾的空中、海上航线已全部封锁，聂曦急得团团转，最终想到向吴石求助。吴石冒险签署了一张特别通行证，安排朱枫搭乘军用运输机飞往舟山，再从舟山转道回上海。可谁也没想到，这张通行证的底稿后来竟成了国民党当局定罪的铁证。

2月18日，坏消息传来：朱枫在舟山定海被捕。聂曦的心沉到了谷底，但他强作镇定，继续掩护吴石开展工作。3月1日晚，保密局的特务包围了聂曦的住所，冰冷的枪口对准了他："聂科长，跟我们走一趟吧。"聂曦没有反抗，只是最后看了一眼桌上那张全家福，被特务押上了车。同一天，吴石、陈宝仓也相继被捕，台湾地下党组织遭受毁灭性打击。

被捕后的聂曦被关进保密局地下监狱，这里阴森潮湿，刑讯室的惨叫声日夜不绝。谷正文亲自负责审讯，一开始还假惺惺地许诺："只要你交代清楚，把吴石的罪行都供出来，我保你一条生路，还能让你和家人团聚。"聂曦只是冷冷地看着他，一言不发。见软的不行，谷正文立刻动用酷刑，老虎凳、电击、灌辣椒水轮番上阵，聂曦的身体被折磨得遍体鳞伤，皮肤红一块紫一块，腿肿得几乎无法站立，但他始终咬紧牙关，没吐露半个字。

有狱友后来回忆，聂曦被提审一天一夜后，像破布娃娃一样被扔回牢房，连动一下都要忍受剧痛。但他休息了一会儿，竟挣扎着坐起来，对隔壁牢房的吴石喊："长官，我没事，他们别想从我嘴里掏出东西！"吴石隔着铁窗看着他，老泪纵横。谷正文的审讯记录里曾提到，聂曦有过求生的意愿，希望能从轻发落。或许在某个剧痛难忍的深夜，他真的想起了福州三坊七巷的家，想起了妻子高秀娟和四个年幼的孩子，想起了小儿子稚嫩的哭声。但这份对生的渴望，从未动摇他对信仰的坚守。当特务逼他指证吴石时，他毅然揽下所有责任："那些出境证、情报传递都是我一个人干的，与吴长官无关！"

在狱中三个多月的日子里，聂曦从未放弃过希望。他利用放风的机会，悄悄给狱友传递鼓励的话语，告诉他们"黑暗总会过去"。有一次，他发现看守对自己还算客气，就趁机打探朱枫的消息，得知她虽遭严刑拷打却始终坚贞不屈时，欣慰地笑了。他还把自己仅有的一块干粮分给年纪小的狱友，说"我是大人，能扛得住"。谁也看不出，这个浑身是伤的男人，心里装着怎样的坚韧与温柔。

四、马场町绝唱：白衬衫上的血色印记

1950年6月10日，台北的天空阴沉得像要掉下来。下午4时，特别军事法庭开庭，审判长拿着蒋介石前一天签署的杀人密令，匆匆宣读了死刑判决，整个过程不到半小时。当听到"聂曦，死刑"四个字时，聂曦只是微微抬了抬头，目光平静地扫过法庭，仿佛在告别这个他曾为之奋斗的世界。

临刑前，看守问他有没有什么遗言，他想了想，说"请帮我给家人带句话，就说我对不起他们"。他没有写绝笔信，或许是怕连累家人，或许是觉得千言万语都比不上心中的信念。他仔细整理了一下自己的白衬衫，将下摆整齐地扎进军裤里，又擦了擦脚上的马靴，保持着军人的体面与尊严。

下午4时30分，刑车从军法局开出，沿着上海路、南海路缓缓前行，天空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六月雨。一刻钟后，车抵达马场町刑场——这片日据时代就用来处决犯人的河边坡地，此刻显得格外荒凉。聂曦与吴石、朱枫、陈宝仓一同被押下车，四人并排站在雨中，没有恐惧，没有退缩。

台湾媒体后来在报道中配发了一张聂曦临刑前的照片：他两手反绑在背后，身着整洁的白衬衫，面容英武，嘴角甚至带着一丝微笑。记者在文中写道："聂曦形象英武，大义凛然，死前毫无惧色。"枪声响起的瞬间，聂曦应声倒下，身中七弹，仰面躺在冰冷的草地上，眼睛始终没有闭上。有人说，他是在遥望北方的大陆，遥望福州三坊七巷的家；也有人说，他是在遗憾没能把最后那份情报送出去。

聂曦牺牲后，他的骨灰被国民党当局扣下，不准家属认领。妻子高秀娟在福州得知消息后，悲痛欲绝却不敢声张。那时的聂家被贴上了"特务家属"的标签，孩子们在学校受排挤，日子过得举步维艰。高秀娟拖着病弱的身体，四处托人打听丈夫的骨灰下落，终于在亲戚杨韵清的帮助下，写了一封字字泣血的信："我是高秀娟，聂能辉之妻，恳请归还我夫遗骨。"杨韵清拿着这封信跑了七趟民政局，第八次才拿到一个小小的骨灰盒，里面只剩一把灰和半块烧焦的皮带扣——那是聂曦留在世上最后的痕迹。

而聂曦的亲弟弟聂磊，也因受牵连被戴上"特务"的帽子，下放到农场劳动。直到1979年，组织上为他平反，送来平反通知书，告诉他"聂曦是为革命牺牲的烈士"。那天，聂磊拿着通知书在田埂上坐了一下午，把那张早已泛黄的全家福摸得发亮，喃喃自语："哥，国家记得你们。"

五、迟到的勋章：跨越半世纪的铭记

聂曦牺牲后，他的烈士身份确认之路走了整整56年。之所以迟迟未能确认，主要是因为谷正文的审讯记录中提到他有求生意愿，这让身份核实工作遇到了阻碍。但组织从未放弃寻找证据，工作人员翻阅了大量历史档案，走访了幸存的地下工作者和亲属，终于在2006年正式确认了聂曦的烈士身份。

2019年，聂曦的孙子在福州拿到了那张迟到了半个多世纪的烈士证。站在爷爷曾生活过的三坊七巷，他泪流满面，按照家乡的习俗，将烈士证复印后焚烧，扔进闽江，让江水带着这份荣耀流向大海，祭奠爷爷的在天之灵。而聂曦的骨灰，直到2010年才在亲属的不懈努力下迎回故土，安葬在福州烈士陵园，与那些曾经并肩作战的战友们长眠在一起。

2013年，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落成，这里是为了纪念上世纪50年代在台湾牺牲的中共地下工作者而建。广场上，以吴石、朱枫、聂曦、陈宝仓为原型的英雄雕像静静矗立，聂曦的名字被镌刻在纪念碑上，与其他烈士的名字一起，接受后人的缅怀与敬仰。每年清明，总会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来这里献花，其中就有聂曦的女儿，她替母亲高秀娟完成了那个跨越海峡的心愿。

聂曦的侄孙女黄怡然曾在纪念活动上说："爷爷他们不是天生的英雄，他们也有家，有亲人，有对生的渴望，但他们为了信仰，选择了牺牲。"的确，聂曦不是神，他有对家人的牵挂，有对生的眷恋，但在国家大义面前，他选择了坚守初心。他的求生意愿不是懦弱，而是人性的真实；他的牺牲更不是结束，而是精神的传承。

如今，福州三坊七巷的青石板路依然人来人往，闽江水静静流淌，那些曾经的秘密与牺牲早已融入这座城市的血脉。聂曦的故事或许不像其他英雄那样广为人知，但他用33岁的生命诠释了什么是忠诚，什么是信仰。他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隐蔽战线的黑暗，也照亮了后人前行的道路。

有人说，英雄是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人。但聂曦告诉我们，英雄更是在平凡日子里坚守信念，在生死考验前不忘初心的人。他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宣言，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却在无声的战场上书写了最壮丽的史诗。

岁月流转，山河无恙。聂曦的故事，是千千万万隐蔽战线烈士的缩影。他们隐姓埋名，忍辱负重，用生命换来了今天的和平。我们或许无法记住每一个名字，但永远不能忘记，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有这样一群人，为了国家和民族，把热血洒在了海峡对岸的土地上，把思念留在了故乡的坊巷间。

这，就是聂曦的一生。一个从三坊七巷走出的少年，一个潜伏台湾的特工，一个铁骨柔情的丈夫与父亲，一个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的英雄。他的故事，会像闽江水一样，永远流淌在历史的长河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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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英雄拒绝黄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