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天宝元年，李白游东岳，作《游泰山六首》（组诗题一作《天宝元年四月从故御道上泰山》）。1200余年后，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1889—1966）将这组诗译为英文，在他看来，组诗充满了东方的想象——有王母池、天门关，有绿衣童子与方瞳神仙，有白鹿拉着云车，有向往

转自：光明日报

【宋】夏圭 《松溪泛月图》

“域外诗谭”

阿瑟·韦利等 著

叶嘉莹 主编 陈斐 执行主编

华文出版社

  天宝元年，李白游东岳，作《游泰山六首》（组诗题一作《天宝元年四月从故御道上泰山》）。1200余年后，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1889—1966）将这组诗译为英文，在他看来，组诗充满了东方的想象——有王母池、天门关，有绿衣童子与方瞳神仙，有白鹿拉着云车，有向往“长生”的理念，亦有无缘长生的怅惘。韦利将李白的人生际遇与对诗篇的阐释写成《李白的诗歌与生平》，介绍给西方读者。这也是海外中国古代诗人研究中较为重要的作品。近百年来，中国诗歌里的动人篇章，不断被汉学家们以跨文化的方式重新吟唱。

  由叶嘉莹任主编、陈斐任执行主编的“域外诗谭：海外汉学家中国古代诗人研究译丛”，日前由华文出版社出版。该丛书如同一座桥梁，将海外汉学界对中国古代诗人的研究与书写，化作一场融通古今中外文明的对话。丛书已出版的第一批书籍包括李白、孟浩然、白居易、辛弃疾、杨万里五位诗人的研究专著共五种，其中《白居易的生平与时代》与《李白的诗歌与生平》分别于1949年与1950年首次刊印出版，作者韦利精通包括汉语、满语、梵语与日语在内的多种东方语言，被《不列颠百科全书》誉为“20世纪前半个世纪中的最杰出的东方学家”。余下三本是加拿大汉学家施吉瑞的《杨万里的诗歌》（1976）、美国汉学家柯睿的《孟浩然》（1981）及旅美学者连心达的《狂与傲：辛弃疾词中的自我表达》（1999），分别是英语世界中的第一本杨万里、孟浩然及辛弃疾研究专著。

  五部专著虽然创作出版的时间不同，但综而观之，或可体察西方学界对中国诗人的书写方式与整体认知。

文学史之外的视野

  作为20世纪早期的汉学家，韦利某种程度上沿袭了在此之前的海外中国文学译介传统。这种传统，或可溯源至19世纪传教士郭实腊等人。他们以中国诗人为楔子，对中国文化作图景式的概述，引起西方读者对中国历史、宗教、艺术的兴趣，并通过诗人仕宦生涯的波澜起伏，管窥古代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形态。这一时期，海外中国文学史的编撰与写作、古典文学的译介等，都秉持“大文化”的视野，书写内容超过文学的外延。

  这种思路具体到诗人个体研究，则体现在介绍诗人作品之余，将其身世与时代特征相互关联。在韦利笔下，李白、白居易不仅是诗人，还是唐代社会与唐代文化史中的人物。早期西方对中国的观感在封闭陌生与古老神秘之间徘徊，中国诗人对海外读者而言较为陌生，更毋论诗歌发生的历史背景与文化形态。因此，韦利秉持文化普及的理念，在书写文学史的同时，扩展至社会生活及宗教思想的书写——他向并不熟悉道教的西方读者介绍李白的长生思想及炼丹术由来；他书写白居易的江州生活时，专门介绍慧远和尚与东林寺，并讨论大乘佛教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情况。书中许多在中国读者看来的“闲笔”，正是阐释学意义上“视域融合”的体现，它们不受当下严格学科划分的限制，对域外读者了解中国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李白、白居易、孟浩然、苏轼等古代文学家被译介到西方的同时，中国文化也逐渐被西方读者所知晓。

  欧美海外汉学研究者对中国诗人的译介还注重传记研究与文学阐释的结合，即以诗人历时性生活轨迹为序，选择部分诗歌进行深度分析。以丛书中的《孟浩然》为例，孟浩然所处的历史时代与人文环境是其书写要点。作者柯睿以中古文学与中古道教为研究重心，倾注笔力，将孟浩然的诗歌置于盛唐时期的襄阳及其旅居之处的背景中予以考察，辅以道教、佛教对其诗歌影响的描摹，以期全面再现孟浩然及其所生活时代的地理、历史、人文环境特征。

  丛书中，《杨万里的诗歌》与其他几本有所不同，不是按照时序讲述作家一生，而是按照诗歌主题介绍诗人作品及灵感来源，将其诗歌划分为“活法”“虚幻与现实”“人世间”“自然界”“摆脱哀怨”几类，并关注杨万里诗歌与同时期文化现象之间的联系。

超越时空的价值

  丛书所选的海外中国古代诗人研究书籍自初次出版至今，已逾几十载。笔者以为，对当下学界而言，它们依然具有价值。

  首先，古诗翻译在中国文学的对外传播中一直是难点，系统且完备的译本意义重大。该丛书所选取的译本，结构完善，已非早期零散式的翻译，而是系统化的文本。以《白居易的生平与时代》为例，韦利先后翻译了白居易的诗歌108首，不仅数量众多、体例完备，翻译技巧也有所创新——以伸缩律（sprung rhythm，一种以说话节奏为基础的英诗格律）翻译中国古代诗歌，利于扩大中国古典诗词的西方受众群体。论及汉诗翻译时，韦利介绍了中国古典文艺作品中“意象”的重要性。这一概念的译介，对西方意象派诗歌的创作产生了积极影响。在书中，韦利还翻译了具有文论思想的散文，如白居易的《与元九书》，以此向西方学界及普通读者阐释中国古代诗歌理论。这些译文，对我们当下准确与通达地对外翻译中国古代诗歌与相关理论，仍具有参考价值。

  其次，与中国学者相比，汉学家们具有天然的、迥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批评传统，这使得他们更容易提出中国学者此前未曾关注过的问题。例如，在《杨万里的诗歌》一书中，加拿大学者施吉瑞在探讨禅宗美学对杨万里诗歌的影响时，除了以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禅宗术语来解释“活法”（the live method）之外，还以西方学术思想来看待中国诗人与诗学，形成对杨万里诗歌价值的再认识——反传统、虚幻、顿悟、幽默和俗语等元素，不知是否会被宋代评论家纳入“活法”的范畴之内，但凭借这些要素，杨万里至少可以防止他的诗歌陷入二元论的“死法”中，从而使诗歌不断运动与变化。拥有双重文化背景的华人学者，在研究中国古典诗词时往往也能另辟新章。以《狂与傲：辛弃疾词中的自我表达》为例，与国内辛弃疾研究高度关注其爱国思想不同，作者连心达认为，不该将爱国思想视为辛弃疾词作的逻辑主线，因为“狂”与“傲”才是其美学的重要指征，也是其人格的重要面向——这是辛弃疾的个性使然，是一种在温柔敦厚诗教传统下的桀骜不驯。因此，连心达认为，辛弃疾的词作是自我情感的喷薄外化，而并非仅仅是中国“诗言志”的传统延续。连心达的书仅有四章，却给人诸多启迪，它跳出了中国的传统学术语境，对研究对象没有过多的情感投射，让研究重心重回诗歌文本本身。

  再次，择优翻译海外汉学的优秀研究成果，便于我们更好地与域外进行沟通。18世纪，法国学者伏尔泰首次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大航海时代开启后，中国文学被海外各国翻译成不同语言，成为“世界文学”中一种。了解作为世界文学的中国文学在外国文化语境中如何被阐释、传播与接受，利于发掘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易于被更多人接受的一面。中国古代诗歌何以动人？或许对外国读者而言，诗歌背后诗学理念与情感体验的互通最为关键——中国古典诗歌不将山水视为可征服的对象，而是从山水中找到慰藉；困顿、老病、人生无常等中国古典诗歌常见的命题，展现的是人类共同的困境。这些诗歌中人类共通的情感、困惑与期许，让文本超越时空、跨越国度，不断地引发各国读者的共鸣。

“以异域之眼观我”

  这套研究中国古代诗人与诗歌的丛书，来自不同的文化和语境，自然而然令其观照中国诗歌的视角对中国读者而言产生了一定的陌生感。这种陌生感增添了阅读的趣味性——韦利觉得《子虚赋》的奇幻名物，只会出现在《爱丽丝梦游仙境》中，而《琵琶行》的“天涯沦落”之感，与西方悲剧美学相通；施吉瑞认为杨万里的《插秧歌》通过“兜鍪”（古代打仗用的头盔）、“甲”（盔甲）等词汇对农民和农村生活做了理想化的描述，但他笔下所描绘的又并非西方文学中的“巨人”……这些带着西方文化视角的汉学研究作品，曾为当年的外国读者打开了一扇观察东方世界的门，现在转译成中文，同样会为中国读者洞开一扇观察西方文化的门。

  一位国外的东方学研究学者曾有过这样的论断：“一切文化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任何文化是孤立单纯的。”笔者以为，这句话，一方面是指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具有相互观照与阐释的可能，另一方面是指文化本身就蕴含人类共通的情感与价值追求。将海外汉学研究作品尤其是中国古代诗歌研究著作译介至中国，既可为当代文艺研究提供有益启示——回归文本本身，而不是用结构主义等理论与方法代替中国古代文论，又可在更大范围内寻求文化的共鸣。

  “海外汉学家中国古代诗人研究译丛”出版的深层意义，就在于构建了“以异域之眼观我”的认知框架。这一框架，不仅可以为国内打开学术视野，更能照见海外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新发现，照见中国古典文学的世界价值。

  “海外汉学家中国古代诗人研究译丛”是叶嘉莹教授生前主编的最后一套丛书，先生已逝，而中国诗歌的海外知音代有其人。文化差异使世界瑰丽多奇，也让世界时有干戈。诗歌与远方，是共同映照所有民族的一轮明月。当人们向远方眺望之际，便可发现，月光掠过多种语言的韵脚，拂过诗歌的帆。

来源：新浪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