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A4纸上印着的宋体字，像一排排黑色的蚂蚁，在我眼前乱爬，每一个字都认识，连在一起却像天书。
那份红头文件拍在桌上时，我脑子里“嗡”的一声，什么都听不见了。
A4纸上印着的宋体字，像一排排黑色的蚂蚁，在我眼前乱爬，每一个字都认识，连在一起却像天书。
“提前离岗”。
这三个字，像三颗生锈的钉子，狠狠地钉进了我的心里。
我抬起头，盯着新上任的王厂长那张白净却毫无表情的脸，喉咙里干得像塞了一把沙子。我清了清嗓子，用尽全身力气，一字一句地问：
“王厂长，你认识我舅舅陈建军吗？”
第一章 一捧滚烫的铁屑
王厂长脸上的肌肉微不可察地抽动了一下。
他扶了扶鼻梁上的金丝眼镜，镜片后面那双眼睛，我看不出情绪。他或许在想，这是威胁？还是攀关系？
都不是。
我只是在那一瞬间，想到了舅舅。想到了他那双布满老茧，却能把最精密的零件摆弄得服服帖帖的手。想到了他常说的一句话：“卫国，咱们手艺人，手里有活儿，心里就不慌。”
可现在，我慌了。
我的手，也曾是我最大的骄傲。
十八岁进厂，跟着师傅学车工。师傅姓杨，是个老八级工，脾气跟车床上崩出来的铁屑一样，又臭又硬，但手上的功夫，整个红星机械厂没人不服。
头一天，杨师傅没教我怎么开车床，而是扔给我一把锉刀，一块铁疙瘩，让我锉一个绝对平的平面。
夏天，车间里像个大蒸笼，汗水顺着额头流下来，滴在铁疙瘩上，“滋啦”一声，蒸发成一缕白烟。我锉了整整三天，手心磨出了一排水泡，水泡破了，又磨出新的。
杨师傅端着个大搪瓷缸子，晃悠悠地走过来，用卡尺一量，摇摇头，什么也不说，又晃悠悠地走了。
那种沉默，比骂我一顿还难受。
第四天，我把锉好的铁块递过去，手都在抖。杨师傅眯着眼，摸了摸，又用卡尺量了量，半天没说话。最后，他从工作服口袋里掏出一包皱巴巴的“大前门”，抽出一根递给我。
“还行。”他说，“手稳，心也稳，是块干活的料。”
那一刻，我差点哭出来。那根烟，我没舍得抽，揣在兜里，后来被汗浸透了，烟丝都粘在了一起，我还是没扔。
从那天起，我成了杨师傅的关门弟子。他把几十年的经验，一点点地掏给我。怎么听声音辨别车刀有没有磨损，怎么用手摸出千分之一毫米的误差，怎么在最硬的特种钢上，车出镜面一样的光洁度。
他说，机器是死的，人是活的。好的工件，是有灵魂的，你得把自己的精气神，灌进去。
我把这话记了一辈子。
九十年代初，厂里进了几台德国进口的数控机床，金贵得很。德国专家来调试，有个核心部件的同心度总也调不好，急得满头大汗。
当时我还是个小组长，壮着胆子凑过去看。我跟翻译说，让我试试。
德国专家一脸不信任，王厂长当时还是个副厂长，也在旁边，脸色很不好看。
我没管那些。我戴上白手套，轻轻抚摸着那台冰冷的机器，侧耳倾听它运转的声音。就像一个老中医，在给病人号脉。
我让翻译告诉他，问题不在程序，在装夹。基准面有零点零二毫米的误差。
德国专家瞪大了眼睛，叽里咕噜说了一通，翻译说，他说不可能，那是出厂时就校准好的。
我笑了笑，拿过一把扳手，凭着感觉，在夹具的一个螺丝上，稍微紧了八分之一圈。
“再试试。”我说。
机器重新启动，数据出来，完美。
整个车间鸦雀无声。那个德国专家走过来，紧紧握住我的手，一个劲地说着什么。翻译告诉我，他说我是“用双手创造奇迹的魔术师”。
王厂长也走过来，用力拍着我的肩膀，说：“李卫国，你给咱们红星厂长脸了！”
那一年，我被评为市里的劳动模范，奖状就挂在我家客厅最显眼的地方，镜框的玻璃，我老婆秀英每天都擦得锃亮。
我以为，我的这双手，这身手艺，就是我在这个厂里安身立命的根本。我以为，只要厂子还在，我就能一直干到退休。
可我忘了，时代变了。
风向是从去年开始变的。先是厂里的效益越来越差，奖金从几个月发一次，变成一年也见不到影。然后，车间里那些干活不卖力，整天凑在一起打牌聊天的人，开始悄悄往厂长办公室跑。
再后来，“减员增效”、“优化结构”这些新词儿，开始在车间里飘来飘去。
人心，就跟那没了润滑油的轴承一样，开始干磨，发烫，发出刺耳的噪音。
我没在意。我觉得，天塌下来，也砸不到我这种人的头上。我李卫国，靠的是手艺吃饭，不是靠关系。厂里那些高精尖的活儿，离了我，谁能玩得转？
我太自信了。
我忘了，新来的王厂长，是学管理的大学生。他看的是报表，是数据，是成本。在他眼里，我这种拿了二十多年工资的老工人，可能就是那个成本最高的数字。
所以，当他把那份红头文件推到我面前时，我所有的骄傲和自信，瞬间崩塌。
他看着我，语气倒是很客气：“老李，我知道你为厂里做了很多贡献，技术也是全厂最好的。但是……厂里现在的困难，你也知道。这是上面的政策，也是为了让厂子能活下去。”
他说得轻描淡写，好像只是在谈论今天的天气。
“为什么是我？”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发抖，“我今年才四十二岁，离退休还有十几年。那些整天在车间里混日子的人不走，凭什么让我走？”
“老李，你的工资最高，级别也最高。”王厂长说，“你一个人离岗，能顶三个年轻人的指标。而且，你爱人不是在纺织厂吗？双职工家庭，按政策，必须要走一个。纺织厂那边，效益更差，估计也快了。”
他的话，像一把冰冷的刀子，剖开了我的胸膛。
原来，我引以为傲的技术，我二十多年的奉献，在冰冷的“指标”和“成本”面前，一文不值。甚至，我的高工资，我的高级技工身份，反而成了我被“优化”掉的原罪。
我浑身发冷，手脚冰凉。
那一刻，我没想起杨师傅，没想起德国专家，也没想起墙上那张劳动模范的奖状。
我只想起了我舅舅，陈建军。
我舅舅是军人出身，转业前是部队里的高级工程师，专门研究坦克的发动机。他一辈子都跟钢铁和机械打交道，他最懂一个手艺人的价值。
他也认识王厂长的父亲，老王厂长。他们是几十年的老邻居，老战友。
所以，我问出了那句话。
我不是想用我舅舅去压他。我只是想提醒他，这个厂子，是有根的。我们这代人，是有传承的。做人做事，不能这么冰冷，这么不讲情面。
我希望，他能从我舅舅的名字里，读懂我没说出口的话。
王厂长沉默了。
他端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水，茶杯是那种最老式的白瓷缸，上面印着“红星机械厂”几个红字，边沿已经有了几处磕碰的豁口。
他放下茶杯，看着我，眼神里似乎有了一丝复杂的情绪。
“我认识陈工。”他缓缓地说，“他是我父亲最敬重的人。”
他顿了顿，继续说道：“正因为如此，老李，我才跟你说实话。这个名单，我定了很久。不是针对你，而是……厂子真的要改天换日了。你这种老师傅的脾气，我懂，眼里揉不得沙子。留下你，看着那些乱七八糟的新规矩，看着那些你不认可的人上来，你会更痛苦。”
“这算是……为我好？”我自嘲地笑了。
“你可以这么理解。”他把那份文件，又往我面前推了推，“字，签了吧。离岗的待遇，我给你争取到最高的一档。我知道这不公平，但这就是现实。”
现实。
多沉重的两个字。
我拿起笔，感觉它有千斤重。我的目光落在“离岗协议”四个字上，突然想起了很多年前，杨师傅第一次把车刀交到我手上时的情景。
那把车刀，冰冷，坚硬，却带着一种让人心安的重量。
杨师傅说：“卫国，握住它，就等于握住了你的饭碗。只要手艺在，到哪儿都有饭吃。”
师傅，我好像……要把这个饭碗，弄丢了。
第二章 家里的那口高压锅
走出厂长办公室，外面的天是灰蒙蒙的，就像我此刻的心情。
车间里机器的轰鸣声，曾经是我听了几十年最熟悉的交响乐，现在却变得格外刺耳。每一个节拍，都像是在为我送行。
路过我的车床，那台陪伴了我十几年的老伙计，静静地卧在那里。导轨上还泛着油光，是我昨天下午刚保养过的。我伸出手，想再摸一摸它冰凉的机身，手伸到一半，又缩了回来。
我怕一摸，就再也舍不得放下了。
几个相熟的工友看见我，想上来打个招呼，又都欲言又止，眼神里充满了同情和一丝庆幸。
是啊，走的不是他们。
我没跟任何人说话，径直走出了工厂大门。那块刻着“红星机械厂”的巨大牌匾，在灰暗的天色下，显得格外斑驳。我在这里，耗尽了我的整个青春。
回到家，天已经擦黑。
一梯两户的筒子楼，楼道里堆满了各家的杂物和蜂窝煤，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复杂的、属于生活的气味。
我掏出钥匙，手抖得厉害，插了几次才插进锁孔。
门一开，一股饭菜的香气扑面而来。老婆秀英正系着围裙在厨房里忙活，高压锅在灶上“呲呲”地冒着白气，声音尖锐而急促。
儿子小军坐在饭桌前写作业，头也不抬地喊了一声：“爸，回来了。”
“嗯。”我应了一声，换下鞋，把身体重重地扔进沙发里。
“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秀英从厨房探出头，看见我一脸颓丧，脸上的笑容立刻收敛了起来，“怎么了这是？脸色这么难看？跟人吵架了？”
我没说话，只是摇了摇头。
“你倒是说话啊！闷葫芦一个！”秀"英解下围裙，在我身边坐下，伸手探了探我的额头，“没发烧啊。到底出什么事了？”
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张折叠得皱巴巴的离岗协议，递给她。
秀英狐疑地接过去，展开。
她的视线在纸上扫了几个来回，脸上的血色一点点褪去，变得和那张纸一样苍白。
“这……这是什么意思？”她的声音也开始发抖。
“就是你看到的意思。”我的声音嘶哑，“让我提前离岗，说白了，就是下岗。”
“下岗？”秀英的声音陡然拔高，尖得像高压锅的气阀，“凭什么！你不是厂里的技术骨干吗？你不是劳动模范吗？那些整天不干活的都没下岗，凭什么让你下岗！”
她的反应，和我想象的一模一样。愤怒，不解，委屈。
“王厂长说，我的工资高，占指标。”我无力地解释着。
“放屁！”秀"英猛地站起来，在客厅里来回踱步，像一头被困在笼子里的母狮，“这是什么道理！干得好，干得多，反而要被赶走？没天理了！不行，我明天就去找他理论去！我去找工会！我就不信没个说理的地方！”
“别去了。”我拉住她，“没用的。这是厂里定的，是上面的政策。去找谁都没用。”
“没用？什么叫没用？”秀英甩开我的手，眼圈红了，“李卫国，你就是个！自己的饭碗都保不住！你让我跟儿子以后怎么办？小军马上就要上高中了，哪样不要钱？房子的贷款还有好几年才还完，你现在下岗了，我们一家人喝西北风去啊？”
她的每一句话，都像一把锥子，扎在我的心上。
我知道她不是真的在骂我，她是急，是怕。这个家，一直是我顶着。我的工资，是家里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我这根顶梁柱要是倒了，这个家就塌了。
“爸，妈，你们别吵了。”一直埋头写作业的儿子小军，不知道什么时候抬起了头。
他今年十五岁，正是半大不小的年纪，脸上还带着点婴儿肥，但眼神已经有了大人的模样。
“什么下岗？爸，你不去上班了？”他问。
我看着儿子清澈又带着困惑的眼睛，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
“大人的事，你别管，赶紧写你的作业。”秀英冲他吼了一句，把火气撒到了儿子身上。
小军撇了撇嘴，小声嘀咕了一句：“不上就不上呗，那个破厂子，整天一身油污味，有什么好的。我同学他爸，早就辞职下海了，现在都开上小汽车了。”
“你懂什么！”我再也忍不住，冲着儿子吼了一声。
这是我第一次对他发这么大的火。
小军被我吓得一愣，嘴巴张了张，最终还是没敢再说什么，低下头，假装看书，但眼圈也红了。
客厅里的空气，瞬间凝固了。
只剩下厨房里那口高压锅，还在不知疲倦地“呲呲”作响，像是在嘲笑着我们一家人的窘迫和无能。
那顿晚饭，谁也没吃好。
秀英把饭菜端上桌，就回了房间，我听见里面传来压抑的哭声。小军扒了两口饭，也说吃饱了，溜回了自己的小屋。
偌大的饭桌，只剩下我一个人。
桌上的红烧肉，是我的最爱，可我一块也咽不下去。我给自己倒了一杯白酒，是那种最便宜的二锅头，辣得呛人。
一杯下肚，胃里像烧起了一团火，可心里，却还是冰凉冰凉的。
我算什么劳动模割？算什么技术骨干？到头来，连自己的家都撑不起来，还要让老婆孩子跟着担惊受怕。
我这一辈子，活得到底图个啥？
夜深了，秀英从房间里出来，眼睛肿得像桃子。她没看我，默默地收拾着碗筷。
“我明天回趟娘家，看我弟能不能帮你找个活儿。”她低声说，声音里带着哭过后的沙哑。
“不用。”我拒绝了。我怎么能去求小舅子。
“不用？不用你有什么办法？”秀英把抹布往桌上重重一摔，“李卫国，现在不是要面子的时候！是咱们家要活命的时候！”
她看着我，眼泪又流了下来：“我知道你心里难受，你委屈。可日子总得过下去啊。小军还小，咱们不能让他跟着咱们吃苦。”
我看着她，心里五味杂陈。
这个跟我过了快二十年的女人，平时虽然爱唠叨，爱抱怨，但到了关键时刻，她心里想的，永远是这个家。
我走过去，从背后轻轻抱住她。
“秀英，对不起。”
她的身体一僵，然后开始剧烈地颤抖，压抑了许久的哭声，终于在我怀里爆发出来。
“你没错……错的是这个世道……”她捶打着我的后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窗外，月光惨白。
我们这个小小的家，就像是风雨飘摇中的一叶扁舟，不知道下一阵浪打过来，会不会就翻了。
而我这个船长，却在风暴来临的第一刻，就被甩下了船。
第三章 舅舅的老藤椅
第二天，我没让秀英回娘家，也没去厂里办手续。
我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大杠自行车，去了舅舅家。
舅舅家住在城南一个老干部大院里，房子是单位分的，很安静。院子里种着几棵高大的梧桐树，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我把车停在楼下，心里却有些打鼓。
我该怎么跟舅舅开口？告诉他，我这个他一直引以为傲的外甥，被工厂“优化”了？还是请他出面，找找老关系，看能不能让我回去？
无论哪一种，都觉得丢人。
在楼下徘徊了十几分钟，最终还是一咬牙，上了楼。
开门的是舅妈。她看到我，很是惊喜：“哟，卫国来了，快进来。今天没上班？”
“嗯，休息。”我含糊地应着，换了鞋进屋。
舅舅正坐在阳台那把老藤椅上，戴着老花镜，聚精会神地看着一份《参考消息》。藤椅有些年头了，坐上去会“嘎吱嘎吱”地响，但舅舅就喜欢它，说比任何沙发都舒服。
“舅舅。”我喊了一声。
舅舅抬起头，看到我，脸上露出了慈祥的笑容：“卫国来了，坐。”
他指了指旁边的小板凳。
舅妈给我倒了杯热茶，又去厨房忙活了。阳台上，只剩下我和舅舅两个人。
阳光暖洋洋地照在身上，可我心里却一点暖意都没有。
“看你这脸色，是遇到事了？”舅舅放下报纸，摘下老花镜，一双眼睛虽然有些浑浊，却透着洞察一切的锐利。
我低下头，双手使劲搓着，不知道怎么开口。
“是厂里的事？”舅舅又问。
我点点头。
“让你下岗了？”
我猛地抬起头，惊讶地看着他。
舅舅笑了笑，说：“不奇怪。你们红星厂的老王前两天来过，跟我聊了很久。现在的大趋势，就是这样。国家这盘大棋，总要有一些棋子，被牺牲掉。”
他的语气很平静，仿佛在说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我的心，却一下子沉到了底。原来他早就知道了。
“舅舅，我……”我喉咙发干，“我不甘心。我在厂里干了二十多年，没犯过一次错，技术上也是数一数二的。凭什么是我？”
“就凭你技术好，脾气也犟。”舅舅一针见血。
我愣住了。
舅舅端起茶杯，吹了吹热气，慢悠悠地喝了一口，才继续说：“卫国，我问你，你觉得，你那身手艺，是属于红星厂的，还是属于你自己的？”
“当然是属于我自己的。”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那不就结了。”舅舅说，“厂子不要你了，可你的手艺，还在你身上。天，塌不下来。”
“可……可手艺能当饭吃吗？”我苦涩地笑了，“离了厂里那些大家伙，我这点手艺，有什么用？”
“怎么没用？”舅舅看着我，眼神变得严肃起来，“你忘了你杨师傅怎么教你的？机器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李卫国能把德国专家都搞不定的机床调好，靠的是那台机床吗？不是。靠的是你的脑子，你的眼睛，你的手感。这些东西，谁也拿不走。”
他站起身，走到阳台边，侍弄着他养的那几盆兰花。
“时代变了，卫国。以前，我们讲究一颗红心，一个钉子，国家把你拧在哪里，你就在哪里生根发芽，闪闪发光。那是个好时代，也是个懒时代。因为你不用自己找饭吃，国家都给你安排好了。”
“现在，不一样了。国家顾不过来了，得让你们自己去找食吃。有的人，慌了，乱了，觉得天塌了。有的人，却觉得海阔天空，是个闯荡的好机会。”
他转过身，重新看着我：“卫众，你是哪种人？”
我被他问住了。
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我的人生轨迹，从十八岁进厂那天起，就好像被设定好了。上班，下班，拿工资，养家糊口，熬到退休。我以为，所有人都是这么过的。
“我……我不知道。”我老实地回答。
舅舅叹了口气，走回来，重新坐进那把老藤椅里。
“嘎吱”一声，藤椅发出了沉重的呻吟。
“昨天，王厂长的儿子，就是现在你们那个新厂长，也来过。”舅舅突然说。
我心里一惊。王厂长也来过？他来干什么？
“他来，是替他父亲，给我这个老头子赔不是来了。”舅舅的语气里，听不出喜怒，“他说，知道让你离岗，委屈你了。但是厂子不改革，就得死。几千人的饭碗，都得砸。他只能先从工资最高、资历最老的人下手，断臂求生。”
“他还说，他问过你，认不认识我。”舅舅看着我，“他说，你问那句话的时候，眼睛是红的，但腰杆是直的。他知道，你不是在求他，也不是在威胁他。你只是在问他，还记不记得这个厂子的魂。”
我的眼眶，一下子就热了。
原来，王厂长都懂。他什么都懂。
“那孩子，不容易。”舅舅说，“背着几代人的基业，顶着所有人的骂名，在一条没人走过的路上摸索。他比我们这代人，难多了。”
我沉默了。我一直以为，王厂长是个冷血无情的资本家，没想到，他也有他的难处。
“舅舅，那我现在该怎么办？”我迷茫地问，像一个找不到方向的孩子。
舅舅没有直接回答我。
他站起身，走到里屋，过了一会儿，抱着一个沉甸甸的木箱子出来了。
箱子是老式的，上面还挂着一把铜锁。他用钥匙打开锁，一股淡淡的机油和樟脑丸混合的味道，扑面而来。
那是我最熟悉，也最亲切的味道。
第四章 一张尘封的图纸
木箱子里，没有金银财宝，只有一套套保养得油光锃亮的工具。
有德制的卡尺，苏制的扳手，还有一些我叫不上名字，但一看就非常精密的量具。每一件工具，都像一件艺术品，静静地躺在红色的绒布上。
这是舅舅的宝贝，是他当年在部队搞研究时用的。
舅舅从中拿起一个最小的，像手掌一样大的小本子，递给我。
本子的封面是深蓝色的硬壳，已经磨得有些发白，上面没有任何字。
我疑惑地接过来，翻开。
里面不是日记，也不是笔记，而是一页页手绘的图纸。
图纸画得极其精细，用的是最细的鸭嘴笔，线条流畅而精准，每一个零件的尺寸，每一个公差的标注，都清晰得如同印刷出来的一般。
画的是一台发动机的局部结构图。
“这是我二十多年前，参与设计的一款坦克发动机的油泵。”舅舅指着图纸说，“当时我们遇到了一个难题，油泵在高强度运转下，一个关键的活塞环磨损得特别快，直接影响发动机的寿命。我们试了几十种材料，改进了无数次设计，都没能解决。”
他的手指，点在图纸上一个毫不起眼的倒角上。
“最后，问题就出在这里。一个零点五毫米的倒角。我们把它改成了非对称的渐变式倒角，磨损问题，就解决了。”
我凑过去，仔细看着那个小小的倒角。在整张复杂的图纸上，它渺小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就是这个细节，决定了一台发动机的成败。
“卫国，我想告诉你的是，什么叫手艺。”舅舅的声音，变得格外郑重，“手艺，不是你会开车床，会用铣床。那些，只要是智力正常的人，学个一年半载，都能学会。真正的手艺，是解决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的能力。”
“你能在德国专家都束手无策的时候，找到那零点零二毫米的误差，靠的不是蛮力，是你的经验，你的判断，是你这二十多年，用无数的汗水和失败，喂出来的直觉。这，才是你真正的本事。这个本事，红星厂给不了你，也拿不走。”
舅舅的话，像一道光，照进了我心里最黑暗的角落。
我一直以为，我的价值，是依附于工厂那台昂贵的机器上的。离开了工厂，我什么都不是。
可舅舅告诉我，我错了。
我真正的价值，是我自己。是我这双手，这双眼睛，这个脑子。
“可……可现在谁还需要这个呢？”我还是有些底气不足，“现在都讲究效率，讲究成本。东西坏了，直接换新的，谁还费那个劲去修？”
“那是他们不懂。”舅舅把那个小本子合上，重新放回箱子里，“卫国，你记住，这个世界上，永远有两种东西是稀缺的。一种，是能创造新东西的头脑。另一种，是能把旧东西修好，让它变得比新的还好的手艺。”
“第一种，我们这种人干不了。但第二种，是我们的看家本领。”
他重新坐回藤椅上，看着我，目光灼灼。
“别总盯着那些大工厂了。你的眼睛，要往下看。”
“往下看？”
“对。去看那些小作坊，小老板，甚至街边的修车摊。他们的机器坏了，买台新的，要几万甚至几十万，他们舍得吗？他们最需要的，就是一个像你这样，能花小钱，解决大问题的人。”
“你的手艺，在红星厂，一个月只能换几百块钱的死工资。但到了那些需要它的人手里，它可能就是金子。”
舅舅的一番话，让我茅塞顿开。
是啊，我为什么总觉得，只有在窗明几净的大车间里，操作着高大的机器，才叫工作？
街边那些修自行车，修电风扇的，不也一样是靠手艺吃饭吗？
虽然听起来，没那么体面。
“面子值几个钱？”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舅舅笑了，“当你能靠自己的手艺，让你老婆孩子吃上肉，过上好日子的时候，你就有天大的面子。”
他从口袋里掏出钱包，拿出一沓钱，塞到我手里。
“这里有两千块钱，你先拿着。去买一套像样的工具，再租个小门脸。别怕失败，你舅舅还没死，天塌下来，我给你顶着。”
我捏着那沓还带着舅舅体温的钱，眼泪再也忍不住，掉了下来。
我不是为钱哭。我是为一个长辈的理解和支持，为一个手艺人最后的尊严，被重新点燃而哭。
从舅舅家出来，天色已经偏西。
夕阳的余晖，给整个城市镀上了一层温暖的金色。我骑着车，感觉脚下那辆破旧的二八大杠，都轻快了不少。
我没有直接回家，而是绕着城南的工业区，骑了整整一圈。
这里有很多小的加工厂，塑料厂，印刷厂……门口大多堆着杂物，机器的轰鸣声从简陋的厂房里传出来，嘈杂，却充满了生命力。
我看到一个修摩托车的小店，老板正满手油污地埋头鼓捣着一个发动机。
我看到一个电焊铺子，刺眼的弧光闪烁，一个汉子正戴着面罩，在焊接一个铁架子。
我还看到一个磨刀的老头，守着一个嗡嗡作响的砂轮，街坊邻居排着队，等着他把钝了的菜刀磨得锋利如新。
他们每一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手艺，踏踏实实地活着。
他们的脸上，没有我这几天的颓丧和迷茫。只有专注，和一种靠自己吃饭的坦然。
我突然明白了舅舅说的“往下看”是什么意思。
我的根，不在那个越来越大的红星厂。我的根，就在这些最平凡的市井里，在那些需要被修理，被完善的机器里，在我这双，还能干活的手上。
回到家，秀英和儿子都在。
看到我，秀英的眼神里充满了询问和担忧。
我把舅舅给的两千块钱，放在桌上。
“秀英，”我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我准备，自己干。”
第五章 街角的第一声叫卖
“自己干？”
秀英和儿子小军，异口同声地喊了出来，脸上写满了不可思议。
在他们，或者说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观念里，“单位”就是天。自己干，那叫“个体户”，是不务正业，是投机倒把，是随时可能被政策打击的对象。
“你想好了？”秀英的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自己干，那不是把铁饭碗扔了，去泥地里刨食吃吗？万一……万一赔了怎么办？”
“铁饭碗已经没了。”我平静地说，“现在不刨，就只能饿死。”
我把白天在舅舅家的谈话，以及我自己的想法，原原本本地跟他们说了一遍。
我说，我不是要去倒买倒卖，我还是干我的老本行，修机器。凭我的手艺，我不信会饿死。
秀英听完，沉默了。她是个传统的女人，虽然嘴上厉害，但骨子里还是相信我的。她只是害怕，害怕未知的风险。
反倒是儿子小军，眼睛里闪着光。
“爸，我支持你！”他说，“我觉得这事儿靠谱！咱们院里王叔叔，不就是停薪留职，去深圳倒腾电子表，现在都成大老板了！手艺比倒爷可踏实多了！”
孩子的世界，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反而看得更清楚。
有了儿子的支持，秀"英的脸色也缓和了一些。
“那……那你准备怎么干？”她问。
“先在咱家楼下，找个地方，摆个摊。”我说，“咱们这个小区，老工厂多，下岗的也多，很多人家里的老电器坏了，都舍不得扔。我就从修这些小东西开始。”
“摆摊？”秀英的调门又高了，“李卫国，你可是市里的劳动模范！你去街边摆摊修东西？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
这确实是我心里最大的一道坎。
从一个受人尊敬的高级技工，变成一个街头巷尾的修理匠，这中间的落差，足以压垮一个人的自尊。
“妈，这有什么丢人的！”小军替我辩解道，“劳动最光荣，这不是老师天天在学校里教的吗？我爸靠自己的手吃饭，不偷不抢，怎么就丢人了？”
我看着儿子，心里一阵暖流涌过。
“小军说得对。”我看着秀英，“面子是自己挣的，不是别人给的。等我靠这个摊子，把家撑起来，把你的化妆品买回来，把小军的学费交上，谁还敢笑话我？”
秀英看着我，又看了看儿子，终于长长地叹了口气。
“我不管你了。反正这个家，是你当家。你要是真能挣回钱来，别说摆摊，就是去扫大街，我也不拦着你。”
这事，就算这么定下来了。
第二天，我就去厂里，把那份离岗协议签了。王厂长看着我，眼神很复杂，最后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了一句：“老李，保重。”
我没多说什么，办完手续，领了最后一笔工资和一笔微薄的补偿金，就彻底告别了那个我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地方。
没有回头。
接下来的几天，我用舅舅给的钱，和我的补偿金，先是去旧货市场，淘了一套成色不错的工具。钳子，扳手，螺丝刀，万用表，电烙铁……每一样，我都仔细挑选，拿在手里掂了又掂。
握着这些吃饭的家伙，我心里才算踏实了一点。
然后，我在我家楼下的一个拐角，靠近菜市场的地方，支起了一个小摊子。一张折叠桌，一个小马扎，旁边立了块木牌子，是我让儿子小军用毛笔写的，歪歪扭扭几个大字：“专业维修：机械、电器”。
开张第一天，我天不亮就起来了。
穿上我最干净的一件工作服，坐在小马扎上，心里七上八下，比当年参加技术大比武还紧张。
来来往往的人很多，买菜的，上班的，送孩子的……他们都会好奇地朝我这边看一眼，但没人停下来。
他们的眼神里，有好奇，有同情，也有一些我能读懂的，轻视。
一个上午过去，别说生意，连个问价的人都没有。
太阳越升越高，我的脸被晒得发烫，心里却越来越凉。
是不是我想错了？是不是我的手艺，真的已经不值钱了？
秀英中午给我送饭来，看我这冷清的样子，没说什么，只是把饭盒放下，又叹了口气。
那声叹息，比骂我一顿还让我难受。
我几乎就要放弃了。
就在我准备收摊的时候，一个拎着菜篮子的大妈，在我摊子前停了下来。
“小伙子，你这……能修收音机吗？”她指着牌子问。
“能！”我赶紧站起来，声音都有些发颤。
“我家里有个红灯牌的收音机，好多年了，前两天突然不响了，也找不到地方修。你给看看？”
“行，您拿来我瞧瞧。”
大妈回家把收音机拿了过来。那是一台很老旧的台式收音机，红色的木壳上已经有了不少划痕，但看得出，主人很爱惜它。
我接过来，插上电，果然一点声音都没有。
我拿出螺丝刀，熟练地拆开后盖。里面的电路板，布满了灰尘。我用小刷子，小心翼翼地把灰尘扫掉，然后拿出万用表，开始一根线一根线地测。
很快，我找到了问题。是一个电容被击穿了。
这是个很小的毛病。我从工具箱里找出一个备用的电容，用电烙铁，三下五除二就换了上去。
重新装好后盖，插上电，旋转开关。
“刺啦”一声电流声后，一个清晰的女声从喇叭里传了出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响了！
“哎呀！真的修好了！”大妈喜出望外，“小伙子，你这手艺真神了！多少钱？”
“您给五块钱就行。”我说。
“五块？太便宜了！”大妈从口袋里掏出十块钱，硬塞给我，“这收音机是我老伴留下的念想，多少钱都得修好！小伙子，你人实在，手艺又好，以后我家里有东西坏了，都找你！”
我捏着那张热乎乎的十块钱，那是崭新的，上面还印着工人和农民的头像。
这是我离开工厂后，靠自己的手艺，挣到的第一笔钱。
它比我以前拿过的任何一笔奖金，都让我觉得沉甸甸的。
那一刻，所有的委屈，迷茫，不甘，都烟消云散了。
我抬起头，看着街上川流不息的人群，第一次觉得，这个世界，好像也没那么糟糕。
只要手里有活儿，心里就不慌。
师傅，舅舅，你们说得对。
第六章 扳手上的新油泥
有了第一笔生意，我的小摊子，就像是生了根，开始有了些人气。
那位修好了收音机的大妈，成了我义务的宣传员。不出三天，我们这片儿的街坊邻居，都知道楼下新来了个李师傅，手艺好，收费也公道。
生意，就这么一点点地来了。
修电风扇的，换自行车轴承的，鼓捣接触不良的黑白电视机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活儿，挣的也是三块五块的辛苦钱。
但我不嫌少。
每修好一件东西，看到主人家脸上露出的笑容，我就觉得心里特别踏实。那种感觉，和在工厂里，完成一个大订单，完全不同。
在工厂，我面对的是冰冷的图纸和工件。在这里，我面对的是一个个具体的人，一段段具体的生活。
张大爷的电饭锅，是他女儿结婚时送的，用了十几年，锅胆都磨得发亮了，也舍不得换。
刘姐家的缝纫机，是她年轻时陪嫁过来的，现在还用它给孩子缝缝补补，改改裤脚。
这些老物件，在别人眼里可能一文不值，但在主人心里，都藏着一份沉甸甸的感情和记忆。
我修的，不仅仅是物件，更是人心。
我的名气，慢慢地传开了。不光是小区里的邻居，连附近一些小工厂的老板，也开始找上门来。
一天下午，一个开着面包车的男人，急匆匆地在我摊前停下。
“你就是李师傅吧？”他跳下车，满头大汗，“我有个机器坏了，你能不能跟我去看看？厂里都停产半天了，急死我了！”
我跟着他，去了他的小印刷厂。
厂房很简陋，就是个大铁皮棚子。里面一台国产的印刷机，正趴在那里，一动不动。几个工人围着机器，束手无策。
我一看那机器，心里就有数了。这种老式的机器，结构简单，但毛病多。
我没急着动手，而是先问了操作的工人，机器是怎么坏的，坏之前有什么征兆。然后，我戴上手套，像给病人听诊一样，这里敲敲，那里摸摸。
最后，我钻到机器下面，躺在冰凉的水泥地上，打着手电筒，仔细检查传动轴。
问题找到了。是传动轴上的一个齿轮，崩掉了一个牙。
这是个很刁钻的毛病。因为那个齿轮是非标件，市面上根本买不到。要是在以前的红星厂，重新加工一个，对我来说是小菜一碟。但现在，我手上只有一套简单的工具。
“师傅，怎么样？能修吗？”老板一脸焦急地问。
“能修。”我说，“但有点麻烦。”
我让他找来一块废钢料，一把钢锯，一把锉刀，还有一个台钳。
然后，我就在那个简陋的厂房里，上演了一出“手搓齿轮”的绝活。
我先用钢锯，把钢料大致锯出齿轮的形状。然后，把它夹在台钳上，用锉刀，一齿一齿地，硬生生地锉了出来。
没有图纸，没有量具。所有的尺寸，所有的角度，全凭我这二十多年的手感和经验。
两个小时后，一个和原来那个崩了牙的齿轮一模一样的新齿轮，出现在我手上。
我把它装上机器，开机。
“轰隆隆……”
机器，重新欢快地唱起了歌。
整个厂房的人，都看呆了。那个老板更是激动地握着我的手，一个劲地说：“师傅！你真是神了！你救了我的厂了！”
他当场就给了我五百块钱的修理费。
那是我摆摊以来，挣到的最大一笔钱。
拿着这笔钱，我第一次感觉到了舅舅说的那句话的分量——“你的手艺，到了需要它的人手里，它可能就是金子。”
我的生活，渐渐走上了正轨。
每天早上，我出摊。秀英不再唉声叹气，而是会提前给我准备好午饭，用一个军用水壶，给我装满热茶。
儿子小军，放了学，也不再像以前一样，一回家就钻进自己屋里。他会跑到我的摊子前，帮我打打下手，递个工具，或者干脆搬个小板凳，坐在旁边，看我修东西。
他对我，有了一种全新的，近乎崇拜的眼神。
有一天，他拿着他的物理课本，指着一个电路图问我：“爸，这个串联和并联，我总搞不明白。”
我拿过一个坏了的手电筒，一边拆，一边给他讲。电池怎么串联，灯泡怎么并联，开关的原理是什么……
我讲得深入浅出，比他老师在课堂上讲的，生动多了。
小军听得两眼放光。
“爸，你太厉害了！你比我们物理老师懂得多！”
那一刻，我这个当父亲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我失去了一个工厂高级技工的身份，却在儿子面前，重新找回了一个父亲的尊严。
扳手上沾染的，不再是红星厂那种带着计划经济味道的旧油泥，而是一种全新的，带着市井烟火气，也带着家庭希望的新油泥。
它有些脏，有些腻，却让我觉得无比踏实。
一天傍晚，我收摊回家，在楼道里，遇到了一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
是我的老同事，张伟。
他以前在厂里是开铣床的，技术也还行，就是人有点懒。
“卫国？”他看到我，有些不确定地喊了一声。
“是我，阿伟。”我笑着回应。
他上下打量着我，看着我这一身油污的工作服，眼神里充满了复杂的情绪。
“你……你现在……在楼下摆摊？”他问得小心翼翼。
“是啊，修点小东西，混口饭吃。”我坦然地回答。
他沉默了，半天，才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递给我一根。
“还是你行。”他点上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吐出的烟雾，都带着一股愁苦的味道，“我上个月，也被‘优化’了。现在天天在家里待着，老婆孩子都快把我烦死了。出去找活儿，人家都嫌我年纪大，又没别的本事……唉，这日子，真没法过了。”
我看着他那张比在厂里时，还要憔悴苍老的脸，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们这一代人，就像是时代列车上的乘客。有的人，被甩下了车，摔得头破血流。有的人，像我，虽然也被甩下了车，但凭着一身力气，还能扒着车皮，勉强跟上。
我不知道这趟列车，最终要开往哪里。
我只知道，我不能停下来。我得跑，使劲地跑。
第七章 王厂长的旧茶杯
我的修理摊，生意越来越好，名气也越来越大。
从修家电，到修机器，后来，连一些国营商店，甚至医院的设备坏了，都会通过熟人介绍，来找我。
我不再满足于街角那个小摊子。我用攒下的钱，在附近租下了一个十几平米的小门脸。虽然不大，但总算是个正经的铺子，风吹不着，雨淋不着。
我给铺子起了个名字，叫“卫国精修”。
儿子小军亲手给我写了招牌，字比以前写的，有力道多了。
开张那天，我没放鞭炮，也没请客。只是把舅舅和舅妈请了过来，在店里，吃了一顿秀英亲手做的饭。
舅舅看着我这间虽然简陋，但工具齐全，零件摆放得井井有条的小店，欣慰地直点头。
“卫国，你这就算……扎下根了。”他端起酒杯，跟我碰了一下。
我一饮而尽，酒是辣的，心是热的。
这天下午，店里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客人。
王厂长。
他不再是当初那个西装革履，意气风发的年轻厂长。他穿着一件半旧的夹克，头发似乎也白了些，脸上带着一股掩饰不住的疲惫。
他手里，拎着一个旧茶杯。
就是当初在他办公室里，我见过的那种，印着“红星机械厂”字样的白瓷缸。
“老李，忙着呢？”他有些局促地笑了笑，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
“王厂长？”我赶紧站起来，给他搬了个凳子，“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快坐。”
“别叫我厂长了，叫我小王就行。”他摆摆手，把那个茶杯放在我的工作台上，“这个……杯盖的把手掉了，你看看，能不能给焊上？”
我拿起那个杯盖。把手断得很齐整，应该是摔的。
这是个再简单不过的活儿。我拿出小焊枪，找了点焊料，几分钟就弄好了。为了美观，我还用砂轮，把焊点打磨得光滑平整，几乎看不出修复的痕迹。
“好了。”我把茶杯递给他。
“多少钱？”他从口袋里掏钱。
“王厂长，你这是打我的脸了。”我把他的手推了回去，“一个茶杯，算什么事儿。你要是真过意不去，就坐下，陪我喝杯茶。”
我给他泡了杯茶，用的也是那种老式的搪瓷缸子。
我们俩就坐在我这个小小的修理铺里，一时相对无言，气氛有些尴尬。
“厂里……还好吗？”最终，还是我先开了口。
王厂长的脸上，露出一丝苦笑。
“不好。”他摇摇头，“难，太难了。就像开着一艘破船，到处都是窟窿，我拼了命地堵，可水还是一个劲地往里灌。”
他告诉我，自从那次大刀阔斧的改革之后，厂里确实甩掉了一些包袱，但新的问题又来了。市场竞争激烈，产品没有销路，很多老师傅走了，年轻工人技术又跟不上，产品质量直线下滑。
“前两天，我们接了个出口德国的单子，一批高精度的轴承。结果，废品率高达百分之三十。德国人直接要求退货索赔，厂子一下就亏了上百万。”
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挫败和无力。
“我算是明白了。一个工厂，光靠先进的管理，光靠削减成本，是活不下去的。没有你们这些把技术刻在骨子里的人，再好的机器，再好的制度，都是空的。”
他端起那个修好的茶杯，摩挲着上面“红星机械厂”几个字。
“这个茶杯，是我爸当年用的。他跟我说，什么时候，这个厂子，能不再需要靠关系，不再需要靠牺牲老工人来求生存，而是能堂堂正正地，靠我们的产品，我们的技术，站在市场上，那才算是真正的活了。”
“可惜，我没做到。”
我看着他，心里百感交集。
眼前这个人，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厂长，而是一个和我一样，被时代洪流裹挟着，挣扎求存的普通人。
我们都想让这个厂子好，只是我们选择的道路，不一样。
“王厂长，”我说，“厂里那批德国的轴承，问题出在哪儿，你知道吗？”
他愣了一下，摇摇头。
“是热处理的工艺出了问题。”我说，“我前两天，碰到一个从厂里出来的老师傅，他跟我说的。你们为了赶工期，缩短了淬火和回火的时间。这样搞出来的轴承，看着没问题，但金相组织不稳定，精度根本保证不了。”
王厂长震惊地看着我，嘴巴张了张，半天说不出话来。
“这些……这些你怎么会知道？”
“我虽然人不在厂里了，但心还在。”我平静地说，“那是我干了二十多年的地方，就像我的家一样。家里的事，我哪能不关心。”
王厂长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在我这个小小的修理铺里，像个孩子一样，用手捂住了脸。
我没劝他。我知道，他心里积攒了太多的压力和委屈，需要一个发泄的出口。
过了很久，他才抬起头，声音嘶哑地对我说：“老李，你……能不能回厂里来？我给你设一个技术总监的岗位，专门负责质量和工艺。工资，你说了算。”
他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恳切和期待。
回到那个我曾经无比熟悉，又伤透我心的地方？
说实话，我心动了。
但看着我这个凝聚了自己所有心血的小店，看着墙上“卫国精修”四个字，我又犹豫了。
我该怎么选？
一边，是几千人的大厂，是我未竟的理想和情怀。
另一边，是我亲手打下的一片小天地，是自由自在，靠自己吃饭的踏实。
我陷入了深深的思索。
第八章 手艺人的根
我最终，还是拒绝了王厂长的邀请。
但我答应他，可以作为厂里的技术顾问，每周去厂里两天，帮助他们解决一些技术难题，带一带新来的年轻人。
我不要他的工资，也不要他的职位。
我只有一个要求：把那些真正有技术，有责任心，但因为各种原因被迫离开的老伙计们，都请回来。
王厂长答应了。
我的生活，进入了一种新的状态。
大部分时间，我守着我的“卫国精修”。小店的生意，已经稳定了下来，足够我们一家人过上比以前更体面的生活。我甚至还收了一个徒弟，是个从农村来的小伙子，手脚勤快，脑子也灵光，我准备把我会的，都教给他。
每周，我会抽出两天时间，回到红星机械厂。
再次走进那个熟悉的车间，我的心情很平静。机器还是那些机器，但操作它们的人，换了一批朝气蓬勃的年轻人。
我不再是这里的工人，而是一个老师。
我教他们怎么听声音，怎么看铁屑的颜色，怎么用最简单的工具，解决最复杂的问题。我把我从杨师傅那里学来的，我自己这半辈子摸索出来的东西，毫无保留地教给他们。
那些被我建议请回来的老师傅们，也成了各个车间的技术核心。
厂里的风气，慢慢变了。钻研技术的人多了，投机取巧的人少了。产品的质量，也稳步回升。
年底的时候，王厂长找到我，激动地告诉我，厂子扭亏为盈了。他们不仅还清了德国人的赔款，还接到了新的国外订单。
他非要塞给我一个大红包，我没要。
我说：“王厂长，这个厂子能活，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所有还对它抱着希望的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那天，我从厂里出来，正好碰上秀英来接我。
她现在在一家超市找了份工作，人也开朗了许多。我们俩并排走在回家的路上，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
“你说，要是当初你没下岗，现在会是什么样？”秀英突然问。
我想了想，笑了。
“可能，还是那个车间小组长，每天盼着发奖金，为儿子不听话发愁，跟你为柴米油盐吵架。”
“那现在呢？”
“现在？”我停下脚步，看着身边这个陪伴了我半辈子的女人，看着远处万家灯火的城市，心里一片安宁。
“现在，我还是我。一个靠手艺吃饭的普通人。但我觉得，我比以前，活得更明白了。”
是啊，活明白了。
我明白了，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他身在何处，职位多高。而在于，他能做什么，他能为别人，为这个社会，创造什么。
我也明白了，所谓的“铁饭碗”，从来不是那个单位，那个岗位。真正的铁饭碗，是刻在骨子里的手艺，是到任何时候都能自食其力的能力，是无论顺境逆境，都打不垮的精气神。
去年，儿子小军考上了大学，学的是机械自动化。
他说，他要像我，像他舅公一样，当一个工程师。但他要设计的，是更智能，更有效率的机器。
放假回家，他不再是那个对我的工作不屑一顾的少年。他会钻进我的小店，饶有兴致地看我修理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有时候还会用他学的那些新知识，给我提一些建议。
我们爷俩，常常为了一个技术问题，争得面红耳赤。
秀英就在一旁笑着看我们，然后给我们端来切好的西瓜。
那一刻，我觉得，这就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
前几天，我回了趟舅舅家。
他还是坐在那把老藤椅上，悠闲地看着报纸。只是头发，比以前更白了。
我把我新做的一个小玩意儿——一个用废旧零件做的，可以自动浇花的装置，送给了他。
他摆弄了半天，脸上露出了孩子般的笑容。
“卫国，你出师了。”他说。
我笑了。我知道，他说的“出师”，不是指我的手艺，而是指我的心。
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手艺人，真正的根。
这个根，不在某个工厂里，不在某个职位上。它就扎在这片土地上，扎在每一个需要我的地方，扎在我这双，虽然布满老茧和油污，却能创造价值，也能撑起一个家的手上。
有时候，夜深人静，我坐在我的小店里，听着窗外的风声，会想起1994年那个灰暗的下午。
如果当时，我没有问王厂长那句话，如果我没有去找舅舅，如果我没有勇气迈出那一步……
我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
其实，人生哪有那么多如果。
每个人，都会遇到自己的难处。关键是，当生活把你逼到墙角的时候，你是选择抱怨，还是选择转身，用自己的双手，为自己凿开一扇窗。
我想，我已经找到了我的答案。
一个人的靠山，到底是什么？不是你认识谁，也不是你拥有什么。而是，你会做什么。
大家说，是这个理儿不？
来源：小蔚观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