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萧华（1916年1月21日-1985年8月12日），男，原名萧以僔，出生于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潋江镇肖屋村，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上将，优秀领导人，杰出的政治工作领导者。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萧华（1916年1月21日-1985年8月12日），男，原名萧以僔，出生于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潋江镇肖屋村，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上将，优秀领导人，杰出的政治工作领导者。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罗荣桓同志为我党我军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毛主席和朱德委员长以深切的悼念之情，将他比作革命风云中的鹏鸟、雄鹰，形象地概括了他的伟大生平。每当我忆起与罗荣恒同志在一起战斗的峥嵘岁月，我都愈来愈强烈地感觉到：他那忠贞赤忱、光明磊落的品质，极像一面火红的旗帜，指引我冲越了战争的烽火硝烟，指引我在革命的征程中不断前进和成长。
1930年，是江西革命根据地猛烈发展的一年。6月，红四军、红三军、红十二军在长汀合编为红军第一军团，在北上途中，总前委委派我担任红四军军委青年委员。顶着7月酷暑，我到达了红四军军部所在地——距南昌百公里的刚刚占领的樟树镇。
在这里，我见到了红四军政治委员罗荣祖同志。他身材魁梧，脸庞略胖，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镜片后一双眸子闪着炽热的光亮，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严谨诚挚，和蔼可亲。
那时我才15岁，在政治工作队伍中是最年轻的。而组织却将在红四军里组建共青团的艰巨任务交给了我。当罗政委我我谈话时，我对他说：“我刚到部队，对情况不熟悉，还不晓得怎样开展工作……·”他微笑着点点头，首先鼓励我说：“萧华同志，前一段你在兴国县担任共青团县委书记，工作得
不错嘛！”接着，他又针对我刚到部队的具体情况说：“这次毛委员调你到红四军，这可与地方团的工作有区别呀。地方上主要是打土豪，分田地，组织少先队、儿童团，进行参战‘扩红’工作，而部队团的工作却要着重于对青年士兵逃行共产主义教育，鼓舞战斗意志，服从战争需要，为党在部
队的政治工作发挥助手作用。在目前这残酷紧张的战争环境里，在我们红军的创业时期，这是为我军政治思想工作打基础当中很重要的一环，可不简单呀！”
他又非常具体地嘱咐我，首先把各师、团的青年委员配齐，然后以一部分青年党员为骨干，组织好连队团的支部、小组，建立和健全团的生活。他又嘱咐我，要适合青年特点，通过多样化的方法开展文化活动。要生龙活虎，不能死死板板。要动员团员密切联系群众，在战斗中起模范作用和先锋作用……。
在罗荣桓政委的亲切鼓励和大力支持下，我们在行军作战的繁忙日子里，
仅仅用了个把月的时间，就把红四军的共青团组织普遍建立了起来，各级党委也都配备了青年委员。
罗荣桓同志不仅手把手地教我们如何工作，还手把手地教给我们军事常识，教我们打草鞋，在夜行军中判别方向。
有一次夜行军，我第一次碰到尸体，不免有点打怵，罗荣桓同志便鼓励我往前走，不要害怕。我在樟树镇第一次听到枪响，他又告诉我们怎样从子弹的声音判断敌人的方位、远近。
他对我说，等你听到子弹的声音，它早已飞过去了。打文家市，缴获了戴斗垣一匹黄骡子。我们又想骑又害怕。罗荣桓同志便吩咐马夫牵稳，鼓励我们大胆上…
罗荣桓同志是个有心人，因为他自己在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里任过连、营党代表，从实践中深深体会到政治干部熟悉基层、了解战士的极端重要性，所以也就有意给我下基层锻炼的机会。
在打下吉安以后，因为有更多的青年加入了红军，红四军组建了4个连建制的特务营，罗政委特地要我兼任第三连政治委员。这个连近百名战士，只有7条枪，其余尽是明晃是的梭镖。后来有二次在刁坑同散遭遇，特务营参加了突击战斗。我军打垮了敌人两
个团。于是我们换掉了梭镖，全都背上了步枪，心里充满了说不出的喜悦。
这期间，罗政委对我的工作抓得很细致，经常指导我怎样发挥党团员的骨干作用，怎样调查研究，怎样与比我年长的连长搞好团结，协同工作……。
在第一次反“围剿”的战斗中，我们特务营参加了活捉张辉瓒的龙冈战斗，嗣后又乘胜向东追击，参加了歼灭谭道源半个师的东韶战斗。
由于我们连在平时特别重视政治思想工作，所以上了战场，全连士气高昂，猛虎一样地冲锋陷阵，深受罗政委的称赞。
1931年4月，在第二次反“围剿”的战斗打响之前，我被任命为特务营政委。我们的部队隐敲集结于根据地前部的
东固地区，离敌人只有40里地。每天清晨，罗政委亲自领着我们爬山，练习抢占山头。
那时由于敌人的封锁，我军无油无盐，粮食短缺，罗政委就带着我们利用练兵间隙找野笋、野菜来充饥。在一个漆黑的夜里，我与他一块儿带着松明火把，在水田里为捉泥鳅、抓青蛙的战士们照明。
他对我讲：“咱们红军的政治工作，在平时就要有意识地、有目的地培养同志们吃苦耐劳的精神，与战士们同甘共苦。一旦上了战场，领导干部就要鼓舞士气，身先士卒，起到表率的作用。这样才能显示政治工作的威力。”
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罗荣恒同志向来是重视培养提拔新生力量的。他常说：培养干部只在老干部中打圈子，路子会越走越窄。我们配备干部，不能一律看资格，要重视德才，只要有发展前途，就要认真培养，大胆使用。”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到了山东，罗荣桓同志是115师政委，我是政治部主任，罗荣恒同志仍经常对我说，培养新生力量是带方向性的问题。”
师作战科的几个参谋都是参军不久的青年人，缺乏战斗锻炼和实际工作的经验，罗政委就经常帮助他们，不仅对他们起草的文件，详细指点，亲自修改，而且寻找机会，把他们放到尖锐复杂的斗争实践中去进行锻炼。许多当年经过他培养的青年同志，后来都成了我军的高级干部。
罗荣桓同志经常说，培养干部，首先要了解干部，做广大干部的贴心人。
有一次他生病，长期下不了床，我去向他汇报工作的时候，发现他对所有的情况几乎都知晓。当我觉着惊奇的时候，罗政委和悦地笑了笑说：“大伙接二连三地来找我谈心，对我来说，不正好是在病床上进行调查研究的
难得机会吗！”接着他又补充说：“关心爱护干部，才能为培养干部创造条件，我们可不能‘阎王爷开店，鬼都不上门’哟！”
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工作者，罗荣桓同志有极强的原则性。最令我难忘的是在干部队伍受到伤害、受到摧残的时候，他敢于挺身而起，保护革命干部。
1931年春，由于“左”倾错误的危害，红军有些部队采用逼供信的方式到处抓AB团，搞得人人自危。有人怀疑我们兴国县入伍的全是AB团，乱抓乱杀，许多与我在家乡一块入伍和被我带出来的好同志、好战友硬是给杀掉了。
我是兴国人，当时也就在个别人的怀疑之列。罗荣桓政委对这些无端的怀疑非常气愤，他说：“萧华从小就在兴国闹革命，到红四军工作后，也工作得不错嘛，又经过战争的考验，凭什么对他怀疑呢？！”就这样，我被保护了。
抗日战争初期，山东人民在全国抗日高潮的推动下，先后在许多地区发动了抗日武装起义，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蓬勃开展起来。但由于国民党留在该地的正规军和地方军很多，加上王明右倾错误的影响，山东地方党的个别领导同志，没有以主要精力认真发动基本群众，独立自主地建立根据地，山东抗日战争的局面难以进一步打开。
1938年4月，山东省委一位同志到达延安，向毛主席汇报山东的情况时，毛主席就答应派一支主力部队去。后来，在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党中央决定派兵到山东。这个艰巨而光柴的任务就落到了罗荣桓同志的肩上。
1938年秋，我奉总部和罗政委之命
率领一—五师三四三旅机关和一部分部队，进抵冀鲁边区的乐陵城，整编了当地武装,组成“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
翌年3月2日，罗荣桓同志亲率六八六团到达鲁西地区。第二天，便在郓城西北奔袭敌伪重要据点樊坝，全歼敌伪1个团，为创建鲁西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早在1937年9月，一一五师在平型关地区就曾给日军著名的板垣师团以歼灭性打击，因此我们一进入山东即为日军所注目，敌人便寻找各种机会对我进行报复。
对于踏上中国土地的凶恶的日本侵略者，罗荣桓同志总是将它置于历史的长河中，以深邃的政治眼光进行分析的。他有一次对我们说：“我们中国100多年来的历史反复证明，只有将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人士组织起来，艰苦奋斗，才能完成中华民族抗击外来侵略的艰巨任务，才能打败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而组织和领导如此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担当。因此我们必须坚持毛主席所提出的独立自主的原则，否则山东的抗战工作是没有前途的。”
就这样，在罗荣恒同志领导下，山东军区提出了独立自主广泛开展分散性、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的方针，各部队一面大力发展地方武装，一面实行了主力地方化，组织了许多精干的小分队，像匕首、投枪似地出没在敌人中间，到处钳制敌人，打击敌人。同时又抽调大批人员组成武工队，采取各种斗争形式，深入敌占区开展工作。
罗荣桓同志亲自给各个小部队规定任务，指示方法，使他们坚决执行了“避强击弱，避实击虚”，“速打、速决、速走”，“打赚钱仗”等战术原则，我广大军民在山东的土地上伸出无数个铁的拳头，沉重地打击侵略者。另外，我们还广泛地开展了对敌政治攻势，
进行瓦解敌伪军的工作，普遍实行伪属登记，宣传我军宽待俘虏的政策，开展“唤子索夫运动”。伪军中谁做了对人民有益的事，就给记一个红点；谁做了坏事，就记一个黑点。红点多的可以赎罪，黑点多的要受到人民武装的惩罚。
政治攻势与游击战争相结合的结果是，人民战争的火焰熊熊地燃烧起来了，日本侵略者完全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地位。
例如，活跃在鲁南铁路沿线的铁道游击队，断铁路，炸火车，卸开车厢挂钩，就给枣庄、滕县等地敌人以很大威胁。
有一次，我穿越敌占区前往太行山，向北方局、总部去汇报工作时，白天就是在距枣庄七八里地的青纱帐里隐伏的，游击队和群众给我们送来了大饼、枣子和米汤；夜间，铁道游击队掩护我们穿越了铁路，群众就在我们过去之后扫净了马蹄印，然后去向日军报“平安”……总之，在短短的时间里，根据地建设得更好了，山东的土地变成了埋葬侵略者的坟墓，我们
却像蛟龙归海一样，可以活动自如、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
罗荣恒同志卓越的领导艺术，更集中地体现在指挥广大军民进行反“扫荡”、反“蚕食”的战争当中。
1941年冬，日本侵略者出于战略上的迫切需要，调动5万人马，对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进行空前残酷的所谓“铁壁合围”的大“扫荡”。在相当艰苦的50天反“扫荡”中，沂南县的留田突围是最惊险的一幕。
敌人出动了坦克和骑兵，动用了几十门大炮和数百挺轻重机枪，分成十一路从四面八方压向沂蒙山区，把我们一—五师领导机关和集结在留田一带的部队重重包围了。举目望去，大路、小路、山谷、田野，就连放羊的山径上，都是黄溜溜的日本兵。
很显然，敌人是不借血本，孤注一掷，决心要以大于我们20倍的力量置一一五师首脑机关于死地。
在军事会议上，大家围着地图对突围方向议论纷纷，有的主张往东，有的提议向北，也有的坚持向西。罗荣桓同志穿着灰棉军装，扎着黄皮带，打着人字形绑腿，穿着旧布条打成的草鞋，不言也不语，耐心地听着同志们的分析和争论。大伙争论得难解难分，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罗政委。
只见他大手一挥，斩钉截铁地说：“我的意见应该向南突围！”往南，明明是敌人的心脏临沂呀！对罗荣桓同志的决策，大家感到相当吃惊。罗荣桓同志环视着大伙,眼镜后面的眸子分外有神，他镇定自若地分析道：“日军扫
荡”，妄想围歼我们山东的指挥机关，集中兵力向我中心区合围，后方必定空虚，我们乘机插到他的大本营临沂地区，他们是料想不到的，这就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就这样，我们机关直属部队两三千人马在茫茫夜色里，部队一律枪上刺刀，压满子弹，而且勒住了马嘴，宣布了不许打电筒、不准咳嗽的行动纪律，在仅余2里多宽的两山空隙之中向南穿插。
那天晚上，我随先头连走在前面，看得见大小山头上火堆连着火堆，火堆旁闪动着敌人巡逻兵的身影……情况果然像罗政委分析的那样，敌人后方空虚，戒备不严，他们也万万没有料到，一一五师会有这样的虎胆。
结果是我们没费一枪一弹，安全地、巧妙地跳出了5万敌人的严密包围。
突出重围以后，我们转移到了蒙山地区。罗政委立即安排了反“扫荡”的第二步，他声音洪亮地告诉我们：“现在我们要折回头往北走，重新杀回沂蒙的中心根据地去！
他的脸上掠过一丝忧虑，深情而激动地说：“同志们，沂蒙山区是咱们的老根据地，那儿的群众与我们血肉相连，前天敌人在那里扑了空，现又在布置新的‘合围，必然要像疯狗一样地在根据地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我们要坚决地杀回去，把敌人的主力调出来，粉碎日军的‘扫荡’。“
我们乘着夜雾往回插。那个晚上，无月无风，一片漆黑，日军恰好又分成
七八路，偷偷摸摸地往南反扑了。他们穿着大皮鞋，为了不发出响声，全都在公路两旁的田地里走。我们的侦察排，悄然前进，在前面担任向导的民兵，有的竟然在黑地里摸到了日兵头上的钢盔（日军执行命令很机械，不到合围地点，谁也不许打枪）。
就这样，在罗荣桓同志的带领下，我军健儿在几路日军的间隙中穿插而过，又杀回了沂蒙根据地，坚持了40多天的战斗，先后打了400余仗，歼灭日伪军6000余众，粉碎了空前的大“扫荡”。
表面上看，这种战法很危险，实则很安全。罗荣桓同志骑着他的骏马“花斑豹”，经常在最紧张的时候，带领着我们穿隙插空，声东击西，像飘忽的迅雷闪电，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
作为我军的一位高级将领，罗荣桓同志具备着一个军事家特有的气度和魄力。
记得我们1930年初秋第二次攻打长沙转移到株洲的时候，已是黄昏时分，红军战士们正在吃晚饭。我们和当时任红四军政委的罗荣桓同志围坐在一张方桌旁，边说边笑，正吃得津津有味，突然空中传来了由远及近的“嗡嗡”声，警卫员报告，敌人的飞机来了。大伙劝罗政委避一避，他不慌不忙地说：“先让战士们疏散吧。国民党这破飞机，成不了什么气候。”
说罢，仍然照旧说笑，照常吃饭。外面相继传来了炸弹的呼啸声，爆炸声，警卫员也再三再四地催促我们隐酸，就在这时，一颗炸弹穿透房顶，落到了我们的饭桌上。说也巧，
炸弹未炸，我们的饭盆却给砸翻了，饭菜四溅，灰尘弥漫，大伙目瞪口呆。
罗荣桓同志发现那沾满了菜汤的家伙，却原来是一颗迫击炮弹，禁不住开怀大笑起来。他一面笑，一面招呼警卫员：“来呀，收拾一下，咱们还要吃饭嘛！”搬走了炮弹，重新上菜盛汤，我们又照样吃饭了。那时候，我就由衷地钦佩罗荣桓同志的胆识和气质。
抗日时期到了山东，在同凶险狡猾的日本侵略者较量的时候，越是我们的高级司令部，越发为日军“扫荡”的重点目标。这期间，我们简直就是在刀林剑丛中前进的，时时刻刻都处于险境。可罗荣桓同志却是异常的镇定、沉着而老练，望着他的神态、动作，听着他的分析、指点，同志们都觉着
有了主心骨，自然会信心倍增。
1939年7月底，日军趁我们一一五师进山东不久，集中400余人，携带两门野炮，在鲁西平原上横行霸道，寻找我主力作战。罗荣桓同志亲临前线，布置部队预伏在梁山附近，他自己安详地迈步来到梁山庙前。
战斗中，子弹、炮弹不断地在附近飞啸、爆炸，而罗政委一面指挥战斗，一面不停地摇着扇子。直至第二天日军全歼，两门野炮被我缴获之后，他才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尘土，摇着扇子离开了阵地。“
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櫓灰飞烟灭”，长期在罗荣桓同志身边，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我们共产党人战斗精神的火花……
在长期的战斗生活中，罗荣桓同志给我留下的是一个实事求是、朴素无华的革命长者的形象。他戴一副近视眼镜，自已又是大学生出身，外表庄重严肃，内心一团火热，对革命赤胆忠心，对同志关怀备至，在红军队伍中，他是最受欢迎的领导人之一。
在红军时期，营以上的主要干部都有一匹马，而罗荣桓政委的马，不是骑着负伤的战士，就是驮着病号；再不，就是摞得高高的枪支和背包。罗荣桓同志自己经常和大家一起走路。没有床，他就和战士们一起睡在稻草堆里，冬天棉衣少，他把自己的棉衣让给战士。
他经常对我们说：“带兵就要爱兵，从政治上爱，从生活上爱，才能团结一心，战胜敌人。”
有时在戎马空您的战场上，通信班的小鬼给他送来了急件，他总是高兴地说：“来，伸开手掌！”郑重地在他手心写上两个字：“收到。”送信的小鬼深情地望着罗荣桓同志，翻身上马，疾驰而去…
全国解放后，有人问罗荣桓同志：“你在山东的那几年，我们大家都感到工作好做，心情舒畅，这是怎么回事？”当时，罗荣桓同志只简要地讲了两句：“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实事求是地对待革命，对待同志嘛！”
这简单的回答，实际上是罗荣桓同志的革命精神的最真切的写照。
罗荣桓同志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严于律己。早在井冈山时期，他就和同志们一起下山背米，上山打柴,同吃红米饭,同喝南瓜汤，养成了艰苦奋斗的习惯。在中央苏区，有一年，因为天气酷热，蚊虫叮咬，许多战士们生了疮，影响了战斗力。当组织上规定大家不要喝生水，不要吃辣椒的时候，身为军团政治部主任的罗荣桓同志，也严格地这样做了。他是湖南人，最喜欢吃辣椒，尤其在物质生活极其菲薄的情况下，能带头不吃辣椒，可不容易呀！
到了山东，特别是1942年，久旱不雨，战斗频仍，他又多病，在部队缺食的情况下，他作为高级领导者，仍然带头和我们一块吃地瓜藤和烂梨子做成的煎饼，管理科的同志为了照顾他，想额外弄点小米，他都不允许。
罗荣桓同志以身作则不仅仅表现在艰苦奋斗方面，要求部属做到的，他都注意首先从自己做起。
在红军时，为了活跃部队的文化生活，他积极支持机关组织了业余剧社
（战士剧社的前身）。尽管他本人并不喜欢跳跳蹦蹦，但为了做到官兵同乐，他仍然和聂荣臻、罗瑞卿等同志一道亲自登台演戏。
罗荣桓同志的好思想、好作风，既体现在日常生活的琐碎细事中，也体现在兢兢业业的踏实工作中。他作报告，写文章，总是从事实出发，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简要明了，绝无空洞乏味的八股腔，更无哗众取宠的虚浮气。可以说。他是以质朴、求实的精神，赢得了全党同志和全军将士的尊
重和钦佩。
人们常说，烈火炼真金，战争的残酷火焰，也严峻地考验着罗荣桓同志的意志和毅力。1945年4月，在延安即将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罗荣恒同志和我是正式代表，那时候，山东解放区正处在反攻的前夕，罗荣桓同志重病在身，脸色黄黄的，林月琴同志和奥地利医生罗生特一直紧张地守护在他的身边。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去开会，会
后可以在延安治病，那里无论是医疗条件还是生活条件，都要比在山东敌后好。可是他却与我相商：“我的意见，咱俩请示中央，我们不去参加延安的代表大会了，山东目前处于反攻前夕，有许多准备工作亟需完成，我看我们还是以有力的实际行动来迎接这次大会的召开吧。你看行么？”
就这样，在山东这块富有光荣传统的土地上，罗荣桓同志一直带病坚持到抗日战争最后的胜利。
“负病齐鲁扫敌寇”——罗荣桓同志是以惊人的革命毅力与日本侵略者斗争到底的。毛主席说过，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从罗荣桓同志长期带病坚持作战的奋斗生涯中，我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一点。
致敬罗荣桓元帅！
来源：二十四桥观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