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76年10月2日凌晨，北京城的街灯依旧昏黄。中南海里，一份加急电报从人民大会堂送来，提醒中央领导人注意国外媒体的最新动向——纽约几家主流报纸正准备整版报道“按既定方针办”这六个字。电报落款：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1976年10月2日凌晨，北京城的街灯依旧昏黄。中南海里，一份加急电报从人民大会堂送来，提醒中央领导人注意国外媒体的最新动向——纽约几家主流报纸正准备整版报道“按既定方针办”这六个字。电报落款：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电报送到华国锋手里时，他刚结束一场深夜会议。毛主席去世不到一个月，社会情绪仍在高位，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华国锋抬眼望向墙上的挂钟，秒针发出清脆声响，他很清楚：必须有人立即控住国内传媒阵地。

选择耿飚，是出于多重考量。耿飚出身红军，抗战、解放战争、外交一线都干过，熟人缘，懂外事，也懂军队。更重要的是，耿飚在军内外口碑极好，办事稳。有人打趣说，他是“带刺的玫瑰”，碰起来麻烦，却最能顶事。

10月3日清晨，华国锋在怀仁堂见到耿飚与北京卫戍区副司令某某。开门见山：“中央决定，你们马上接管中央广播事业局，确保无线电、电视信号安全。”叶剑英坐在一旁，轻轻点头。

耿飚听完，立刻答：“任务可以完成，但要一份手令，最好您亲笔。”这一句话，语速很慢，连用词都带着军事口气——简洁、直接。

华国锋略一沉思，提笔写下：耿飚同志代表中央，到广播事业局主持工作，期间所作决定即视同中央决定。落款、日期、钢笔字，一气呵成。字不多，却给足耿飚权威。

不出半小时，手令被封进公文袋。耿飚带着北京卫戍区副司令登车直奔复兴门外。当时的广播事业局院墙不高，却聚集着全国信息最集中的枢纽。

车刚停稳，门岗见了军装与公文袋，稍显诧异。耿飚没作寒暄，直接递上手令。局长邓岗读完，眼神由疑到定，一声“明白”算是表态。对话只有这一句，却等于一纸军令状。

局内迅速进入战备状态：播控室加派军警，线路加密，夜班主持人换成思想过硬的老编辑。值班表由耿飚亲自划线，一目了然。不得不说，这种“先军后文”的做法，在当时只能成功，绝无第二条路。

10月3日晚，耿飚没有离开。他让值班室摆三张行军床，命令简短：“大家穿衣睡。”怕电话铃一响耽误秒数，甚至要求灯常亮。有人后来回忆：“那晚像在前线。”

与此同时，纽约联合国总部。代表团与乔冠华紧急沟通，删去公开讲话中关于“既定方针”的内容。乔冠华接到密码电报时，离演讲稿定稿只剩不到两小时。支撑这一切的，正是耿飚在北京确保国内不出现信息反噬。

有意思的是，不到三天，电波里关于六字遗言的提法突然断流。社会面先是疑惑，随后归于平静。北京街头，售报亭里的报纸不再出现大字标题，群众日常话题也逐渐回到油盐酱醋。

华国锋在后来的零散谈话中说，“那几天，耿飚顶在一线，避免了更多误解。”他没夸张。试想一下，如果广播、电视被别有用心者抢先一步，舆论会怎么翻腾？1976年全国刚经历唐山大地震、毛主席逝世，民众心理脆弱，承压极限。

值得一提的是，耿飚在局里只干了不到两周，就把工作移交给原班技术骨干，并留下两条原则：第一，凡涉重大政治信息，必须走四级审核；第二，一旦出现突发新闻，统一与中央办公厅对表，口径只能有一个。简短，却管用。

耿飚离开前夜，邓岗请他吃便饭，算作送行。耿飚挥手拒绝，只说一句：“局势未稳，留神。”依旧是大战临走的语速。没人再提宴席，甚至没有合影。

10月中旬，中央正式通报：所谓毛主席“按既定方针办”六字遗言，属流传失实。新华社通稿发布，广播局同步全文播送。社会舆情迅速降温。此时回看整个过程，发现环环相扣：外交线、军线、宣传线，一步不能错。

外界常关注政治斗争的台前，却少有人注意到后台的技术环节——线路、话筒、电码、蓝屏，每一次切换都可能改变舆论走向。耿飚的短暂进驻，恰好堵住了最大的不确定。

遗憾的是，关于这段往事，公开资料并不多，只在若干采访和回忆录里点到即止。有研究者认为，这种低调处理正是当年危机应对的一部分：事成之后，不留痕。

1976年末，北京入冬，寒风裹着槐叶。广播事业局恢复常态，夜班编辑偶尔会提起那几张行军床，没人再用，却始终没搬走。对他们而言，那是一个时代的见证。

来源：我是学叔